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卢卡奇于1919年发表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收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同名文章的最初稿。在这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女作中，卢卡奇不仅初步规定了“历史”“总体”“辩证法”“阶级”等核心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内在联系，而且建构起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逻辑构架。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构成青年卢卡奇“新世界观萌芽”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对于我们深入把握卢卡奇的思想发展脉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今年恰逢该文发表一百周年，在此将其译为中文，以飨读者。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
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无论在资产阶级著作中，还是在社会主义著作中，都已成为争论的焦点，并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一方面，那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一样，不去从事实出发，反而力图通过不断为他们的圣经辩护来接近真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已经争吵不休，他们对于一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备哪些必要条件（sine qua non）①此处及下文中使用斜体的文字皆以英文原文为依据。——译者注，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科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原来的许多观点——但即便如此，马克思的批评者们也要考虑这些批评是否有权界划任何一个特殊的主题。当然没有。而我们那些自诩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比马克思的批评者们还要固执。但在我们看来，关于某人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并不取决于他对个别观点的真理性的信仰，而是取决于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方法。我们姑且假定——尽管这一点不会被承认——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马克思的所有论断都是错的。我们可以毫无异议地接受这种科学的批评，而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阐明这种方法的本质。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任何想要通过“改善”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而背离正统之路的企图，实际上已经致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肤浅了。
马克思的方法就是革命的辩证法。在阐明这个辩证法概念之前，让我们先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一种理论，一种理论方法如何能成为革命的？先前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一种理论只有在超越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时才能成为革命的理论。因为事实仅在于：正确的思想能够使由其指导的对象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不断将正确的思想付诸实践就会改变现实。
但是，即使伯恩斯坦的反对者，自诩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捍卫者的考茨基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对辩证法以及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力表示轻蔑。因此，仅仅断言资本主义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主张资本主义不是通过渐进发展而是通过革命而被清算的，这是不够的。这种主张必须遵循辩证法的本质。只有这样，革命才不会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像考茨基那样）；只有这样，它才赋予一切思想和行动以意义和指引；只有这样，它才成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必然的、活的统一。考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抛弃了辩证法，尽管不是公开这样做的。伯恩斯坦则公开宣称对他来说，最终目标没有任何意义，行动才代表一切。考茨基和合伙人已将最终目的奉为某种超自然的神的角色，将其置于在各方面都脱离直接现实的崇高地位。因此，在他们的行动中，他们保留了所有同伯恩斯坦主义者一样的机会主义特征。他们的最终目的论仍然延续着：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充斥在各种演讲、文章和著作之中，偶尔也会出现在引人注目却毫无价值的小册子中。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完全不适合把他们的行动引向革命的方向。因为这种辩证的革命的方法的本质就在于，运动和最终目标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在黑格尔辩证法的话语中，被马克思、恩格斯几乎一成不变地继承下来的观点是：不断增长的各种量的差异（quantitative differences）会在某一点上突然变为一种质的差异（a qualitative difference）。不过，我们这里的任务既不是论证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不是阐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应用。我们只需要指出，对马克思来说，革命既不是“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发展”，正如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也不是一系列的政变，正如错误的诠释者所宣称的那样；而是一种从工人运动的正常而持续的有机发展到资本主义规律崩溃的突然转变：一种从不断增长的量到质的突然变化。正常工人运动的每一个契机（moment），工资的每一次增长，工作时间的每一次减少等等，都是一种革命行动：它们汇聚成的那个过程，在某一点上会突然变为某种质的新东西。这反过来就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崩溃。但是，这些个别契机只能被转变成与辩证法相统一的革命行动。对于那些只看到个别契机的人来说，工人阶级运动就被贬低为一种改良主义的讨要工资的运动。在突然变化的瞬间，在革命的时刻，他们会为“取得的成功”感到焦虑、无助和害怕。