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在宁夏府设立僧纲司，在宁夏府所属的宁夏县、宁朔县、中卫县、平罗县和灵州设立僧会司，管理宁夏府地方上的佛教事务。清代宁夏地区的佛教寺院主要在前代基础上重修重建，同时又新建了一些寺院，使得宁夏寺院的数量增多，一些著名寺院成为地方的景观，寺院又是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在庙会期间成为居民娱乐的场所。清代，准提信仰也在宁夏地区流行，建有准提寺（庵），藏传佛教还有所流传。清代早期和中期，宁夏地区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僧人，推动了宁夏佛教的发展。清代后期，因同治西北兵燹和中国佛教整体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影响，宁夏地区的佛教逐渐衰弱。
关键词：宁夏佛教；牛首山寺；寿佛寺
清代宁夏佛教在明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关于清代宁夏佛教，当代一些著述虽有所论及，但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清代宁夏佛教作一专题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设立僧司机构 管理佛教事务
在对佛教事务及僧人的管理上，清朝主要因袭明朝的制度，但有一些新的特点［1］260-265。清朝在中央设置僧录司，在地方设置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礼部·祠祭清吏司·方技》载：“凡民有出家为僧道者，置首领以约束之。在京师者曰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阐教二人，从六品；讲经二人，正八品；觉义二人，从八品。曰道录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演法二人，从六品；至灵二人，正八品；至义二人，从八品。由部选择，移吏部补授。在直省者，府曰僧纲、道纪；州曰僧正、道正；县曰僧会、道会，均未入流。府二人，州县各一人。由直省咨部给劄，均择其朴谨者为之，仍服方外衣冠，不得与职官并列。”［2］497-498《清史稿》亦载：“僧录司正印，副印①，各一人。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俱二人。”［3］3331“府僧纲司都纲、副都纲，州僧正司僧正，县僧会司僧会，各一人。……遴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3］3331按照清朝的相关规定，地方上的府、州、县也设有相应的僧司机构和僧官，今宁夏地区佛教事务也应被纳入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管理体系中。
清朝在宁夏府及属县设立相应的僧官：“僧、道官各六员，府各一员，宁夏、宁朔、中卫、平罗、灵州各一员。”［4］554清朝在宁夏府及属县设立宁夏府僧纲、宁夏县僧会、宁朔县僧会、中卫县僧会、平罗县僧会、灵州僧会，自然也就设立了宁夏府僧纲司、宁夏县僧会司、宁朔县僧会司、中卫县僧会司、平罗县僧会司、灵州僧会司。嘉庆十四年（1809）的《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记》所载立碑者中有“特授宁夏府平罗县僧会司主持广润”②。北武当山寿佛寺融远续早撰写的《寿佛寺简历》认为，广润任平罗县僧会司僧会的时间是乾隆十三年（1748）［5］75。道光十二年（1832）所立《建修陕西会馆题名碑》中载有“宁夏府僧纲司都纲住持空佑”［6］174。空佑何时被任命为宁夏府僧纲司都纲，暂时还没有发现相关的资料。今人编纂的《高庙保安寺》认为，咸丰年间（1851—1861）中卫保安寺住持释广寿兼任中卫县僧会司僧会，光绪年间（1875—1908）保安寺的释本初被称为“赵僧官”［7］20。由“赵僧官”之称可以推断，释本初在光绪年间为中卫县僧会司僧会。
从上述资料来看，清朝在宁夏府及属县设立相应的僧司机构管理地方上的佛教事务，宁夏府僧司机构的设置比较完善。清朝是否在宁夏南部的固原州及有关县邑设立相应的僧司机构，笔者暂时还未发现相关的资料。地方僧司机构并非是每个州县的必设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因为“清王朝地方僧司的建构依托了其行政体制，但同时也兼顾了它们作为宗教机构的特殊性”［8］42。
二、寺院数量增多 公共生活空间扩大
清朝对寺院的修建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大清律例·户律》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9］194但其中又规定：“民间有愿创造寺、观、神祠者，呈明该督抚具题，奉旨方许营建。若不俟题请擅行兴造者，依违制律论。”［9］194这就给了地方新建寺院一个突破口，地方督抚有时为了安抚民众就呈报朝廷，获得新建寺院的许可，而且，“一些官员会参与由民间兴建的庙宇落成仪式，并代为正式宣布，这表明甚至连官吏们自身都忽略了这项官方规定”［10］148。清代方志所载宁夏寺院数量比明代增加不少，出现了许多明代所没有的寺院名称，说明清代宁夏地区新建了一定数量的寺院。当然，清代的寺院还是以在原址上重建或重修为主，这既是信仰习惯的使然，又是经济因素决定的结果。为便于了解宁夏寺院状况，兹将清代方志所载宁夏各地寺院的情况列表如下。
根据中国航运景气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各大航运相关企业中，认为中美贸易战一旦发生，业务量将减少10%以内的比例为27%；24.47%的企业则预测贸易战会导致业务量减少10%～30%；而37.97 %的企业预计中美贸易战对公司业务影响不大；只有5%的企业认为中美贸易战会导致业务量减少30%以上；剩下的5%则认为中美贸易战反而使业务量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可见，针对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大多数国内企业认为业务量会相应减少，小部分企业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公司业务量影响不大，企业业务量保持稳定。极少部分企业会因贸易战增加业务量。
