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是中国伦理学的创世纪。面对传统价值体系土崩瓦解，新道德观念尚未确立的严峻现实，谢无量等一批先知先觉者在融会贯通中西古今之学的基础上，开始对传统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建构、传统伦理思想现代诠释和现代国民道德观念重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绩，凸显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谢无量的伦理思想不仅推动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促进了系统化、学理化的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初步建立，而且重新建构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万有伦理；不仅抵制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负面影响及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而且引领了新时期的社会道德风尚建设；不仅具有学术史研究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谢无量；传统伦理思想；现代诠释；道德观念更新
清末民初，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剧变，传统善恶、是非、忠孝、义利、廉耻观念遭遇极大冲击，而新的公私道德、职业伦理、国家观念等一整套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蔡元培、刘师培、谢无量（谢蒙）等一批先知先觉者在吸收西学基础上，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整理传统伦理思想，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谢无量是近现代著名哲学史家、伦理学者和书法家，是中国伦理学科草创时期的重要奠基者[1]。为解决中国传统文化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融会贯通、美美与共、善察谨变、返本开新的中西古今文化观[2]。1914—1932年间，谢无量撰写出版了20多部著作，伦理学是他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研究领域之一，其相关思想集中体现在《新制修身教本》《伦理学精义》《伦理学自叙》《阳明学派》《孔子》《朱子学派》《中国哲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国民立身训》《妇女修养谈》《诗经研究》等论著当中。谢无量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路折射出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转型[3]。本文通过解读其伦理学论著中所包含的理念与方法，尝试总结和评价其学术思想的内容与特色，重点关注他在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建构、传统伦理思想现代诠释和现代国民道德观念重构方面的历史贡献及其时代价值。
一、谢无量与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建构
清末民初是一个呼唤价值重估和道德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伦理学者一方面忙于探索救国救亡的道理，一方面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批判性与继承性等尖锐问题。出于道德革命和改造国民性的需要，一批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伦理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将其作为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同时引进西方的伦理思想，以此来观照中国的道德问题，进而发展出系统化、学理化的现代伦理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极具学术敏感性和自觉性的谢无量开始了伦理学理论探索，建立起“二部八论”和“三位一体”两套各具特色的伦理学体系，为中国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做出了贡献，推动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一）“二部八论”伦理学体系
1914年，谢无量在《雅言》上发表《伦理学自叙》一文[4]，提出了一套中国本位的伦理学理论体系，简称“二部八论”体系。所谓的“二部”，是指这一体系包括理论和应用两大部分，体现了伦理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也是一门实践科学的特征。理论部主要解决道德起源、人性善恶、动机与行为、理想人格标准等理论问题。应用部主要解决如何修身养性、承担义务、追求至善和践行内外自他之德问题。所谓的“八论”，是指理论部和应用部又各自由四个分部构成。理论部包括道论、性论、志论和君子论。应用部包括修身论、分论、善论和德论。总体观之，谢无量的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用中学概念比附、格义西方伦理学概念，厘定中国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例如，谢无量将“志”“分”等从中国传统伦理中拈出，比附为“动机”“义务”等西方现代伦理学概念术语。这种比附、格义之法有其好处：一方面，可以找到中西之学会通之处，从而发现人类伦理思想的共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西学概念重新阐释传统伦理思想，为其注入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内涵。
第二，试图建立一种“以中释中”的现代伦理学体系。民国初年，有关伦理道德的讨论铺天盖地，但多为一些细节性、情绪化的讨论，缺乏真正的学理性思考。傅斯年就此批评道：“整天说德，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伦理学。”[5](p407)“二部八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在向传统伦理概念注入新内涵的基础上，以这些关键概念为核心，建构起一种有别于传统学术，也有别于西学的特殊的中国伦理学架构。这一架构不仅试图回答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如人性善恶与道德起源，行为动机与理想人格，而且能够给国人的道德实践提供指导，使其学会修身养性、缮固道德的途径与方法。