即使孤立地来看，这些成功充其量也只是保证工人们获得小资产阶级式的富裕，实现资产阶级化。然而，当面对革命现实时，这些个人相比于那些不能认识个别契机的革命本质、不能将个别契机以革命的方式融入他们的意识的人来说，就不再感到无助。因为从革命的立场来看，革命的可能性和环境的“成熟”不过是这种突然的辩证变化发生的那个瞬间（instant）。的确，这一契机是潜存于每个瞬间（instant of time）中的一种可能性，但它不能像天文学家计算一颗彗星的出现那样具有同样的确定性而被事先决定。由于这一契机的辩证本质，只有当工人运动意识到对他们来说理论与实践就像运动和最终目标那样构成一个单一的统一时，这个瞬间才会从可能跃变为现实。当运动的每一个单一契机被有意识地从总体性角度来思考时，当每一个单一契机被有意识地实现为一种革命的行动——当且仅当这样，运动才能克服它在革命现实面前的无助。革命现实不再使工人阶级运动沦落为始料不及的灾难，就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多数欧洲工人运动领导者所遭遇的那样。相反，革命现实将作为希望的实现而到来，从内部和外部都为之做好准备，就像为在每个单一的行动契机中发生突然辩证变化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一样。
因此，接下来，辩证方法的基本原则和黑格尔哲学的具体概念就变得清晰了。简言之，它意味着整体优先于部分，部分必须由整体决定，而不是部分决定整体。在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斗争中，马克思触及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孤立地看待经济过程中的单一要素（elements），基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建构经济学体系。这样一来，虽然它能解释在既定条件下生产是如何进行的，但它不能解释这些条件是如何产生的。换句话说，最初创造这些条件的历史过程本身是如何从无到有的。①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莫斯科，未注明出版日期，第117页。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对那些像蒲鲁东一样“曲解”辩证法的人们提出了严厉批判，因为他们的辩证分析只是孤立地列举了一个概念或者一种制度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然后通过避免错误和坏的方面来实现否定之否定，最终达到更高的统一。而这种批判同样适用于许多当代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注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无法从概念上超越决定着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那些条件框架。他们将这些条件视为永恒的规律，看作人类生存的必然的副产品。但实际上，它们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它们在资本主义规律的语境中产生，注定将伴随这一规律而消失（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家庭和宪政国家）。
只有辩证法能够胜任这项任务。只有借助辩证法，我们才会明白：无论以何种方式，每个概念都必须变成它的对立面；无论以什么方式，每一种生产制度和社会秩序都必须在自身中并通过自身创造出使自身瓦解和毁灭的因素。没有辩证法，我们在杂乱无序的事实面前就会不知所措，徒劳地指望这些事实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事实从来不能指导有意义的行动。它们总是能被从各个角度来评价和思考。那些只以事实为指导的人们必然会在相互冲突的各种可能性中无助地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他们会变成折中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比如伯恩斯坦和跟随他的德国人，这几乎囊括了整个欧洲社会民主运动。
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种辩证方法。这种方法已经使科学革命化了，它的本质特征是：观念不再是那种一旦被定义就再也无法改变其意义的僵化的框架，不再是孤立的只能在抽象中加以理解的思想结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living realities），这种现实会生成一种持续过渡和突然变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观念就创生出这样一个过程：各个个别观念必然变成它们的原始公式（original formulation）的对立面，变成它们的自我否定，正如在否定之否定中那样，它们将在更高的统一中获得调和，并无限循环下去。举一个著名的例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和系统的生产组织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基于自身发展的必要性而大大向前推进了，但通过剥削直接生产者而崛起的资本主义本身必然被摧毁。换句话说就是，剥夺者必然被剥夺。②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伦敦，未注明出版日期，第760—763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代表着对建立在自身劳动基础上的个人财产的否定。这个由它自身引起的自我否定的自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统一。
马克思的方法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它恰好避免了这两种抽象的极端。马克思总是从一种更加全面的总体性（comprehensive totality）角度来看待整体（whole），从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过程角度来看待整体。其他思想家还从来没有摆脱抽象，更加果断地从行动和现实生活角度来思考社会。同时，他决不会将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对立看作只停留于感觉和本能行动的一个理由。对于马克思来说，作为一个黑格尔的真正的学生，具体不是思想的对立面，而是相反：具体是只有思想才能把捉的东西。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②参见Beiträge zu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Contributions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German edition, p.xxxvi.遗憾的是，匈牙利文版忽略了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方法来说必不可少的导言。——卢卡奇注因此，真正的起点是完全的整体，是具体的总体。而所有的部分，无论是运动的一个环节（moment），还是社会或经济生活的一种现象，都只能且必须从这个整体中、从对这个整体的具体洞察中加以理解。思想的主要任务——从思想自身来说，它总是倾向于孤立地考虑单个现象和各个环节——是在每一种情况中复归原点，使自身提升到整体的统一。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抽象地思考单一现象和各个环节。这是整体的总体性和统一性对部分的抽象孤立性所具有的无条件支配权，这构成了马克思社会理论和辩证方法的本质。