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以莱斯特为代表的道德发展理论对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提出挑战，用四成分模型取代了科氏的单一模型，并提出了中间概念测量(ICM)，将道德认知研究的出发点从抽象道德原则的测量，演变为对从事特定职业群体的具体道德原则的测量，弥补了科尔伯格阶段理论中缺乏对人们具体道德认知、情绪和行为进行测验和指导的不足。借鉴和思考西方道德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对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和生态合理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中间概念测量；四成分模型；中间道德概念；职业伦理
一、中间概念测量的产生背景
中间概念测量(Intermediate Concept Measure，简称ICM)的提出，源自一些批评者对科尔伯格阶段理论的质疑。他们认为，科氏的阶段理论过于抽象，描述的是道德发展的“硬阶段”特征，是用一种结构化的连续统一体来测量个体普遍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段。这种测量方式能够清楚地标明一个人当前所处的大致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段，但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并没有具体指导作用。这和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如出一辙：一个人在形式运算上达到最高阶段，并不必然意味着他在日常行为和职业中也表现出最高的道德行为。[1]例如：面对一个知晓病情会加速其死亡的病人，医生该不该对他隐瞒？律师该不该为了正义输掉自己的官司？一个公司经理该不该解雇一个业绩不佳、但非常需要这份工作的职员？
如果用时间来做一个对比，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像是对人类历史发展时期的宏观描述，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中世纪、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然而，这种测评所具备的高度抽象性，对于一个人在具体生活和职业中的道德行为的指导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我们不会用上述时间节点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精细的时间点，如年、月、日等。这被肯尼斯·斯特赖克(Kenneth A. Strike)一针见血地戳中要害：“(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有助于人们对抽象的道德图示熟练掌握，却对能够运用于日常道德实践中的具体道德概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一个熟练掌握抽象道德原则的教师，可能因为缺乏对本职业中具体道德概念(如：公平待遇)的认知，因而无法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进行有效指导。”[2]
正是基于科尔伯格阶段理论的缺陷，莱斯特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介于抽象的形式取向(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如：公正、公平)和具体的内容取向(约束行为的具体道德准则，如：医生必须将病人的病情如实相告，教师必须将学生的违规行为上报)之间的一个新概念——中间道德概念。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各个具体行业中，与道德相关的最典型的话题，在职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表面效度。从业者在这些话题上已经达成了某种普遍性的共识，比如：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正确的、哪些理由是可接受的理由、哪些理由是不可接受的，等等。然而，达成共识不等于唯一答案或者最佳答案，而是从事该职业的人们在道德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具有相同的看法。因此，中间道德概念的提出，不仅进一步修正了道德推理的组成成分，丰富了道德判断过程的测量范围和具体描述，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进行道德推理的，有助于建立起具体道德推理的评价基础。
比如说，在给健康护理专业的学员教授伦理道德时，课程内容不是诸如公平、公正等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围绕着与本职业相关的“中间概念”展开，如“医生的自主决定权”“病人的知情权”“医生对病人病情的保密义务”“医生是否可以出于病情考虑，对病人隐瞒病情或者延缓告知”“稀有医疗资源该如何分配”，等等。[3]这些是学习护理专业的学员所经常接触到的道德概念，而其他一些道德概念，诸如“遵守正当法律程序”“自由裁决权”“知识产权”等，虽然也是重要的道德概念，但与本职业相关度不高，不常出现在他们职业讨论范围之内，因此不属于中间道德概念。可见，和一般的、宽泛的抽象概念(如：公平、正义)相比，中间道德概念聚焦在与职业相关的道德事件，为人们在这些道德事件中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指导。