清代方志所载宁夏寺院一览表
序号 府州县寺名所在位置文献出处说明1 2 3 4 5 6 7 8宁夏府城永寿寺宁静寺高台寺承天寺报恩寺永祥寺边宁寺福宁寺在宁夏县西北在清和门南在清和门外红花渠东在光化门内东在府署西在马营在西方井街东在草场东《乾隆甘肃通志》《乾隆甘肃通志》《乾隆宁夏府志》又名喇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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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府州县寺名所在位置文献出处说明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宁夏府城平罗县护国寺白衣寺大佛寺吉祥寺华严寺休休寺延寿寺太平寺土塔寺海宝寺牛王寺牛王寺济孤寺平佛台正觉台三教堂观音堂下院送子庵崇寿庵祝寿庵永乐庵三圣庵波罗庵准提庵地藏庵大悲庵姑子庵保安寺掩骨寺白衣庵长寿庵水月庵北武当寺《乾隆宁夏府志》在梅家街口在铁局街东在德胜门瓮城在喇嘛寺西在城隍庙前在送子庵北在小院巷在南熏门外东在镇远门外在振武门外在振武门、光化门瓮城在北关瓮城在永通桥东在镇远门外在南薰门外在光化门外在清和门外在城北在清和门北在东柴市西在王银大街在经堂巷在喇嘛寺西在叠柳坡在西方井街在三皇庙街在草场北在马营南在平罗县南在北门外在城内西北在城东南在城内正南在北武当山《乾隆甘肃通志》《乾隆宁夏府志》《道光平罗纪略》《道光平罗纪略》即寿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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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府州县寺名所在位置文献出处说明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灵州72 73 74 75千佛寺华藏寺卧佛寺白衣寺牛首寺一百八塔寺永宁寺东塔镇海寺太平寺米钵寺羚羊寺石空寺牛王寺藏经阁华严寺香岩寺塔儿寺白马寺安庆寺金龙王寺屏山寺金牛寺娘娘庙菩萨庙灵光寺地藏庙米谷寺甘露寺云兴寺中卫县盐茶厅宁灵厅固原州在城东在城北在城东南在城西在城西南在峡口山在城北门外在城东门外在城郊在中卫县南米钵山在永康堡在县城北在城东南在协署前在城外东南十里在香山在宁安堡西十里在白马滩在鸣沙州在鸣沙州东五里红柳沟在枣园堡在天都山内在东门外在西门外在南华山西南隅在厅城内西北面在厅西南八里在厅西南十五里在厅东南一百八十里《乾隆甘肃通志》《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兴福寺石佛寺睡佛寺圆光寺牛首寺是一寺庙群《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嘉庆灵州志迹》《乾隆甘肃通志》《乾隆宁夏府志》《乾隆宁夏府志》《乾隆中卫县志》有砖塔，号砖塔寺又名香山寺、香烟寺在固原州城中西南隅在固原州南门外在固原州南门外又南在黑城寺口子须弥山顶《乾隆盐茶厅志备遗》《光绪宁灵厅志草》又称西山寺《乾隆甘肃通志》非马鞍山甘露寺宁灵厅志草作“兴云寺”，现称云青寺《乾隆甘肃通志》《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又名大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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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府州县寺名所在位置文献出处说明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菩萨殿观音堂林岗寺静安寺屹㟷寺隆圣寺三教殿清凉寺准提庵石窑寺86固原州隆德县在州城西隅在州城南、阅城以西盐局巷口在夏家寨在张义堡在州城在县西街在县东街在县南十里在县南十里在县南十里又名观音阁《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影山寺《康熙隆德县志》又名大佛寺又名大佛寺兵燹毁，改为文昌宫西北二百三十里《民国隆德县志》载：在县南五里此距离似抄自《嘉靖平凉府志》，指相对于平凉府城的距离
从方志的记载情况来看，清代宁夏佛教寺院数量超过明代宁夏佛教寺院数量。当然，方志所记载的佛教寺院也都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数量要远超方志所载数量，因为方志记载寺院时有一定的选择性，或为当地著名者，或位于城镇内，而对那些偏远地区或乡间小寺则一般不予记载；有时也取决于方志编修者对待佛教的态度，如《民国化平县志》卷三“仙释”条所载“仙释专尚虚无寂灭，更有假似惑世诬民，存而不论”［11］263。《乾隆宁夏府志》等志书记载的寺院情况与《乾隆甘肃通志》所记载的有所不同，内容更加详细，但没有记载《乾隆甘肃通志》中所载宁夏的一些寺院，可能是因为到编修《乾隆宁夏府志》时这些寺院就圮废而不载，或者在编修《乾隆甘肃通志》时就照录明代宁夏地方志所载寺院情况。《乾隆宁夏府志》就提及一些明代寺院到乾隆时已倾圮：《万历朔方志》所载宁夏镇城的永寿寺、兴国寺，平罗县的保安寺，灵州的永静寺、兴教寺、石佛寺、康济寺、宏福寺，中卫县的大佛寺、庆寿寺等，到编修《乾隆宁夏府志》时期都已成了废寺［12］188-194。清代时宁夏府还有普济庵［12］828、极乐庵［12］849。据今人回忆，清代时中卫县城有地藏寺、太平寺、准提寺、圆通寺、观音寺、宏宗寺、波罗庵、藏经阁、灵应寺等［13］308-315。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重修玄帝宫兴隆寺碑记》载彭阳有兴隆寺，嘉庆二十年（1815）的《重修彭阳城西山兴善寺碑记》载彭阳城有兴善寺［14］135-138。《民国隆德县志》记载在隆德县西北十五里有伏龙山寺。《乾隆宁夏府志》和《嘉庆灵州志迹》载有“一百八塔寺”，按照名称来推测，当时在一百零八塔所在地应该有一处寺院。所以，因不同地方志编修时间的差异性、收录寺院的选择性，寺院圮废、重修重建和新建，再加上行政区划调整和管辖范围的变动等因素，清代时期宁夏地区的佛教寺院的数量很难统计，上表所列的寺院，只是说明清代宁夏佛教寺院众多的基本情况。
