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研究］
［摘 要］参与区域社会治理是中共早期工会进行政治革命及社会建设的重要形式与途径,在中共领导下，安源工人俱乐部等中共早期工会在安源等地成功实施了以职工文化教育、劳资关系调整、区域维稳治安及精神文明创建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事业。通过这些社会治理实践，中共早期工会不但扭转了安源等地长期存在的教育文化荒芜、劳资关系紧张、社会治安混乱及精神文明薄弱等落后局面，而且还极大提高了工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为中共早期在安源等地的革命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中共早期工会在区域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突出成就说明，工会等群团组织始终是中共赢得民心、铸就辉煌的重要制胜法宝与成功之源，它们的基础性重要地位在新时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关键词］工会；社会治理；中共早期；安源工人俱乐部
工会工作在中共早期各项工作中居于中心地位。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共诞生伊始即将组织动员工人、领导服务工人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在中共高度重视与大力领导下，中共早期工会组织蓬勃发展、工会工作成果卓著。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但隅于时代限制，对中共早期工会的政治斗争成果关注较多，而对于其在中共早期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则阐述不够。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共早期工会的重要代表——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地位与重要作用为例，来说明中共早期工会不但是政治革命组织而且还兼具社会建设功能。
一、人间地狱：安源工运兴起之前地方社会关系的扭曲与病态
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更是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摇篮。20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革命家们的精心组织与领导下，安源工人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创造了无数辉煌，成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及早期革命的光辉典范。安源工人运动的巍然兴起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既得益于中共的杰出领导，同时也是该地区社会矛盾长期激化与累积的结果。因此，这场革命的爆发具有深刻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具体来说，安源工人运动兴起之前，安源地方社会关系的扭曲与病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企业劳资关系高度紧张
安源本系湘赣交界之处的一个闭塞小镇，长期以来波澜不惊，罕为外人所熟知。但进入近现代时期，由于张之洞、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于1898年、1899年分别创设与修建了安源煤矿与株萍铁路。因此，安源开始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煤钢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地位的重要性及产业特征的现代性迅速显现。从产业地位来说，安源煤矿是20世纪初中国十大厂矿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产煤场，素有“江南煤都”之称，在一战期间的兴盛时期，其“生煤年产量达到90万吨，焦炭年产量达到20多万吨”，[2]“所产煤焦，除供应汉冶厂矿之外，在湘江、长江中下游十几个城市还设点销售”。[3]从产业特征来说，由于安源煤矿从筹建阶段就重视悉仿西制，伴随大规模现代机器工业的不断引进，安源煤矿不但相继建成了“近代化的矿井、发电厂、洗煤台、焦煤炉、机械制造厂修理厂、砖厂等成套的采煤炼焦设备”，[4]而且煤矿的日常生产也呈现出“电车骤驰，往来如梭，机声隆隆，累年不绝”等现代化繁荣景象。[5]
由于存在诸多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分配制度与管理制度，在安源工运爆发之前，安源路矿的产业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企业内部却累积了十分严重与罕见的劳资矛盾与冲突，企业生产方式野蛮，管理制度混乱，广大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首先，企业生产方式野蛮。虽然煤矿采用了现代机器生产，但隅于产业特征及企业性质，当时安源工人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及劳动强度等方面均处于恶劣境地。在劳动时间方面，工人“从1906年起，一直实行两班制，一个班劳动12小时，每半个月才休息一天，例假休息不给工资。窟工从进矿井到出矿井，一个班达到14小时以上。工人为生计所迫，有的打连班，一次就得连续干24小时，有的例假日也不休息”；[6]在工作环境方面，当时“工人下井干活，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具，而是赤身裸体；仅自备一条约三尺长的蓝布，在井下包在头上，出矿井用来围身遮羞，到澡堂便当洗澡巾。矿井内有些巷道和工作面因通风不良，温度很高，工人常在摄氏三十六七度甚至更高的温度下劳动。由于安全设备差，加上工头职员通同作弊而使窟内工程质量差，经常发生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7]在劳动强度方面，当时工人干活基本采取手挖肩担等原始方式，如“井下采掘用的是岩尖和斧子这类东西，照明用的是茶油灯。采煤工作面通常很低矮，工人无法站立，只能蹲着或侧躺着挖。挖下的煤，用篾箕拖或挑到主巷道再由电车拉到地面。”[8]可见当时煤矿生产方式十分野蛮。
为计量投资港口的效益，需先明确货主的港口选择行为，这里用Huff模型[5]分析货主的选择行为及货运需求在多港口间的分布。