临床上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正常健康人感染巨细胞病毒后,病情常为自限性,且一般无后期并发症,应待CMV Ig M转阴后妊娠。
二、从实践到理论：中间概念测量的体系构建
(2)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个体能够应用道德知识，对行为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
(8)当医生进行专业判断时，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ICM和DIT、MJT不同(DIT和MJT采用的都是统一问卷)，它对于不同的从业者，采用不同的两难故事，并且所有的问卷内容，从故事的选取、编撰，到选项的设定都由从事该职业的专家和新手共同制订而成，而非ICM的开发者创建而成。笔者以目前已经编撰成熟的牙科医生中间概念测量问卷为例，介绍ICM的编制过程。
1.确定中间道德概念
这是制订问卷的第一步。研究者在牙科医生中搜集与牙科职业密切相关、包含道德主题的中间概念，如：病人的自主决定权、医生的决断权等，编撰成4个两难故事。
2.确定两难故事
由12名牙科实习生和4名牙科医生组成第一个小组(本文中简称为A组)，在对每一个两难故事研读后，小组内的每一个成员独立写出自己认为故事的主人公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及采取行动的理由。
输电铁塔属于格构式塔架结构,在风载荷或地震载荷作用下,塔架结构中的主材主要受剪力、弯矩和扭矩作用,斜材承受轴力、剪力、弯矩和扭矩,辅材主要受轴向的拉压力.因此,建立铁塔有限元模型时,将主材和斜材简化成梁结构,辅材简化成桁架结构最为合适[16].图2所示为耐张塔的局部结构.为了与实际相吻合,塔架模型的主材和斜材使用梁单元T3D2,辅材使用杆单元B31.
这一过程分两步走。第一步，把A组所有成员写出的主人公可采取的行动及行动理由综合在一起，由A组成员进行挑选，确定哪些行动是普遍可接受的、哪些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哪些理由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然后对每一个行动进行李克特四点量表的价值评定(非常好，好，不确定，坏)，从中选出两个最好的选项和两个最差的选项进行排序。同时根据其重要程度，对每一个理由进行李克特五点量表的重要性评定(非常重要，比较重要，有点重要，不太重要，毫不重要)，选出三个最好的理由和两个最差的理由，进行排序。每个故事都重复这样的步骤，小组成员在评定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对选项进行增减和修改。第二步，评定选项(第二轮)。再请一群具有同样资质的两名牙医和三名高级实习生组成第二个小组(本文中简称为B组)，重复第一步的所有步骤，并针对故事本身和大家的回答开展讨论，目的是在最好的行动选项、最差的行动选项、最好的理由和最不好的理由这四个指标上达成一致。和A组成员一样，B组成员也在讨论过程中不断地对选项进行增减和修改。
以约翰的故事为例。
约翰要求他的牙医米亚医生帮他拔掉下排的第二颗臼齿。米亚医生看了约翰的就医记录，发现约翰在两年前进行了根管治疗。不久后医生给这颗牙做了一个牙冠，以免活牙破裂。米亚医生问约翰，这颗牙是不是让他感觉不舒服？约翰回答说“没有”，但他还是想拔掉它。医生问他为什么，约翰给他看一本小册子，是一个健康俱乐部发的，里面谈到根管治疗时所用材料有毒，不建议人们采用这种治疗方式。米亚医生告诉约翰，册子里说的信息是不正确的，但约翰态度很坚定。他强调说，牙齿是他自己的，他是付钱来治疗的，如果他现在想要拔掉这颗牙齿，医生就应该尊重他的决定。米亚医生应该怎么做？
这种称为“引力红移”的现象，正是根据爱因斯坦理论做出的第一批预言之一。S2的发现使得天文学家有机会在自然条件（引力无比巨大的黑洞附近）下观测这种现象。
1.3 材料 米非司酮(5 mg/片)；米索前列醇(200 μg/片)；16号一次性无菌导尿管(双腔气囊型)。
行动选项：故事后面列出了7个医生有可能采取的行动：
(1)建议病人再去看另一个牙医，听听他的意见；
充分利用院内各种学习条件。科室每周五有癫痫病历讨论，专家众多，内容丰富，应鼓励进修医师参加，有助于理解癫痫的诊断、脑电图判读、手术指征把握等。宣武医院以神经内外科为特色，经常有定期不定期的各种院内讲座，在不影响临床工作的前提下，也应鼓励进修医师积极参加。此外，针对设备使用问题，可定期组织厂家对器械和设备使用进行现场讲解。准备相关教具，包括立体定向模拟器、颅脑模型[11-12]、脊柱模型、VR设备、手术练习显微镜、大型设备的说明书和视频等。
(2)继续对病人进行教导；
(3)拒绝拔掉这颗牙；
(4)尊重病人的意愿，拔掉这颗牙；
(5)让病人签署一份同意书，表明他对拔牙的后果完全知晓，然后帮他把牙拔掉；
(6)告诉病人，我完全尊重你选择的权利，但作为医生，我不会帮你把这颗牙拔掉的；
(7)告诉病人，我成为一名医生时就发过誓，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对病人造成伤害，但现在如果拔掉他的这颗牙，那就是对病人的伤害。
理由选项：故事后面列出了12个医生有可能考虑的理由：
(1)如果米亚医生服从病人的要求，会遭到来自同事的质疑；
(2)要求医生做不必要的工作，这是不合理的；
(3)医生有责任对治疗方案做出科学判断；
(4)医生不应该让病人对治疗方案做主；
(5)如果医生不照着病人要求的去做，就有可能失去这个病人；