上列所述僧人包括笔者之前曾论述过的清代宁夏僧人，都是当时有影响的僧人，所以他们多能在方志或有关碑刻中留名。僧人的数量与上述所列寺院的数量相比则不成比例，其中缘由是众多小型寺院中没有或者较少有住寺僧人，“缺乏出家人是大部分寺庙中存在的一个普遍而突出的现象，表明即使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也都没有出家人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而是由老百姓自行主持”［10］241。有些虽曰“寺”，其实就是一座殿宇，不成结构性布局，也没有住寺僧人，日常管理事务就由居士来完成。
根据急慢性颈肩腰腿疼痛患者的发病部位将其分为分为软组织组(包括颈部、背部、腰部、四肢肌肉软组织疼痛)和关节组(包括膝关节、肩关节疼痛)。与治疗前比较，软组织组、关节组治疗后即刻、治疗后1周、治疗后1个月的VAS评分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红外热成像图显示，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患侧的温度高于躯体相对健侧(P<0.05)；治疗前患侧与健侧的温度差为(1.33℃±0.35℃),明显高于治疗后的(0.34℃±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本组患者治愈10例、显效22例、好转15例、无效3例，治疗有效率为94.0%(47/50)。
清代宁夏地震灾害频发，寺院佛塔等建筑遭到严重破坏。顺治初年，宁夏府城的僧俗重修了海宝塔寺。据《乾隆宁夏府志》载：“国朝顺治初年，有里人霍玺倾其家又葺之，且增式廓焉，爰是有大殿，有山门，有台，有戚，有坊，为朔方一巨观。”［12］786刘献廷《广阳杂记》载：“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断乡曲，为人报不平，贾于宁夏。偶于途中避雨，闻梵呗声，乃六僧结制修净业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宝，见塔心动，遂捐数千金，建造丛林，规模宏大。”［16］98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月，地震损毁了海宝塔顶部四层。海宝塔寺监院僧人照野募集资金，从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动工开始重修，至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完工，历时两年，“其塔凡九层，连天盘共计一十一层，高一十一丈，顶高三丈五尺”［12］786。
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十四日宁夏发生大地震：“从西北至东南，平罗及郡城尤甚，东南村堡渐减。地如奋跃，土皆坟起。平罗北新渠、宝丰二县，地多斥裂，宽数尺，或盈丈，水涌溢，其气皆热。淹没村堡，三县地城垣、堤坝、屋舍尽倒，压死官民男妇五万余人。”［12］934-935宁夏府城的塔寺损坏严重。地震后，当地僧俗对佛教塔寺进行了重修：永祥寺，“乾隆三年地震后，人民重修”［12］184；土塔寺，“乾隆三年地震，塔废，今改建殿”［12］185；海宝塔，“乾隆三年地震，塔废。四十三年，山后郡王、宁夏满、汉官吏军民捐资重修”［1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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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道光平罗纪略》所载，乾隆三年（1738）平罗县建水月庵，乾隆四十五年（1780）县民汤居敬、吴进举、田永等人又重修了水月庵；乾隆四十六年（1781）知县杜耕书建白衣庵正殿三楹，道光四年（1824）平罗县民赵发荣又重修白衣庵；乾隆五十三年（1788）县民赵怀尧重修长寿庵。［17］42-43
中卫县香岩寺因“地震山崩”而“壁破垣颓”，萧条冷落。到雍正五年（1727），中卫“有善士众等虔心募化，首倡于前，而□□布金供奉，附骥于后，推水拽木，负土担砖，盘石蹬而登鸟道，以□重兴危楼”［6］156［18］52，重修香山香烟寺，历时七年，至雍正十二年完工。
平远所（在今同心县豫旺镇）城内原有大佛寺，康熙中改名为“龙圣”，年久失修，“雍正至乾隆岁稔，民聚，居民长者触目感怀，不忍坐视，乃嘱耆老而议曰：‘大雄宝殿，为我等福地，荒凉至此，子心何安？’于是人人向善，踊跃复兴，遂请上人张了琢远而募化，近而捐资”［19］640。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完成大殿塑像，到乾隆四十九年，完成山门神像，改名为“净慈寺”。此后又不断募化修建，“前人建之，后人踵之”，修墙垣，补筑台北和门外之北道，修鼓楼一座。净慈寺重修、扩建完善后，于道光四年勒石以纪。
他听到背后有一种吸鼻子的声音——仿佛喘不出气或者咳嗽的声音。由于身体极端虚弱和僵硬，他极慢极慢地翻一个身。他看不出附近有什么东西，但是他耐心地等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彭阳僧俗募集资金重修了玄帝宫兴隆寺，《重修玄帝宫兴隆寺碑记》载：“康熙丁卯年，本庄善民，督同住持僧普觉率众发心暨化附近居民，各捐己资，共成胜举，添修东庙佛殿一座，内外法相，墙垣门宇，焕然整新。”［14］136当地僧俗从嘉庆六年（1801）到嘉庆二十年，前后用了十六年时间重修了彭阳城西山兴善寺。据《重刻彭阳城西山兴善寺碑记》载：“肇端于嘉庆之辛酉岁，工方兴而住持僧元润卒，则守庙者无人矣。癸亥岁，筑地基，勤垣塘，而会首刘三晨卒，则同事者少一人矣。戊辰岁，修文昌观音殿，建山门一间，石砌二十一级，而所募之资已耗殆尽矣，至乙亥岁，始翻瓦大殿，重修献殿，补塑神像，金妆画彩。统计此寺之修创，始于辛酉，落成于乙亥，前后十六年，共费银三百余两。”［14］137
