摘 要：话语体系及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领域，其实质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率先垂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合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逐步形成了以革命战争为主题的“革命话语体系”，实现了其价值规范和科学理念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新时代，探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构建的中国革命话语体系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
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话语体系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方式。话语及话语体系产生于社会发展的实践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国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系统化的话语表达，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阶段、斗争形式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探索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与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历史语境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毛泽东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理论依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需求。马克思曾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9-10而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形式“掌握群众”[1]9，这就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普及过程中特别重视发挥语言艺术的作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有的放矢”[3]819“星星之火，可以燎原”[4]97等脍炙人口的话语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5]534废止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534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关键在科学理论被群众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大多数人民认可，进而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首先，“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亡日益加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各阶级联合起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正确的救亡图存之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抗日主张赢得了各阶级的广泛认可和拥护，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国共两党终于停止对抗，达成合作协议，一致抗日，抗日救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突出主题。但是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财力、物力和兵力不足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日本对华战略随之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对中国国民党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逐渐背离统一战线，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5]591的三大口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其次，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共产国际对中国支部的领导方针由前期的原则性指导改为直接参与中共内部政策的制定，甚至直接干涉党内事务、人事任免、军事路线等等，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发展。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并且要避免直接干预各党的内部组织事务”。[6]共产国际的这种原则性调整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领导力量的合法性，党的内部组织更具自主性和创造性，这就为毛泽东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良好的组织环境。
最后，从党的发展状况来看，延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力量也不断壮大，但由于革命队伍总体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平良莠不齐，这就急需在党内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增强了全体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破除了党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特别是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和理论文章，如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为党员干部思想转变起到了拨开迷雾的作用。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跨越地域、民族的科学性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话语相通性。首先，关注现实生活的话语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了强烈的人文关怀，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其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极大关切，在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过程中把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其终极目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具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和人文关怀，如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思想；其次，重视躬行实践的话语相通性。话语本身就是人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交流符号，虽然不同地域文化所产生的话语符号形式不同，但其内在逻辑却有一定的同构性；再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重视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在实践中检验和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践行在这一方面体现尤为突出，产生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躬行实践”的思想。
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对中国革命话语权的争夺。正如有学者指出：“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是领导权之争。”[7]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统治，阐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导致其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探讨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建设原则，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和理论指导。
实践中毛泽东提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8]，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载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熟知和运用的话语。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通过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来掌握人民群众，产生了“哲学大众化”“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等口号。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3]851这一时期涌现的代表性成果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通过大量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生活例证来说明哲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力图破除人民群众对哲学的恐惧，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用“无风不起浪”来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说明事物之间的现象和本质等，其目的就是让没有哲学基础的普通民众也能听得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路径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实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认识，立足社会现实需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途径。
(一)党的坚强领导为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上发生过许多争论，探索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整风运动、中共七大等重要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特别注重把党的建设与革命实践的需要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通过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广泛运用。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正式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内思想也达到高度统一，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二)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优化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社会心理
延安时期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利益。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发展生产和革命的需要，在边区推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通过减轻农民的负担，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采取了“三三制的形式”，实现了党和政治相分离，使得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更加民主，团结了社会各阶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化建设方面，推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普及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扫除文盲，满足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其次，大兴调查研究，立足中国实践，实事求是。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109，号召一切工作者必须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最后，创新典型示范教育，增强话语说服力。边区政府将“全边区农村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在边区生产大会上授予吴满有，号召全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劳动英雄模范的评选和参与行使民主政治实践使劳动人民第一次感受到劳动者的尊严，大大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参政积极性。
(三)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是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离不开党，党执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9]因此，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推进马克主义大众化的原动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党的方针、政策被人民群众所了解、认同。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和感知最直观的就是党员的作风。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就在于加强对党员的监督管理，切实从严治党，坚持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社会矛盾的激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结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应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深刻认识到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首先，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教育。教育厅刊印了中小学教育的各种课本，并结合边区人民的生产实践，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帮助边区人民提高文化水平，扫除文盲和半文盲，具体形式包括：冬学、民校、夜校、读报组、识字组等，使边区大多数民众都具备读写能力，整体上提髙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其次，创办大量报刊杂志。为了实事求是地向全国人民介绍边区，消除来自国民党反动派和海外敌对势力对共产党和边区的污蔑，化解广大群众对边区的误解，我们党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大批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第三，延安时期，文化艺术在党的帮助和引导下也逐渐走上大众化的道路，文艺创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文艺创作极大地服务于革命的需要，这一时期创作的文艺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代表作品有：歌曲《南泥湾》，歌剧《白毛女》《母亲》，话剧《雷雨》等。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基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主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话语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启示。
