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缔结婚姻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影响其人生幸福的关键因素；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更是具有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功能。然而，近年来彩礼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却从礼节性的支付转变成了工具性的赤裸裸的物质基础，即彩礼功能的异化，高价彩礼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已然成为了特别是广大农村青年实现从个体到新生家庭这个重要生命历程转变道路上的绊脚石，同时也伴随着风险：部分家庭为支付高额彩礼以至于出现不同程度的因婚致贫、因婚反贫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家庭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因此，基于对陕西省的L村进行实地走访，采取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这一彩礼功能性的转变加以分析，进而尝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异化；风险；失范；礼节象征；高额彩礼
一、研究缘起与概念核定
1.L村适婚青年及其家庭基本状况
L村位于其所在县县城的东北部，村中主要以桃、梨、西瓜等经济作物为主，共计有七个居民小组，据统计，村中25岁以上的青年共有67名，其中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的青年共计48名，因此，此处所指的适婚青年就是这48名而不包括还在上学的学生；L村适婚青年中，在家中是独生子的为11户，家中有两个儿子的为9户，9户中已有一人成婚的为5户，二人均未成婚的为4户，其余则是家中有女儿的，共计为19户。
2.高额彩礼
据走访得知，L村48名适婚青年分属于39个家庭，其中以务农为主的有27户，以做生意为主的有5户，农、商并兼的为7户。所谓“高额”是具有相对性的，鉴于L村经济发展状况，此处对其所作出的界域即是指：远超出家庭的年收入甚至是某些家庭几年的累计收入，使得家庭为了支付彩礼而使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严重降低。
“我儿子今年刚结婚，人家女方明确要求在县城买房，因此，我们老两口就给他拿了7万元，这还不算彩礼的12万元和办酒席花费的14000元，虽然儿子是在西安打工，但每月只有4000元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日常支出，也没有过多结余，幸亏这两年庄稼收成好，价钱还不错，我们俩给他拿了一大部分，感觉就像花钱买了个媳妇，现在日常生活中能不花就不花，省一点。”
——Y受访者
基于对该村的实地走访，深感其中高额彩礼对适龄未婚青年自身和家庭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有着较强的代表性，因此，对该村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综上所述，该研究建立的凡纳滨对虾血细胞蛋白质双向电泳体系：裂解液提取血细胞蛋白质，10%TCA/丙酮沉淀法制备蛋白质样品，采用17 cm pH值5～8的预制IPG胶条进行第一向等电聚焦，浓度为12.5%的凝胶进行第二向SDS-PAGE电泳，采用银染染色法制备凝胶图谱。采用该体系能够将凡纳滨对虾血细胞蛋白质充分分离，得到斑点清晰、分辨率高的双向电泳图谱，为凡纳滨对虾血细胞蛋白质组学研究奠定基础。
二、彩礼功能的异化流变概略
1.彩礼习俗的起源
周代是我国传统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并逐渐衍化形成一套完整和有序的礼俗，流传至今日。根据古籍《礼记·昏礼》记载：“昏礼者，将成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宗庙，而拜迎于门外。”〔1〕除此之外，《礼仪》有言：“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而其中的“纳征”即为送聘礼，因此，在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家庭一份由物品和金钱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在收受彩礼之后，也会相应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一般是女方亲手制作的，这也就是今日彩礼的起源。
2.彩礼功能的异化与衍生之风险
异化一词是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当中所引化而来，是指事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它的活动结果作为从母体中分化出去的异己力量，成为了制约、压迫和损害母体的对立物；〔2〕风险则是来源于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的论述，指的是更突出于风险的现代性，即风险的形成原因更多的是人为而非前现代社会的自然所致，同时也伴随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夫居是从父系制时代就流行的一种婚姻居住形式，通常被称为夫方居住婚，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男子在生产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妇女则被迫沦为从属地位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当中，足以保证妇女在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即妇女仅限于从事家务劳动，而现在也同样保证了男子在家中的权威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如今与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然是失去了其本来所具有的意义；在这种境遇下，男子的劳动就意味着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10〕男子便利用这种增强了的地位，为保证其所生育的后代的血缘纯正性并与此同时冠以其姓氏，以期能够继承自己的财产，这必然就需要妻子迁到自己的氏族公社来居住，变妻方居为夫方居。从此世系便依父系来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夫方居住婚也即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日。