例如，在《老子哲学》中，针对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的观点，谢无量解释说，“老子之意，或有为于春秋当时之弊而发，顾其事有为古今之通患者，亦可深观而得医石之效也”[13](p1166-1167)。又如，在《佛学大纲》中，谢无量曾对佛教伦理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他认为，“佛之为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教之返其本觉，以成就超绝之人格。其神化功用之极，诚有若不可知者，然莫不以人生为本，以存善去恶为归，立一极以赴之，坚苦卓绝，以求必达其志，可与伦理学相发明者，固亦众矣”[14](p273)。这些认识在当时无疑具有一定前瞻性。事实上，谢无量对道家实践伦理（即修养论）的重视，对法家国家伦理（尤其是公私之辨的讨论），对佛教伦理之善恶论、人性论、报应论等的创造性总结和阐发，都是他融会中西古今之学为我所用的重要体现。正是通过这种融会贯通和返本开新，谢无量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和国民道德观念的重新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奖惩制度能够有效激发人们的林业保护意识，在林业生态和天然林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重点强调林业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提高每个人爱护林业的意识。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扩大相关法律的普及范围，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然后通过法律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习惯，实现依法管理的目的。如果出现违背法律的行为，相关部门要对其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2]。对于有益森林保护的行为，相关的部门也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奖励，使人们都能够成为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良好公民。
第三，“以西释中”的理论模式。在民国初年特殊的学术环境下，中西融合式的伦理学理论架构更容易为各派学者所接受。当时，激进派对传统道德体系破而不立，结果导致旧的道德规范被打破，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陷入一种“盲行索途”的价值淆乱、无所适从状态。有观于此，谢无量以西方经典伦理学体系为基础，较早建立起独特的中国伦理学体系。其功能不仅在于整理国故，斟酌损益，为建立新伦理奠定基础，而且在于通过“援西入儒”建立起新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体系为后来者指明了努力方向和探索空间。后辈学人正是以谢无量思想为起点和借鉴与超越的对象，不断将中国伦理学研究推向前进。由此可见，谢无量在中国现代伦理学科创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
（二）“三位一体”伦理学体系
谢无量的学术思想虽然带有浓郁传统特色，但是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当中，他是较早采用“以西释中”“援西入儒”研究模式的哲学史家和伦理学者[6]。在谢无量看来，近代伦理学有三个根本性概念，即善、德和义务。“考西洋伦理学史，则古代学者主善，中世学者主德，近世学者主义务，皆因世异尚，希能同时具求三者之义而观其会通也。惟吾国儒家之说，则善论、德论、义务论莫不皆备。”[7](p132)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谢无量尝试借鉴近代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一个以儒家伦理为主体而又兼顾各家伦理学说，相对简单而又自足完善的中国伦理学体系。概而言之，这一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义务论与德性论调和折中。谢无量正确认识到了义务、德性和至善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义务具有强制性，而德性则无；义务是有差等的，而德性则无；义务强调外在，而德性则强调内在；一个重他律，另一个则重自律；一个相对狭隘，另一个则包含甚广。尽分和修德是到达至善之境的方法。能尽分并不一定有德性，有德性则必然能尽分[8](p129)。由此可见，谢无量当时对义务和德性之异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现代伦理学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引入到国故整理之中，试图建立起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话语体系。善恶论、义务论与德论“三位一体”的伦理学体系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不仅体现了谢无量折中诸学、会通中西的学术胸怀，而且也体现了他整合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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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典型的目的论伦理学。蔡元培是谢无量在南洋公学时期的老师，由其翻译的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对后者影响颇深。泡尔生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伦理学。该伦理学以确定人生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手段为主要研究任务。前者是一种善论，或者价值论，后者是一种德论或者义务论[9](p40-41)。东西方传统伦理大多属于目的论。“这种伦理学类型常常把善论（目的论、价值论、幸福论）与德论（工夫论、修养论、义务论、人格理论）结合起来，其中善论主要是讲人要达到的目标，德论主要是将人要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手段，或者这一目标在人的活动、性格中的体现，故而后者一般要以前者为依据”[9](p200)。谢无量“三位一体”的伦理学体系，就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伦理学。他把“至善”作为人生道德修养的目标，而义务和德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谢无量吸收借鉴了西方经典伦理学体系。其理论模式看似比较传统，但放在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无疑具备极大创新性。我们对谢无量学术思想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语境。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奇的学术观点，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学界可能是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成果。因此，如果不用后人的标准来苛求古人的话，也许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清末民初正是西学东渐走向深入的一个时期，虽然有不少人尝试运用现代学术观念来诠释传统伦理思想，但是少有人像谢无量这样建立起宏大的“三位一体”的伦理学体系。而且，谢无量的伦理学理论建构是在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探索精神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在当时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
