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项南陪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视察厦门大学时参观鲁迅纪念馆。左二为齐心，左三为项南，左六为习仲勋
2015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波音公司参观时，登上一架即将交付给厦门航空的波音787“梦想飞机”，动情地回忆起厦航初创时期及自己在厦门市副市长任上参与的一些事，称赞厦航是中国航空发展的缩影。2017年9月3日，习近平在厦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到“这里的厦门航空公司，绩效也是很好的”。随着中外各大媒体的宣传报道，已然步入全球主要航空公司行列的厦航，再次在全球大放异彩。
1984年厦航的创建，率先开创了地方创办民航公司的历史先河，而此前厦门国际机场的建设，也远远地走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前面。在中国地方航空多姿多彩飞向世界的征程中，厦门国际机场和厦门航空的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意义。
项南把航空港建设当作重中之重来抓，万里支持
福建和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自然地，两省里头的四个经济特区，便是“排头兵”中的“尖兵”。1981年1月下旬，项南上任伊始，就到闽南，考察厦门等地的投资环境。厦门虽已开始创办特区，但所谓的特区，不过是湖里一小块寸草不生的荒芜沙地。能够作为资本反复向外界介绍的，不外乎太古码头。可这太古码头周围打的还是木桩，泊位通航能力只有几千吨。不仅太古码头，就连整个厦门，似乎还沉睡在远古中。
没见着一点特区的讯息和朝气，项南自称“心都凉了半截”。但他毕竟有颗火热的心，另有算盘，有冲天气魄：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特区。在此情况下，福建的改革开放工作、特区工作，绝不能局限于2.5平方公里！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设想，甚至还多次找中央负责同志力争。
在厦门特区管委会召开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项南开宗明义地提出：“没有机场，就没有特区。要下决心在厦门建飞机场，既然搞特区，又是对外开放，就一定要飞出去。”
他决定晚上就住在这里，他坚信扬扬还会回来的。半夜，听到门口响动，他猛地开门，一把拽住了正要躲闪的扬扬，把整个人抱了起来，抱到床上，吻着扬扬满脸的泪水。他发誓，不管怎样，一定不会放弃她。
2月27日，项南在省委常委“吹风会”上进一步强调：“厦门没有机场，厦门经济特区是存在不了的，问题就是这么尖锐！”
尖锐的问题还不少，最头疼的就是财政袋子空空。厦门市委第一书记陆自奋进京向时任交通部部长的老领导叶飞汇报情况，说厦门财政捉襟见肘、发展举步维艰。叶飞感同身受，当即拍板从交通部并不宽裕的资金中挤出300万元的外汇额度供厦门使用。就这点钱，让陆自奋兴奋得一夜没睡。
搞基础设施，如果按老办法，全靠国家投资，依靠国家订计划上项目，这样排队不知要到何时，终将一事无成，坐失良机。但如果靠自身力量，显然也不现实。全省财政收入一年才十来亿元，怎有可能拿出那么多钱？
项南响亮地提出：“没有基础设施，就缺乏对外开放的环境。等，是等不出特区来的！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奇迹。”
在改革开放这个新生事物面前，项南要带着福建，按邓小平的指示，“杀出一条血路”走上正道，但无章可循，无从指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改革开放最初一年余，福建也并非一树未栽一花未发，只是需要项南带着全省上下有选择地进行培育，修枝剪叶，坚持对的，修正错的，拓展新的。
(3)对钢轨进行打磨。波磨出现后，会反过来激化和加剧轮对黏滑振动，促进波磨进一步发展，波深越大则波磨发展越快，构成恶性循环。钢轨打磨中断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过程，减缓了波磨发展速率。
项南一来就听不少外商反映，他们本来很想到厦门投资做生意，但因为没有机场，从陆上走一趟厦门，地球已经转了好几圈，所以总是让人望而却步。他还清晰地看到，来华外商与外国游人越来越多，海外华人华侨回来寻根、祭祖、旅游、贸易投资更是络绎不绝，福建虽已开通厦门至香港的海上客运航线，但往返一趟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且常常超负荷，根本不能满足需要。
没有航空港，是福建对外开放的一个严重瓶颈。连一个民航机场都没有，福建怎么“先行一步”？厦门特区怎能“特”得起来？
在和福建科学家座谈时，项南说：“厦门不修机场，就缺少搞特区的条件……没有航空港，根本谈不到特区的问题。”
