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幸福”这一概念有着较多笔墨的论述，由此形成了他的幸福论思想体系。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关于“幸福是否需要外在善”的回答颇多争议。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文本梳理，将幸福划分为“属人的幸福”和“神性的幸福”两个层次，阐述幸福与“外在善”密不可分，至善幸福是人类神性得以展现的最高境界，以期弥合以往争论中的冲突，寻求对这一问题的共识和对文本更好的理解。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幸福；外在善；德性；实践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中，幸福问题经常被追问，幸福总是被人类追求的，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实现活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的幸福，并为此不断努力。那么什么是幸福呢？怎样获得幸福？“幸福”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他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看法并形成了幸福思想体系。由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NE[1])第一卷和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对幸福概念的描述有些不同，所以西方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多困难和争议。“对于此问题(对幸福的解释)，在亚里士多德注释者中一直存在着‘涵盖论(综合论)’和‘理智论’之间无休止的争辩”[2]93。在综合论者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是一个包含各种德性和外在的善的复合体，而理智论则着眼于“思辨”这一最高的幸福，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里“思辨”享有最高的地位并指引人达到最高的幸福。本文将对学者们关于“幸福是否需要外在善”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行简单介绍，然后主要讨论幸福是否需要外在善以及外在善对幸福的影响。
一、幸福是否需要外在善
亚里士多德首先对幸福的性质进行了表述：幸福不是状态，而是实现活动。所以，一个一生都在睡觉的人不能被说成是幸福的，或者说，人们不会说一个一生都在睡觉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只是拥有幸福的可能，却没有从事德性的实现活动；植物也不是幸福的，因为幸福是属人的；小孩子也不能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不具有从事高贵活动和选择幸福的能力，他们做出的行为只能说是出于意愿的，不能说是出于选择的，没有经过考虑，因而不是合于德性的行为，也就更加不能说是幸福的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多次对幸福的定义作了说明：幸福是最高善，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每种实践活动都有它的目的，根据这个目的可以将善的事物分为三类：因其自身而被追求，因其他事物而被追求，既因其自身又因其他事物而被追求。幸福作为最高善，自然是那种仅仅因其自身就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它是自足的、不缺乏任何东西，除自身之外别无他求，幸福就是生活得好或做得好(NE1177a15-1177b25、1178b31-1179a10)。但是，亚里士多德也同样提到过幸福需要外在善，一个人没有外在善就很难做高尚的事，而财富、运气、出身、子女、朋友等外在善对幸福也都产生影响(NE1099a30-1099b5、1178b31-1179a10)。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幸福到底需不需要外在善？
法拉利近期连续用几款超级珍贵的V12敞篷车型来满足富豪的购买力并刷新车迷的想象力，先是法拉利限量版特别系列“Icona”的Monza SP1和SP2，再是这辆独一无二的独家定制车型—SP3JC—名称中的“SP3”延续了特别版的命名方式，“JC”则是车主名字的缩写。SP3JC受一位忠实法拉利客户及资深藏家委托，由法拉利设计中心定制而成，以F12tdf车型的底盘和传动系统为基础，全球仅此一辆。SP3JC的造型令人不禁回想起法拉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出的V12经典敞篷跑车系列车型，车身涂装体现出车主对波普艺术的热爱。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Ackrill、Irwin、Nussbaum、Annas都认为外在善是被包括在幸福中的，它们伴随着合于德性的活动成为幸福的组成部分，不过Annas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会提出不一致的论述，是因为他关于幸福是否需要外在善的思想是不连贯的、左右摇摆的；而Kraut、Kenny、Brown则认为幸福只能是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前一种观点认为外在善不仅是实现德性的手段，而且它们自身也可以增加幸福，如果缺少外在善，不但可能减少一个人的幸福，甚至可以使他远离幸福；后一种观点则否定这种看法，认为外在善仅仅是实现德性的手段，只是为扩大并稳定德性活动提供了机会和资源(即使没有外在善，有德性的人也不会受影响)。”[3]38-39“J.库柏(Cooper)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其1975年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和人类善》中库柏坚持前一种看法，他说亚里士多德从来都是理智论者，在其1989年《再思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和人类善》时他却推翻了自己前期的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综合论者，应该以综合论来解答其伦理学。”[4]203