其次，企业分配制度极度不公。由于安源煤矿系官僚买办企业，因此，在中外各类买办官僚残酷压迫剥削下，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严重不公之弊端。从工人方面来看，尽管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其收入却十分低下。据统计，在安源大罢工之前，“路矿两局工人平均月工资为9.49元，是矿局高级职员月薪(400-600元)的六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仅等于当时英国煤矿工人一天的工资。”[9]但即便如此，这区区9.49元月工资也大都不为工人所拿，因为煤矿还存在着罪恶的包工制度。当时，煤矿“除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窟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余皆为包工，工人皆在包头之下做点工；因此工人出卖其劳力，仍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头阶级之剥削。如窟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洋银二角七、八分，而工头给予工人，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洋银七、八百元，有上千元者。”[10]甚至像总工头王鸿卿的月收入可达二千元以上。除工头外，煤矿大小职员也对工人大加剥削，他们与工头互相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吃着‘吃点’、‘买空’、‘做窟’、‘买灰’”，从矿局方面攫得许多利益。”[11]两局高级职员及管理层的收入则更高，如仅在1916-1918年间，煤矿发给办事人员的酬劳费和奖金就高达105.5万元。[12]可见，当时煤矿黑幕重重，分配格局极端不公。
最后，企业管理制度粗暴。安源大罢工之前，工人除在经济上遭受沉重剥削外，其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下，而这主要由煤矿实行的野蛮管理造成的。在安源，为驯服工人及保持对工人的高压统治，萍矿当局对工头及职员打骂工人的现象视而不见，从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当时矿局职员上自矿长下自低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随时随地殴打工人，而工人对于他们的无理命令，也都不敢有丝毫反抗，若“工人稍有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13]除肆意打骂工人外，矿局还对工人进行军事化管理，如“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矿上还设有司法科，牢狱里经常关有三四百工人。用流氓地痞组成的矿警局，成立了东南西北四个区的矿警队，监视工人的一切活动。他们还勾结反动政府，派军队驻扎安源。矿警和驻军，常有近千人，平均十个工人就有一个武装军警监视。美丽的安源山变成了阴森森的集中营。”[14]
(二)地方教育文化的长期荒芜
安源工运前，由于路矿两局对工人及其子弟教育事业持歧视与漠视态度，因此，安源教育呈现出相当落后且非常不公局面。在办学格局上，当时“矿局为其职员的子女学习，设有专门的学校，由小学到高中。除此以外，安源地方没有小学校，只有少数老先生开的私塾。”[15]据调查，当时安源学校主要包括萍矿所办的萍矿小学与端本女学(两校计约280名学生)及基督教圣公会所办学校一所(学生约60名)，[16]这些学校主要面向矿局职员子女招生，广大工人子女几乎没有受教育机会。在学校管理上，矿局也推行差异对待政策，即使有少数工人缩衣节食将孩子送到矿局所办学校去上学，“然而工人子弟在学校里如同他们的父兄在矿上一样，受气挨打被歧视。学生之间一旦闹起矛盾，学校当局不问青红皂白，总是处罚责打工人子弟，包庇庇护职员的子弟。”[17]
最后，俱乐部办学理念先进育人效果突出。在教育理念上，工人俱乐部强调：“欲工人团体永久的坚强，惟有工人教育是赖”。[55]因此，俱乐部始终坚持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日常办学中，俱乐部除重视学生文化教育外，更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德智体全面发展。俱乐部不但将“识字、常识、促进阶级觉悟、训练战队能力”作为学校开办宗旨，而且在平时教学中，俱乐部除要求教师系统教授学生国语、算术、常识、艺术、音乐、外语、体育等课程基础知识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演讲、集会、游艺等社会实践与政治斗争，极大提高了工人及其子弟的文化水平与政治修养。对俱乐部取得的育人成就，甚至连后来的国民政府也为之啧啧称叹，他们说：“我们现在每与安源的工人谈话，他所表示的多很明白，不是土头土脑，毫无常识似的。这也是过去受过那些教育的结果。”[56]
除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外，工运前安源文化事业也非常荒芜。这突出表现在：一是西方教会势力在安源有很大影响。当时安源矿局为从精神上奴役工人，大力支持教会在安源发展，如“在方圆两华里的地方，官僚买办招来一些帝国主义的牧师、神父和和尚，设了十几所庙宇，如天主堂，中华圣公会，福音堂等。”[22]而作为教会扩大影响的重要场所，安源的学校也多为教会所控制，教会除直接在安源兴办一所学校外，还与矿局合办了萍矿小学与端本女学。这些教会学校对学生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如吴运铎回忆他在萍矿小学上学经历时就说：“这学校是教会办的。早晨的第一课，是趴在教堂里做祷告。许多孩子受不了，就在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祷告一开始，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等上课钟响了，再趴进来。”[23]二是帮口思想在安源非常盛行。工运兴起之前，安源帮会林立，工人深受其害，如“仅老街筲箕街就有自成系统的四个帮会”，[24]“那个时候，不论谁来安源做工，都得先向青红帮头送礼，不然站不住脚。”[25]红帮头目不仅被萍矿聘为顾问，而且众多工头又大都是他们的徒弟，再加上“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福利’等欺骗工人。”[26]因此，安源工人加入红帮者甚多，工人不但须在节假日、发薪日及帮会头目家红白喜事日等重要日子向帮会进贡遭受其经济剥削，而且他们的精神信仰、风俗习惯等也深受帮口思想影响。可见，由于受到帮口及教会等宣扬的“劫富济贫”及“忍受苦难”等思想麻痹，当时安源文化事业十分薄弱，工人的思想意识也相当愚昧。
(三)地方社会秩序混乱
安源本系一工矿小镇，人口不多，但伴随地方产业的跨越式繁荣与扩展，大批来自湘、鄂、赣等地区的外来人口开始迅速集聚在安源这个弹丸之地上。如当时安源居民中仅产业工人就有12000余人以上，“加上常有的四五千失业工人，这个四五平方公里的小山窝里，共有16000-17000工人”，[27]如果再加上工人家属及南来北往的客商，则更不下数万。不过，尽管安源人口迅猛增加，五方杂处、声息相通的生活格局也逐渐形成，但由于缺乏规范管理与有效治理，当时安源的社会秩序与地方治安非常混乱。
首先，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泛滥成灾。由于工人没有健康娱乐，安源工人素有好嫖成风之恶习。据调查，“该处有土妓，有客妓。客妓多来自醴陵湘潭等处，但只寓住客栈，未尝正式营业。故时往时来，固定的绝少。每月初一、十六两日，为工人休假之日，便是大嫖大赌之日。”[28]在赌的方面，因为“工人既没有正当游戏，又未有相当教育，相逢只有一味痛赌，因此相习成风。至于矿局职员，外来客商，嗜赌的甚多。”[29]在毒的方面，“当时安源工人大多数都参加红帮，吸鸦片和赌博极为严重，街上到处都是烟馆和赌博馆，社会风气和秩序极坏。”[30]罢工前安源工人吸食鸦片现象非常普遍。