从《伦理学自叙》的文字表述不难看出，谢无量有意以“二部八论”为基础，写成一部规模宏大的伦理学著作，而且其附录都已经设计完成①从《伦理学自叙》的文字表述不难看出谢无量有意以“二部八论”为基础，写成一部规模宏大的伦理学著作。并且，其附录部分都已经设计完成，篇末附有中西伦理学说变迁略述及伦理学者年代列传等。然而，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除了1914年出版的《新制修身教本（四）》和《伦理学精义》之外，还没有发现谢无量出版过其它伦理学理论专著，但这两部著作所采用的概念术语、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与《伦理学自叙》不尽一致，而是吸收借鉴了西方近代伦理学“三位一体”的经典体系。。但是，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除了1914年出版的《新制修身教本（四）》《伦理学精义》之外，还没有发现谢无量出版过其他伦理学理论专著，但是这两部著作所采用的概念术语、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与《伦理学自叙》不尽一致，而是吸收借鉴了西方近代伦理学“三位一体”的经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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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谢无量与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诠释
谢无量认为，中国伦理发达最早。我国先民在黄帝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伦理标准，尧舜就是古人所尊崇的道德模范人物，并发现了“中”这一“伦理上至善之标准”。在其哲学史论著中，谢无量对上至远古，下至清季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诠释[10](p40)。由于中国文化是一种独特的道德文化[11](p1)，一部中国哲学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伦理学史。通过哲学史研究伦理学史，是谢无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总体观之，谢无量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诠释具有如下四大特征：
（一）成果特色：通史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并重
功利之说，易入俗耳，其害最甚。推原其始，盖出于衰周五伯之习，管晏之徒，并言功利，富国强兵，虽就一时之效，然亦杂霸之治，非圣王之业也，故孟子非之。至于近世所谓功利之学，其持说固各有不同，然无不根于利己心以推之。乃至托于最多数、最大之幸福，以巧自文饰，要其立论，咸本于功利，而未闻义理之大涂也。夫既标利欲以为主，几何不至侵害人以便己？即外附于道德，实内成于私欲，故功利派终不得谓为适当之伦理说，宜自来儒者之非之也。盖人之所以为人者，惟在自厉其一己之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虽利益、幸福，有时与之俱来，特以是为号，则不可耳[15](p289)。
第三，通过伦理学理论建构，为系统整理传统道德文化，重构国民道德观念奠定基础。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传统伦理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部予以革除，转而采用西方现代伦理。与此立场不同，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孙中山、谢无量等人看到了传统伦理思想的“善美”之处。虽然历经几千年封建统治，传统伦理难免带有其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也不乏一些精华和闪光之处。另外，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如果将旧体系全盘推倒，不仅会导致孩子与洗澡水一同被倒掉的后果，而且极有可能导致价值淆乱，使得普罗大众在面临道德判断时无所适从。谢无量的“二部八论”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种操作性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的研究较少。王红彦等人（2014）以泰国为例，介绍在生态移民中不同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李美琴、彭秀丽（2016）对呼伦贝尔市金融支持易地扶贫搬迁情况进行调查，介绍搬迁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搬迁补偿、临时过渡费用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情况。王宏新等（2017）分析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总结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发展演变特征：由政府引导型向政府主导型演变，由整村搬迁向精准搬迁转变。侯茂章、周璟（2017）深入研究湖南省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状况，结合湖南省石门、沅陵、桑植等国家级贫困县调研案例，总结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的11种模式。
（二）论述方式：以史带论，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