上述所举之例，只是一些文献所记载的塔寺重修情况。地方官员和民众认为，重修塔寺有佑护地方事务、襄助丰年、劝人为善、延佑子嗣的作用。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宁夏卫海宝塔碑记》中说：“是塔焕新之后，正恭逢皇上圣寿六旬大庆之年，特恩广天下乡会试科。而吾宁文武俊髦，一时中式者鹊起蝉联。圣天子临轩，亲策大魁，在宁夏卫与鼎甲者二人，益见浮图之大有裨于吾宁。沙门青鸟，不皆信而有征乎？甚矣！朔方洵不可以无是塔也，有之洵不可以修也，修之洵不可以不记也。”［12］787雍正十二年（1734）《重修香烟寺碑记》载：“……我佛庇佑，岁稔年丰，俾一乡之善士益归于善，而不肖者尔相率而为善矣。”［6］156嘉庆二十年（1815）《重修彭阳城西山兴善寺碑记》载：“古之建是寺者，祈年报赛恒于斯，求嗣保赤恒于斯。”［14］137
在古代社会，寺院是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又因其本身形制和建在风景优美之地等因素而成为重要的景观。清代“八景”文化继续盛行，在宁夏方志所列的诸多“八景”（有的是“十景”、“十二景”）中，佛教塔寺景观被列入其中。宁夏府城的“古塔凌霄”、“高台梵刹”，灵州的“牛首飞霞”，中卫的“香岩登览”、“羚羊松风”、“牛首慈云”、“石空夜灯”，平罗的“北寺清泉”，固原的“须弥松涛”等景观与佛教塔寺密切相关，可以说，佛教寺观丰富了清代宁夏地方景观文化内容。文人雅士游览佛寺、赋诗填词，虽有附庸风雅和做作之嫌，但也留下了不少诗词，这对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宁夏地区来说，丰富和提升地方文化内容，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寺院不仅是士绅官员、文人雅士游览赋诗之地，也是广大民众休闲娱乐、祈求美好愿望的场所。
寺院是佛教庙会的基础，庙会又以其广泛的参与性和开放性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从宗教角度来看，在庙会上，信众从信仰和仪式中获得宗教情感和精神体验，实现了心灵需求的满足，宗教信仰又逐渐渗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从娱乐或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庙会为不同阶层、群体的人提供了一个交往的机会与场景，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庙会为妇女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外出交往机会。从商贸角度来看，商品贸易活动是庙会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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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宁夏府城与佛教相关的民俗、庙会活动有清明节“踏青”、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乾隆宁夏府志》载：“清明日，挈榼提壶，相邀野田或梵刹间共游饮，曰‘踏青’、……孟夏八日，西门外土塔寺为洗袚会。”［12］109平罗县的庙会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明节“踏青”，四月十五、七月十五、重阳节等时节。《道光平罗纪略》载：“清明，各携酒榼，郊外踏青，观剧于掩骨寺，士女杂沓。……四月望，男妇乘骑烧香武当山，曰‘朝山’。七月望、九月九皆然，蒙古人多。”［17］77中卫县的庙会活动主要集中在三月三、四月初八等时节。《乾隆中卫县志》载：“季春三日，士女赶会三皇庙及去城十里之华严寺。……孟夏朔八日，诸寺僧尼为浴佛会，妇女俱集。”［20］29-30
可以看出，清代宁夏北部地区与佛教有关的庙会活动较多，宗教和娱乐方面特征表现得相对较明显，而商贸方面的特征则相对较弱，这可能与当时宁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清代宁夏南部地区与佛教寺院有关的庙会情况，因资料阙如而不能详述。
三、准提信仰流行 藏传佛教延续
理义省仁禅师。理义省仁是北武当山寿佛寺开山第一代僧人，原为云水僧，俗姓黄，甘肃河州人［5］69。《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载：“前于乾隆三十年间，省翁大和尚驻锡于此，安禅习静，操志精勤，香烟更胜，朝礼愈兴［6］172。”《武当山配殿落成碑》记载：“乾隆四十年间，山中石壁忽现佛像三尊。禅师省仁因于元武殿后凿石拓土，募建大殿五楹，供像于其中。疾病苦厄，有求必应。功名嗣裔，无感不通。惟是规模草创，美奂未彰。其徒有廓能、宗纲者，心空三昧，道识六如，立志增华，虔心起造。远近景附，檀越云集。爰就两庑之间大配十方之院。翚飞焕彩，粉垩凝霞。不独郡邑民人无短白苹之荐，即如东西部落亦来绛节之朝。梵呗香花，于斯为盛。绀宫琳宇，自古为诏。”［17］242-243在法脉上，理义省仁禅师传承的是禅宗临济宗的支系，用北武当山寿佛寺僧人的话表述就是：“我们这个宗派，是临济宗岔岔派，不知岔到哪里去了。”［5］90北武当山寿佛寺僧人的传承谱系是按此进行的：
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宁夏地区准提信仰也比较流行，宁夏府城和隆德县建有准提庵（前表已列），北武当山寿佛寺建有准提殿（俗称“眼光殿”）［5］76，中卫县建有准提寺［13］310。明末清初准提信仰流行。澹归今释在《准提阁记》中说：“无量光佛刹摄受最久，文殊师利、普贤、地藏各有灵迹，而观世音独于此土有重缘。准提菩萨近百余年前稍知趋向，今则遍宇内仰威神，几与补陀（普陀落迦，观音的道场，此处指观音菩萨）竞爽。”［23］267准提寺（庵）主要供奉准提观音，“准提观音亦称七俱胝佛母准提或人天丈夫观音等，为密教六观音之一，密教还有专门的《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虽然禅宗也将其列入观音部中，但地位远不及在密教里显要”［24］59。准提寺、准提庵和准提殿的存在，说明了清代宁夏佛教中汉传密教有一定的发展。同时，宁夏地区的禅宗也受到了准提信仰的影响，在《五灯全书》卷一百零五中记载有“陕西宁夏准提洞然舜禅师”，然舜禅师在准提洞中修行。