三、彩礼功能的异化及风险的裹挟与表现
“S家的女儿才初中毕业，出去打工也没什么文化，在前年结婚时男方家给了20万元彩礼，那我女儿是研究生呢，我想她如果要结婚，彩礼总不能比这个少吧，要不然多丢人”。
1.代际“剥削”
基于与欧美国情的显著差异，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父母在对子女的抚养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西方国家更强调于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因此，在其子女成年之后便会让其自行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支出及受教育费用；而我们国家的父母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注重对子女的生养照顾责任，以至于形成了子女对父母的深切依附，关键是子女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其中操办孩子的婚姻大事即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父母的思想深处，他们一致认为只有给孩子把婚事操办了，看着孙子辈的出生，才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才能对得起祖先，因此，看似是孩子成婚而实际上父母才是其婚姻背后支付的实际承担者，为了孩子结婚而透支自己的积蓄、减少了日常必要支出，由此形成了代际剥削。
如图3所示,在ANSYS中建立鹤式起重机机构的有限元模型,机构各个杆件参数及对应符号如表1所示.应用ANSYS的PDS模块，研究各杆件参数的随机波动性对起吊终点Y向位移的影响.采用中心复合抽样的方法,迭代次数为27,再通过蒙特卡罗扩展求解,扩展计算迭代次数为10 000.
——L受访者
2.代内“剥削”
“我2014年本科毕业时，想要考取研究生进一步深造学习，父母跟我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也没啥用，迟早还不是要嫁人的，本科毕业就可以了，再加上家里情况也不是太好，底下还有一个弟弟，所以我本科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了，大学时也交了个男朋友，谈了几年，可父母说他家境不好就没同意，所以这两年，父母挺着急的，老是给我安排对象去相亲，去年刚订婚，父母说这样一来，弟弟的彩礼也就筹集了很大一部分，快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小刘忙着给各小组设计车型，也有组长主动与小刘一起商量本小组的列车模样。当然，小刘与他人的交流时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故”发生，不过“先锋车站”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我国一直特别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但不可否认和令人遗憾的，特别是农村父母内心一直残留着传统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腐朽思想，因此，一些父母为了支付高额的彩礼，使儿子能够顺利结婚，便会不惜牺牲即违背女儿的婚恋自由，“想方设法”去介绍对象、频繁安排相亲，使女儿先于儿子出嫁，更甚的是个别家庭出现换亲的现象，从而将嫁女儿所得的彩礼做“二次使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方出嫁的嫁妆是处于一种陪嫁的地位，故而没有硬性要求，因此说父母也会精打细算。在当儿子因为彩礼问题而面临婚姻困境时，一些家庭支付高额彩礼的重担并非是由父母承担，而是被“隐形地”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囿于传统偏差的性别对待思想，女儿在家庭这个场域当中几乎处于一种边缘的、弱势的地位，其自身在面对这种境遇时也无能为力，为了延续家中的香火，只能作出让步和牺牲，此类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便是代内剥削。〔3〕
缘于当前我国家庭结构呈现核心化：核心家庭占据主要比重，家庭内部关系也“民主化”和简单化，子女在家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而父母的权威也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对子女婚姻起到绝对性的影响。因此，此处的代内剥削特指家里既有女儿也有儿子的青年家庭而不包括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他们仍然受传统的孝文化与重男轻女观念影响较深。
——Z受访者
3.婚姻危机的“催化剂”与行为失范
近几年来，我国离婚率显著增长，据民政部2016年数据显示：离婚手续共计415.8万对，离婚率为3.0‰，同比增加了0.2‰。〔4〕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嵌构在婚姻基础上的金钱观，除此之外，人口的城乡流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男方在和女方缔结婚姻的过程中，付出了高额的礼金，甚至是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导致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婚后生活因负债而产生不和谐，争吵不断。首先就是婆媳之间为此产生隔阂，再次是男女双方内心与之前对婚姻所形成的期待感与满意度有所落差，男方对于父母为自己结婚支付了高额彩礼导致生活质量和水平下降，从而使得内心深切愧疚，而一旦离婚，男方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内心是极其容易崩溃、精神受到严重刺激，以至于因此出现了行为失范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终是人财两空的局面。