(四)多元化的传播形式为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话语载体
加强学生在数学课堂中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提高其数学水平是我国教育部所下发的主要要求。培养独立思考能力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是我们教学的重要实施对象，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使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得到淋漓精致的开发。尤其是我们教师在实施教学途中要相对感性些，注意合适情景，让学生有胆量去表达自己。教师也要肯定他们独立思考的好行为，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表现自己善于思考的能力，从而激励他们坚持努力，逐步提高思维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四、毛泽东延安时期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当代启示
采用自动气象站(美国,Campbell公司)测定温室内的日平均温度Tmean, ℃)、相对湿度(RH,%)、总辐射(Rs,MJ/m2/d)。
由于城市水系统的复杂性，水系统的水—能关系研究涉及众多方面。目前，城市水系统水—能关系领域的研究多数是单独针对水系统某一环节的研究，如水厂、污水处理厂、高楼供水等的能耗研究；这些研究是水系统能耗研究的基础，但还达不到系统的层面，系统研究十分缺乏。本文侧重从系统层面介绍城市水系统水—能关系的研究进展。
(一)提炼标识性的大众话语概念，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11延安时期，我们党正是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新时代我们党和政府要更加注重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谓解决好、回答好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问题，就是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任。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党和政府宣传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我们党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足中国社会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度。十八大以来，我国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在改善社会民生方面做了诸多努力，集中体现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方面。例如：号召社会各界团结一致打赢一场脱贫攻坚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等等，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困难。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阵地建设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关键就是话语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一方面，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熟悉群众的语言风格，运用简单浅显，丰富多样的形式进行理论宣传，坚决反对空洞乏味的政策宣讲；另一方面，整合利用民族话语资源，将大众话语体系与传统民族话语相结合。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自觉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大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党中央特别注重用民族的传统语言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和挖掘传统民族话语资源，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相适应。毛泽东引用大量典故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用“矛盾”说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用“愚公移山”说明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用“有的放矢”来形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充分挖掘民族语言内容，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方式，使得老百姓容易理解。
(三)实现话语体系构建与人民需要对接，回答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
新时代，进一步提炼具有标识性的、符合时代发展的话语概念，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提炼标识性概念，设置创新性议题，紧扣时代主题，提出“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互融通、“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标识性概念，为国内当前各项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强大动力，这些议题能够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关键是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果脱离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陷于经典文本的汪洋大海，理论研究就会失去方向和时代引领力。我们应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准确把握文本中的原则，从现实出发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断丰富理论内容，进行理论创新，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力和生命力。
本文认为产城融合主要体现在功能融合、要素融合、空间融合。①功能融合是指既要有考虑产业发展方面的经济功能，又要考虑以人为本的居住功能、服务功能、文化功能等。②空间融合是指将产业空间格局、城市空间格局实现有效衔接。③要素融合是指要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工业园区和城市之间实现有序流动，以达到信息共享、服务共享、资源共享，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1]。
(四)敢于应对西方话语的挑战，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性发展优势，在各种外衣掩盖下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渗透，“非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层出不穷。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其一，厘清概念。马克思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0]当前我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常常陷于西方提出的概念中无法自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没有明确的理解和辨析，导致在维护和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工具，这就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要厘清一些常用但易被误解的政治话语的概念，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概念的内涵；其二，提供学理性支持。当前由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在学理上仍有诸多不彻底、不明晰的地方，理论研究甚至大大落后于社会实践，这就为西方理论界提供了可乘之机。多元化思潮的泛起和西方话语的挑战是当代创新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课题，我国理论界学者必须从历史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学理上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其三，必须不断推进意识形态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想牢牢掌握话语权必须立足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站在包容的角度上指出各种价值观的优缺点，在对话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联系实际，不断与时俱进。
(五)善于运用新型网络媒体引导舆论传播，争取主动发声
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就是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传媒格局。可以说当今时代如果不懂得运用网络新媒体，积极引导舆论传播，主动发声，就难以掌握马克思主义时代话语权。因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应以理解和尊重为话语原则，力求实现平等对话。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主流媒体的最大薄弱环节，话语表达流于形式、缺乏新意，“套话”“空话”现象显著，话语内容多为对党和政府政策、法令、法规的单一解读；其次，以陈述和呼吁为主要的话语表达方式，努力达到“内外共生”的状态。“内外共生”就是一方面通过对受教育者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软实力来引领人的思想行为，塑造其认识，改造其实践活动方式。另一方面注重外在的理论灌输方法来强制让受教育者接受；再次，以简洁准确，通俗易懂为基本要求的话语风格，突出平民化的特点。传统的、系统化的长时间阅读逐渐被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所取代，简洁准确的话语满足了这一需求；最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新传播方式，加强大众化话语的传播力度。在延续传统交流平台的同时，充分开发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手段，例如：微博、微信、知名社交网站等传播手段。同时，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建设区域化、层次化的社交平台，在宣传方式上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延安时期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方法，大大增强了思想理论教育的实效性。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已成为我国理论工作者面临的紧要课题。延安时期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历程和主要方法对新时代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话语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生12：还有，我们由△APN∽△BMP可得比例式可以得到AP·BP=AN·BM，然后因为AP=BP，所以类似的式子还可以写两个，那就是AP2=BP2=AN·BM．
将2016年1月-2017年1月90例老年人腹部手术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ASAI级12例,II级33例。男23例,女22例;年龄60-79岁,平均(67.11±2.13)岁。对照组ASAI级13例,II级32例。男24例,女21例;年龄61-77岁,平均(67.31±2.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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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Zedong′sContributiontotheConstructionofChineseRevolutionaryDiscourseSysteminYan′anPeriod
SUN Xiao-kai1,LI Hong-bing2
(1.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00,Jiangxi;2.School of Marxism,Yan′an University,Yan′an,716000,Shaanxi)
Abstract：Discourse system and discourse right are important fields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and their essence is the form of social ideology with values as the core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During Yan′an period,th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took the lead in setting an example,combining the Marxist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integrating the uniqu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gradually formed a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with the theme of revolutionary war,thus realizing its value norms and scientific concepts to b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the masses,united the masses and laid the mass found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In the new era,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in Yan′an period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ao Zedong; Yan′an Perio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5-0068-05
收稿日期：2019-04-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延安红色文化育人研究”(JJD770048)
作者简介：孙晓凯(1990—)，男，山西沁源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宏斌(1965—)，男，陕西子长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齐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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