4月中旬，项南到漳州军用机场迎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结果在同安马巷堵了近4个小时，前后左右都陷入一片车海，动弹不得。那天，他急得没办法，却也急出一个坚定想法来：建设厦门机场势在必行！
兰德对电子邮件的兴趣并不限于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人员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性通用电子邮件系统的构想，为每个美国居民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并为那些上不起网的人提供计算机公共接入和经济援助。
刹那间，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项南的脸上。在改革开放这“第二次革命”中，项南为了福建的改革开放大业，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也在以命相搏！
万里在车上一听项南汇报要建机场，马上赞同，还说如果不这样，交通这个突出问题就无法解决。
项南把航空港建设当作重中之重来抓。其实，福建与航空很有缘分。1919年8月，中国制造的第一架水上飞机就是在福州马尾造船厂诞生的。至1931年，马尾造船厂共制造17架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只因身处“前哨”，福州成了全国通航最晚的省会之一。直到1974年12月，才从义序机场升空了第一架客机首航上海，奏响了福建民航兴业的第一篇乐章。但随后5年，福建民航仅开辟了3条航线、4个航班，客货运载量均处于低水平状态。
中药结合针灸治疗：中药汤剂基本方剂：生苡仁50 g、草河车30 g、板兰根30 g、黄芪30 g、龙胆草15 g、银花15 g、大青叶15 g、连翘15 g、马齿苋15 g、赤芍15 g、全蝎10 g、甘草6 g；上述药物配水400 mL煎服，分早晚分服。
义序机场太小，跑道太短，净空条件也不好，不改建，就无法起降大型飞机。务必上档次扩建义序机场，使之从小型军用机场发展为军民合用的4D级机场！可钱呢？当时全国所有机场不是由军方就是由民航局修建，扩建义序机场也应不例外。
校园足球研究的作者地域遍布在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见表6），地域分布广泛，但地区差异明显，分布不均衡．从表6可以看出，校园足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湖北、山东、江苏和辽宁等地，共发文76篇，占发文总量的61.29%，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足球运动开展活跃有关．
面对找上门来的福建省领导，国家民航局也爱莫能助。
福建硬是垫上了这笔不菲之款，在机场原有基础上动工新建。1982年完工，客货载运量增加了2倍。
看到福州到北京两个半小时就能飞到，到广州一个多小时就可降落，三叉戟、波音737等大中型客机均能起降，省里领导十分高兴。而后，在项南的主张下，福建和军方合作办起了军地“联航”，开风气之先。
李秀青（1995-），女，山西晋中人，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5天后，张遗受福建省政府委托，与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授权代表、总工程师穆罕默德·格兰德草签了《厦门机场项目贷款协议》。该基金会以每年三厘三的低利率，向福建提供600万第纳尔（当时约合2200万美元）的长期优惠贷款，用于修建厦门机场。
艰难说项、玉汝于成的立项
建厦门机场比扩建福州机场困难多了。当初福建省垫钱扩建福州机场，已是特大新闻。纵观国内各个机场，都是国家统一安排建造，福建省如此独辟蹊径，兄弟省份还称之为用好了特殊政策呢，哪知人家的苦衷！
现在的问题，却不是垫不垫钱了，而是厦门机场能不能被列入计划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操盘控制一切，100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都须经国家计委批准才能立项实施。建机场耗资巨大，更不能例外，而要纳入国家计划，困难重重。
国家计委口头给出的理由不少，比如：“厦门每年公路、火车进出的客流量不过百万，能有多少人坐飞机呢，建机场为时过早。”
福建省分管外经工作的副省长张遗不同意此说，认为：“我们在没有机场的情况下讨论是不是有人来坐飞机，是静态的、停滞不前的看法，没有意义，像在争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因为没有飞机，交通不便，所以来厦门的人才来得少。”
1981年10月，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张林和、副局长张云友，来到省委会议室受命。项南强调：“扩建福州机场，修建厦门机场，是为福建经济起飞插上两只翅膀。现在看你们的了。”