《乾隆宁夏府志》载宁夏府城有“喇嘛寺，在府署西，即前明报恩寺”［12］184。报恩寺在明朝时是宁夏卫番僧纲司所在地。民间乃至官方所修的地方志将报恩寺称为“喇嘛寺”，就直观地表明了其藏传佛教寺院的特征，也说明了在清代前期宁夏府城还有藏传佛教的传播。
她告诉我：出了事之后，老K跑到我这儿来了，向我借钱，人都吓哆嗦了，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生意人，借钱可以，你拿什么财产做担保呢？他说，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就算我求你了。我问他，如果，今天是我出了你这样的事，来求你借钱，求你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你肯借给我钱吗？我告诉他，我只能办一件事，而且的确是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照顾一下他的家。后来他走了。
牛首山寺庙群中的地涌塔寺因历史上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的活动，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信众前来此寺烧香拜佛。《康熙新修朔方广武志》载：“地涌塔，在紫金山麓，遇昏夜雷雨，偶见霞光万道。昔有黄衣僧至其所，云：‘此我大西天之甘南塔也，飞降于此。’问其山，曰：‘牛首。’僧曰：‘此乃小西天也。’人讦之，僧曰：‘吾藏有大乘经。’后去数年，将经至其山，释成汉文。至今黄衣僧来者必朝。”［25］485这说明藏传佛教僧人曾在牛首山修行和翻译佛教经典。《康熙新修朔方广武志》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纂成，其中所载“至今黄衣僧来者必朝”，说明在康熙朝时藏传佛教僧人还来地涌塔寺进香礼佛。《乾隆中卫县志》又载：“山（牛首山）麓有地涌塔，每岁西僧、蒙古皆来朝，殆佛地也。”［20］215清代前期，地涌塔寺在当地及周边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立之《重建地涌塔题名碑记》所记众多官员之名就反映了此情况［26］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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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宁夏的藏传佛教，一方面是明代宁夏藏传佛教传播的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宁夏府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部落相邻，清朝结束了与蒙古部落的对峙状态，是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乾隆中卫县志》载：“今自我朝百年以来，德威远播，内外一家。民人樵牧，至出边六十里，山泽之利，与蒙古共之。而夷人入城，汉民入夷，彼此交易，熟悉者往来便利，素鲜争竞。”［20］119-120宁夏府城及所辖之地居有蒙古族人和满族人，这也就使得藏传佛教在宁夏地区有所传播。北武当山寿佛寺有蒙古部落信众前来烧香礼佛，《武当山配殿落成碑》载：“东西部落，亦来绛节之朝。”［17］242“东西部落”指的就是北武当山邻近的东西蒙古部落。《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记》载：“其庙貌巍峨，香烟蔚霭，遐迩士庶，善信男女，朝礼进香，更兼蒙古人等皈依瞻拜，则绵绵而不绝矣。”［6］172
四、教界人才涌现 推动佛教发展
清代宁夏僧人众多，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僧人，乃至近代以来民间有“十八罗汉绕银川”的说法③。《乾隆宁夏府志》等方志资料记载了当时的一些高僧。笔者曾撰文考述了清代宁夏斌雅禅师、灵芝禅师、广东慧光禅师、正觉润光禅师、文玺禅师、林我禅师、香岩禅师、彬穆余禅师、然舜禅师等游宁夏或宁夏籍僧人的事迹［27］。为了更好地了解清代宁夏佛教发展状况，本文继续对一些比较著名的僧人进行论述。
彻一上人。《乾隆宁夏府志》载：“彻一上人，居承天寺，进士丁斗柄至方丈，见僧骨气清雅，异之，问曰：‘和尚尊字？’僧曰：‘衲子彻一。’曰：‘果彻一否？’僧举太极两仪理相酬答，往复至再，柄大服曰：‘彻一彻一真彻一，彻得一字真消息，吾今始知一字机，万物生生本太极。’”［12］588彻一上人用道家思想来解释佛教，反映了彻一上人思想上有释道融合的特点。彻一上人应该是清初人，因为他和丁斗柄是同时代人。丁斗柄，宁夏卫人，顺治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顺治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九年（1670）由进士任广东澄迈县知县。［28］181
幻闻禅师。《乾隆宁夏府志》载：“幻闻禅师，名真学，俗姓史，京兆大安人。数岁度为僧，师授坟典，脱口便知灵源。由兴平延居海宝法席，讲说妙谛，著有《要录》一卷。”［12］589幻闻禅师有诗作《过小滚钟口宿极乐庵绝句》：“石径沿溪树百重，松间明月丽樊笼。寒涛日夜雷声吼，突出前山四五峰。”又有《山居》一首：“屋矮来迟日，风寒怯鸟声。山空云影瘦，溪冷月华清。布衲和烟卧，芒鞋带露行。渔樵堪混迹，何必话生平。”［12］849
独懒超一禅师。独懒超一是湖北应城人，俗姓郝，生于崇祯二年（1629），受戒于黄草山达闻和尚，在嗣法渊源上，独懒超一嗣法于海会天岳一系，为临济宗三十三代传人，“受戒于黄草山达闻和尚，得法为济北下岳翁嗣宗，追溯源流，师受法于海会天岳□老……□□悟老人”［6］141。康熙三年（1664），独懒超一前往华州金粟禅院开炉，后又到洪洞广胜寺等地弘法。康熙十八年（1679）春，“朔方道俗，从榆林定慧寺邀来牛首之地涌塔”［6］141。在独懒超一禅师的感召下，康熙二十五年，当地众多官员捐资重建地涌塔［26］98-101，“遂为捐俸，鸠工建立一新，始成祖庭之规制”，独懒超一禅师遂为牛首山寺“开法第一代”［6］141。独懒超一禅师的弟子海北性聪为其撰写的藏真铭曰：“殃兆南楚，毒流两秦。殃则绵远，毒则洪深。掇转南北，拽翻西东。马驹蹴踏，勋致其中。□□□马，劲而嘶风。鼻祖密室如泥烂，千年牛首谩峥嵘。”［6］141海北性聪所撰《寿福碑记》的落款时间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冬，故而推定独懒超一的圆寂时间当为康熙二十九年。
