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下中国正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一个重要课题。仁礼之学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实现仁礼现代转化是建构当代中华文化中的应有之义。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仁礼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仍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资源与精神动力。仁礼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有其重要作用与意义，但也存在自身保守落后的局限性。在仁礼思想中融入马克思主义元素，从唯物史观的视域分析解决问题是当代中华文化建构的实践之路。
[关键词]唯物史观；仁礼；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当然新时代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代中华精神文化建设、伦理道德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现阶段，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深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元素与世界文明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是一个重要课题。仁礼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培育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行为规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实现仁礼现代转化是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现实途径。
一、仁礼的现代价值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来看，仁礼之学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孔子为仁礼思想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究竟是以“仁”为核心还是以“礼”为主还存在长期争论，两种观点各执一词，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在孔子的思维中“仁”与“礼”是统一的。应该说这些论点体现了孔学不同的视角，我们认为仁礼是有机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中，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周礼本已有之，它是西周社会在承袭夏商文化传统、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全体社会成员行为规范、仪式制度的总和。孔子的贡献是援仁入礼、赋予了“礼”以人的主体性精神，以情感培育、心灵体验、坚定信念的实践创造性地建构了人的道德修养与人的群体道德实践的仁礼有机系统，为培育中华民族的心灵秩序奠定了理论根基与实践途径。后世儒者也大都是沿着孔子开创的仁礼之学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但随着人类进入大规模交往时代，不同文明形态并存成为共时态，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伴随着资本的强势扩张助长了其话语霸权，给后发国家的文明造成巨大冲击，传统的价值意义系统、伦理道德体系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丧失了其原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从历史活动的维度分析，仁礼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而从空间的维度层面，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并存，仁礼思想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现代转化，从而为社会秩序构建提供动力与途径。
仁礼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质，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对待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一个存在论问题，一方面，文化传统与民族在长期生存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绝对的、独特的、封闭的内在规定性，没有这种内在属性，就无法明确地界定自我、实现民族的归属，也就无法实现民族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传统具有过程性、生成性，传统需要在与内外环境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自身结构，从而可持续地创造、延续。从内在规定性而言，孔子的仁礼之学在凸显民族知性、培育民族情感、塑造民族心理、砥砺民族意志等方面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传统就是民族自我，就是我们自己，它融化在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血肉之中，构成人们的文化‘本能’。这也就是传统的人类学本体论意义所在”[1]76。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仁礼都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有一种观点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这种观点既包括全盘西化者，也包括文化保守主义者，二者观点貌似对立，但是其思维方式具有共同性，都是脱离真实的历史与实践活动，单纯地以片面、抽象静止的思维分析看待世界，没有用历史运动去说明解决现存的矛盾关系。马克思认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2]220仁礼思想历经几千年，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构成了我们的民族心理与情感，成为我们的民族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从实现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上，仁礼是无可替代的传统资源。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最先明确把人的道德主体性提升到文化传统的核心，他把人的真实情感、理性追求、内心信念以“仁”的范畴提炼出来，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内在精神与信仰。同时，孔子倡导礼乐传统，以礼乐教化人心、塑造人性，为中华民族创新了教育实践的制度性途径，形成了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仪式感教育。即便在今天，某些地区依然保留传统文化礼仪活动，这种被群众认同的活动，其形式庄敬、氛围亲切，具有极强的文化凝聚作用。对特定仪式的身体力行，令参与者对仪式所包蕴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导向感同身受，此谓行之有效的礼乐教化也。仪式感是遵循由术而道、从日常生活到信仰层面的基本途径，苏东坡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展现了君子士人对于生活中个人仪式感的尊重。而能被一个民族普遍接受的敬畏感、仪式感更大程度上依赖传统。