这把火没烧灼计划的制定者，却被指无理取闹。
改革开放，总有碰撞，项南在一片反对声中却毫无惧色，知难而上，决心破釜沉舟。
张遗建议，在尊重科学、不违反基建程序的前提下，由省政府审批厦门机场这个项目的文件，为上马争取时间。
项南毅然拍板。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省政府就把审批手续全部办完，纳入福建省1982年度基建计划，经费由省里自筹解决。
厦门建机场方案充实后上报国务院。国务院说必须通过中央军委。军委的意见是，厦门离台湾很近，是海防前线，怎么能建民用机场？一个“不安全”，一下子给顶了回来。
军方的理由当然很充分。项南就此请教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杨司令呀，你说是咱解放军厉害还是‘国军’厉害，是我们怕人家还是人家怕我们？”杨成武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解放军强，他们怕我们嘛！”
项南不客气地说：“我看不完全是这样吧，要不他们面对我们厦门敢搞建设，而我们厦门搞个机场就有人反对，难道厦门就一直这样下去，不搞建设啦？”
在转录水平，细菌通过不同的σ因子来调控基因的转录，从而有利于细菌应对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为了研究σ因子对AsrC在不同应激条件下转录的影响，选取rpoE和rpoS缺陷株(ΔrpoE，ΔrpoS)，分析无应激、酸、氧和高渗应激下AsrC的表达.Northern blot(图1A)和qRT-PCR(图1B)结果显示，在ΔrpoE中，与无应激相比，酸应激可以增加AsrC的水平，氧和高渗应激使得AsrC的水平略微下降；在ΔrpoS中，高渗应激下AsrC表达明显增加，其它应激AsrC水平基本不变.以上结果表明，rpoE参与了酸应激下AsrC转录的调节，rpoS参与了高渗应激下AsrC转录的调节.
1983年5月，项南 （前左一）陪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 （前左二）视察厦门
“当年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台湾吹嘘共产党只解放了福建的地，福建的天还是国民党的，刘司令一怒之下，马上带领天兵天将，把国民党空军给反了出去，牢牢掌握了福建的制空权。他当年在福建前线可是建了不少机场呢！如果我们到现在还缩手缩脚，连厦门机场都不敢建，我想他九泉之下有知，也会嘲笑我们的！”
项南深知杨成武和刘亚楼战友情深，于是，继续激将。
果然，杨成武大手一挥，断然道：“项南同志你说得有道理，我坚决支持你建机场！”
反观口语化程度相对较强的《美国国情咨文》，因其在短语连接结构和名词化等特征上使用程度较低，分别只有7．6个/千词和22个/千词，进而增多了时间状语、地点状语等以辅助场景的指代，以及WH主位从句来明确人物关系的属性，如例3(划线部分为时间状语，斜体部分为WH主位从句)。
项南带着省长和几个书记、副省长，与杨成武一前一后去北京做工作。军方的态度始终还是那个意思：厦门搞这个机场，不是在金门的炮火射程之内吗？你花那么多钱，几炮就给轰掉了，哪能成！
“这个话恐怕不对吧，”项南既诚恳又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就不想一想，金门的机场不也在我们炮火射程之内吗？在军事上，到底是台湾怕我们呢，还是我们怕台湾？台湾在前线照样建机场，他们都不怕，难道有着强大的解放军做靠山的我们还怕？就蒋介石和蒋经国跑到台湾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是被打败了的，我们是胜利者。”
杨成武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败了，现在一个小小的台湾有什么了不起！蒋经国至今连和我们‘三通’都害怕嘛！”
这些话着实有道理，反对建机场的障碍相继被推倒，一个更大的“堡垒”却又闪了出来：“厦门离金门不过咫尺之距，飞机在厦门机场滑出跑道，不用拉升就能在金门机场降落，真要跑了飞机谁能负责？”
一片静寂中，项南缓缓起身，一脸严肃，手指脑门，一字一顿地说：“我负责！”在场之人听罢莫不震惊。
现如今，形形色色的新颖罐头不断问世，它们包装小巧、方便携带、容易开启，给食用者带来了更多的方便，但是当初人们吃罐头的那种幸福感却越来越少了。
项南胸有成竹地说：“既然口说无凭，那就立字为据。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在我任上，从厦门机场跑了一架飞机，我情愿接受党纪国法的一切处分！”