谢无量的学术研究以史见长，往往述多论少，因此导致不少批评。然而，细读其学术论著，不难发现他其实并非述而不作。我们认为，以史带论，即通过点评史上重要伦理学思想，融入和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是谢无量重新诠释传统伦理思想，推动其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征。例如，针对近代自由主义派伦理学者所追捧的功利论，谢无量借阐释阳明学之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推动传统伦理思想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谢无量特别注重通史性研究与专题性研究的结合。他既撰写了《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通史性著作，又出版了《阳明学派》《孔子》《朱子学派》《佛学大纲》《王充哲学》《诗经研究》等这样的专题性论著，及《国民立身训》《妇女修养谈》这样的道德修身书，并在《大中华》《中华教育界》等报刊上发表《老子哲学》《韩非》《人性论》等论文，对传统伦理思想进行系统性总结和创新性诠释。谢无量的伦理学史研究成果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即以儒家为主体，兼及佛教与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例如，其伦理学专著《伦理学精义》和道德修身书《新制修身教本（四）》《国民立身训》《妇女修养谈》等，都是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由此凸显出谢无量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及其与现代新儒家一派的关联[12]。与此同时，他又肯认道家、佛教伦理学说的合理价值，并致力于发挥其在现代道德风尚建设中的作用。这在《中国哲学史》中有所反映，在专题性著作中则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其伦理学史著作中，谢无量很少就某一观点发表如此长篇大论。细读这段文字，不难发现谢无量之所以对功利说展开如此猛烈批评，是因为他看到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导致各人为追求一己之私利，不惜损人以利己的严重弊端。虽然功利主义强调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谢无量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文饰和假托。既然标举个人私利，就不可避免会损害他人利益。他梳理了历史上五伯、管仲、晏子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都不过是取得了短期的效果，而并非圣王之道所应为。即便功利主义披上道德的伪装，其实质仍然是对私利的追逐。因此，针对清末民初部分学者高唱功利主义的做法，谢无量明确指出，功利主义不适合作为伦理学理论和现代国民道德的基础。他基于董仲舒的义利观，从一位现代新儒家学者的角度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弊端进行批评，凸显出其学术敏感性和现实关怀。谢无量最为推崇阳明《题梦槎奇游诗卷》中的非功利论。“阳明之说，何其痛切精到！世之言功利者，庶几读此一猛省也。”[15](p291)在他看来，力政与仁政的区别就是功利至上主义与道德至上主义的区别。如此观之，谢无量是持道德至上主义立场的。再进一步来看，谢无量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往往就像他对功利主义的评论一样，是通过重新诠释传统伦理思想表达出来的，这是其伦理思想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
（三）分析方法：谈伦理学必及宇宙论，反之亦然
在讨论宋明诸子伦理思想之特点时，谢无量颇为准确地指出，“陆王论宇宙必达之于伦理，论伦理必溯源于宇宙，盖本于儒家自来‘天人合一’之说”[15](p206)。王阳明的良知、理与子思的诚一样，既是宇宙之根本，也是伦理之根本。朱子伦理学也不出此例。谢无量是民国朱子学研究的先驱，曾对朱子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对后来学者影响很大[16](p94-95)。朱子认为，太极即是理，而且理气为二物。理与气都是宇宙的根本原理，并由此建立起他的理气二元论，而朱子的伦理思想正是建基于太极说和理气二元说之上。谢无量服膺于宋明新儒家，受其影响，他的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也是谈伦理学必然溯源于宇宙论，谈宇宙论必推达于伦理学。这种对宋明新儒家的继承和发扬，成为部分学者将其视为现代新儒家先导的一个重要依据。
翻译单位包含音位、词素、词、词组、句子和话语[7]。单位转换（等级转换）指的是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结构的差异，当在译语中无法找到与原语同级的等值对应时，译者可在其他等级中选择与原语匹配度最高的翻译单位，以符合目标语表达方式。单位转换可谓是实现从形合的英语到意合的汉语的绝佳途径。
谢无量对先秦伦理思想的研究，也是谈伦理学必及宇宙论。例如，仁义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伦理概念，孔子倡言“仁”，而孟子言必称“仁义”。谢无量指出，其实《易经》中就已经提出仁义的概念。《易·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就是说仁柔而义刚，仁义可以配阴阳。天地人三才之中，人居其一而与天地参。因此，仁义这一人道标准其实与天地之道相贯通。此外，《易经》中包含着丰富的交互报偿（reciprocity）思想[17]。《易·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系辞》也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质言之，人类行为的善恶，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报答或报复。这是儒家学者所信奉的天人感应说，在古代是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观念。
谢无量还指出，《易经》的报应说与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论不同，“要之易教之报应，是由阴阳寒暑无往不复之常理推之。盖因宇宙之大法，以立伦理之定义，并非徒设是言，以劝人进善去恶也”[18](p43)。由此可见，谢无量是从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出发对交互报偿观念的伦理价值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古代的善恶报应论根源于天地阴阳之定律，在伦理学上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人的善恶祸福都是求之于己，而非有待于人；二是人不仅能追求个人的善和福，而且能为天下后世创造善和福。古代交互报偿思想的伦理价值，在于坚固人人自信之心[18](p43)。这就充分肯定了人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主体能动性。谢无量这种上下打通，从现代道德自觉与自信的角度对古代报偿理论的重新阐释别开生面，颇能以理服人，为现代学者准确认识传统伦理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四）研究模式：“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与“中西互释”相结合