溢洪道震损检查信息主要包括进水段、启闭设备、闸门、电源、边墙、桥梁、护坦、泄槽、底板、消力池、渠道、启闭机房等。如果溢洪道和泄水设施由于闸门、阀门或运行设备故障导致不能正常运行时，大坝就有溃坝的危险。闸门、阀门或运行设备的故障可能会导致支撑结构的沉降或移动，及闸门束缚或堆积物阻塞。如果怀疑发生了损伤，应在震后迅速校验闸门运行状况。地震也可能导致闸门自动开启。进水口上方的边坡滑坡会阻塞引水渠，地震可能引起溢洪道进口高程变化。滑坡也会破坏进水建筑物和相关的金属结构，如闸门、启门机和电动机。
其次，工人地域观念强，内部纷争多。安源工人多来自两湖与江西地区，其中“年岁在十七、八以上者，萍乡人居其五，湖南人居其三，湖北人居其二。”[31]正因为如此，张之洞早年曾形容萍矿工人“民情强悍，颇有楚风。”[32]不过，工人来源的多样性也使得安源工人中存在着较明显的省界县界等同乡观念，工人之间常常还会由此而产生各种纷争。而工人内部的地域纷争、帮派畛域等落后信仰的存在却恰为帮口、同乡会等旧式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与盈利机会，因而更加剧了安源地区打架斗殴、械斗伤人等混乱现象的发生。
根据管道总体规划设计情况作出总体施工方案，对人员投入、设备投入、材料用量、施工质量管理、进度管理、资金管理、安全管理、计划管理、工程质评与验收、档案资料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的部署规划，并根据分段情况作出相应的施工子方案。对工程施工涉及的某个专项作出相应的专项方案，如土石方开挖堆放专项方案、爆破专项方案、施工用电专项方案、管道吊装专项方案、破公路专项施工方案、穿越输油管道专项施工方案、管道水压或气压试验专项方案等，在施工中严格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和专项方案执行，落到实处，确保施工质量、进度和安全。
发动机没有能量是不会自行转动的，肌肉没有能量就不会收缩，人也就无法运动。我们的一日三餐实际上就是人体能量的来源，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其中有一部分转化为葡萄糖贮藏在肌细胞里。
综上所述，在1922年安源工运正式兴起之前，由于安源存在着众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地方社会呈现出极度扭曲与严重失范的病态格局，而这种病态社会格局却恰为中共在安源地区进行政治革命及社会变革提供了必要与可能。
二、焕发新颜：安源工运兴起后工人俱乐部对地方社会秩序的调整与重塑
安源工运是中共早期领导的一次较为成功的革命运动，它前后持续了近10年之久，尤其从1922年的九月罢工到1925年的九月惨案这三年更是它的高潮阶段。在这三年间，安源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工运业绩素冠全国，因而享有“中共的小莫斯科”美誉。安源工运的“一枝独秀”与安源工人俱乐部这个中共早期工会组织在安源开展的富有开创性与实效性的社会治理事业有密切关系。当时，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有：
(一)对工人实行网格化管理，提高工人组织纪律性
安源工运之前，广大安源工人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状态之中，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进入安源之初，就注重通过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等途径提高工人的组织化水平。为此，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等同志就多次深入安源矿区，走工棚、下矿井，与工人交心、交流，他们在关心工人疾苦的同时，更注重向工人阐明走阶级联合道路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如毛泽东当时就对安源工人说：“要和敌人作斗争，工人就要团结起来，结合一个大团体。只要工人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天翻地覆的事都是容易办到的。”[37]为增强启发工人的效果，毛泽东还用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把筷子很难被折断，一个石子容易被踢走而一块大石头很难被搬动等通俗易懂事例说明工人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安源工人深受启发。
定义表示第i颗故障卫星引起的水平定位误差，其中A=(HTH)-1HT，A1i、A2i分别为误差矢量的前两个分量。则有：
回湘后不久，毛泽东即派李立三等人以兴办平民教育名义在安源进行组织建设。李立三等人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搞工人运动首先要取得合法地位和社会上的同情”的指示精神，[38]先以四六体文章形式向当地政府提出开办工人夜校申请，由于该呈文将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作为办学目的，因而得到政府批准并取得了合法地位。以此为契机，李立三很快在安源牛角坡设立了第一所平民学校，最初入学的是三四十个孩子。“在办学过程中，李立三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广泛接触工人、宣传团结奋斗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39]并借机适时向工人提出在平民学校附设补习学校的建议，得到工人们的积极响应。1922年初，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安源五福巷成立，“工人补习学校开学时有一二十人，逐渐增加到四五十人。”[40]补习学校实际上是中共对安源工人进行政治宣传的机关，当时补习学校表面用的是平民教育课本，实际使用的则是中共编写的课本。因此，补习学校“每次上课都宣传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主要讲世界上的财富都是我们工人创造的。”[41]通过这种教育形式，安源工人政治觉悟大为提高，为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2年5月1日，安源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当日安源举行大游行，并散发传单，向社会及工友表明俱乐部成立之意义，晚间并演新剧及他种游艺，借娱群众。”[42]但俱乐部创设之初，工人加入并不踊跃，其主要原因是“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等数句空话，对于工友切身之利害，初未明言。”[43]有鉴于此，俱乐部“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44]在1922年9月大罢工胜利后，安源12000余名工人几乎全部加入了工人俱乐部。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中共开始有意识地以工人俱乐部作为载体对安源工人进行了严格的组织管理与纪律建设。