T.D.Roche在他的论文“Happiness and the External Goods”中捍卫了前一种思路，他认为幸福不仅仅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外在善可以直接促进人类的幸福，对此他进行了一系列论证。首先，他承认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对于幸福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并不能表明幸福仅由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而别无其它东西构成，就如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是人自身中最权威的东西，但这不等于说人自身中除了理智，就不存在其他成分，很明显是有的，例如欲望。而幸福和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Roche看来，有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幸福仅是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如果把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当作构成幸福的唯一东西，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清楚地表示过德性活动对于幸福就是充分的，而只是说德性活动是幸福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并且，德性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决定幸福的东西，是因为德性活动能够确保以恰当的方式使用外在善来促进幸福。Roche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外在善伴随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是被需要的)之后，又进行了补充说明，外在善并非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可以促进幸福的。对于有德性的人而言，他能够恰当地判断如何使用外在善作为手段来促进幸福；对于没有德性(也不是恶)的人而言，他们并不知道外在善有何益处，因为他们缺乏实践智慧，一旦他们拥有过度的外在善反倒有可能朝恶的方向发展；而对于恶的人来说，哪怕是享有一点儿外在善也是有害的。所以说外在善能够促进幸福是有条件的——必须合于德性活动，必须为有德性的人所有。”[3]41-46
二、属人的幸福与神性的幸福
“一个人在从事高贵的活动时需要朋友、财富、政治权力等外在善，而且越高贵、越完美的实践可能需要更多的外在善。这些外在善不是幸福的决定性因素，不能等同于幸福，但是如果缺少这些，幸福可能会被削弱甚至消失。这不是说外在善的缺失直接造成了幸福的毁灭，而是人们因为缺少这些外在善而觉得心理条件上很难从事高贵的活动，从而影响到幸福。”[3]50在众多的外在善中，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人需要过共同的生活，对于普通人而言，朋友当然是必须有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处于厄运中时，需要朋友对我们伸以援手行善举；当我们处于好运中时我们行善举又需要承受对象，和朋友分享好的事物总是比陌生人好。那么幸福的人是否需要朋友呢？幸福的人当然需要朋友，而且是德性友爱朋友。幸福是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持续性的，而只靠自身很难进行持续的实现活动，和他人一道可能会容易些。人的生命就在于感觉和思考，生命本性是善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愉悦的，值得欲求的，而德性友爱朋友就像另一个自己，也是值得欲求的。当一个人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感知他自身。当一个人因此意识到自己在以最好的方式活动时，他就在活动的快乐之上增添了因意识到这一事实而发生的快乐。所以，幸福的人也需要好人朋友，而最好的友爱也是哲学家同伴之间的友爱。这一基于相互倾慕的德性友爱，成了幸福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时候的齐海峰20岁，还在光明菜站卖肉，每天系个蓝色的粗布围裙，穿双黑色大号胶鞋，拿把大砍刀，站在一排猪肉后面，虎视眈眈地盯着你问：“你要哪块儿？”然后一刀下去，肥肉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从哪里就冒了出来。
有学者认为，这两种幸福生活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认为这两种生活之间并不存在张力，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会提出两种层次的幸福，是从理想和实践两个角度考虑的。在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有等级秩序的第一幸福和第二幸福。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另一方面，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因为这些德性的实现活动都是人的实现活动(NE1178a6-10)。爱智慧的生活(思辨的生活)及其幸福是最好的，是依照人身上神性的东西——努斯生活；明智的生活是第二好的，是按照我们身上属人的东西生活。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神性的生活是纯粹的思辨的生活，人在类似神的程度上享有幸福，因而思辨的生活自然是最完善的、最幸福的、最值得欲求的，同时它的要求也是最严苛的。而人的思辨的生活却做不到像神的生活那样纯粹，人的努斯活动也不会像神那样持续不断，所以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实现思辨的生活，也就是说，对全体公民而言，实践意义不强。