孙家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风云二号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北斗二号卫星工程和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高级顾问，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6)病人有权力对自己的身体做主；
采用Y-UV254紫外光强分析仪对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处理前后废水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处理对难降解大分子芳烃类有机污染物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7)医生应该对不同的治疗方案持开放态度；
能源优势：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是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战略定位之一，目前以煤化工为代表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正在崛起，国家“西气东输”5条管线横穿宁夏，在承接中东、中亚油气加工转化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9)作为医生，如果你不会为你的病人截掉一根手指头，仅仅是因为他觉得截指能使他的生活更加健康的话，你就不应该因为病人相信拔掉一颗牙能使他的生活更健康而拔牙；
3.修正指标
(10)如果病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完全知晓拔牙的后果，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那么医生就应该按照病人的要求做；
(11)如果病人的意愿不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为什么不能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呢？
(12)长远来看，舍弃一小点医生的权威，比失去一个客户要好得多。
为了探寻道德教育和道德判断发展在获取中间道德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者又在一门效度很高的伦理学课程中重复了该项测试。该研究假设，如果这种研究方法在牙科伦理教育中是有效的，那么在其他专业教育情境中也应该行之有效。[6]34
在上述12个理由中，有4个与职业权威或者职业自主权相关(2，3，4，7)；另外4个理由与病人的自主权相关(6，8，10，11)还有3个理由与个人利益相关(1，5，12，)还有1个理由带有诡辩色彩(9)。
图1表明，ICM问卷能够明显地区分出牙科专业学生和非牙科专业学生、以及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5]15牙科专业大四的学生比牙科专业大一的学生(主效应=1.08)、非牙科专业的大一学生(主效应=.88)要高得多。而新手组不仅在各个量度上得分较低，还出现归纳错误的现象，即把最合适的行为误选为最不合适的行为，或者将最不合适的行为选为最合适的行为。这些研究结果对伦理专家测试工具的效度意义重大。
为了保证参与制定该问卷的人对行动和理由的划分并非基于个人喜好，或者与被试生活的地域有关，ICM编制小组又从其他地区邀请了14名伦理学专家对问卷进行审查。研究者将选项分为合适、一般或者不合适三档，由专家进行独立评估，最后把专家在每一个选项上的看法转化为百分比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对于被标为“合适行为”的选项，88%的专家都给予了正面评价；同样，对于被标为“不合适行为”的选项，88%的专家都给予了反面评价。对于被标为“合适理由”的选项，95%的专家都给予了相同的评价；对于被标为“不合适理由”的选项，93%的专家也都给予了反面评价。这说明问卷所确定的行为和理由具有职业上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根据评定数据，ICM编制小组建立了从高到低的行动项和理由项，以此对照每一个单独的最佳行为或理由。
5.计分程序
ICM有四个关键指标，即被试对行动和理由的四个排序——最佳行为、最差行为、最佳理由、最差理由。[4]被试的得分由他的选择与专家选择的匹配度决定。如果被试将专家认定的“合适的行为/理由”评定为最佳行为/理由，将专家认定的“不合适的行为/理由”评定为最差行为/理由，就被计为正分数；若将专家认定的“一般行为/理由”评定为“最佳/最差的行为/理由”，则计为零分。考虑到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即答题者有可能把专家认定的“合适的行为/理由”评定为“最差行为/理由”(反之亦然)，这表明被试在职业道德判断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则计为负分数。同时，在排序的具体得分上，ICM开发者也做出了规定，每一道题中的最后一道排序计为1分，排在前面的题要比排在后面的高1分。
一方面，优化直接销售渠道，通过网店的拓展、硬广软广的宣传等，直接跨越中间商，将产品更好地销售给客户，与客户直接形成更为系统的沟通。另一方面，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流通地域的发展，南通鹏越纺织有限公司应慎重选择中间商，充分考虑信用、经验和综合实力等因素。同时，为了业务的需要，适时地对中间商进行培训，依照绩效进行考核和奖励。