为提高决策效率，联盟中方、东盟方各设置一个常设主席单位。常设主席单位负责起草联盟内部制度，制定工作计划，推进工作进度；组织协调所在方联盟成员行政事务；与对方主席单位共同管理联盟日常事务。为打破封闭观念，加强与联盟成员之间的沟通，常设主席单位下设常设秘书处，负责整理联盟文书，发布联盟信息，执行联盟决议，以及组织、管理、协调联盟内各项事务，维护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各高校在长期的办学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管理机制。秘书处的设立，有助于联盟成员突破一校或一国的局限，充分融入联盟的共同发展之中。联盟内的高校通过秘书处的协调，能够消除隔阂，构建资源分享网络，分享优质教育资源。
——W受访者
4.强化“婚姻挤压”，影响社会安定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7.7。而在人口统计学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一般正常范围则在102至107之间，这意味着2012年我国每出生100名女孩，相应出生117名男孩，目前性别比仍在高位徘徊，高出警戒线10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左右，我国的光棍将达到3000万至3500万。而高价彩礼无疑增加了难以顺利婚配的青年的数量，从而形成“婚姻挤压”。〔5〕如此大量的单身青年在适婚的年纪不能正常进入婚配，不仅影响了自己和家庭，还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犯罪行为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造成影响、埋下隐患。
“2016年的时候，大儿子结婚，娶的媳妇是河南的，他在外边打工时认识的，当时女方家光彩礼就要了20万，我是侍候地里的几亩西瓜，他妈妈在我们镇上开个小商店，儿子结婚是大事，拖延不得，所以就把准备进货的钱拿了出来，现在小儿子也27岁了，在农村来说也老大不小了，所以得抓紧时间给他张罗个媳妇，我们老两口也算完成任务了，有时候，真羡慕人家里是闺女的家庭，压力小、负担轻。”
四、彩礼功能的异化即高额彩礼存在的基础
1.传统通婚圈半径的扩大
“物稀，则以之为贵”，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实行计划生育，L村中青年基本是这一国策的影响者，加之村民头脑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固化，除此之外，近年来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村中女青年都怀揣着梦想外出务工，这种城乡的流动也使得她们的“眼界和见识”得以开阔，对大城市心向往之，她们更想寻找具有城市户籍的配偶，以期实现自身社会阶层的上升，这就使得女青年从农村流向了城镇。以上两方面形成合力，共同促成了村中适婚女青年数量的稀少，这样传统的通婚边界必然被打破，并随之扩大，如此一来，伴随着社会变迁，在以往传统的方圆通婚中，虽然男方家庭情况较差，但他仍可以通过提供长期的体力劳动和实物馈赠来进行补偿的这种馈赠交互方式，逐渐与现实发生了脱节，弊端逐显，因此，所有的彩礼的标准完全转化和聚焦于货币这一个点上，也似乎成为了唯一的媒介，从而给村中情况较差的青年造成了经济挤压，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与负担。〔6〕
2.乡村场域中“彩礼界”合力聚为地方共识
“一手独拍，虽疾无声”，高额彩礼的出现，并不单单是靠女方家庭一方能够形成，而是由村中男女双方加之传统的习俗观念共同合力而成。在村中，特别是家中有男子的家庭，父母从其一出生，就要为他将来的成婚准备彩礼而操劳奔走。根据村中长者所说，就在改革开放之前，村中彩礼和嫁妆的标准都有着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大家都会按着这个标准来实施，否则，便会遭受村中舆论的压力，而几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的标准就出现了变动，不断上扬，这也体现了物体系的功能变迁：从当时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逐渐变成今天的“三金”（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万紫千红”（一万张50，一千张100）、“一动不动”（小汽车、房产）等诸多名目，导致男方家是有苦难言，但也束手无策，父母即使借账垒债也要尽力满足女方提出的要求，否则，儿子便会遭遇到被排斥于市场之外、难以婚配的风险。〔7〕
3.“物体系”对人的行为和群体认同的符号化和规约化
在村中走访的过程中发现，部分村民存在着严重的攀比心理和面子问题，彩礼俨然成为了一种“符号体系”，对人的行为和群体认同实时地进行着符号化和规约化。〔8〕依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安土重迁、熟人社会，长期生活在村中这个场域里边，村民的一举一动都引发着其他人的关注，尤其是在子女成婚这样重大的事件上，更是如此，往往成为了村民饭后农闲时热议的焦点话题，如果女方家索要的彩礼过少或不要，村民便会议论纷纷，认为是身体有缺陷或者有问题，更有甚者会认为是“不值钱”“贱货”；与此同时，如果男方能给出较高的彩礼，则会让其觉得在村中其他村民面前倍有面子、事情办的很风光、很有排面和人有本事，从而得到村民的敬重。〔9〕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部分村民便把彩礼的多寡作为了衡量自身和家族在村中的社会地位、声望影响的重要乃至于唯一的标准，而相反，如果婚礼简单、无声无色，便会觉得在村中抬不起头来。