传统的这一先在性、绝对性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资源，无论国家治理、伦理道德建构都要正确对待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3]105仁礼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仍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资源与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是培育公民个人道德的重要途径。当然，从过程性与生成性看待问题，传统既要面临自身系统结构能否优化从而不断发展的问题，也要面临不同文明相互竞争共存的重塑文明结构的问题。从唯物史观视域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当然是一个极其复杂、要面对外在文明不断撞击下能否实现自我超越的挑战。从这一角度审视，恰当对待现代化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当代社会仁礼面临的困境
概言之，仁礼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有其重要作用与意义，但也存在自身保守落后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在今天的现代文明，即便在传统生活的农耕文明时代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范已经成为事实，周礼失去了权威性与约束力，从更深层次而言意味着人的信仰、道德认同也丧失了内在依据。为重塑文明秩序，孔子创造性地把仁与礼融为一体，以仁释礼，以礼育仁，从而建构了影响中华民族的仁礼之治。在孔子思想世界里，没有内在本质、情感心理的礼乐仅仅是一种形式，没有内在精神支撑的礼必然不能有效实现社会、国家、人伦秩序的建构，所以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不仅仅意味奉献玉帛，乐不仅仅敲钟击鼓，而是通过庄严的仪式培育人性、塑造文明。故“礼乐不在外表，非外在仪文、容色、声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别是在内心情感”[4]479。离开了人的伦理道德、情感理性，礼就丧失了内在生命力，成为约束、限制人们生活的枷锁。因而在孔子眼中，仁与礼不可分离，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仁是礼的本质与精神内涵，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与实现途径。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只有仁礼相互统一，才能真正解决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如果说在农耕文明的客观环境下，仁礼思想在建构价值意义系统、伦理道德生活具有实践可能性的话，那么在现代文明境遇下，仁礼思想则面临现代转化的困境。
第二，等级制精英主义的道德如何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结构相适应。我们不否认孔子对广大民众的情感，但孔子所强调的“仁”，很大程度上是从社会精英、统治者的角度来说的。孔子绝非仅仅关注人伦家庭的情感与合理性，他认为合情合理的家庭生活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起点，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合乎情理、各司其职，故“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践行“仁”德的主体主要还是贵族统治者而非一般的平民百姓，中华主流文化可称为君子之道，君子虽然自孔子以来不以出身、地位而论，但在教育资源稀缺的精英教育的年代，普通百姓很难真正通过教育实现人的主体性解放，所以“礼”具有鲜明的等级差别，虽然孔子的礼具有培育人性、塑造仁德的功能，但是同样具有驯化、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功能，而且这一功能被历代统治者极力发挥，成为压制、约束人的自由、思想的枷锁，仁礼体系既培育了自强不息、忠贞爱国的仁人志士，也造就了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奴性，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打击“孔家店”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以现代文明的价值要求孔子等人，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庞大帝国形态，地域辽阔、信息闭塞，在生产力落后的文明阶段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是首要任务。“由于孔子无法想象一种超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所以孔子的这种道德思想中没有包含纯粹的个人道德的内容，这使得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始终依附于政治，始终无法摆脱权力和私欲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为的精神王国”[5]9。在早期农耕文明的现实条件下，孔子的思想也必然要为现实实践提供解释，因此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也不可能脱离时代制约，维护等级制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也必然成为孔子的理论选择。马克思说过：“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2]169，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待孔子，要承认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世界的准确把握，尤其孔子赋予“礼”以人文关怀、道德主体自觉，使得社会政治具有了伦理道德导向，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当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也确实要从学理上正视仁礼的困境，以血缘亲情为核心建构的社会已经转换为超越地域、亲情的原子化结构社会形态，维持高度分工、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精神动力很难完全以人的基本生活体验维持，这需要仁礼思想适时地进行现代转化。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鉴别仁礼思想的精华是现代转化的关键。在仁礼思想体系中，哪些内容还有转化与创新的现代价值是首先需要搞清的问题。在仁礼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论、系统论思维，推己及人的方法，乐群贵和的价值取向，经世致用的智慧，仁者爱人的情怀，为仁由己的主体自觉精神，崇尚和合的礼治伦理精神，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些思想理念与行为模式，高度概括了人类生活的本质，既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有超越具体生活模式的时代价值。与古希腊、希伯来文明重灵魂、轻肉体的二分式思维相比，礼乐传统这种把情感、理性、信仰一切都融进象征性的身体行为过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形成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鲜明的中国风格，即便在今天的道德教育中，这种行为实践模式依然可以提供积极的意义。