以“最佳行为”的排序题为例。问卷要求被试对七个行为选项进行评定后，选出两个最好的行动并排序。如果被试将专家判定的“合适的行为”认定为“最佳行为”，并排在第一位，计+2分，排在第二位的计+1分，满分为+3(2+1=3)分；若被试将专家判定的“一般行为”认定为“最佳行为”，则计为零分；若被试恰好将专家判定的“不合适行为”认定为“最佳行为”，则按照排序方式分别计为-2和-1分，最低分为-3(-2+(-1)=(-3))分。若排序题数量增加为三道(如“最好的理由”)，则根据上述计分规则，单项题计分分别为±3，±2，±1或0(最高分为+6分，最低分为-6分)。
因此，在ICM测试中，被试在每一道排序题中的得分范围定在-3与+3(或-6与+6)之间。每一个故事的指标包括：(1)在“最佳行为”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3到+3)；(2)在“最佳理由”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6到+6)；(3)在“最差行为”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3到+3)；(4)在“最差理由”选项上与专家相一致的选项数量(分数范围从-3到+3)。因此最佳行为、最差行为以及最差理由的总分范围是从-15到+15，最佳理由的分数范围是从-30到+30。
三、心理测量的科学评估：中间概念测量的效度检验
为了证实ICM的结构效度，ICM编制小组找来三组被试人群进行测试。[5]14第一组是当地文科院校的68名大一新生(DIT测量的P分数平均分为33.4)；第二组和第三组被试分别是明尼苏达牙医学院的86名大一学生和74名大四学生(大一学生的DIT测量的P分数为46.02，大四学生的为51.13)。所有被试均完成了DIT问卷和新编制的ICM问卷，这两份问卷都作为该学院伦理课的新生分班测或者大四学生的期末评估测。(见图1)
例5.kuay chap is"rice noodles in gravy".Sheets of uncut rice noodles are served in flavorful braised offal soup that expertly uses affordable off-cuts like lungs,liver,intestines and various tofu products.（粿汁）
图1 ICM分数的组间差异
4.在伦理学家中达成共识
比布和托马又对ICM分数、DIT分数以及高年级学生的GPA分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5]17结果表明，DIT分数与ICM分数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反，测量学业成就和能力的GPA指标，与ICM分数没有相关性。这表明ICM不是简单的牙科课程的检测工具，而是道德推理的工具。而且，ICM与DIT分数之间相关程度(牙医专业一年级学生r=.26，牙医专业四年级学生r=.33)的研究也表明，ICM为道德推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由表3可知，3个样品真菌群落结构基本类似，相对丰度占比有一定差别。其中热子囊菌属的相对丰度在各样品中占比均最大，应是根霉属类，曲霉属与热子囊菌属相对丰度占比呈此消彼长的规律。根霉属和曲霉属中的有益菌功能类似，均主要起糖化作用。从真菌属层面分析，还无法准确鉴别3个样品的功能优劣。由于目前黄曲霉和青霉的研究较多，菌种的功能和危害性已有定性，这里不做进一步分析。
基于传统永春老醋的酿造工艺，黄祖新等[30]将液态深层发酵技术应用于永春老醋的生产酿造中，并确定永春老醋液态深层发酵的最佳工艺条件[31]。工艺流程如下：
研究者选取了五个事件，其中两个事件在三年级伦理课程中开展过类似事件的讨论，因此对于高年级牙科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熟悉的，而另外三个事件，则没有讨论过。研究者将他们的回答与新手组的回答进行对比研究。1998年，比布和托马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对这五个事件，以及每一个事件所代表的中间道德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见图2)
图2 不同被试在熟悉事件和不熟悉事件上
行动选项和理由选项得分的组间差异
图2表明了被试在熟悉和不熟悉事件上的组间差异。[6]41从图中反映出来的每一点差异都非常显著，效应量区间为.23(不熟悉事件的行为选择)到1.24(熟悉事件的行为选择)。显然，无论是熟悉的事件还是不熟悉的事件，四年级被试都比一年级新生的得分高，尽管二者在熟悉事件上的差距更大一点。
为了证明ICM不同于MJI、DIT等描述大致发展规律的测量工具，研究者把DIT中的P分数作为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的群组，再次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P分数后，早期分析得到的所有显著效应依然保持了其显著性。[6]42
研究者进一步做了分层线性回归分析，在专家和新手组中测试DIT中的P分数对ICM的指标单独产生的作用。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对于熟悉的场景，组因子可以解释P分数绝大部分的变异(40%)；而对于不熟悉的场景，组因子只解释了很小一部分的变异量(不到5%)(见图3)。图4表明，对于组因子解释很小的不熟悉场景，DIT中的P分数至少在ICM中的两个指标(最差的行动和最好的理由)上，解释了绝大部分的变异，达到了显著性(P<.05)标准，而在最差的理由这一指标上，P分数的解释也达到了统计学趋势(见图4)。这说明P分数对于ICM中被试在不熟悉场景中的行为产生了影响。[6]44