总之，通过俱乐部的严格要求与精心管理，不但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在安源基本被杜绝，而且一种充满组织性、有序性及进步性的地方社会新体系在安源也基本创建起来。
最后，地方利益格局畸形。总体而言，在工运之前，安源的社会格局呈现出一种清晰的金字塔形结构，其中位居塔底的是万余名受苦受难的工人，而位居塔尖及塔身的则是以矿局资方、地方商绅及军方县署等为代表的少数利益获得者。在这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中，工人权益受到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共同蚕食：一是从矿局资方来说，他们与“400多职员，400多工头，加上600多甚至八九百矿警，组成了庞大的机器，统治着1万多工人”，[33]并采用各种手段巧立名目剥削工人，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无数财富；二是地方商绅从萍矿工人身上也获利众多。当时“安源有大小商店数千家，应用的货物都有。老街一带尚可称得‘繁盛’，但在此营商的，都是萍矿的寄生物，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34]因此，“每逢萍矿发薪之日(月底与十五)，顿时全市都呈喜色，不独工人高兴，即各商家亦彼此告语，若相庆幸。”[35]安源商家不但平时靠剥削工人为生，而且更常在工人发薪日前后集体哄抬物价，大发不义之财，展现唯利是图本性。另外，以安源文氏(文廷式家族)等为代表的地方宗绅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矿局形成了共同管理防范工人的攸关关系；三是萍乡县署及驻扎萍乡的赣西镇守使作为地方军政力量也从萍矿获利甚多。由于矿局每年都向他们提供巨额经费，因此，每当矿局有紧急情况尤其是发生工潮时，地方军政力量都会迅速赶来戒严，对工人强行弹压，“名为震慑，保护矿山，实恐人趁机破坏也。”[36]因此，他们也是矿局管束镇压工人的靠山与工具。
在纪律建设方面。为提高工人的战斗能力，俱乐部在中共坚强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强化工人的纪律观念与组织意识。如在规章制度上，俱乐部总章就规定：“部员不得有后列诸行动：1.不得破坏本部之秩序；2.不得个人私假本部之势力与名义；3.不得反抗上级机关之指挥；4.不得有背叛本部之行动；5.不得反抗本部之裁判之行动。部员有后列之情形之一者，由执行委员会宣告开除：1.无故连续三月不缴月费者；2.由全体十代表会及总代表会议开除部籍者；3.有重大之过犯，裁判之结果须开除部籍者。”[47]正是本着“俱乐部是奋斗的营盘，大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的办会原则，工人俱乐部对工人的日常行为、工作态度等均进行了严格约束，因而使工人组织化水平大为提高，战斗力也迅速增强，“他们视团体命令如军令不敢违抗，即至于个人生死关系，亦所不顾。”[48]因此，中共在安源的多次政治行动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与安源工人能够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有着极大关系；在日常管理上，俱乐部对工人也一贯严格要求。他们为约束工人行为，规范工人生活，还专门组织了裁判委员会以处理工人内部纠纷，如该委员会规定：“(工人)或有行凶殴打，持强凌弱，违反本部规章，破坏公共利益，扰乱秩序，聚众酗赌等行为，疾苦与以相当之处罚——记过或罚工，情节过重及非本部范围以内之事，即送警。”[49]此外，为强化工人管理，防范工人出现违纪行为，俱乐部还专门成立了一支由200余人组成的工人纠察团，“纠察员每晚常驻部者，约十余人，每晚巡视工友寄宿处，并禁止工友不正当之行为，如赌博等。”[50]
总之，随着安源工人俱乐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中共通过俱乐部对安源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及组织训练，从而基本结束了安源工人中长期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等弊病。
(二)大力发展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努力提高工人综合素质
安源工运兴起以后，为扭转此前安源地方极其落后的社会面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中共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文化建设事业，安源地方社会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
安源工运之前，安源地方社会风气恶劣，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突出，打架斗殴等治安事件频发。在工人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基础上，工人俱乐部在中共统一安排下，开始对这些社会顽疾进行了系统地综合治理。
其次，俱乐部办学规模大教育普及率高。在学校教育方面，从1922年到1925年，俱乐部先后创办了七所学校，每校均包括子弟部与补习部两部分，前者主要面向路矿两局子女，而后者的教育对象则为成年工人。随着学校数的增加，在校学生数也逐渐扩大，当时七校招收的学生数曾高达1250人(其中子弟部576人，补习部604人）。[53]除学校教育外，俱乐部还大力兴办社会教育，他们先后设立了“工人读书处5处，工人图书馆一所，建筑大讲演厅一所，能坐观众二千。”[54]此外，俱乐部还举办有劳动童子军、师范部、妇女职业班等各类教育机构。通过这些教育手段，无论是安源工人还是其子女均能随时随地接受各种各样教育，工人综合素质随之大为提高，基本解决了此前地方教育落后及教育不公平等问题。
教育事业的不公平不公正不但影响了工人切身利益及地方人才的培养，而且还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与隔阂。由于缺乏就学机会与成才门径，“成群成累工人的子女们，受资本家经济制度的压迫，望着商场化贵族化的学校，不得其门而入，除受资本家底奴役，别无选择”，[18]因此，“他们差不多都在七八岁就去拾煤，十二三岁便进矿做童工”。[19]在人生命运上，因为大批矿工子女年幼即开始饱尝人世艰辛及社会不平之苦，所以，大量“活活泼泼的青年人，以家境困苦，失掉了他们求学的机会，投身到工厂里去做工，因此身体不能发育，衣食不能温饱，更不能求着知识，一切的快乐，尽为数元工资而弃掉!”[20]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学校教育，大罢工前安源青年工人中的文盲率竟然高达70%左右。[21]