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带大，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的现象，我告诉你，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第三，人治背景下的德治困境。在仁礼之学中，孔子是通过德治以实现礼治，其实践主体为“贤人”“君子”这样的精英。在今天教育已经成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时，传统心性之学与礼乐文明所要求的君子之道，显然不具备普遍认同性。古代中国是在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封闭社会形态，从社会治理、秩序构建方面，精英治国在效率、实践可行性上要强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模式，民众的内心信念、情感归属、价值皈依主要依赖神秘的权威、圣人明君、君子士人，而非小国寡民的政治辩论。显然，在文明的发展趋势中，民主法治要优于依附性的人治，但是民主运行的条件与成本是决定民主法治能否生存的问题。因而，古代中国的贤人政治、君子之风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导向。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圣人、君子无论在知性、德性上都具有权威性，君子之德与百姓之德如同风与草的关系一样，贤人教化引导百姓。要“为政以德”“身正”“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因而社会治理、政治完全是属于圣君贤相的，孔子的礼学途径是以人治来推动德治，进而实现礼治的。但是这种设计在今天的生活世界中不可避免地面临道义性认同的质疑与实践可行性的挑战。
根据以上对仁礼的时代价值及其困境的分析，显示了仁礼思想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同时由于其价值合理性、逻辑性及实践可能性都面临挑战，失去了其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传统价值的正当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受到怀疑或否定，而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我们无法绕开这一内化于民族心理的传统另辟蹊径。如何实现仁礼现代转化也就是如何使得仁礼与独立个体的自由、民主相融的问题，从唯物史观的视域分析问题是当代中华文化建构的实践之路。
据刘亚楠、许燕等人的统计，至2010年时全球已有15个国家进行了400 多项有关TMT的研究，多数研究证实了其基本假设。[4]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涉及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出现了很多对TMT不利的证据，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质疑，继而延伸出了许多新的研究热点。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国内相关研究仍然非常缺乏，由于死亡觉知具有明显的文化约束性，探索中国人独特的恐惧管理机制，将是国内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第一，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辩证客观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是仁礼思想现代转化的思想认识前提。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仁礼思想与制度对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仁礼之治对形成和维护政治稳定、凝聚多民族团结、培育中国精神、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以及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依然是我们治国理政、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资源，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竭的精神动力与制度伦理支撑。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仁礼之治中存在的消极成分及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只有在辩证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社会发展应有之义，但是其理论建构与实践生成则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众所周知，仁礼的现代转化理应与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相适应，但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则既是一个保持民族性特质，同时也是一个符合普世人类价值的复杂过程。换言之，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现现代转化。现代社会已经从地域空间上打破了农业文明的实践局限性，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就要辩证地从当代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出发，立足于人民的利益去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显然，仁礼思想要实现现代转化、承担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伦理道德教育的教化功能，就要跳出围绕个人思辨的本质主义思维框架，从人的生存境遇、历史活动去建构。众所周知，马克思所理解的人不是唯心主义那样的抽象的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51马斯洛认为：“行为是很多驱力作用的结果。它可能是几种基本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个人的习惯、过去的经历、才赋和能力以及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6]51对传统仁礼制度现代转化而言，无论对仁礼传统资源抑或现代文明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鉴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是什么？要用历史的、整体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分析问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到仁礼思想中存在的不合理成分及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传统的仁礼制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时代的认识水平、社会结构制约，存在陈旧过时的东西。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建立在其上的人类价值意义系统、行为方式也在向前发展，在整个文明性质、历史条件都不同于传统生活时，即使是中华优秀文化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存在许多不协调不适应的地方，例如“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当下社会，孝文化理应剔除依附性关系、等级制约等消极内容，融入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元素，建构融中国风格与普世价值于一体的当代价值系统。
三、仁礼现代性转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维度
2008年9月底的一天，有个客户开了一辆银灰色的凯迪拉克驶入厂区，正值下班时间，许多人都驻足观看，就连平素高傲的副总裁的女儿方勋梅也发出了一声赞叹：“哇，凯迪拉克！”程晓暗恋方勋梅由来已久，只因门户悬殊，他只有将自己的白日梦安放在姥姥家了。现在听到方勋梅对凯迪拉克如此景仰，程晓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在网络上把能让方勋梅发出惊叹的那辆凯迪拉克型号搜索了出来：它线条俊朗刚毅，身姿优雅华贵，颜色明丽诱人，是凯迪拉克3.6L运动型，报价68.86万元!