近庵效心和尚。近庵效心，俗姓李，名法，甘肃庆阳人，移居宁夏，在牛首山静庵和尚处剃度，后在海宝寺广东慧光和尚处受具足戒。有关近庵效心和尚的资料比较少，马鞍山甘露寺存有一通残碑记录了其相关事迹：
……过马鞍山，歇足叹曰：“此地乃四达通衢，被明」末凶岁致人烟稀缺，荆棘横道，往来商」客，夏月则望梅漱津，日落则思投宿考目击心伤，故发深愿，遂造小庵，担水采」，聊济饥渴，想徐久□常□也，寻凿□井」一眼，渐得水，就特请」东和尚住持，同建梵刹，名曰甘露。自尔」□待云水禅流，亦令过客、饥者食、劳者息愿遂以始终焉。究□考惪腊八十有七」，□示寂日辞众，跏趺，怡然而逝。男目其」事，造窣堵以供奉，泩蕲报恩」。……光翁和尚以著其铭，铭曰」：“清虚寥廓，瞥起片云。或隐或显」，有无何必。湛然碧海，倏泛上沤」。□□千古，曷沉曷浮。知斯二者」，□□□□。刹境毫□，始终现量」。……
广治和尚。据《朔方道志》载：“广治和尚，咸丰间于贺兰山口修炼得道，麋鹿、野羊等兽入室，驯顺以手抚之即去。后端坐圆寂。”［4］1073-1074
清代宁夏地区寺院众多、佛教发展，自然应有相当数量的信众，而在这些信众中亦有一定数量的居士，“从来就是居士的数量远远大于僧众的数量”［31］。塔寺的重修和新建、地方小寺的日常管理等都离不开居士的积极参与。有关清代宁夏地区居士情况的直接资料相对较少，但在重修重建塔寺时所立的一些碑刻资料中记载了募集襄助者的情况，其中不乏居士之情况，这方面的资料相对比较丰富，本文不一一列举。当时比较有名的居士，试举二例。范泰，据《朔方道志》载：“范泰，横城人，持杀生戒，日诵菩提经，品端行洁，年七十余于报恩寺无疾而逝，笑容不僵也。”［4］1072《乾隆宁夏府志》未载范泰事迹，范泰生活的年代应该为乾隆朝之后。曹进安，号龙泉，陕西米脂人，生于明万历四年（1576），卒于顺治九年（1652）。曹进安在驻防平凉时，“以家侨居固原”。曹进安“为将三十年，所至声赫起”，而且乐善好施，《清诰封骠骑将军曹龙泉墓志铭》载：“公悦事浮屠，四方淄衲及鳏寡孤贫，诣门无虚日，公悉应之。凡斋醮修建一切善事，知无不往。岁大，胔骼遍野，公捐资易粮易蓬子食之，存活甚众，恩及万姓，未尝以是德色，是其慈恻天性乃尔。乡闾以公德若寿，称为达尊。”［6］134
寺院的情况反映了清代宁夏地区佛教信仰的兴盛和普遍。佛教界人士也认为宁夏佛教信众广泛，康熙四十九年（1710）灵芝禅师在《福宁藏经缘起》碑记中说：“宁夏当秦关之北，披山带河，是称雄镇。虽僻处天末，人性刚悍，然其是为礼乐之乡，盖从事三宝者比他独盛。”［6］142佛教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康熙隆德县志》载隆德县居民“疾则信巫，丧事遵用浮屠”［21］79，《银川小志》载“丧礼，士大夫庶民服制从古，用佛事”［22］59，《乾隆宁夏府志》载宁夏府百姓家中“中堂供先祖，或悬佛像”［12］108，《乾隆中卫县志》载中卫县居民“丧用佛事动鼓乐，士大夫家鲜有禁者”［20］29。清代宁夏各地寺院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佛教信仰的情况，如送子庵、白衣庵等反映了观音信仰在民间的流行，地藏寺（庵）反映了地藏信仰的流行，净土寺又反映了净土信仰的流行，等等。
心光含妙续，湛如永清辉。润传济教旨，绍德荣昌弘。［5］87
施工要点：（1）模板沿墩身周边方向始终保持顺向搭接。每一节模板安装前进行打磨，整修并涂刷脱模剂。脚手平台、接料平台、拆模吊篮的荷载要保持平衡，不得超载。施工过程中经常检查中线和水平情况，有偏差及时纠正。（2）混凝土顶面距模板顶面大于5cm。使用插入式振捣器捣固时应避免接触模板、对拉螺栓、钢筋或空心支撑。浇筑混凝土后，强度必须达到2.5MPa以上方可拆模翻倒。（3）拆模后及时用水泥砂浆堵塞对拉螺栓孔及修补表面缺陷。
密云宗祖泰，智慧普了法。圆明净觉海，性理广通达。
自理义省仁禅师以来，北武当山寿佛寺传法辈字为：理、广、通、达、心、光、含、妙、续、湛、如，已传十一代。在嘉庆十四年（1809）所立的《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记》中记载“广”字辈僧人有广泽、广润、广法、广治、广渡、广潮，“通”字辈的僧人有通柏、通梅、通机、通梓、通杰、通材、通荣、通树、通楹、通本、通槐、通楠，“达”字辈僧人有达空、达安、达密、达宝、达定。
此碑由近庵和尚的儿子李得成率子李兰、李贵等人（近庵在俗家时已经有子嗣）所立，现已残缺，但也能从其中窥得近庵和尚的一些情况。近庵在途经马鞍山时有悟而建造一小庵，后来邀请广东慧光和尚来庵住持，并改其名为甘露寺。甘露寺对过往客商和行人提供了便利。近庵和尚圆寂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建塔以志纪念，并邀请广东和尚为近庵和尚题写塔铭。宁夏佛教界和民间称近庵和尚为“百石豆子和尚”，与其独特的念佛方式有关。近庵和尚在念佛时用投豆子的方式计数，即每念一声佛号，便向篮子中投一粒豆子，到他圆寂时豆子累至一百余石，所以后人称之为“百石豆子和尚”。用豆子计数念佛的方式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了。《佛祖统纪》载：“宋满，隋时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计数，满三十石。”［29］284净土宗大师道绰提倡用小豆计数念佛，《净土论》载：“贞观以来，时时敷演《无量寿观经》一卷，示诲并土晋阳太原汶水三县道俗七岁以上，并解念弥陀佛。上精进者，用小豆为数，念弥陀佛，得八十石或九十石；中精进者，念五十石；下精进者，念二十石。”［30］98近庵以豆计数念佛的方式，体现了净土宗称名念佛的修行特点。如果比照道绰大师的标准，近庵效心乃得“上精进”。近庵效心圆寂后，广东慧光和尚为之题记，其中偈赞道：“春秋九十七，百石豆子佛。坐化西方去，上品莲花质。”④
致远和尚。据《朔方道志》载：“致远和尚，甘州人，性恬淡，不慕荣利。同治间为宁夏镇标经制外委，通禅关之学，出家于贺兰山之极乐庵，后移锡承天寺。道行宏高，精神朗彻，谈讲妙谛，颇得大乘真传。年七十余，趺坐圆寂，释家均崇拜之。”［4］1072致远和尚“通禅关之学”，说明他研习禅学。