坚持这种方法（不只是照搬个别词句）就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最先认识到经济学概念是被历史地决定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首先不仅要从彻底的生产变革角度来看待社会生活现象，而且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生产的变革。就像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那样，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看作一个同质的过程（homogeneous process），一个不间断的革命的解放过程。然而，马克思同他们的差异在于——准确地说，在这一方面马克思超越了他们——马克思认识到这个过程的真正动力是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并能够融入到世界历史过程的具体总体之中，融入解放过程之中。这就使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社会秩序看作是必然的，却又注定要灭亡的了。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才使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成为可能：首先，认识到它们是必然的；其次，认识到它们同时也是暂时的和注定要灭亡的。这两点都是至关重要的：前者防止了所有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所倾向的抽象乌托邦主义；后者则纠正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既有的法律秩序的力量和必然性的高估，这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听从于“事实”的安排，而不是让他们的行动发挥作用和改变现实本身。
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带着“科学的”面具，试图将辩证法从马克思思想中清除出去，宣布它是黑格尔哲学的过时的遗产，因而不再适合于只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现实”的“诸事实”之上的现代科学。他们甚至指责马克思不惜违背事实与现实来迎合他的方法，从而要求用一种“中立”的科学方法来取代辩证法。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根除掉“辩证”的方法就等于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力与力量。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仅凭经验研究，比如只凭事实的积累，就能产生革命的必然性，革命行动的必然性高于并超过任何既定活动的暂时特性，无论是易懂的活动，还是可接受的活动。
利用测得的针铁矿比表面积数据，计算出针铁矿表面羟基位的密度，即单位面积的羟基位浓度，由此表征针铁矿表面的羟基活性。
工团主义者犯了同样的理论错误，他们相继迷失在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骚动的迷宫之中。从孤立地解释经济学概念的抽象性中，他们推导出整个社会秩序的抽象本质。换句话说，他们将其看作某种脱离真实生活的东西。他们从这些事实中（当然，这些事实对于工人阶级运动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推导出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彻底异化，但是他们无法超越这种异化，而只是否定它和抽象地拒斥它。因此，他们必然看不到引领未来、走向新的无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他们从孤立而抽象的视角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个别制度（比如议会制度），但却不能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而只是表现为一个没有具体目标的无产者所拥有的那种抽象的革命热忱。在他们眼中，工人阶级运动和普遍斗争将在自身中终结，成为神话的一部分，从而被排除在被视为一个伟大而必然的过程的历史之外——如果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激烈批判的资产阶级生产制度也走了同样的道路，也被排除出历史了。①我们希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团主义（syndicalism）是同黑格尔式的正宗马克思主义（authentic Marxism as Hegel）相关的，准确地说，是同工团主义哲学家伯格森（Bergson）相关的。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卢卡奇注
Thus,the motor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EHA system is
除了基于上述两点的统一之外，革命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意味着，革命行动是建立在辩证法之上的。即使从这个方面来说，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漠视了马克思主义从古典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实理论（the theory of reality）。这样一来，他们就失去了所有的革命活力和动力。马克思的现实理论不同于现实中的日常观念，后者是已经存在并真实存在的东西，充满了机会和偶然性。对他来说，现实是某种必然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在同质的、总体的历史过程中必然给定的阶段。尽管现实构成了普遍存在的基础，但是在它的真正现实中，在它的彻底统一中，现实会被思想所消除。另一方面，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所误导，在那里，马克思不断为现实辩护，反对空洞而抽象的概念建构。结果，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概念和一般的存在概念混淆了。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现在依然如此。譬如，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从世界历史进程中孤立地看到世界大战的简单存在，并将这种世界大战看作真正的现实，而没有从中看到世界大战与帝国资本主义崩溃过程的统一，没有相应地将无产阶级的行动看作一种必然从世界大战中产生的世界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有关战争的方面，他们就变成机会主义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战略方法上，而且表现在他们墨守成规的行动上。他们没有察觉到隐藏在战争背后和战争之外的东西：世界革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现实，这是唯一能够作为有意义的战略标准的行动。作为修正政治的机会主义就是这种轻视现实概念的唯一可能的后果。如果找不出其他证据表明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这些老对头都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那么，只要看看他们在面对战争时迅速结成的密切合作就足够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真正正统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关注这些所谓的“事实”。他们不理会诸如德国人已经取得胜利并确保掌握了在任何时机都能进军彼得格勒、占领乌克兰的军事机会这样的“事实”。列宁和托洛茨基懂得真正的现实，即世界革命的必然物化（the necessary materialization）；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而不是“事实”，他们调整了自己的行动。现实证明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对的，而那些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倡导者则像风中摇摆的芦苇一样犹豫不决，他们只根据“事实”来调整行动，在每次胜利或失败之后就改变战略，而在需要做出真正决策的时候却不知所措。