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场馆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混乱，岗位人员结构层次不齐，职责定位模糊，内部管理和外部市场开发普遍缺乏人才，对外经营多指派一至两名工作人员简单负责场地收费和安全管理，经营效率低下，已难以适应场馆长期发展要求。可行的路径是根据实际需求科学设置场馆管理部门，明确部门规章制度和岗位工作职责，按部门需求招纳核心人才(尤其是急需的市场开发专业人才)，以整体提高场馆业务水平。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策略，积极开展员工内部培训和校外交流，盘活存量人力资源，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赴国外高校场馆参观学习，汲取并借鉴国外体育场馆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场馆的综合服务水平以反哺学校和公共体育事业。
那天，万里的飞机也晚点。他此行到厦门考察，对福建的交通不无窝心。他原本乘专列来，不巧在鹰厦线上遇大雨，铁路塌方，火车无法前进，只好将专列拉到广州，改乘军用飞机到漳州，再从漳州坐车来厦门。谁料因天气等原因，飞机也不友好合作。
苏宁易购生活家居公司副总裁郭晓伟说，“要实现销量持续增长就要全投入。2019年在投放上尝试一线产品直供、完善供应链代理商合作和匹配对应人群，落实精准投放和营销，最终实现弯道超车。”
一时间，反对的意见烟消云散。军委经过慎重研究，开启了绿灯。民航总局、国家计委先后同意立项了。
高校应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以“五爱”(爱己、爱家、爱校、爱党、爱国)教育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且与“五爱”融会贯通，引领校园文化建设，进而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素质。
钱从哪里来
项南找到了身兼国务院财经委副主任的李先念。项南从建厦门机场的意义、必要性到福建的情况，反正能讲的都讲了，讲了大半天，一个目的就是要争取国家的帮助。
李先念说：项南同志，你讲的这些都有道理，也应该帮助。但是，实话跟你说，还是那句老话，要钱没有。
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后，国务院核定每年补贴福建2.5亿元。经过福建锲而不舍的争取，历年有所提升。
项南加重了对困难的估计，却没死心。他理解国家的难处，于是促使自己下决心：不向中央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恰好，科威特有一笔优惠贷款可以利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见福建找上门来，痛快地拍板，把厦门机场建设列入科威特在华援建的六个项目中。
举债搞建设，成为福建省吸引外资总体战略决策的第一步棋。这些举措，在今天也许不值一提，但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要吃这第一只“螃蟹”，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卓识。
向外国借钱，福建已有先例。在“先行一步”的劲风吹动下，省里由华福公司出面，向美国银行借钱，购买了轮船，组成了船队，还开通了厦门至香港的海上航线。所以，福建在借钱方面有些经验。但是，利用外国的大笔贷款，用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却还是第一次。
上级主管部门会如何对待，是否出现“一篓螃蟹”般互相牵制的现象，项南心里也没数。得知海湾国家近年来都在向外国提供贷款，他马上指示省里积极与国家有关部委洽商，争取支持。
有人说：“项南同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了，口说无凭……”
项南回福建后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了此行“收获”，提出：“厦门机场非搞不可，国家既然无法投资，我们就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向外国借钱。”
项南点将，张遗具体负责科威特贷款及厦门机场筹建工作。他和张遗促膝长谈，鼓励其大胆挑担。张遗感动得几欲落泪，紧握着项南的手，千言万语化为一声：“士为知己者死！”
项南却说：“不，你要好好活着，要不辱使命。厦门机场没建成，我们都不能死，死了也是白死！”
项南这是在指挥打一场战役，一场经济战役！望着项南的背影，张遗发誓要协助这位新指挥官打好这一仗。
单就一个出国手续，张遗到北京后就遭到有关方面的再三阻挠。理由林林总总，甚至说福建派一个副省长去向一个小国“化缘”，规格太高，有损国家脸面，希望福建换人。
项南坚持不换人，电话里叮嘱张遗迂回作战，注意方法，不怕好事多磨，必定一举下之。
为了完成项南的嘱托，张遗这个军人出身的大汉硬是忍气吞声，一派温文尔雅。
1982年4月，张遗和国家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带上翻译飞往科威特。双方很快达成了初步协议。
6月23日，科威特专家组乘船抵达厦门，考察机场建设项目。科威特专家组针对厦门机场建设的具体情况，对贷款协议作出了更有利于福建的更改。
项南把福州机场扶上马的同时，念念不忘的还是厦门机场。
