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关键词：炎帝；黄帝；炎黄文化；中华文明；陶器；玉器；陶文；刻画符号；石峁遗址
炎黄文化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炎黄时代的文化；中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炎黄时代创造的并经后世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1]。学界普遍认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礼仪中心等是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而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关系密切[2]。所谓炎黄时代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 000至7 000年之间。炎黄时代不仅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而且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本文拟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考察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
（2）训练中：视光师讲解训练中要眼睛跟随十字视标移动，观察受训者眼睛集合与开散的配合度，使受训者在轻松愉快有效内容或训练方案。
一、炎黄时代的农耕与蚕桑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的名号均与农耕有关。先说炎帝神农氏。《说文解字》云：“炎者，火光上也，从重火。”《淮南子·天文训》云：“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白虎通·五行》：“其帝炎帝者，太阳也。”高诱注《吕氏春秋·孟夏纪》：“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帝王世纪》：“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将炎帝同火德及南方联系起来，应为阴阳五行说的产物。“炎”字与火有关，与刀耕火种有关，“帝”字与祖考和祭祀有关。炎帝为神农，亦即农神，炎帝神农氏是中国早期农业的开创者。再说黄帝。《史记·五帝本纪》：“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淮南子·天文训》：“中央之土，其帝黄帝”。《论衡·验符篇》：“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白虎通·号》：“黄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将黄帝同土德及中央联系起来，虽为阴阳五行说的产物，但“黄帝”应与土地崇拜和农耕文明有关。
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的主要贡献有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日中为市等。《逸周书》佚文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管子·形势解》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轻重戊》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曰：“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淮南子·主术训》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炎帝神农氏在培育粟谷的同时还发明了农耕工具——耒耜。《周易·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号》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代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耒耜的出现使农业生产由点耕进入到锄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至今在陕西宝鸡、湖北随州、湖南炎陵、山西高平等地还流传着炎帝神农氏发明粟谷、耒耜、医药的故事[4]，这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罗译：Since what I desire to learn is the doctrine...[6]62
考古发现证明，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中国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0 000年前的栽培水稻遗存[注]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但在当时采集、狩猎仍为主要生活方式。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稻壳等遗存，如换算成新鲜稻谷，当在10万公斤以上[5]。长江流域不仅广泛发现栽培稻实物，而且还发现两处距今6 000年前的水稻田遗迹。一处是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由浅坑样小田块连片而成，并有蓄水井、大水塘、水沟等构成农田灌溉系统[6]。另一处是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田地中存留稻谷、稻茎叶和根须，明显有播撒种植的迹象，田边有人工开挖的圆形水坑、小水沟等灌溉设施[7]。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水稻田遗迹。陕西渭南东阳遗址发现距今5 8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证明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已有水稻种植。”[8]
中国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沙窝李、河南许昌丁庄、陕西宝鸡北首岭、山东藤县北辛、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辽宁沈阳新乐遗址都发现了炭化粟或黍。农具是判断农业起源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陕西宝鸡关桃园遗址中发现了骨耜。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 000年左右的一批骨耜和木耜[9]，成为追溯中国南方地区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依据。贾湖遗址发现一件距今7 000年前用猪肩胛骨制作的骨耜，因长期使用，磨损较甚[10]。关桃园遗址发现距今7 300年的8件骨耜和距今7 000年左右的16件骨耜，不仅填补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工具的空白，而且为探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水平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11]。
Michael Mauer:当然了！购买一部iPhone手机或者一辆大众高尔夫，其实不仅是在消费手机或者汽车本身，本质上是一种对于设计理念认同的行为。对于当下的汽车品牌来说，销售的其实是一种体验，是一种出行自由的权力，重点绝非是汽车本身。