图3 组因子所解释的变异
图4 DIT的P分数所解释的变异
四、研究的扩展与证实：中间概念测量的相关研究
ICM是建立在莱斯特为修正科尔伯格阶段理论而提出的四成分模型基础之上。
尽管科尔伯格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道德判断是一种逐步发展的结构或者能力，能够随着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增长而提高，然而，推理判断对道德行为的预测能力并不强(仅能够解释行为总变异的15%～20%)。[7][8]因此，道德心理学界，包括科尔伯格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都认为除了道德推理判断之外，还有其他的能力在对道德行为产生作用。[9][10][11]即便是科尔伯格本人，在研究之初，也注意到除了道德判断外，还有其他的心理过程对道德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12]
科尔伯格的学生詹姆斯·莱斯特在坚持认知发展的前提下，对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进行了修正，通过四成分模型，把道德心理发展过程概括为一个包括认知推理、情感情绪、人格特征在内的有机综合体。道德行为只有在下列四种心理过程同时被激活并相互作用时，才会产生。
(1)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能够敏锐感知到周围环境中的道德因素；
和DIT、MJT一样，ICM采用的也是道德两难故事的形式。故事数量不定，一般是3～5个，围绕着与本职业紧密相关的中间道德概念展开。每个故事包含了一个道德概念，并在故事的后面设计了一些选项，包括故事主人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以及选择的理由。被试对每一个选项进行评定后，要在主人公可以采取的行动选项中，选出两个最好的行动选项和两个最差的行动选项；同时在理由选项中，选出三个最好的理由和两个最差的理由。
(3)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推动个体实施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
(4)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实施道德行为时所需的个体品质，如：勇敢、坚韧、自控等。
值得注意的是，四成分模型并非简单的线形模型，而是一个各成分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模型。也就是说，道德行为的激发，不是从成分1逐次递进式地发展到成分4，而是四个成分相互作用的结果。莱斯特明确指出，这四种成分在本质上是相互作用的。[13]而且，与其他单方面强调认知或者情感在道德行为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道德模型不同的是，四成分模型认为，道德行为的发生，是情感机制和认知机制同时作用的结构。每一个成分中都包含着情感机制和认知机制，它们相互交融、彼此推动，导致了复杂的心理过程，最终产生了道德行为。[14][15]
ICM的一个主要应用，就是开发了上述四个成分的评估测验。
最早是比布开发的关于道德敏感性的评估测验，并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16]所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无一例外地支持了四成分模型所提出的假设，即：虽然道德行为的实施需要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但各个成分的确具有相对独立性。[17][18][19][20]如在与病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道德事件的敏锐感知和识别(道德敏感性)有助于医生提高自己在职业中的道德能力，而这一点，很显然，是无法通过道德推理判断达到的。基于这些实证研究，比布和她的同事们还开发出了牙医的《职业角色的定向手册》。[21]
2004年，托马等人以大学生为被试，共同开发了针对青少年的中间概念测量。研究者把研究结果和DIT进行了对比，发现ICM在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和DIT 相一致的发展趋势，这说明ICM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道德判断测量工具。[22]17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如果对被试开展伦理方面的培训，将有助于加强道德行为四成分之间的联系。比布和托马[22]16研究结果表明，四年级学生是所有被试中，唯一能够在ICM熟悉和不熟悉情境之间、理由和行为选择的关系上体现出强相关性的群体(熟悉情境r=0.72，不熟悉情境r=0.75)。