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幸福，人的幸福必须是在现实中可实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的善或者是一些束之高阁的理想，那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作为人，他需要物质基础以维持生存，并需要过一种政治的、社会的生活，需要与人交往。所以，从可实践角度出发，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合于其他德性的即道德的生活，这是第二好的生活(属人的幸福)。这种幸福生活需要外在善，公民可以利用外在善作为手段来促进幸福，从而实现这种生活。虽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第二好的生活，但是他始终认为思辨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最值得过的。所以，他一再强调，虽然思辨的生活不容易实现，但是公民仍然不能就此放弃，而应该把它作为最高善去追求。基于人的复杂属性和以上两个层面的深思熟虑，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了两种层次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辨的生活是神性的生活，是最好、最幸福的，但是我们人类的本性是复杂的，不仅有神性的东西，更有许多属人的东西，例如人的社会属性等，自然也就有属人的幸福。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即明智的生活就是第二好的生活，也是幸福的生活，而且是属人的幸福生活。这种生活是需要外在善的，外在善作为伴随德性活动的幸福的组成部分是被需要的。并且，如果外在善作为手段能够促进幸福，那么，认为幸福需要外在善也是合理的。”[7]48德性的实践需要外在的东西，越是高贵完美的实践就越需要外在的东西。然而作为一个人并且与许多人一起生活，他也要选择德性的行为，也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过人的生活(NE1178a35-b4)。一个有生命的沉思者或思辨者是人，他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得他不得不去关注现实的生活，当与许多人生活在一起时，即使是有德性的人也需要外在的东西来维持生活。例如一个声称具有慷慨品质的人，如果在生活中他既没有钱又没有机会去展现慷慨品质，那么人们就不会知道他是否有慷慨这一德性。在此种幸福生活中，亚里士多德承认了外在善的必要性，幸福是需要外在善的，外在的善在人的存在的背景下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是说，外在善越多越好，只要有外在善就能够获得幸福。除此之外，外在善更应该是合于德性活动的，否则它对幸福也是没有助益的，更不能成为幸福的组成部分。
三、外在善对幸福的影响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幸福是一种实现活动，而不是一种状态。对于不幸的人来说，虽然他曾经可能处于某种幸福的状态，但是不具有过幸福生活的外在善，依然不能说他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而不是某一段时间的某种状态，这就容易造成疑问：我们能说一个活着的人幸福吗？按照梭伦的意见是不能的，幸福应该是连续的、不间断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幸福与否就要等到他死后，因为一个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预料。亚里士多德对此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因为顾虑未来可能的变故而不说一个活着的人幸福是非常荒谬的。幸福的人在一生当中是可能受外在东西影响或遭遇灾祸的，但是幸福的人把生命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从事德性活动上，而德性是一种持久稳定的实现活动，甚至比科学更稳定，所以他不会轻易地被一些小的恶或灾祸所影响。当然巨大的灾祸肯定会对幸福的人有影响，使他离开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进入了与幸福对立的不幸，他可能处于幸福与不幸福的中间状态，因为原先幸福的人即使处于这种境况，也会始终坚持从事德性实现活动，从而限制了自己离开幸福的程度，尽量不向幸福的反面偏移。在离开幸福后，他会以恰当的方式来面对运气上的各种变故，利用外在善伴随德性实现活动来促进幸福。所以虽然幸福需要一生的时间，但也不必等到一个人死后才可以判定他是否幸福，因为幸福的人从事的是一种具有持久稳定性的德性实现活动。至于后人的命运、死后的善恶对一个人固然存在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不足以使幸福者变得不幸福或不幸者变得幸福(亚里士多德在此是为了更多地考虑公众的感受，因为公众认为后人的命运、死后的善恶对一个人有影响，如果全盘否定，显得太过无情)。亚里士多德和梭伦对幸福的认识有一个很明确的差别，梭伦认为幸福是连续的、不能间断的，如果一个人一生中遭受过灾祸，就不可以说他是幸福的，“这在梭伦回答克洛伊索斯所提出的谁是他见过的最幸福的人时表述到：‘如若要想判断任何人生活的善，则必须看到最后。’”[8]319梭伦认为幸福是着眼于一个人的终身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可以失去然后再获得，只要这个人坚持从事德性实现活动，并且有外在善的支持。