穿衣吃饭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是主业，养蚕制衣是副业。“垂衣裳”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在距今七八千年的贾湖遗址，发现有纺线用的石纺轮、陶纺轮，缠线用的骨板，缝纫用的骨针和骨锥。在距今7 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发现属于织机构件的木机刀、木经轴、木卷布棍、梳经棒和骨梭形器等，已经可以构成一种席地而织的原始腰机，即踞织机。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3块距今6 200年左右的炭化葛布残片，这是中国目前出土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了一个距今5 800年的经人工割裂的半截茧壳，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蚕茧实物。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了距今5 500年的炭化桑蚕丝织物，是经缫丝形成的长丝束织造的绛色织品，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表现出缫、织、染三者兼备的丝织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12]。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一件5 000多年前的兽牙“蚕”雕，造型准确，做工精致，腹足、胸足、头部组合明晰，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应为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蚕雕刻艺术品。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了一些距今4 700年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另外，在山西芮城西王村、北京平谷上宅、河北正定南杨庄、辽宁葫芦岛砂锅屯遗址，均发现了陶蚕蛹或玉蚕。这些考古发现证明，黄帝垂衣裳和嫘祖养蚕缫丝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炎黄时代农桑业的兴起，是“以农立国”的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目前发现最早的刻划符号出土于距今8 000年左右的河南贾湖遗址和甘肃大地湾遗址中，各有十余种，数量不多。在随后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刻划符号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泛，陕西北首岭、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湖北宜昌杨家湾等大溪文化遗址，安徽双墩遗址都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刻划符号。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刻划符号出现。如何认识史前刻划符号与文字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不是文字[注]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因为只有作为记录语言工具的符号才算是真正的文字，而陶器符号并无语言基础，它们或者是当时陶工为了某种用途临时做的记号，或者是制陶时为了某种需要而做的随意刻划。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陶器符号就是原始的文字。唐兰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这种文字是可以用两千年后的殷商铜器和甲骨上的文字一一对照的”[注]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字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郭沫若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符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6]于省吾说：“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6 000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6 000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27]李孝定认为：“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里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而无形声字，完全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它们和甲骨文字属于完全相同的系统，是中国早期较原始的文字。”[注]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463页。
二、炎黄时代的制陶与冶铜
陶器的出现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无异于一场革命。原来人们只能用火熏烤食物，有了陶器就可以蒸煮食物和储存食物。陶器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先民们的物质生活，而且还为原始艺术乃至刻划符号提供了重要载体，极大地丰富了先民们的精神生活。《逸周书》记载神农“作陶冶斤斧”；《皇王大纪》记载神农“作为陶冶，合土范金”；《事物纪原》曰：“陶始于炎帝明矣。”中国的陶器起源于距今10 000年前，早于炎黄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后，中国的制陶技术越来越成熟，泥条盘筑法取代了泥片贴筑法，快轮制陶技术逐渐普及。仰韶文化的彩陶、大溪文化的白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十分精美。人面鱼纹盆、网纹船型壶、人首彩陶瓶、涡纹彩陶罐、鸟衔鱼细颈壶、几何纹彩陶盆、舞蹈纹彩陶盆、鹳鱼石斧缸、白陶鬶、狗形鬶、陶鸮鼎、蛋壳黑陶高柄杯、彩绘蟠龙纹陶盘等，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陶器的杰出代表。
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所谓“君子如玉”。张光直认为：“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中间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的重要。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14]玉器的产生与石器的选料、制作有关，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是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距今7 000年的2件玉玦，以及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玉管饰和玉匕首器。在陕西宝鸡关桃园遗址发现1件距今7 000年左右的玉环，这是黄土高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玉器[15]。在上海崧泽、南京北阴阳营、吴县草鞋山、邳县刘林、安徽凌家滩、泰安大汶口及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一批玉制或玛瑙质地的环、玦、管、璜等饰品。