这表明四成分中的成分2道德判断和成分4道德品格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自开发以来，ICM已经在不同职业领域和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2016年，英国学者沃克和ICM的开发者托马教授共同开发了英国青少年中间概念测量，发现英国青少年在自律项上得分最高，诚实项上得分最低，勇气项上的得分则介于二者之间[23]；Ponsopa以泰国医学专业学生为被试，开发了泰国医学伦理中间概念测量，并证明通过中间道德概念对学生进行职业伦理教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24]；Dora B. Mays以有宗教背景的青少年为被试，采用ICM探索了宗教信仰、种族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25]2014年，西西里以爱尔兰药剂师为研究对象，证明了ICM能够有效提高被试的道德行为能力。[26]2017年，比布和托马等人还研究了道德动机与职业同一性、职业同一性与道德同一性之间的关系，通过ICM对医学院和法学院学生进行教学干预，并证明了干预有助于职业同一性的形成。[27]
例5：在后期剪辑时，有时候需要复制延长视频，或者制作循环画面视频。比如在制作历史剧时，发现母子遥望片段时长不够，又不便重拍。直接复制粘贴延长后发现，观看时在连接处有跳跃感。这时候可以勾选第二段视频的“反转视频”选项，播放时画面平滑过渡，没有停顿感，不会让观众产生不连续的感觉。
五、影响与反思：中间概念测量研究任重道远
和传统道德认知测量相比，ICM以具体的社会职业背景为基础，这导致部分学者对这一工具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28]传统的、以形式为根本取向的道德测量工具聚焦于道德思维结构和推理形式，这些是人类社会比较普遍的共性，因此具有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而ICM允许在工作情境中寻找和编制测评题和测评点，其适用的广泛性和稳定性值得推敲。
尽管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但ICM对于职业伦理教育仍然有着独特的吸引力。首先，ICM采用与职业相关的真实案例，其观点和计分系统都扎根于该领域专业的思考和判断。和传统测量方式相比，ICM提出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视角，即如何在特定的职业环境中，对从业人员的道德能力进行评估，这对职业伦理教育的评估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ICM证明了专家组和新手组之间的显著差异，不仅为职业伦理培训的必要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也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照标准，能够对个人行为进行评估。第三，ICM证明了原有图式在新情境中发生转变的必要性，这有助于教育者和研究者在评价过程中寻求到了一个发展性测量的合适点，认识到把伦理指令植根于道德理论的相对重要性，为如何定义道德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角色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ICM的提出，为中国的职业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的方法论，不仅证明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而且提供了可能性。而且，隐忧也可以成为它的优点，正是因为ICM没有统一内容，两难故事的设计和选项的内容都是由本国专家、根据本国文化和国情予以确定，这恰好摒弃了根植于一种文化的测量工具在另一种文化中“水土不服”的尴尬，能够更好地实现ICM中国本土化。
同时，ICM也对我国道德教育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首先，如何在中国环境中确定中间道德概念？ ICM中的两难故事都是围绕着特定职业中的具体美德设计而成，而中国职业道德教育中，多是一些宽泛而抽象的指导性原则规范，缺乏具体的美德。以高校教师为例。指导我国高校教师的多是政策性法规和纲领性文件，如：《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标准》中，对师德师风的规定包括坚定政治方向、爱岗敬业、关爱学生、诚实守信、廉洁自律等，缺乏具体内容。这对我们确定具体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间道德概念提出了挑战。
其次，专家的确定尚缺乏量化标准。由于ICM的分数以专家的选择作为参照标准，专家既是两难故事中题目的评价者，又是标准的制订者，因此专家的选择对于ICM至关重要。ICM研发者强调，专家人选应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职业中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从业人员，又是接受过伦理道德教育的专家。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专家，尚无量化的标准。
最后，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得测评结果难以进行纵向或者横向对比。如前所述，ICM没有统一的测评点和测评题，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在本行业中收集、筛选、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很难保证专家队伍的前后一致性，也无法保证测评内容的统一性，因而很难对测评结果开展对比研究，也很难对教育干预的作用进行评估。