（三）大力荡涤社会旧俗，地方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首先，俱乐部重视并支持教育。鉴于以往安源地方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合理及不发达状况，俱乐部成立伊始即在中共部署下大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一是统筹教育发展全局。俱乐部认为：“从种种方面观察起来，觉得任何教育没有比工人教育再重要的。”[51]因此，为统筹与强化安源教育事业发展，俱乐部专门设立了教育股(后改为教育委员会)负责地方教育筹设事宜，教育股长(委员长)与各学校主事、事务员、庶务员共同组成最高议决机关，议决各学校的相关重要事务，而各学校主事与教员则组成各校校务会，议决学校内部一切问题，通过这种内外结合、上下联动方式，俱乐部对各学校进行了有效管理与领导；二是加大办学经费投入。为保证安源教育事业不断壮大，俱乐部每年都将其有限的经济收入大都投入到地方教育事业中，教育经费因而成为当时俱乐部的最大开支。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23年8月到1924年8月这一年间，俱乐部就从其总收入23149元中拨付给教育股13400元，教育开支竟占该年度总开支的六成以上，[52]俱乐部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与重视由此可见一般。
首先，俱乐部注重从源头上根除社会丑恶现象滋生的土壤。安源工运之初，李立三对安源红帮采取了统战政策，他当时对红帮头目提出三项要求：“1.关闭鸦片馆。2.街上的赌摊收起来。3.不发生抢劫案。”[57]结果，这三个要求红帮全部答应，在1922年9月大罢工期间，安源社会治安空前好转，这在当地产生了很大震动，安源工人、地方政府甚至矿局资方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9月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又不失时机地清除了帮会在安源的影响，从而为根除地方的黄、赌、毒提供了前提与可能。在此基础上，俱乐部又开始从思想上净化工人的心灵。如针对安源工人中存在的黄、赌、毒等不良习惯，俱乐部讲演股以“纠正工友的错误思想，引导工人走入正当道路”为宗旨，[58]先后购置了幻灯机、电影机等工具，通过多种途径向工人宣传嫖赌之害、鸦片之害，从而使工人对这些不良行为产生了厌恶与抵制心理。而俱乐部主任刘少奇更是在多个场合要求工人远离黄、赌、毒，如他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安源工人们说：“嫖、赌，我们工友都不应该去做，而且种种作恶的原因，都是赌、嫖，我们应该归正轨做各种发展的事业。”[59]通过工人俱乐部及安源青年团的各种宣传教育及不懈努力，安源工人精神风尚为之一变，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在安源逐渐消失。
更何况，国内的便利店人工成本所占比例不算高。以7-E leven为例，人工只占其营收的1.8%。而当下无人便利店用于识别货品和支付RFID标签，却面临高成本的问题。RFID标签每个成本约0.5元，这对于客单价平均10元的便利店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声称通过新技术、新模式可以降低成本，实则增加了成本的何止无人便利店还有盒马鲜生。
其次，俱乐部帮助工人营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针对安源工人过去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愚昧、生活趣味低级等问题，俱乐部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积极采取众多举措去营造一个适合工人生活的地方社区。为此，俱乐部除通过广办教育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外，还通过强化各种软硬件建设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如俱乐部游艺股在安源就经常举办化装舞会、讲演会、篮球赛、足球赛、露天电影等各种活动，从而让工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种文化大餐与有益活动。同时，为改变当时3000余名青年工人缺乏娱乐的局面，俱乐部还专门设立青年部，“青年部里，设有游艺、运动、宣传三个部门，其中游艺又分戏剧、音乐、棋类；运动分球类、体操；宣传分讲演、书报等。”[60]青年部注重通过各种喜闻乐见形式陶冶青年工人情操，如萧劲光后来就回忆说：“我们经常把青年工人团结在俱乐部中，通过唱歌、演戏、学文化、搞各种娱乐活动，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将青年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61]通过俱乐部开展的各种寓教于乐的有益活动，安源工人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精神世界十分充实，这就为当时安源社会秩序根本好转奠定了基础。
最后，俱乐部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工人生活。为巩固地方社会治理成果，工人俱乐部还通过制度建设对工人生活进行规范与约束。如在入部方面，俱乐部除规定工人必须按时缴纳入部费和常月费外，还明确规定工人应遵守俱乐部章程与公约，否则将被宣布出部；在部员管理方面，俱乐部对工人各种违纪行为也均明文禁止，如俱乐部最高代表委员会就规定：“由本部出示禁止部员打架邀茶；由本部禁止部员赌博，又派各总代表为‘禁赌员’，如有总代表赌博，决从严处罚；违则由本部处罚或送警”；[62]在机构设置方面，俱乐部下设的裁判委员会与工人纠察团等机构更是有效调停与处理了工人内部的各种矛盾，如裁判委员会在1924年前九个多月时间里受理之事件就“共有432起，其中以斗殴，不守厂规，工厂纠葛和不遵部章事件为最多；赌博和妨碍公安等事件次之”，[63]而纠察团日夜在工人居住处的巡视，既保卫了工人安全，同时也控制了工人赌博、嫖娼等不良行为；在工人违纪处理方面，除少数情节严重须送司法审判外，俱乐部大多以罚工、罚款或取消选举权等形式加以严惩。
张仲平心想,要这样被她堵在车里问这问那可不太好,便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从车上下来，装作打电话的样子离开自己的车。
在组织管理方面。为加强工人组织建设，俱乐部按照“从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及民主的集权制”的组织原则，对全体工人进行了网格化管理。为此，俱乐部首先以十人团为基础夯实工人基层组织，健全工人管理体系，如当时俱乐部规定：“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个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该处十代表组成”；[45]其次，俱乐部办事机构体现了工人自治要求，如俱乐部“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窟外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再经最高代表会之通过，由主任委任股长八人，各股委员若干人(最初八个股为：教育股、互济股、会计股、文书股、庶务股、讲演股、游艺股、交际股)”，[46]此外，俱乐部还组建了经济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改选委员会、纠察团、监察队等各种直辖或临时机构，对工人进行组织管理；最后，俱乐部还通过成立工人消费合作社，极大减轻了工人在生产、消费、储蓄、借贷等方面的负担。尽管俱乐部的组织体系后来曾进行过局部调整，但其总体框架与运行体系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俱乐部以各级代表会议及各办事机构为中心，有效加强了对工人的全方位管理及全过程动员。