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雕龙、淮河流域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龟、玉版驰名中外，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玉钺，器形规整，制作精细，光洁无瑕，堪称早期玉器之精品。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制作精湛，是中国史前玉器的巅峰之作。经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达万件，仅余杭良渚遗址群中的反山墓地就出土了1 100余件组，如按单件计算则多达3 200余件。良渚玉器可分为礼仪用玉、佩挂用玉和镶嵌穿缀用玉三大类，有琮、璧、钺、管、珠、镯、坠、鸟、鱼、蝉、龟等。反山墓地出土的一件玉琮，通高8.9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重约6 500克，上有浅浮雕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面呈倒梯形，双手持璧，双腿盘坐，脚为三爪鸟足，精美传神，被誉为“琮王”。该墓出土的一件玉钺，通长17.9厘米，上端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最厚0.9厘米，上部钻有一孔，两面刃部上角均有与“琮王”相同的“神人兽面纹”，两面刃部下角还有一浅浮雕的“神鸟”，被称为“钺王”。
三、炎黄时代的玉器和祭祀
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干涉而改变了自然物质的性能，创造出的一种新物质，人类从此尝到了创造的甜头，增加了创造新事物的信心，从而为冶金术的出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如果说陶器是火与泥土结合的产物，那么铜器就是火与矿石邂逅的结果，泥土为铜器的诞生扮演了助产士的角色(泥土是铜器铸造的主要方式——“范铸法”的原料)。仰韶时期的先民们在烧制高温陶器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尝试冶铜。《史记·封禅书》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虽然至今尚未在史前遗址中发现铜鼎之类的容器，但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了距今6 000年的圆形和管状残铜片各1件，经鉴定为黄铜，系铸造而成，是用铜锌共生矿冶炼出来的合金[13]，这是迄今中国所见最早的冶铜遗物。在陕西渭南北刘遗址发现了距今6 000年左右的1件黄铜笄。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5 000年的单范铸造的青铜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此外，在山西榆次源涡镇遗址、河北武安赵窑遗址发现了距今5 000年左右的铜炼渣，在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距今5 000年的红铜环。到了龙山时期，发现冶铜遗存的遗址已经遍布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石峁遗址发现了距今4 000多年的铜刀，在陶寺遗址发现了距今4 000年的铜齿环、红铜铃和玉铜手镯。这说明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中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中国古籍多言黄帝臣仓颉造字。《世本·作篇》曰：“黄帝使仓颉作书。”《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淮南子·本经训》曰：“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足见文字的出现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是否真有仓颉造字之事？我们现在只能根据考古发现推测，炎黄时代已有文字的雏形，而仓颉就是文字形成过程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加工整理者：“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注]《荀子·解蔽》。炎黄时代的文字或许就是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
《新语·道基》曰：“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和超大型聚落开始出现。甘肃大地湾遗址约50万平方米，陕西杨官寨遗址约80万平方米，山东大汶口遗址80多万平方米，河南双槐树遗址110多万平方米，湖北石家河遗址120万平方米，安徽凌家滩遗址160万平方米，陕西耀县石柱塬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是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注]张宏彦：《陕北的史前文化与“黄帝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光明日报》2007年4月5日。。许顺湛认为：“陕西关中平原分布着一千多处仰韶文化遗址，这在整个仰韶遗址分布区内也属第一。”“聚落群最大的是‘宝鸡仰韶聚落群’，共有98处聚落遗址，属于沿渭河而形成的一条龙聚落群，其中特级聚落群5处，一级聚落群2处，二级聚落群18处。”[32]陕北地区龙山时期有28处聚落群，1 396处聚落，其中特级聚落15处，一级聚落29处，这是任何辖区都无法相比的[32]。陕北龙山时期聚落不仅密度大，而且面积大，其中延安芦山峁遗址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以上，神木石峁遗址面积达420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所见最大的史前城址。
四、炎黄时代的刻划符号
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3]。文字的产生被认为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单字有四千多个，“因为只是一种占卜的工具，不可能使用到所有的字，所以当时的文字肯定要超过五千甚至六千。有五六千个单字的一个文字系统，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原始的文字系统，……我们可以推知甲骨文以前一定还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或者基本上不认识的”[25]。像甲骨文这样成熟的文字系统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形成过程，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目光投向更久远的炎黄时代。
《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作篇》曰：“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黄帝作冕”。《路史·后纪》曰：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皇王大纪》曰：黄帝“元妃西陵之女嫘祖，亲蚕为丝，以率天下”。《隋书·礼仪志》曰：“后齐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置先蚕坛于桑坛东南，……坛高五尺，方二丈。……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无配，如祀先农。礼讫，皇后因亲桑于桑坛。”“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清史稿·礼志》曰：“雍正十三年始祭先农神炎帝、先蚕神黄帝。”“乾隆七年，始敕议亲蚕典礼。……是岁定皇后飨先蚕礼，立蚕室，豫奉先蚕西陵氏神位。”“其行省所祭，惟乾隆五十九年，定浙江轩辕黄帝庙蚕神暨杭、嘉、湖属蚕神祠，岁祭列入祀典，祭器视先农。”黄帝与嫘祖被尊为先蚕，受到供奉和祭祀。