既然属人的幸福是需要外在善的，那么外在善究竟包括哪些，它对幸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外在善不是幸福，仅拥有外在善对幸福是没有助益的，甚至过度的外在善还可能将人导向恶，但是缺乏外在善可能会减少甚至是毁灭幸福。亚里士多德把善的事物分为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在这三类善的事物中，我们说，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NE1098b12-15)。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分类以及外在的善呢？“在此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类善，但是他通常也将身体的善也归入外在的善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通常将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结合起来统称为外在的善，这也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当我们表述外在的善(external good)的时候，它包括：(a)外在于一个人(作为肉体和灵魂的组成物)的善，例如好的出身、朋友、好的子女、财富以及(b)外在于灵魂的身体善，例如好的外貌、健康、力量。”[4]63在灵魂的善、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善是人类幸福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在不同程度上对幸福有影响。其实亚里士多德在把善的事物分为三种类型时，他的重点是要突出灵魂的善，所以当他说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灵魂的活动，其他善的事物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或手段(NE1099b26-28)时，无论这个其他善的事物指的是外在善还是身体善，都已经从侧面说明了外在善对幸福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到，善的事物按其被追求的目的可以分为三类，幸福作为最高善是因其自身被欲求的，而外在善则是其他两种，要么是因其他事物而被追求(财富、权力)，要么是既因自身又因其他事物而被追求(快乐、荣誉)。至此，我们对外在善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Roche当然认为幸福需要外在善，而且他在这方面的论证是非常精细的，他还加上了自己的限制条件。但是他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一个问题，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确实是多次指出，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择，而永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完满的(NE1097b1-5)，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NE1176b5)，表明幸福是自足的、完善的，不需要外在的东西，而Roche并未对此做论述。因此，本文试图从Roche的立场出发，对此做出补充。在回答幸福究竟是否需要外在善这个问题之前，本文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对幸福作出两个层次的区分，即属人的幸福和神性的幸福。之所以能够做这个划分，是因为我们身体中有来自神性的东西——努斯，神是完善的、自足的，不缺乏任何外在东西的，所以努斯优越于身体之中其他的混合属性，而具有努斯这个神性东西的实现活动也优越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而体现努斯的活动就是我们所说的体现理论理性的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说：“是以思想〈理性〉所涵若云容受神明，毋宁谓凛持神明，故默想〈神思〉为唯一胜业，其为乐与为善，达到了最高境界。如云吾人所偶一领会之如此佳境，神故万古间未尝一刻而不在如此之佳境。”[5]276在此思辨活动中，我们的状态如同神明，但神能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中，而人只能持续一段时间或者说会有间断。“这种实现活动本身即是目的，是因其自身而被欲求的，除了自身之外再无其他目的，而且它本身就有快乐，这种快乐使实现活动不断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它是最终的、终极的。”[6]246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自身便是自足的，无需外在善。由于努斯是神性的，与属人的事物不同，因此，思辨的生活(即努斯的运行)就是神性的生活，神性的生活自然是最幸福的、最完善的、最令人愉悦的。思辨是持续不断的实现活动，而人的身体中不仅有神性的东西，更多的是属人的东西，所以想要持续不断地思辨是不容易的。人的理性不仅包括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也包括那自身没有理性却听从理性安排的情欲部分。换句话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过思辨的生活(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可以做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不去过这种生活或放弃这一最好部分的活动，尽管这是很小的一部分，却是最值得欲求的，思辨的生活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四、至善幸福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关注的对象是人以及人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希望我们都能过上自己属人的幸福生活，属人的幸福生活更多的是以个人的欲望的满足为实现，这就涉及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欲望的满足当成是幸福的话，幸福就变得言人人殊，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克洛伊索斯可以说‘富贵就是幸福’，梭伦则可以主张‘只有中等财产的人最幸福’，而对颜回来说‘箪食瓢饮陋巷’也是幸福，如此幸福就不具有公度性。”[9]21如此属人的幸福就因人而缺乏普遍性，因此亚里士多德更倾向于我们去关注人的至善幸福。亚里士多德相信人较之于其他动物而言应有一种更高尚的不朽，即发挥理性思辨达到不朽，他说，人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最后，这个部分也似乎就是人自身(NE1176-78)。这个部分便是我们自身的思辨，前文提及人在思辨中所处的状态如同神，“在思辨活动中，人和神得到了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二者得到了统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亚里士多德的神是人灵魂的理论理性活动的大写。”[4]222亚里士多德给了人一个途径，通过发挥自身理论理性从事思辨活动，为了思辨而选择此思辨活动，在追求永恒的真理过程中得到永恒，这才是最幸福的。