如前所述，谢无量提出了两套指导思想和研究模式迥异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并最终采用了“以西释中”为主导的善恶论、德论、义务论“三位一体”的体系。谢无量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整理，基本上就是以“三位一体”为理论框架进行的。与此同时，谢无量深知传统伦理思想有其自身的术语系统和言说方式。因此，在宏观框架上，他主要采用“以西释中”模式，即从善恶论、德性论和义务论等几个方面对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并大量采用诸如性善一元论、理气二元论、厌世主义、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动机论、效果论、辩证法等西方伦理学术语来阐释传统伦理，使之与现代伦理学话语方式接轨。但在具体展开时，为了避免抹杀传统伦理思想的本色，谢无量大量采用了传统哲学自身的概念术语，如道论、分论、阴阳论、人性论、仁义论、修养论、养气说、知行论、人生观、死生观、定命论、才性论、三才论、男女论、礼论、乐论、数论、虚无论、崇有论、神仙论、无君论等。这些概念虽然是传统的，但是经过重新阐释，并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因此，谢无量的传统伦理思想研究，采用的是一种“以西释中”与“以中释中”相结合的方式。
谢无量具有明确的中西哲学比较意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他甚至进行了一些“中西互释”的尝试。这在其有关孔子之仁、孟子养气说，及朱子、阳明伦理思想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以对孔子哲学基本原理仁的讨论为例，谢无量指出，《论语》中孔子谈到仁的地方很多，总结起来其意义主要有五种：惠泽、笃厚、慈爱、忠恕、克己。这五种意义实际上是相通的[7](p122)。孔子的仁近似于现代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但是，在西方伦理学中，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是不相容的，而孔子的仁则没有这种缺陷。谢无量认为，“孔子言仁，实自他兼尽，对于己则制欲，对于人则慈爱。盖人之生也，利已心与利他心同时并具，至其发达之序，则利己常先于利他，且利己心视利他心尤猛烈。故欲利他主义之行，不得不于利己心加以节制，有时至掷生命而不顾，此仁者所以必有勇也。”[7](p122)他还认为，孔子的仁论不承认平等的慈爱，而是以差等慈爱为主。而且，作为一种道德条目的仁是一种至上之乐，这种乐不同于康德的严肃（Regoristische），虽近于悦乐主义（Eubemonismus），但“不屑屑于幸福之比较，但以为求仁者自然必致之符而已”[7](p123)。由此可知，谢无量十分擅长利用现代伦理学观念来重新阐释传统伦理思想，并将其与西方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并由此凸显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和优长。其学术思想的分析折衷主义特征由此可见一斑[19]。
三、谢无量与现代国民道德观念的重构
就价值重估和道德革命而言，学理上的探讨、法律上的确认固然必不可少，但更为重要的是普通民众道德观念的解构与重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实施，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依法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和信教等基本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基于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新国民观在法律上得到确认[20](p29)。虽则如此，对普通民众而言，其国民观的转变、道德观的重构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方面，传统观念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常常被野心勃勃的军阀和政客用作争权夺利的工具。另一方面，激进人士极力提倡采用西方伦理替代中国固有伦理，进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辛亥革命只是打碎了君主专制的政治框架，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旧道德的思想框架，才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和国民道德重构的根本性因素。国民最后觉悟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21](p97)。
第一，谢无量对现代国民道德观念的重构是以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为起点。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道德是家庭、社会、国家与万有伦理的基础。蔡元培指出，“道德之教，虽统各方面以为言，而其本则在乎修己”[22](p8)。谢无量也认为，伦理关系就是人己关系。“处己以正，而对人不以正者少矣。”[8](p89)因此，个人有责任和义务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个人修养之关键在于从善去恶。“故明善恶原理，是修养之根本问题也。”[23](p198)道德修养包括精神与身体两大方面。“人必内强其心志，有坚忍不挠之气魄，外强其体力，有健壮耐劳之肢干，修养者所以自强也。自强而后能胜己之愿，以任世之事，不可不勉也。”[23](p211)对精神和身体都有好处的修养之法是读书，但读书须讲究方法，“非徒广记诵而已。必要体之于身，切实有益”[23](p214)。谢无量所论个人道德十分全面，涉及个人修养、立志、力行及人格等诸多方面。
如何在吸收西方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传统伦理，批判性继承其合理成分，以满足新时代、新社会道德观念重构的迫切需求，是摆在清末民初伦理学者面前的一个颇为紧要问题。对此，谢无量有着自己的理念，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作为一位极具学术敏感性和现实关怀的现代学者，他在业师蔡元培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新时期的道德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的个人道德、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和万有伦理，并体现出如下特征：
技术转移办公室要向更为专业的技术转移公司发展，分步骤、分阶段建立可以覆盖科研成果转化全链条的专业机构，以专业机构为主体统筹配置资源，将政府、高校、企业、科研人员等多个主体有效链接起来。政府拨款、制定相关政策，支持技术开发和转化，企业专注于市场和销售，科研人员专注于科学研究、追求更好更新的科研成果，各方各司其职，整个转化链高效运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采用现代公司化管理方式，根据科研成果转化全链条的需求设立相应岗位和部门。