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做决策，做真正的决策，做先于事实的决策。要想理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就要成为即将发生的事实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无助地从左转向右，他们感到无助，是因为事实是孤立地彼此相续的，有时它好像指向某个方向，有时它又指向另一个方向；是因为他们还需要辩证知识来应对迷宫似的复杂性。
当下各个学校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构成离不开教育部门的重视与推进。时代变革也会在无形中影响到教育体系，早期板书加粉笔的教学模式不再适合现今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教育信息化成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针对当下国内各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广大教师也应顺应时代发展将本校信息化工作落到实处。学校从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入手，硬件设施由信息网络、用户终端等基础设备构成，软件则由主操作平台，各教职部门管理软件组成[4]。这些教育管理信息化利器及时、迅速地将学校现阶段各项工作的状态与进展呈现了出来，从更高的角度进行切入协助了学校各系统开展工作，强化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强度。
今天，无产阶级也面临着相似的决断。那些思想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所束缚的无产阶级领导者们仍然在焦虑地等待着“事实”的指引。革命的时刻真的到来了吗？无产阶级自己可以掌控的生产制度成熟了吗？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他们要想从“事实”中找到答案是徒劳的。那种由“事实”清楚无误地指引革命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他们对这些“数据”所做的“一丝不苟”的检验将被证明只是白费力气。有些数据总是吓人的，但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勤勉”而产生的革命机会就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了吗？现实即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亦即历史过程的统一所传递的消息是非常清楚的：革命就在这里。每一个认识到资本已经完全成为生产的障碍的时刻已经到来、意识到剥削者必将被剥削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用最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之一费希特的话来回应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有悖于这个过程的“事实”的祷文：“事实就是如此越来越糟糕。”
摘星楼筑在谷中央最高的石峰顶上，稍逊于此峰的另外两座石峰与之鼎足而三，峰顶分别筑有觅星殿与赏星居，风和日丽的晴天，夕阳沉没之前，便是将最后一片暮色铺展在摘星楼、觅星殿、赏星居蓝绿的琉璃飞檐上，令平素朴实无华的檐角在此一刻，闪闪发光，好像是由黄金铸就。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9）04-0049-05
收稿日期：2019-04-0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工艺学的翻译与研究”（18ZXC002）
作者简介：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男，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政治活动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理性的毁灭》（1954）、《社会存在本体论》（1970）等。
译者简介：张福公（1990— ），男，山东邹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
①这篇文章是《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的最初稿，后来经过大幅扩展，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一部分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英文版参见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p.1-26.）。——编者注
②1919年，卢卡奇以匈牙利文在布达佩斯出版了小册子《策略与伦理》（Georg Lukács, Taktika és ethika, Budapest:Közoktatásügyi Népbiztosság），其中便包括《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1968年《,策略与伦理》被译为德文，收录于《卢卡奇全集》第二卷 (Georg Lukács Werke, Band 2, Darmstadt: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中；1972年，迈克尔·麦克考兰（Michael McColgan）根据德文版首次将其译为英文，并于1973年、2014年两次再版。本文是根据2014年英文版的《策略与伦理》（Georg Lukács, Tactics and Ethics, 1919―1929: The Questions of Parliamentarianism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4, pp.19― 27.）译出。——译者注
③关于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1919）一文的思想内容与理论意义的研究，参见拙作《再探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及其逻辑演进——从〈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最初稿谈起》，《学术交流》2017年第11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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