(四）调整地方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较为合理的地方社会新框架
安源工运兴起前，由于工人受苦受难程度太深，而帮会、矿局及地方军警绅商等利益集团高高在上，获利太多，因此，当时安源地方社会呈现出极度扭曲与极端不合理状态，社会矛盾也异常严峻。安源工运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共以工人俱乐部等群团组织作为依托，开始对地方社会旧格局进行了深度调整，一种较为合理、较为有利的社会利益新秩序与新格局在安源逐步形成。
首先，工人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改善与提高。1922年9月罢工的胜利，安源万余工人实现了“从牛马到做人”的人生飞跃，他们的工资收入与福利待遇、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等均得到了充分保障。在工资收入方面，工运之前的安源工人不但收入低下，而且由于存在包工制还受到工头及矿局职员的联合克扣，罢工胜利之后，根据双方协议，工人工资及待遇不但有很大程度提高，而且还首次拿到了企业的年终夹薪。不久，俱乐部还一举将存在了近二十年的罪恶的包工制度废除，改为由工人与工头进行合作的制度，“工人除正当工资外，还可得着若干红利。”[64]此后，1923年7月，俱乐部又与矿局签订了第二次协定，根据新规定：“凡薪资每日在一元以上者，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65]可见，随着俱乐部维护工人权益力度不断加大，安源工人的工资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
护理工作也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如:医护、护护、医技、后勤、职能等相关部门,稍不注意就会困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之中。任何一种人际关系都会直接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护患关系,有责任心的护士为病患做了许多,但由于许多的患者及其家属不理解护士的工作性质,时有辱骂、甚至殴打护士的事件发生,近年来,医患关系也是日益紧张,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护士的身心更加紧张、焦虑、疲惫。
除工资外，工人福利待遇也大为改善。如根据俱乐部与矿局协定：“路矿两局职员不得殴打工人。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工会同意，路局按月送给工会长期免票三张，年节，中秋，端阳工人回家者减用半票，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应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等。”[66]工资福利的不断改善与提高，使安源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及阶级认同感得到迅速发展，他们一改往日卑微怯懦的消极心理，开始以一种全新而自信的精神面貌展示其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因此，当时安源人“皆称工人‘万岁’。”[67]
“呼哧”，卡尔松的两只鼻涕虫缩回了黑洞洞的大鼻孔里，现在他完全忘了足球，脑中只有军事任务。他双目炯炯地说：
其次，劳资关系有所缓和，企业生产逐步好转。安源工运之前，由于矿局与工人之间矛盾重重，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因此，路矿两局内部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野蛮管理及生产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安源工运兴起之后，工人俱乐部在中共统一部署下，开始对企业内部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进行了破解，企业的劳资关系及生产经营均有了较大改善。
过氧化值主要用来表征油脂在常温和高温烘焙过程中氢过氧化物的含量，这一阶段为油脂劣变的初始阶段，该物质极不稳定，可以在酸作用下，发生分子重排；也会断裂过氧键“-O-O-”，从而释放更多的能量，产生类似于酮、醛、醇等物质[20]。
在劳资关系调整方面。由于俱乐部在矿局与工人之间充分发挥了调节器与稳定器作用，因此，过去劳资之间的紧张对抗局面得到了很大缓和。从工人方面来说，随着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他们对俱乐部的忠诚度与认同感均空前增强；从路矿两局方面来说，鉴于其自身实力的不足及工人俱乐部的强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迫接受了俱乐部代表工人所提出的许多合理诉求，如“路矿两局公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1923年7月又增至每月一千元)等等”；[68]而从俱乐部方面来说，由于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均处于“低潮”，因此他们不但没有采取过激过多的行动与要求，反而采取了“弯弓待发”策略及竭诚合作心态大力改善与矿局的关系，如俱乐部在提高工人待遇的同时，也规定：“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69]俱乐部主任刘少奇当时为保证这些协定的实施，甚至受到工人误解，说他被资本收买，结果工人要打他，气得他哭起来。[70]为显示与矿局合作诚意，俱乐部还成立了出产整理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纠察团等组织，对工人中的消极怠工、旷工偷懒等行为进行约束，这些措施都有效缓和了劳资之间矛盾。