在农资主业上，率先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经营模式变革。持续推广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农资产品和新技术，并率先建成了渝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农资配送中心。规模更大、更现代化，总投资2500万元的新渝东北农资配送中心已在建设之中；在拓展发展上，顺丰农资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积极投身长江航运事业，并与专业船务公司结成合作关系，目前正建造6000吨级新型长江运输船舶两艘，很快总运力将达到5万吨。除此之外，顺丰农资还在农资电商、土地流转、乡村旅游等领域积极谋划探索，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新格局。
家庭是个人生活的重要领域，也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蔡元培认为，“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家族之顺戾，即社会之祸福，国家之盛衰，所由生焉”[22](p5-6)。家庭是德性养成之所。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是以家庭为中心，而且家庭往往超然于社会政治变革之外，所以，家庭伦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谢无量认为，家庭伦理发达是中国伦理的一大特质。其家庭伦理思想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召唤，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继承。其内容包含甚广，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其一，亲子之伦为家族之本；其二，兄弟为分形连气之人；其三，夫妻平等无贵贱之分；其四，主仆之道应推己及人。在谈及道德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时，谢无量特别强调其交互性。由此可见，其伦理思想强调平等性、对称性。
谢无量尤为重视女性伦理道德。其妇女观对传统伦理有所突破，如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追求学业和拥有一技之长，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如认为妇女对公婆和丈夫要顺从、忍耐，且主要职责在家庭事务管理。谢无量甚至认为，对妇女而言，家庭事务管理比社会事务更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观念跟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是相适应的。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家庭的稳定非常重要，真正能够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依然是少数。另外，谢无量极为重视夫妻关系，而且对西方婚姻制度的弊病也有所认识，如男女关系混乱，家庭稳定性欠缺，离婚率居高不下，独身主义盛行等。在此情况下，奉行折中主义的谢无量一方面肯定传统婚嫁制度的合理之处，扬弃其落后成分，另一方面，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契合点。
第二，谢无量强调社会伦理的重新建构，以满足新时代的社会现实需求。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社会”逐渐发育壮大，并产生了诸多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关系，因此亟须出台相应的伦理道德来予以规范和调节。因此，谢无量对传统社会伦理进行了拓展和更新。他指出，“社会之义务，与家族异，以无骨肉血统之关系也；与国家异，以无法律之统一也。惟吾人不能离社会而孤生，则自有相维相系之道。尽其道，即自受其安乐。不尽其道，亦自蒙其祸害。不可不察也。”[24](p36)谢无量极为重视社会公德建设。我国传统伦理重私德，轻公德。虽然不乏有关公德的阐述，但并不系统全面。谢无量对传统公德思想进行了总结和阐发，如将大同社会视为社会伦理最为发达的状态，认为社会义务始自师友，公与爱是社会交往的常道。与此同时，他确立了现代社会公共道德的基本条目，如守礼仪、重秩序、维护正义、爱护公物、加意慈善、敬老、幼幼、视人犹己、尊重他人的个人、生命、财产和名誉等。
谢无量社会伦理思想的现代性，还集中体现在他对传统五伦中的君臣关系的重新阐释和对现代职业伦理的关注之上。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传统君臣之道已经不再适应时代需要。然而，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也需要面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谢无量对君臣伦理进行了重新阐释。在他看来，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因此，人们对于君主的服从或义务，其实就是服从于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的职业范围得到极大拓展，早已突破传统士农工商的范围。为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谢无量批评了重士轻农工商的观念，提倡职业平等无贵贱的思想。他甚至还讨论了现代社会颇为普遍的改行和跳槽问题。因此其社会伦理思想的现代性特征十分明显。
产房、保育及育肥前期是最需要保暖的地方，特别要注意猪舍温度的稳定，不能温差过大 （不超过5℃），造成仔猪应激，引起疾病。保育和产房要储备一定量的电热板和取暖灯，以防有损坏并能及时的补充上。育肥前期的猪只可铺垫草或垫板取暖。同时，应准备额外的例如燃油暖风机等临时加温机器，以备临时升温用。
第三，谢无量注重现代国家观念的塑造。对于近代中国伦理学者而言，国家伦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近代历史是一段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历史，也是一段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在倍受屈辱与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国民当如何修身，如何对国家尽一份责任和义务，不仅关乎个人荣辱，更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忧国、为国、爱国无不成为近代仁人志士最强烈的呼声”[20](p37)。然而，当时普通中国人缺少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为此，谢无量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法家国家伦理思想的积极成分，另一方面吸收借鉴了现代西方的国家观念，试图建构国民的国家观念。他指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而个人和家庭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国民应该承担起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守法纪、服兵役、纳租税和受教育等。与此同时，国家反过来负有对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对外有抵御外敌入侵和外侮的义务。