明清时期寺观祠庙大多建在城市的边缘，或缘城墙内外［15］。清代宁夏的寺院，除了一些延续历史传统建修在山野之中的寺院外，从上表中寺院的所在位置来看，清代宁夏寺院的整体布局也呈现出这样的状况。
主体、属性、客体都是相同的，即RDF三元组是一样的，表示为（s，p，o）[T1]和（s，p，o）[T2]，其中T1和T2只要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存在三元组重复不一致性。
2(an+cn+gn+in)=bn+dn+fn+hn+4en是否对于一切正整数都成立？很遗憾的是，对于大于3的正整数n，该等式一般不成立.
五、清代宁夏佛教的衰弱
清代早期、中期，宁夏佛教曾一度获得了较大发展，清代晚期宁夏佛教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渐走向衰弱。
参照黄倩[10]、高金梅[11]的方法，略有修改。将不同相态转变后的淀粉凝胶样品置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进行真空干燥，48 h后将淀粉凝胶样品取出，粉碎过100目筛。采用步进扫描法，特征射线为Cu靶，管压为40 kV，电流为250 mA，测量角度为2θ=4°～60°，步长为0.02°，扫描速率为8°/min。
同治年间西北兵燹对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宁夏又是战火蔓延之处，一些佛教寺院在战乱中遭到毁坏。中卫《香岩寺初建重修始末碑记》载：“同治二年……香山八十三庄、七十二水庙宇房屋一概烧毁，尽成焦土。”［18］55中卫香山地区的寺庙受到严重损坏。光绪六年（1880）所立《重修万佛阁吉祥寺碑记》载：“折栋木而一空，毁墙垣于乌有，将百世之观瞻废于一旦。”［26］84民国十六年（1927）《重建牛首山极乐寺募化碑》载：“同治年间兵燹之后庙宇全毁。”［26］114牛首山寺庙群中的寺庙也是遭到严重毁坏。《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卷二记载固原州东南五里许的文昌山“兵燹前，梵宇甚多，今半圮矣”［32］145。
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封建国家的重视程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佛教长期以来在帝王的崇敬护持、国家管理下传布，多数帝王宰官信仰、钦崇佛教，并从维护皇权、收服人心的政治目的出发，对佛教有意地利用、扶植，寺院多有敕建，高僧历受礼遇，形成惯例，使佛教对当政者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靠山崩坍，佛教便只有消极待毙”［33］9。宁夏佛教的发展与中国佛教整体发展状况亦有密切关系。清朝晚期，国家、社会的发展处于一种迟滞状态，面临着诸多困境，国力衰弱，中国佛教也就随之衰弱，西北一隅的宁夏佛教亦是如此。
六、结语
清朝在宁夏地区设立相关僧司机构，将宁夏的佛教事务纳入国家的佛教管理体系中。从僧司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北部宁夏府地区的佛教管理相对比较完善，而南部固原州等地区的佛教管理则相对较弱，这种状况是由于清代宁夏南北地区佛教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致。宁夏南北地区佛教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其历史上佛教发展积淀的差异性以及清代宁夏南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清代宁夏南北地区佛教寺院数量以北部居多，有影响的僧人也主要居于北部，而南部地区无论寺院数量还是僧人数量都要低于北部地区，《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卷七“仙释阙”就说明了清代时期固原州僧人特别是有影响的僧人缺乏的状况，这又反证了地域之间的差异性。
清代早期和中期，一些较有影响的僧人来宁夏驻锡弘法，宁夏本地又涌现出一批僧人，推动了宁夏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提升了本地佛教发展水平。清代宁夏地区僧人以禅宗临济宗僧人为主，传承的是临济宗法脉，但净土信仰依然在僧俗大众中有比较大的影响。到清代晚期，宁夏地区的僧人寥落，但因佛教传播之影响，居士佛教发展，居士群体逐渐成为近代以来推动宁夏佛教发展的重要力量。
准提信仰在宁夏的流传，说明清代宁夏佛教与当时整个内地佛教发展有一定的同步性，受到佛教发展总体趋势的影响。藏传佛教在宁夏北部地区依然有一定的传播，这既是明代宁夏藏传佛教传播的延续，又是周边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以及社会文化交流影响的结果。
清代宁夏佛教发展呈现出一种释道合流的趋势，出现佛寺中有道神、道观中有佛殿的现象，典型者如北武当山寿佛寺就是由崇奉真武大帝的道教宫观发展成为佛道并立、以佛为主的宗教场所。清代宁夏也出现了三教堂、三教殿，同时崇奉儒释道三教，这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典型诠释。
目前，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抗血小板药物主要包括三大类：阿司匹林、二磷酸腺苷(ADP)受体拮抗剂、静脉血小板膜糖蛋白GP Ⅱb/Ⅲa拮抗剂。
同治西北兵燹毁坏了宁夏地区的一些佛教寺院，对宁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之后，宁夏地区的民族空间布局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宗教的地理分布格局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清代晚期，宁夏佛教随中国封建社会佛教的衰弱而衰弱。民国始立，革故鼎新，随着人们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新的政教关系的确立，宁夏地区的佛教又呈现出新的状况和发展特点。
注释：