在科威特当年给中国的6个贷款项目中，厦门国际机场建设排在最末位。由于项南亲自抓，张遗领着干，如此平等相待、高度重视的态度，连同翔实的资料，让科方甚为满意，因而不仅给予第一个到款，还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1983年10月21日，项南 （左二）会见前来参加厦门国际机场通航典礼的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总裁费萨尔亲王 （右二）。左一为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右一为福建省省长胡平
四个特区中首个腾飞的“翅膀”
外资贷款尚未落定，在项南势在必行的决心和运筹帷幄之下，厦门机场建设工作已分头进行。项南抓起工作来，不搞单打一，而是十个手指弹钢琴。
对于由哪支队伍承担修建厦门机场的重任，项南组织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开会讨论，决定让多年转战在武夷山腹地并承建福州机场扩建工程的闽江水电工程局负责。
为了立项，张遗不知跑了多少趟北京，四处游说，据理力争中，渐渐冒起了火气：“我认为，除非厦门特区不再搞下去，人民生活水平不再提高，经济不再发展，否则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决不会没人坐飞机。换句话说，如果机场修好了，而没有人坐飞机，那不是修机场的决策错误，而是改革开放的失败，是党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决策的失败！”
闽江水电工程局领导感受到肩上担子的分量，因为施工中要重点完成围堰填海工程。他们立下“军令状”：背水一战，一年建成主跑道！
1982年1月10日，厦门机场正式破土动工。
机场建设需要设计，开始想找世界上最好的设计专家。联系法国戴高乐机场，对方狮子大开口，设计费要价350万美元，一分不能少。
科威特那边的贷款，预先知道能借的也就是2000多万美元，法国人的设计费等于要走了1/6，项南既心疼又不甘。他找到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沈图，有什么说什么。沈图对建设厦门机场积极支持，但要项南慎重考虑，说国内缺乏设计经验，还是请外国专家设计为好。
项南坦陈花钱太多后，接着说：“不就一条跑道，还有候机室、指挥塔、停机场四大件吗？这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航向我是外行，其他我都能设计。”他一边说，一边拿张纸在上面画起来。
在项南的反复争取下，沈图感动了，直接指示民航设计院派出精兵强将进驻现场，配合闽江水电工程局，破例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整改的“三边”政策。
领导的重视和改革措施收到了效果，机场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到1982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创造了国内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
比较不同服药模式的两组患者所取得的治疗效果，可见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式，能够取得更显著的治疗效果，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西药治疗组21例，十分有效8，基本有效5，无效8，总体有效率61.90%；中西药结合治疗组21例，十分有效12，基本有效7，无效2，总体有效率90.48%。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1982年11月，经营工程机械的美国商人乔治·史雪兰参观广州秋交会后，专程来厦门，看看能否和在建的机场做笔生意。一见施工中的跑道，他就迫不及待地问何时能建成。得知一年后竣工，乔治哈哈大笑，边摇头边说了三个“no”。当他坐上汽车来到跑道的另一端，看着眼前已经浇筑好的混凝土跑道，愣住了，先是站在瞭望跑道的前方，又俯下身来瞄了瞄，猛然挺起身来，睁圆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激动地挥舞双手，竖起大拇指夸赞。他又走到跑道边上，看看混凝土块子的“楔口”，用手摸了摸，嘴里啧啧称赞。得知跑道的开工时间是当年1月，他更是难以置信。
从正式开工到建成，不算前期工程，厦门机场只用了8个半月，实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速。1983年10月，厦门机场预定通航之前，项南打电报邀请科威特亲王、经济发展基金会总裁费萨尔参加机场通航典礼，亲王回了这样一封饶有趣味的电报：“项先生，你是个很幽默的人，我希望能够确切知道哪一天机场能建成。”