在企业生产方面。随着路矿两局与工人关系的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及日常管理也有了很大进步，由于俱乐部曾承诺：“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71]因此，在1922年至1925年这三年间，萍矿尽管由于内外部环境的恶劣导致实际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但广大工人在俱乐部要求下，依然顾全大局，忍饥挨饿，维持生产，不但使矿局出产的煤炭及焦煤产量均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且企业整体效益也没出现明显下滑。俱乐部主任刘少奇在这期间还先后撰写《救护汉冶萍公司》(1924年6月)与《整顿萍矿意见书》(1924年11月)两篇文章，以至诚至恳之心提出了诸多促进企业发展的建议与对策，从而为当时路矿两局甚至整个汉冶萍公司平稳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广义的社会调查方法包括抽样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等方法类别。狭义的社会调查方法仅指抽样调查研究方法，“指的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通过直接的询问，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系统的、量化的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2]抽样问卷调查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重点和主线。大家其实很容易重视这种量化调查方法，因为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具有科学性，能带给我们启迪，并且真正有效、可行。
最后，相关利益方的对话与协商机制基本确立。在安源工运之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对话渠道与协商平台，安源的相关利益方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不信任及你死我活等严重机制隐患，尤其是路矿两局、当地政府及地方军绅等利益集团动辄对工人进行镇压更是加剧了地方社会秩序的紧张。安源工运兴起后，工人俱乐部在中共领导下，通过与相关利益方进行艰苦地谈判与博弈，逐渐在安源构建起一种较为平稳有序的对话与协商机制。
在俱乐部与矿局关系方面。 “二七”惨案发生后，虽然全国各地工会均先后遭到镇压，但安源由于产业地位重要，工人组织纪律性强，因此，“路矿两局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俱乐部亦对此十分注意防范，故将此重大之风潮消弭于无形。”[72]故此时的路矿两局与俱乐部均有维持和局的共同要求，双方遇事也常常一连磋商十余日，并相互体谅，各自让步，不相逞强。如工人俱乐部反复要求工人要遵守厂规厂纪，并强调“矿局所订工人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73]而矿局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及增加工会补助费等方面也向俱乐部作了众多让步妥协。因此，当时工人俱乐部与路矿两局之间基本确立起一种经常性、日常性、互惠性的沟通及协商机制。
在俱乐部与地方政府及地方绅商关系方面。由于安源地小，且处于湘赣交界之处，所以，安源的地方政府及当地绅商均不希望安源出现大规模的激烈工潮，以影响地方治安稳定及产业安全。因此，每当安源工潮势头初现端倪时，他们均与俱乐部及矿局一道，积极调停，并努力消弭之。如1925年初，由于矿局欲取消工人年终夹薪，因而引发工人强烈不满，双方矛盾也迅速一触即发，在此危急关头，“商会会长沈开运，保卫团长罗国曦均表示欲竭力调停，以期和平解决，谓如矿局坚持取消，则全市商家实力援助工人。”[74]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与绅商的积极介入，俱乐部与矿局之间的多次争端也终以协商的方式顺利解决。不难看出，俱乐部与地方政府及绅商关系的改善对保持安源地方社会的整体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俱乐部与地方帮会及军警关系方面。安源工运之前，帮会在安源有着极大影响与很强势力，但“工人运动兴起后，红帮就瓦解了，红帮不瓦解，工人组织是不会很快建立起来的。”[75]随着安源工人纷纷加入工会退出帮会，帮会作为一种传统力量逐渐从安源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工会作为一种新兴现代力量开始走向了安源政治舞台中央；从地方军警力量上来说，由于安源地居两省缝隙之处，因此，湘赣两省军阀“历来只各谋自保地盘，持滑头望风主义，彼此互相联盟扶助，不相伤害，故此地亦未受何种重大摧残。”[76]军方的滑头主义也使得以矿警局为代表的地方警察势力对安源工运多持宽松态度，如“二七”后汉冶萍总公司多次电请江西督军蔡成勋及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派军遣散工人俱乐部，但“蔡督以时局关系，派队到安，恐惹起政治纠纷，碍难照准等语”婉言谢绝，[77]而肖安国“亦以此事系内部纠纷，碍难以武力压迫，致酿成不可收拾之局面”为由加以拒绝，矿警局则更多次以“工人索饷，处于饥寒，武力制止，问心有愧”为由拒绝镇压工人。[78]可见，随着工人俱乐部斗争水平提高及整体实力增强，地方军警也一改过去对工人的粗暴及漠视态度，他们开始与工人俱乐部进行积极协商与对话，这对当时安源社会新秩序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采用全站仪检测光靶光源位置的方法计算光靶在全站仪坐标系中的位置和姿态，全站仪通过与导航仪中的激光对准建立二者间的基准关系，全站仪数据与激光视频导航系统测得的导航数据进行比对，利用全站仪毫米级的测距和定位性能验证定位系统的性能。
总之，从1922年安源九月罢工胜利到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发生这三年间，由于安源工人俱乐部迅速崛起并日渐强大，安源以往的由利益集团主导的病态利益格局开始出现了深刻而深远的调整，一种由中共工会主导的新型的、合理的社会新格局在安源逐渐形成。
三、启示
安源工运是中共成立早期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成功的革命运动，它前后持续了近十年时间，完整见证了中共早期从城市工人运动向农村武装起义的艰难革命转型与道路探索，因而不但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秋收起义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撑地。安源工运的骄人业绩、一枝独秀及崇高地位的取得，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们的直接领导、英明决策与努力奋斗的结果，尤其是他们在安源开创的富有光辉意义的群团工作机制更是为安源工运的巨大成功及安源成为“中共小莫斯科”突出地位的形成提供了有效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安源也可以说是中共群团工作的重要历史起点。
安源工运期间，中共在安源相继组建了青年团、工会、少先队、女界联合会等群团组织，通过它们尤其是通过安源工人俱乐部这个核心群团组织，中共在安源成功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在安源进行了劳资协调、工人教育、企业维稳、移风易俗、消费合作等一系列社会建设事业，从而最终使安源这个昔日社会关系扭曲、社会治安恶化、劳资关系紧张、文化教育荒芜的“人间地狱”变成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与合理的工人生活新社区，安源工人的胜利感、翻身感、获得感、喜悦感等均明显增强，这就为中共在安源赢得政治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群众组织力。