第四，名实能否相符的悖论。关于仁礼的关系，一般认为仁是内在精神，礼是外在形式，大致看来如此，但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分析，如此划分有简单化之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表明，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随着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同层次的需要会产生冲突。仁既能表达私域的精神追求，也能表达公共领域的道德需要；而礼更多表达公共性、社会性诉求，对于引导约束纯粹精神领域的私人需要则往往难以奏效。“我欲仁，斯仁至矣”，更多体现了一种主体精神的执着信念，但我欲礼，则礼未必能至，践行礼确实是一个客观行为，存在与思维能否相统一，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是难以两全的。另外，仁作为情感心理、内在精神具有极高的标准，只有少数人能成就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而礼则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具有实践上的普适性，基本规范的礼如何与追求高级精神需要的仁相统一，这是仁礼思想体系所面临的困境，现代社会尤其突出。
第一，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伦理道德观如何与个体自由、独立、民主的现代价值相适应。孔子的仁礼思想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它是以血缘亲情为心理纽带，以等级制的宗法制度为保障，融合政治、社会、家庭与个人的总体系统。其理论基础是以农耕文明生活状态为根本依据，以血缘情感的孝悌为出发点，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把思想的逻辑起点诉诸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以人类生活中最直接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实践生活为基础，把人类最基本的血缘亲情加以升华建构社会秩序。孟子后来发挥了其心性之学，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拓展了人的心性之学。所以，在孔子那里，重视人性中的情感心理培育，把“孝悌”发展为“仁”之根本，进而推己及人、扩充人的生命，从而下学而上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客观而言，孔子的仁礼之学高度把握了中华文明生活的本质，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打破传统血缘、地域的现代文明基本背景下，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仁礼思想确实需要面对独立个体的挑战。
第三，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对仁礼思想的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保障。从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出发，社会的核心价值、伦理道德、法律精神能否被广大公民认同，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集成，“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而合理性认同与道义性认同是其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中，道义性认同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7]5。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态里，整个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个体、家庭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分离，因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是结成一体的，个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体，很难形成个人价值与自我道德诉求，当然也谈不上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对立。另外，专制社会对思想的禁锢、信息的闭塞，都使得仁礼之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比较容易获得了普遍认同。然而，文明形态的转换使得仁礼思想必须面对现代文明的基本因素：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独立的个体、民主社会的政治结构、无遮蔽的信息社会、公域与私域的两分，都使得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聚焦于当下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8]104显然，仁礼思想是在人的依赖关系条件下建构的，其现代转化必须植根于当下中国的总体性生活境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9]61对时代准确地把握，才能使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仁礼思想在当代困境的核心在于几点：一是源于血缘亲情的价值观如何保障个体间权利的关系？二是精英主义思维如何解决与大众之间的平等问题？三是德治能否与法治相融？孔子创建的仁礼思想体系确实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共同体生活之上，中国传统社会总体上是依附性的“人的依赖关系”，与现代民主、法治结构中的个人独立相比，性质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公域与私域没有明显界限，私域的价值同时作为公域的核心理念发挥着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私域作为私人生活领域，是以个体独立人格为基础的，个人独立、自主、自由是其基本特质。公域作为国家、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是平等自由权利的个体通过交往活动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分化，是现代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场域的价值、道德观念必然不能混淆，仁礼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统摄公域与私域的观念与制度，必须从合理性上限定其领域，才能从道义性上被认同。譬如，在公共生活领域本应以公共性道德要求公民，却以极少数先进人物才能实现的崇高道德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普遍要求，不但不能起到其积极作用，反而容易适得其反。有些教育者经常以自己也达不到的心性追求、人格理想、道德情操要求大家，言行不一，成为虚伪、空洞的反面教材。从理论的合理性而言，仁礼的精华思想要针对不同需要层次的人群分为不同表现形式，才能从心理、情感、理性上被认同。从实践可能性方面，则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保障个人权利、维护社会平等，为个人践行提供道义上的支撑。