改善监测手段，进一步加强城市水文、气象站网建设，优化布局，扩大监测范围。提高预报精度，进一步充实技术力量，更新仪器设备，改良预报方案。形成规范的城市气象、水文、防洪与排涝工程险情、洪涝灾情信息报告制度。科学预警，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暴雨内涝、台风暴潮等不同灾害，合理划分灾害预警级别，设置简洁易懂的警示标志，便于公众理解并采取预防措施。增加预警信息发布的手段，提高信息发布频次，扩大信息覆盖范围，保障预警信息及时传达，为公众争取足够时间采取防范措施。
苏秉琦认为：“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15]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器性的玉器[16]。这些制作精美的玉器，绝不是一般氏族成员可以佩戴和使用的普通饰物。玉璧、玉琮、玉龟、玉版等无疑是显示权力与威严的与天地沟通的祭祀礼器，“神人兽面纹”表现的可能是本族群的始祖英雄兼保护神[17]。2015年12月，在湖北天门谭家岭遗址发现了240件距今4 3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玉器，有玉虎、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采用了高超的圆雕、透雕等技艺，代表了当时中国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18]。陕西石峁遗址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等，沈长云认为：“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石峁史前玉器，特别是各种款式的玉制兵器，人们不禁想到古文献提到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尽管这所谓玉兵在今天看来并不是用于战争的真正兵器，而只可能是某种驱邪的巫术所使用的仪式用品，但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新的器类的出现所具有的区分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若承认这一点，那么玉兵的出现与黄帝部族在历史舞台上兴起的时间也应当认为是一致的，而玉兵及其他玉器在石峁及周围地区的大量涌现，也正可以说成是黄帝部族活动在陕北地区的证据。”[19]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
首先拆掉时风电动车车顶的行李架，保留固定行李架的8个螺丝。根据时风电动车的车顶现状，设计一个能固定5块太阳能电池板的车顶架子。架子材料可以是铝合金，也可以是角铁，然后通过喷漆实现所需要的颜色。为避开车顶收音机天线，设计方案如下：
龙山时期陆续发现了一些多字陶文和刻符，如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罐上有并列刻划的4个符号，浙江余杭南湖发现的黑陶罐上有紧密相连的8个符号，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石钺上有6个连刻在一起的符号。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收藏的良渚灰黑陶罐贯耳壶上，有6个或9个符号并列而刻，饶宗颐认为：“此一黑陶之刻文，已非同于一般孤立之符号，而应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28]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8个刻文和符号，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有11个书写符号。王恩田等认为：“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材料的‘陶书时代’。”[29]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残器上有3个朱书符号，其中1个被多数学者隶定为“文”字。张政烺明确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系统。”[注]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李学勤认为：“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器、玉石器上面的符号，确有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其中一部分只是符号，另一部分则应视为原始文字。”[30]张光直认为：“虽然史前陶器符号并非文字，但作为单个的符号，它们至少是中国最早文字的来源之一。”[31]中国文字的起源如同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样，是多元的，非单线式的，有不同的系统，有的发展成为后来的汉字，有的则自生自灭了。刻划符号有可能就是甲骨文的远祖。很显然，在中国文字形成的链条上还有不少缺环，尤其是从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及商初的原始文字有待发现。
五、炎黄时代的聚落与筑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注]《左传·成公十三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有夏一朝的统治者们，可能都兼具最高巫师的身份[20]。要举行宗教祭祀活动，除了要有祭祀礼器外，还要有祭祀场所。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距今5 000年的女神庙和积石冢，以及200×200米的巨大平台，形成了一个方圆50平方公里的宗教圣地[21]。在距牛河梁遗址东南50余公里的东山嘴，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祭社的方形祭坛和祭天的圆形祭坛，后者或可称为原始的“天坛”[22]。在凌家滩遗址发现了3层祭坛，位于墓地中心最高处，面积约600平方米。在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发现了1 175平方米的祭坛，还有数十个祭祀用的红陶套缸。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约20处祭坛，其中瑶山祭坛级别最高，可能是早期的王陵。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个面积约为1 4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有可能是兼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23]。在河南杞县鹿台岗龙山文化遗址仅仅521平方米的发掘面积里，就发现了3个可能分别祭祀天地、太阳和土地神的祭坛[24]。此外，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像和半身人像、宝鸡福临堡遗址出土的陶塑半身人像、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泥塑头像、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陶塑裸体孕妇像、内蒙古发现的红山文化整身塑像、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纹覆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的玉人头像和石雕人像，以及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近20米长的石堆龙、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堆塑龙虎、陕西长安客省庄遗址出土的卜骨等，均与宗教信仰和巫傩祭祀有关。