但是，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思辨者同样具有其社会属性，这就意味着他也需要过一种属人的生活——道德实践生活，而人作为第一幸福(思辨活动)和第二幸福(道德活动)的承载者必然会面临两难的抉择：作为人的社会存在需要追求世俗的外在善以维持自身，而这些外在的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会对其思辨活动有所妨碍。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沉思的人，就他这种思辨活动而言，则不需要外在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反倒会妨碍他的思辨。”(NE1178b2)这就需要我们在面临两难的时候进行抉择，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参考，他说：“实践智慧并不优越于智慧或理性的那个较高的部分。”(NE1145a7)这即是说一个有理智的思辨者应该对幸福的层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把思辨活动放在幸福层级的最顶层，享有最高的待遇，并且让实践智慧为思辨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也是最神圣的。
虽然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道德生活忙碌奔波，但请保持我们内心最神圣的理性部分的圣洁，让其闪耀光芒，将自己的生命和精力更多地放在追求永恒的真理上，从而获得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第一幸福。
隔断店堂后身的板壁漆奶油色，靠边有个门，门口就是黑洞洞的小楼梯。办公室在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是个浅浅的阳台，俯瞰店堂，便于监督。一进门左首墙上挂着长短不齐两只镜子，镜面画着五彩花鸟，金字题款：“鹏程万里巴达先生开业志喜陈茂坤敬贺”，都是人送的。还有一只横额式大镜，上画彩凤牡丹。阁楼屋顶坡斜，板壁上没处挂，倚在墙根。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英美两国支持的是一个尚未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的欧洲美元市场，而这个基础实际上是指固定汇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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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HappinessNeedsExternalGoodness——Further Analysis on Aristotle's Personal Happiness Theory
HUANG Xiao-ye ZHU Cheng
(1,2.AcademyofMarxism,HehaiUniversity，Nanjing210098，China)
Abstract：Aristotle has a lot of essays on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in Ethika Nikomachea， thus forming his system of happiness theory.For a long tim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about its answer to “whether happiness needs external goodness”.By combing the text of Aristotle’s “happiness theory”， we divide happiness into two levels: “human happiness” and “divine happiness”.We believe that happiness and “external goodness” are inseparable， and good happiness is the highest state in which human divinity can be revealed.This analysis can seek consensus on this issue and bridge the conflicts in previous debates.
Keywords：Aristotle;happiness;external goodness;virtue;practice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1-0064-06
[收稿日期]2018-12-11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社区信任问题研究”(17SHB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晓晔(1971—)，女，江苏南通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朱诚(1991—)，江西吉安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伦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林祥，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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