10月22日，厦门国际机场举行通航典礼。由国家民航总局组织安排，从北京机场起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两位闽籍开国上将，全国台盟主席林丽蕴，国家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庄炎林，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政委傅奎清，还有科威特亲王费萨尔，一行50多人，在首都机场候机室等候起飞。在北京结束会议的项南和新任福建省省长胡平也随机同行。
因是首航，有人担心飞机偏离方向，一不小心就飞到金门上空。这么一说，不少人便紧张起来。
沈图安慰大家：“厦门机场跑道验收过了，工程质量优良，这次抽调的是最有经验的驾驶员，波音737又是一流飞机，诸位尽可放心。”
项南则不失时机地幽上一默：“今天，省里四套班子都登上了飞机，若飞到金门，岂不正好就地接管？！”
波音737客机平稳地降落在厦门高崎机场，见证这一刻的1000多名中外贵宾，也看到了福建人办事的速度和魄力。
典礼间隙，庄炎林找个机会，问项南：“你知不知道，今天你面前摆着的可是一桩要冒很大政治风险和经济损失的事儿？”
“此话怎讲？”
“假设哪天飞机真是不小心飞到金门去了，或者被金门的炮火击伤了，最小最小的不测，或者在跑道上出了个飞行事故，会不会有人质疑这条航线的开通？若真出了这等事，你作为始作俑者，必然首当其冲，丢不丢性命和一世英名不说，但头上这顶‘乌纱帽’是肯定要丢的。如果你当初考虑到这些假设，会不会望而却步？”项南受命南下福建前，在北京曾向庄炎林请教过华侨工作，两人算是老熟人了，所以庄炎林有话直说。
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项南笑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我没想那么多，即使想到了，也不会望而却步，真有风险，也得有人往前冲，这就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庄炎林听了心里一震，不无动容地说：“厦门机场之所以能奇迹般建起来，在我看来，仅凭智慧和胆略都还不够，难得的是无私，所以你成功了！”
那天，看着项南的背影，庄炎林心里颇不平静。那些年，他受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委托，在北京主持引进侨资建设旅游饭店的工作，其中艰辛一言难尽，稍不留神，一个假设被坐实，或者一个诬告得逞，就足以让你卷铺盖走人，身败名裂。所以，他对项南主动请命，并大胆借外资建设厦门机场之举会如此赞叹。在地方和全国多个岗位历练，并曾受命赴非洲援建坦赞铁路的他，见过多少墨守成规、亦步亦趋、只会按领导意图办事之人，这些人永远不会有风险，而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则不测之虞如影随形，最安全的选择是前者，只有大智大勇、无私无畏之人会选择后者。
庄炎林后来对笔者说：“那天听项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心里头真是大受震动，深深感受到了他非同一般的人格光辉。”
再次突破禁区，全国首创地方航空公司
民航业是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厦门机场的通航，大大缩短了厦门与国内外的时空距离，也使厦门在周边地区实现了领先一步搞经济的设想。
“机场建起来了，还必须飞出去！”经项南倡议，马上开始筹建全国首家地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在项南看来，厦门今后要建成“自由港”，对航空业必然有更新更高的需求。
厦门航空公司完全是白手起家，自己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如何实现飞出去的目标呢？项南主张先租用，还有就是与外国公司合营，让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进来。
1982年，胡耀邦视察厦门机场工程进展时，项南就向他汇报了组建航空公司的设想，并获首肯。1983年10月27日，国务院负责人视察已然通航的厦门机场，听取项南汇报后，希望福建发挥各种有利的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实现胡耀邦希望的走在“四化”建设前头的愿望。
建设厦门航空公司一事被提上议事日程后，夏威夷亚洛航空公司对合营方案产生浓厚兴趣，表示愿做这笔买卖，双方一拍即合，订下协议，由他们出飞机跑这些线。不料，民航部门不同意，说是关系到国家的领空权问题，地方政府不能随便与外国订协议。
项南还真有点困惑：“我就弄不明白，领空权明明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飞出去，他们飞进来，国际上历来都是如此处理，别的国家订的协议多啦，怎么碰到我们航空公司又出来这个问题？”
后来才知个中原因，比如，厦航想开辟的几条航线都是热线，民航局要自己飞，不愿让地方来动这块奶酪……
项南鼓励负责外资引进的张遗等人：“沉住气，想方设法突破这个禁区！”
虽有胡耀邦、谷牧等人支持，但具体落实起来，仍然困难重重，中外合资航空公司的方案最终宣告流产。