①《中国僧官制度史》认为在乾隆四十年（1775）之前清代僧司中没有正副印之设，乾隆四十年之后有了正副印之置。白文固、谢重光：《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4页。
肾小球损伤的严重程度，根据 《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2]分为1、2、3期。FS诊断标准[3]：尿糖 （血糖不高），肾小管性蛋白尿，低磷、低钙、低钾等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伴或不伴肾小球损伤和骨质疏松。
②《宁夏历代碑刻集》误录为“特授宁夏府平罗县僧会司主持广泽”，见银川美术馆编：《宁夏历代碑刻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现据此碑图片内容改正。碑文又见李森峻主编：《北武当庙寿佛寺》，石嘴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1990年，第50页。
③何书琴《佛教在宁夏》一文整理了清代宁夏十八位高僧及与之对应的寺院：承天寺的润光大师，海宝寺的广东和尚，富宁寺的斌雅禅师，吴忠东塔寺的幻闻禅师，福宁寺灵芝禅师，承天寺致远和尚，正觉台寺紫衣禅师，马鞍山甘露寺效心和尚，牛首山西寺的均会大师，中卫香平寺的觉晓和尚，牛首山东寺的悟颖禅师，贺兰山小口子一串珠寺的明心和尚，贺兰山极乐庵的致远和尚，平罗皇祗寺的洪维大师，平罗寿佛寺博参禅师，石空大佛寺的秀峰和尚，贺兰山马莲口龙泉寺的昌泰和尚，平罗武当山寿佛寺的真如禅师。何书琴：《佛教在宁夏》，《银川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案：这些僧人并非都是清代前期的僧人，因为致远和尚是在同治年间（1862—1874）出家的。清代《乾隆宁夏府志》载宁夏府城有福宁寺，无富宁寺（非避顺治“福临”之讳），疑似排印之误；中卫有香山寺（香烟寺、香岩寺），无香平寺，疑似排印之误；幻闻禅师主要在海宝寺活动。何文所列十八位僧人有的在东塔寺、牛首山寺、香山寺，并非都在宁夏府城，所以，民间“十八罗汉绕银川”的说法只是表明清代宁夏府城僧人众多，不可完全具体化考证和细究。还有种说法认为西夏时期在西夏都城及周围出过十八名高僧：“银川，曾是西夏建都之地。西夏时期佛教盛行，实为国教，出过十八名高僧，曾有十八罗汉绕银川。”见王运天编：《心道法师年谱》，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④此偈在民间流传甚广，今人著述时多引用，有的认为此偈是记广东慧光和尚。笔者暂未找到原始文献出处，在笔者所抄录的碑文中则没有关于广东慧光和尚的内容。民间流传近庵活了九十七岁，但碑文中则说其活了八十七岁。还有一些文章将广东慧光和尚与近庵效心和尚事迹混淆，且在广东慧光和尚的年龄推算上有误，见马廷贤、杨文举《灵武县佛门弟子录》（《灵武县文史资料》第3辑，1992年）。如果广东慧光和尚的生卒年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顺治十三年（1656），那么广东和尚就不能在康熙五年（1666）为近庵和尚撰写塔铭，而且也不能在顺治十七年（1660）披剃润光。目前，关于甘露寺及近庵效心的资料主要体现在两通残碑中：一通是镶嵌在今人于1993年（癸酉年）所立之“重建百石豆子大和尚碑塔”碑中，这通残碑在《灵武县佛门佛门弟子录》一文中称作《先考近庵李公法和尚塔》，惜此碑已漫漶不清，难以辨认，在李玉梅的《马鞍山甘露寺传奇》（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中录有此残碑较为清晰的拓片；另一通碑是现存甘露寺院内的康熙六年（1667）所立《建立马鞍山甘露庵碑记》，碑体保存较完整，但碑文漫漶不清。笔者曾于2017年10月、2018年4月两次探访马鞍山甘露寺，亲见此两通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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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ingxia Buddhism in the Qing Dynasty
Qiu Wangjun
Abstract：The Ningxia government established department of monks to manage the affairs in the Qing Dynasty.Most of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Ningxia had been rebuilt basing on the Ming’s temples.In the meantime，some new temples had been built.Therefore，there were a number of temples.Some temples became famous local landscapes and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space.During the temple fair，they became places of entertainment.In the late of Qing，Buddhism was gradually weakening.
Keywords：Buddhism in Ningxia；the Niushou Mountain Temple；the Shoufo Temple
作者简介：仇王军（1979—），男，宁夏隆德人，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宗教史和宁夏地方历史文化。
基金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引才专项）“宁夏佛教史略”（项目编号：18NXRCB0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孙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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