不仅聚落越来越大，聚落里的房子也越来越大。甘肃大地湾遗址发现一座宏伟建筑，即F901大房子，占地面积约290平方米，坐南朝北，前有殿堂，后有居室，东西各有厢房。前堂地面经过多层特别处理，坚硬平整，其硬度不亚于现在的100号水泥。这座建筑集议事、祭祀于一体，开明堂、宫殿之先河，应为大型聚落的中心。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内，在夯土台基址上发现有三面庑廊呈“凹”字形的大型宫殿建筑。在内蒙敖汉旗兴隆洼、河南灵宝西坡、山西洪洞耿壁、陕西扶风案板、延安芦山峁等遗址都发现了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殿堂式”大型房址，其中西坡遗址的大房子占地面积达372平方米，主室地面分为5层，非常讲究，显系大型聚落中心。陕西杨官寨遗址是国内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这说明杨官寨遗址在庙底沟时期的聚落群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能是一较大的区域内的中心聚落[33]。距今5 000多年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残存的三重环壕，应该是一个大型聚落中心。
与此同时，大型防御建筑——城邑出现了。城邑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大型聚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中国早期城邑的城墙建筑，有黄河流域黄土地带的夯土板筑、长江流域的堆筑夯拍及河套地区的石块砌筑3种形式。目前中国发现的史前城址近百座，最早的是距今6 000年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城垣平面呈圆形，城内面积约7.6万平方米。黄河中游地区较早的城址是郑州西山古城，距今5 000年左右，城内面积约3万平方米，还有山东西康留、五莲丹土、安徽固镇垓下城址等。龙山时期城邑普遍出现，有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日照两城镇、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江苏连云港藤花落、湖南澧县鸡叫城、湖北天门石家河、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城、荆门马家垸城、公安鸡鸣城、浙江良渚古城、四川新津宝墩城、温江鱼凫城、山西陶寺城址、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等70余座。其中良渚古城面积290 万平方米，应为当时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地区的中心聚落。陶寺城址面积280 万平方米，应为龙山晚期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地区的中心聚落。
最令人震撼的是近年来发现的石峁遗址特大型城址。经过碳十四系列测年，再结合大量器物标本研究，表明石峁城址存在于距今4300年3800年前后的龙山时期。石峁城有外城、内城和“皇城台”三个层次的石砌城址。“皇城台”相当于后世的“宫城”，不仅是整个城址的中心，也是宫庙、祭祀等礼仪性建筑之所在。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城和外城的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估算总用石料量12.5万立方米，要动用的劳动力资源之大可想而知。石峁城址不仅是防御性设施，而且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34]。石峁城外城东门遗址结构复杂、体量巨大、筑造技术先进，有内外两重瓮城、墩台、马面等城防设施。石峁遗址出土了玉璜、牙璋、玉铲、玉钺、壁画、陶器、铜刀、石雕头像和人头骨堆等重要文物。“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基本可以确认石峁遗址是一个超大型的聚落，这个聚落可能是整个内蒙中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的中心聚落，也是苏秉琦所说的‘古城’。”[35]《汉书·郊祀志》曰：“黄帝为五城二十楼”。《汉书·食货志》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学界过去认为这是夸张虚矫之词，而大量史前城址的发现，尤其是石峁城址的发现，证明《汉书》等史籍所言不虚，进一步证明了“炎黄已有城矣”的可信性。沈长云认为，“毫无疑问，黄帝应当是西北地区，包括今陕、晋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广大地区的部族集团的首领，或其奉祀的祖先。”“石峁古城就是活跃在这一地区的黄帝部族的居邑。”[19]
《国语·鲁语》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氏族内部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加剧，部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黄帝与炎帝结盟，战胜蚩尤，“合符釜山”，“监于万国，万国和。”[注]《史记·五帝本纪》。古国初具规模，文明初现端倪。田昌五认为，古籍中记载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端[36]。城邑的出现，是防御自然灾害的需要，更是抵御其他族类侵害的需要。严文明认为，龙山时代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当时有了城邑也就有了国，从而也就有了最初的文明[注]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六、结语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距今5 000年左右时，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一批古国，中国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期，奠定了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基础。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也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期。炎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草创文明的伟大时代，炎黄二帝是开创和代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人文初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从炎黄时代起，炎黄文化就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如影随形、相伴至今。
在受到轴向外力作用时，管状纸瓦楞结构能够通过自身的塑性变形来耗散外部冲击能量，对提高空投物资装备和产品包装运输的缓冲吸能特性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本研究采用双瓦楞纸板，经过模切、压痕、粘接等工艺制成正多边形纸瓦楞管状结构，对比研究这类管状结构的轴向准静态压缩变形特性、失效模式，分析管方向、横截面形状、管长、压缩速率对承载能力和缓冲吸能特性的影响规律，为正多边形纸瓦楞管的研制与应用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1] 高强.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M]//霍彦儒.炎帝与民族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254-255.