项南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退而求其次，鼓励厦门自筹资金组建厦门航空公司。他说：“改革难是难，但再难也等不得，我们往前闯出一步，就进了一步，那些反对势力则要退后一点，久而久之，禁区就越打越开。”
艰难行进中，福建省相关部门一路绿灯，国家民航总局也放宽了有关限制，同意调2架波音737客机给厦航并同意部分出资，但这个自建方案与合资方案相比，在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上都有更大的难度。
虽然困难重重，但项南坚定地说：“特区有自己的航空公司总比没有强！”
项南抓住邓小平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的机会，汇报时提出了把机场建成国际机场的想法。邓小平深表赞同，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从此，厦门国际机场不断扩大和完善，成为闻名的航空港。厦门机场一期工程预定流量35万人次，但这个数字不断地被刷新。
邓小平为厦门机场发话，厦门航空公司的组建趁机“借东风”。
1984年7月25日，随着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在国家民航总局内召开，中国第一家由地方创办的民航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国家民航一统天下的体制首次被打开了缺口，但厦航的资金缺口之大，飞行道路探索之艰辛，仍少不了项南的筹划。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实缴1000万元，后又增资1000万元，由福建省（包括厦门市）和国家民航总局各出一半，股份均持。这笔总计2000万元的资本金，大概只够买1台波音飞机的发动机。开办时，厦航向开元饭店租了两间房子当作办公室，总经理刘同恕睡的是上下铺的双人床。
有了飞机，聘请到合格的飞行员，是厦航起飞的又一关键。项南出面联系，继而派张遗坐镇北京，同空军密切磋商，物色到一批空军飞行人员，为厦航建立了第一支飞行队伍。
1984年调任福建省副省长、分管工业交通的游德馨，回忆接替张遗分工负责厦航的那段工作经历时说：“项南书记要求我们，厦航要尽快飞起来。他为此亲自跑北京，直接向空军和民航总局争取支持。在他要求下，省里每月在厦航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专门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大家任劳任怨，埋头工作，进展很快。”
项南对厦航赠以“安全、服务、灵活”六字箴言，指出：“厦航一成立，就要给国内外树立一个新形象，否则就不要搞厦航了。你们是船小好掉头，改革要先行一步。”
厦航是国内第一个直飞香港的地方航空公司。随着厦门至香港航线（包机飞行）的开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感到厦门与海外、与世界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另一个先行省份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不时向福建投以关注目光，对广东干部说：“我们办特区，要研究港澳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方法。在国内，我们还要注意学习福建的经验。”
当年在项南“巧借东风”下，习近平参与指导和建设的厦航，是中国唯一一家连续30年赢利的航空公司，为全国各地创办民航公司树立了一个样板。
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撰写一篇名为《长者风范 公仆榜样》的文章，缅怀两年前去世的项南。文章中提到他调福建履职时第一次和项南会面的情景：“他向我介绍了福建的情况，从福建的历史谈到福建的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他谈到了福建省委当时的一些思路和想法，比如利用外资兴建机场、水电站，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创办合资企业，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十分超前的，听来让人感到非常振奋……项南这番谈话，使我当时就意识到，能在改革开放的福建工作，能在这样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省委书记领导下工作，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更增强了我来福建干一番事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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