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是弹琴的高手，如孔子、列子，先秦琴师伯牙，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等等。他们和古琴的动人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伯牙弹琴遇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嵇康遭人陷害，刑场上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唱……《高山流水》和《广陵散》都是当今十分经典的古琴名曲，有兴趣的小读者们可以找来听一听。
第四，谢无量重视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和阐发。他将其称之为人对于万有之义务。所谓万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人、养人的天地，二是与人并生的万物。我国传统文化拥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现出一种博大而和谐的生命精神。中国古代哲学提倡天人合一，认为人可以通过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来体认宇宙的根本精神。既然天道与人道贯通为一，那么人就应该把个人的小生命融入宇宙的大生命之中，最后达到一种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境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一种道德观念所体现的，是中国古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的精神。然而，在这个尊重、保护和顺从的过程中，人依然保持了其主体地位。人是万物之灵长，在浩瀚的宇宙中，唯有人能以主体身份去参赞天地之化育，关怀万物之生长[25](p37)。在现代社会，这样生态伦理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改善了人类物质生活，但也促使其物欲不断膨胀，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掠夺和破坏，引发天灾人祸和生态危机，最终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掘传统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肯定人在管理地球、维护生态平衡中的责任和义务。
焦国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伦理文化，其特质是伦理思想与伦理精神高度发达[26](p3)。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伦理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和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此方面，谢无量无疑是位先行者。通过推动传统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和拓展[27](p74)，他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伦理思想中具有恒久价值的部分，加以整合和创造以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颇具现代精神。
四、结论
综上所述，谢无量是一位颇具文化自信、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的伦理学者。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时代，他在吸收西方伦理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对传统儒释道法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思想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建构、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诠释和现代国民道德观念的重构三个方面。谢无量试图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倡导中西伦理思想的融会贯通、美美与共，同时也强调古今伦理的善察谨变、返本开新。他既认识到伦理道德的时代性和特殊性，及社会变革对道德变易的影响，又肯定伦理道德的延续性和普世性，并勉励伦理学者保持其主体地位和独立性，不屈服于外在权势与名利的影响。秉承这一精神，谢无量不仅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回应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而且在推动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等方面取得重要成绩。遵循“穷其变，守其常”的原则，他对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整理和重新阐释，在重塑国民个人道德、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国家观念和万有伦理等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其学术思想不仅具有伦理学史意义，而且对于新时期的道德风尚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谢无量的思想遗产，我们亟须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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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3.006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3-003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谢无量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型研究”（16CZX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覃江华（1982—），男，湖北长阳人，哲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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