安源工人俱乐部等群团组织在开展地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以群众利益至上为根本宗旨。为此，它们在安源以破旧立新、为民谋福之勇气，对安源既往的各种不合理制度、习俗与观念等进行了根本荡涤，并以此为前提重塑与再建了一种较为合理、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社会新秩序，安源社会面貌与政治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安源工人俱乐部等群团组织在中共早期区域社会治理中的重大成就及突出地位说明，工会等群团组织从诞生伊始就是中共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动员群众、服务关心群众的重要桥梁与根本纽带，它们既是中共进行政治革命、政治教育、政治动员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共进行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社会协调的主要工具。群团组织所具有的政治性、先进性及群众性等综合功能与制度优势，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其在中共群众工作及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经常性地位，因此，在新时代，对工会等群团组织的重要地位更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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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Early Trade Un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A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nyuan Workers' Club
LU Huadong
(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
Abstract: Participating in the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orm and approach for the early trade un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carry out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o this end,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early trade unions,such as the Anyuan Workers' Club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social governance in aspects of the employees culture education, labor-management adjustmen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ublic security, and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reation in Anyuan and other places.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the early trade unions of the CPC not only basically reversed the long-standing ignoranc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bor and capital, the social security disorder, and the backwar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tc., but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workers. Thus, the trade unions laid a solid mass foundation for the early victory of the CPC. As a result, the important role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he early trade unions in the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ndicate that trade unions and other group organization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and success source for the CPC to w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create glory.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the trade union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rade unions; social governance;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PC; AnYuan Workers’ Club
［中图分类号］D412.6; 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9）01-0084-11
*［收稿日期］2018 -06-16
［基金项目］本研究获浙江农林大学2018年学校科研发展基金项目“群众组织力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群团工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807090022）资助。
［作者简介］陆华东(1972—）,男，安徽定远人，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孙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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