彩礼的异化着重表现为代际“剥削”、代内“剥削”；而其产生的风险主要在于影响婚姻的稳定性进而产生行为失范、强化“婚姻挤压”而影响社会安定。
——W受访者
4.“从夫居”的传统婚居模式
确是如此，在传统社会，男方娶亲本身意味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同时起到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使家庭发展壮大的作用，女方本身则是作为一种劳力和权利的让渡，因此，男方必然要支付一些财物以为交换来进行弥补，即便这样，它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礼节性的象征，缔结两性之好，使社会得以有序发展，彩礼作为婚俗礼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从而起到规范和维护婚姻礼序的重要功能，而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它被赋予了过多的物质、金钱意义，在这个彩礼的表达性、礼节性的象征在和工具性的、物质性的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处于劣势，并逐渐被工具性所裹挟，表现出赤裸裸的工具性与物质性，成为了适婚青年乃至整个家庭的沉重负担，部分家庭甚至于出现了因婚致贫和因婚反贫的现象，这便是彩礼的异化与风险。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逐渐从家庭后方走上工作的前台，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但由于自身所负担着生育后代的任务，并且在生理方面着实存在着一定的弱势，在择业时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所以这一传统的从夫居依然是婚居模式的主流，在施行婚嫁时，女方家庭为了将女儿抚养成人从而付出了过多的心血并且还要承受分离的心里痛楚，因此，男方会给予金钱与物质上丰厚的彩礼以作为补偿。
“由于家里情况不太好，儿子也没念过啥书，没有本事，就招出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了，婚后媳妇一个人去了上海打工，儿子就在县城务工，可半年之后，媳妇却闹着要离婚，听人说是在外打工时认识一个男子，两个人好了，后来我儿子没办法就回来了，他去要彩礼女方家也不退还，因为11万元当中还有一些是管亲戚朋友借的，儿子一气之下就用刀扎了女方，他妈妈也因此大病了一场”。
而这些现象都折射出我们阅读教学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削弱了对学生语言运用的训练。随着新课程的深入实施，我们许多教师越来越注重阅读形式，如“自主”“合作”“ 探究”等，而语言文字训练的内容却越来越少。我们都知道，阅读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最直接训练掌握书面语言的教学形式。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文本的语言文字，深刻地解读文本结构，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表达能力。
五、对于去“异化”与回归理性的探析
自古婚姻非小事，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爱情本无价，美好而又真挚的爱情应当是以真心和牢固的感情为基础，倡导并树立文明的婚嫁新风气，这是我们每个人和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反应了一个时代社会的文明程度。事物的存在是有其原由但并非就是合理的，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索要高价彩礼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祛除重男轻女的腐朽思想，不包办、不强迫子女的择偶意愿，为他们的幸福婚姻创造条件、保驾护航。
面状因素因子，是指不扩散的因子，其指标的好坏仅局限在该处地块内[14，17]。面状影响因子有坡度、土壤养分状况、灌溉保证率等共16个。
1.量力而行，拒绝“唯物”主义的殖民
《朱子家训》有言：“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妻求淑女，勿计厚奁”。〔11〕因此，每个家庭和青年男女都应当从自身以及对方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换位思考，能够量力而行，避免和杜绝盲目的攀比心理和所谓的好面子问题；择偶时，更多的是要看中对方的人品、操行和感情，而不要将钱财作为衡量幸福婚姻和评判对方的唯一标准，为钱财观念所累，体谅父母，他们养大我们已实属不易，不应让父母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还为我们操劳奔波；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和价值观，莫让美好的婚姻受到高额彩礼的裹挟。
2.提倡并践行移风易俗，树立勤俭新风气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到喜事简办，这绝非一人之力也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发力，特别是广大适婚青年男女及其家庭应当身体力行，引导大家树立勤俭的婚嫁新风气，将传统美德很好地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虽有余财，仍应节省，可将其充分用于家庭日后的小康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家风并以此带动村风、民风的建设，使得彩礼重回表达性的礼节功能，回归理性。
3.提高法律意识，维护合法权益