印度的医疗旅游最早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7]，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2016年医疗旅游指数(Medical Tourism Index)评分中，该国的医疗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得分75.94分，居世界第一位，其他的两项为目的地环境和旅游设施与服务质量分别居世界第12位和第3位，综合得分为世界第六位[8]。印度医疗旅游人数由2009年的113689人，增加到2013年的236898人[9]。2012年，印度医疗旅游业总收入为25亿美元，创造了4900万个就业岗位，据预计，印度医疗旅游业每年将以30%的速度增长[10，11]。
全球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有弊，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物质进步，但是如果把眼光聚焦在人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尤其人的发展方面，东西方社会都面临着发展困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表现为技术化、商业化、职业化，资本的逻辑与科学技术乃至人文科学相结合，使得人文科学越来越脱离了自己的“属人”目的，屈从于资本运行逻辑之中，这也影响了中国的人文科学，奉西学为圭臬，有些学者研究学术目的在于追名逐利，离追求真理、德性与美的生活渐行渐远。与日渐富足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些人在日常行为规范、道德底线方面表现的令人担忧。不可否认，崇尚自由、平等、独立人格，强调竞争、效率、利益都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拒斥共同体价值、传统美德、人性关怀等精华，尤其是割裂国家、社会与个人的统一性的整体价值之后，所谓的纯粹个人权利如同浮萍，与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充满矛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侵蚀了一些人的心灵，个人至上、惟利是图、傲慢无礼、不讲诚信、良知缺失已经沁入有些人的心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建设构成巨大挑战。
仁礼思想中的生命伦理理念、情理交融的实践理性、天人合一的和谐思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开放性人格、融知情意行于礼制的教化机制都是可以超越时代，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中，理论科学的缺失使得仁礼思想优秀的理念无法真正在实践中被发挥，也难以从制度建设方面制约权力对仁学精神的扭曲，但随着世界超越血缘、地域空间、文化的限制，跨文明交流、对话遂使得传统中国智慧融入马克思主义元素与现代文明元素成为可能，仁礼思想在摆脱了专制政治桎梏之后，是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仁礼之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践行仁的实践途径，仅有情感、认知固然可以短时间影响个人修养，但个人品性的坚固养成在于持之以恒的践行，没有社会性的约束途径与机制，没有令人敬畏的仪式化实践，难以对人的行为产生强力引导与规约，以此而言，仁礼思想的现代转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 考 文 献]
[1]何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J]．山东社会科学， 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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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ransformationofRenandLiinModernTimesfrom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Materialism
Zheng Bingxin
(SchoolofMarxismStudies,Shan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Zibo255000,China)
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 to pass on the me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urns out to be an issu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doctrine of Ren and Li stays at the core of Confucianism and eve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of Ren and Li in modern times is of great necess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me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Ren and Li, is still of great value in modern times and regarded as the material resource and spiritual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in the new era. Although the doctrine of Ren and Li has its essential rol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has such limitations as being conservative and outdated to some extent. To integrate Marxist elements into the doctrine of Ren and Li, and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aves the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n and Li; traditional culture
[收稿日期]2019-04-12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当代中国阶层固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探究”(17CKSJ02)。
[作者简介]郑炳心，男，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19)04-0045-07
(责任编辑李逢超)
标签：孔子论文; 社会论文; 思想论文; 传统论文; 精神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山东省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当代中国阶层固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探究”(17CKSJ02)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