尽管ICM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中间道德概念的提出，是品德心理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将研究的出发点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转移到了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群体的具体道德原则的发展，完善了科尔伯格阶段理论中缺乏对人们具体道德行为进行具体指导的不足。同时，ICM的理论基础——四成分模型，突破了人们长久以来对于道德认知和情绪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之争论，提出了认知与情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作用，共同指导道德行为产生的观点，对我们了解道德行为的心理结构提供了方向。借鉴和思考西方道德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对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和生态合理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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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andDevelopmentofIntermediateConceptMeasure
ZHANG Qiana, YANG Shao-gangb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School of English Education; b.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Ever since 1980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Post-Kohlbergian cognitive theories, among which Rest’s developmental theory stands out. It challenges Kohlberg’s stage theory by putting forward Four Component Model and ICM. It not only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Kohlbergian theory which lacks specific instructions in one’s moral behaviors, but also chang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oral cognition research from the assessment of abstract moral principles to that of specific assessment of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particular occupational groups. Introducing and learning the new findings in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in promoting the efficacy and ecological reasonability of mor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Intermediate Concept Measure; Four Component Model; intermediate moral concept; professional mor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B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9)04-0035-08
收稿日期：2019-02-13
作者简介：张倩(1976—)，女，湖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道德教育、道德心理学研究，E-mail：gwzhangqian@126.com；杨韶刚(1955—)，男，山东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教授， 主要从事道德教育、道德心理学、心理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项目“新时代大国公民与价值观认同研究”(项目编号：BEA180114)的研究成果。
DOI:10.14082 /j.cnki.1673-1298.2019.04.004
(责任编辑 康永久)
标签：道德论文; 理由论文; 概念论文; 选项论文; 测量论文; 《教育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项目“新时代大国公民与价值观认同研究”(项目编号:BEA180114)的研究成果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