白头偕老的美满婚姻是每个人所向往的，然而事实并非总遂人愿。在这个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里，“风险”仿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与前现代社会相比，我们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青年男女为了追求幸福的婚姻而过度推崇自由，使得“闪婚”“闪离”的现象屡见不鲜：双方往往并未做到足够的相互了解而匆匆步入婚姻殿堂，在婚后的生活中便产生了诸多矛盾而离婚，这必然牵扯到彩礼的纠纷。在婚嫁过程当中，男方为支付高额彩礼往往借账垒债，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并在受刺激的状态下作出失范行为，这对其个人和家庭来说是致命的。
鉴于此种情况，我国法律关于彩礼返还的问题也做了明确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且双方均同意离婚；婚前因彩礼给付导致男方家庭生活困难且双方均同意离婚这三种情况，女方家须返还彩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男方家庭所受的损失，进而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12〕因此，特别是农村青年及其家庭要普及和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必要时刻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民宿民俗旅游的环境设计应注重过程感。乡村旅游是一种休闲式的旅游方式，要展现出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民俗文化。因此乡村旅游在进行景观设计中要给予游客一定的思考空间，从而能够让游客来慢慢体会当地的景观民俗。在环境设计中要注重过程感，展现出乡村的气息，并且体现出慢节奏旅游的形式，根据一定的游览时间来逐步安排不同的环境，从而能够让游客根据自己的探索来发现更美的景观，而不是在同一位置集中展现当地的风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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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r of Marital Youth in Rural Areas：the Alienation and Risk of the Function of Bride Price——Reflection on L Village in Shaanxi Province
Qu Wenyong，Yang Zhao
Abstract：The conclusion of marriag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course of individual’s life，and it is also the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happiness of his life.For the country and society，it is the function of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However，in recent years，the function of the bride price has gradually emerged alienation：from the formal payment to the naked material basis of the instrumental marriage，that is，the high price of the bride price has emerged and intensified.It has become a stumbling block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portant life course from individual to new family，especially in rural youth；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accompanied by risks：some families even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poverty due to marriage，marriage and poverty，which ha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process of families getting out of poverty and getting rich and running for a well-off.Therefore，based on the field visit to L village in Shaanxi Province，we take the method of participating in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analyze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de price，and then try to propose a practical solution.
Key words：alienation，risk，paranoid，etiquette symbol，high bride price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1-0050-07
［作者简介］曲文勇，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杨钊，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严瑾
标签：彩礼论文; 家庭论文; 婚姻论文; 父母论文; 青年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理论界》2019年第1期论文; 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论文;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