[2]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
[4] 李学勤,张岂之,贾芝.炎黄汇典：民间传说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5]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J]农业考古,1982(1):19-31,151.
[6] 谷建祥,邹厚本,李民昌,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J].东南文化,1998(3):15-24.
[7] 何介钧.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J].文物,1999(6):4-17,1-2.
[8] 新华社.陕西发现5800多年前北方水稻栽培证据[N].光明日报,2018-04-13(8).
[9]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1):39-94，140-155.
[10] 李学勤,张岂之,吴汝祚.炎黄汇典：考古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关桃园[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2] 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J].中原文物,1999(3):10-16.
[13] 孙淑芸,韩汝玢.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81(3):287-302.
[14]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2013.
[15]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1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式楠,吴耀利.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8] 高璐,彭丹.湖北石家河遗址考古重启，出土240余件精美玉器:展现史前中国玉器最高工艺[N].文汇报,2016-01-06(5).
[19] 沈长云.黄帝之时 以玉为兵[N].光明日报,2015-10-12(16).
[20] 赵世超.瓦缶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1] 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6(8):1-17,97-101.
[22]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3] 何驽.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4(7):9-24，2.
[24] 匡瑜,张国硕.鹿台岗遗址自然崇拜遗迹的初步研究[J].华夏考古,1994(3):69-71,60.
[25]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6]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J].考古学报,1972(1):1-13.
[27]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J].文物,1973(2):32-35.
[28] 饶宗颐.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J].浙江学刊,1990(6):13-22.
[29] 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J].考古,1993(4):344-354，375.
[30] 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J].中国书法,2001(2):46.
[31]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北京：三联书店，2013.
[32]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33] 王炜林,张鹏程,袁明,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6):16-32.
[34] 孙周勇,邵晶.石峁是座什么城？[N].光明日报,2015-10-12(16).
[35]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神木石峁遗址座谈会纪要[J].考古与文物,2013(3):107-112.
[36] 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BeginningofYanHuangcultureandoriginoftheChinesecivilization
GAO Qia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13，Shaanxi，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an Huang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of great benefit to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documents and also archeological finding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in terms of agriculture, copper smelting, jade ware, sacrifices, written words, fortification and settlements, etc.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Yangshao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belong to the Yan Huang era of China, and that they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Yan Huang culture, thus being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Yan Huang era, the smelting and use of copper already existed, and China entered the age of using copper and ston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Longshan culture era. Jade boasts of very special and unique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s a sacrificial vessel no less important than bronze ware. Although a small amount of copper ware was unearthed in the Shimao Historic Site and Taosi Historic Site, it was not as much as the jade ware, indicating that until the era when copper and stone were used equally, jade ware remained the major sacrificial vessel. Thus, jade is a distinctive symbol of the Yan Huang culture, and also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arks inscribed on tortoise shells, bone pieces and pottery are one of the sources of Chinese words. Literature recorded that Shennong, the Yan Emperor cultivated millets and grains, made tiling tools, ploughed land and made pottery, and invented medicine. Archeological findings have proved that China is the place of origin for rice agriculture and millet agriculture, and Yan Huang era was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tiling agriculture. With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ever-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the gradual accumulation of wealth,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large-scale settlements. As the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enter of large-scale settlements, the appearance of cities and towns is one of the marks of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s. There are almost one hundred city and town sites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and Longshan culture discovered in China. Yan Huang era mark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copper smelting, written words, city-states and even countries, and is also the earliest stag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Yan and Huang Emperors were the early progenitors creat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Yan Emperor; Huang Emperor; Yan Huang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pottery; jade ware; pottery inscription; inscribed symbols; Shimao Historic Site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9)04-0060-10
收稿日期：2019-04-06
作者简介：高强(1965-)，男，陕西佳县人，教授。
标签：遗址论文; 炎黄论文; 中国论文; 聚落论文; 炎帝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