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性；资本；理性；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 要]无论是从“类”还是“共同体”角度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不够完整。只有回到使两者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现代性视野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资本和理性双重动力下生成的现代性，使人类的存在状况实现了“现代”定在，即区别于传统社会。它形成了鲜明的“类”意识与共生共存的民族国家体系，这构成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件。但又在资本与理性的负作用下导致生命共同体的破坏和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即产生现代性的自我否定或危机，使人类的命运陷入困境。这种危机促使现代性反思的形成，构成了现代性潜在的否定之否定力量。其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反思力量，启发我们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重构现代理性，调整资本生产与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的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已成为当前学者广泛关注和热议的主题。从学理上看，要理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从当前国内研究状况看，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论证：其一，立足于“类”的视角，通过阐述人类特有的本质属性和类的思维方式，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自由发展与自觉价值追求的必然结果；其二，立足于“共同体”的视角，通过考察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在共同体形式上的历史演变和本质特征，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存在从“虚假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两种论证方式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实际上无论是“类”还是“共同体”，它们本身都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发生和变化的。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理解两者，进而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观念事实，是当前人类的共同境遇，它使人“类”及其“共同体”形式在现代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也在现代性的辩证运动过程中逐渐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本文主要是从现代性的视角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期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
一、现代性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件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概念。作为一种学术用语，现代性最早被运用在建筑风格、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所以大凡学者一般将此术语的正式使用追溯到19世纪法国著名的现代诗人波德莱尔。在他那里现代性意味着“过渡、短暂、偶然”，是对现代性生活“转眼即逝”状态的一种描述。之后，这一术语被广泛地运用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也被赋予了理性精神、社会制度、资本逻辑等内涵。与之相反，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它是被当成解构或终结的对象，例如，被利奥塔视为“宏大叙事”、被丹尼尔·贝尔视为没落的“工业社会”。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在现代性被建构和解构的交互语境下看到，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反映的既是一种观念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在总体上是表示对现代人类存在状况的一种事实性描述。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和“现代化”两个相关概念来理解这一事实。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时代到来的事实。“现代”是现代性的前缀，它规定了现代性首先表征的是一种时间事实或现象。而“现代”作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往往是与“传统”相对的概念，“在内涵上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注] [德]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这意味着现代性是一种试图将自身所形成的时代区别于前现代或传统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实际上是表示人类有意识或自觉地通过时间来标识自己新的生存状态。虽然无法精确这种人类新的或现代生存状态具体开始于何时，但我们大致可以通过把握现代的“新”要素予以判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新要素是资本，它大致出现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末期，代表着区别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根据哈贝马斯对黑格尔关于“新的时代”(neue Zeit)的“时代精神”的理解，认为现代性大致是发生于1800年之前的三个世纪，即“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的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注]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页。以上两种对现代起始时间的判定大体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人类的现代性始于欧洲14、15世纪，亦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
现代性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生存境况形成的事实。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晶，是对现代化过程和结果的特征或属性的概括性显现。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现代性不仅是这种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也是对这种结果本身的抽象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性实际上表述的是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及其导致的生存境况发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变化。例如，经济现代化，它是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动态过程，它导致的结果是产生了以商品经济生产为主导的现代经济模式，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所有权、信用等现代价值观念。在现代性的话语下，经济现代化表示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转向以商品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机械化生产，与之发生的人类生存境况是被商品堆积、工业化、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当然，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的现代化，使得人类在所有方面的实践活动和生存境况都发生现代性的转变。所以，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资本化的过程。
可以说，“资本”和“理性”是现代性作为人类现代存在状况发生变化背后的两大动力或支柱。在这两大动力或支柱的力量下，人作为一种“类”的意识与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的共同体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实验组显效21例、有效9例、无效2例,临床治疗总有效率91.6%(30/32);对照组显效18例、有效6例、无效8例,临床治疗总有效率79.7%(24/32),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差异显著P<0.05,x 2=4.267。
4）CORDIC流水迭代运算单元：这一单元主要实现CORDIC迭代算法，由单次的迭代模块来构成逐级流水线的结构。
其二，理性是塑造现代性或人类现代存在状况的核心要素，它也使人的“类”意识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人类的存在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就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定位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改变得益于现代性对人的理性的强调，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之后，理性取代宗教成为一切的权威，即所有的一切都要经过人的理性重新审判。一方面，理性使现代社会“祛魅”。就个体而言，通过理性实现了自我的确认。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就是个体以理性实现自我确认的过程，它取代了以往自然、宗教对人自身确认的原则。就社会而言，理性通过国家、法律实现了对现代价值的表述和确认。通过理性启蒙运动之后，现代社会基本上确立了包括自由、平等、博爱在内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理性提升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引导着现代理性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即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创造美好的世界与生活。在这种工具理性，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人类已经使现代生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这种以理性为核心要素构造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人本身作为一种“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定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理性的自我确认之后，人类确立了主体的意识和地位，摆脱原来人依附于自然、依附于神的状况，也打破了人依附于人的观念，使每个个体因同“类”而获得人格、平等的尊严。与此同时，也确立鲜明的“类”的思维方式，接受并提高自身的地位，不再相信自己是天使与野兽之间，而是世界的主人。
此轮印度招标，中国货源占到了一半，虽然标价基本与国内出厂价格相当，但如此大批量的出口，依旧为国内市场提供了支撑。加之前期行情的持续走低，使尿素价格已逐渐达到下游的心理预期，在印标确定后，新单立即跟进，止住了行情的颓势。
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性危机体现为自然或生态危机，实质是生态或生命共同体的破坏。一方面，资本的持续存在必然要求对自然的不断占有和使用，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的减少和环境污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就不断地“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同时，资本的增殖本性也要求占有和使用相应的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特别是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市场的竞争导致各种资本对自然的盲目使用，加之大量商品的消费也产生“负商品”对自然的破坏。另一方面，在现代理性的构造中，它强调人作为一个类的至高无上性，由此陷入了二元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仅仅是将自然视为工具，形成的是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的欲望。所以，在这种占有、控制、使用和破坏之下，现代生态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例如，产生了全球性的大气、水体、土壤等污染，并伴随着各种环境灾害。这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出现了破坏，它直接威胁着人类持续的存在与发展。
二、现代性危机：人类命运的困境
其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性危机体现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危机，实质是人类内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它使传统家庭温情脉脉的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中，人与人之间体现为露骨的剥削关系；随后体现为不同阶级与阶级的对立关系；尔后又出现不同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对抗关系。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不同地域联盟之间冲突的最好例证。另一方面，在现代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人与人之间是互为手段、分离的关系。现代理性虽然通过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了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等在内的现代价值观念，但这些价值实际上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分离、竞争关系。例如，现代平等强调人格平等、权利平等，但实际上体现的是在商品、货币、资本面前的平等，是实质性的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就是最好的佐证。这在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意味着现代性虽然使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同时也在更加普遍和频繁的交往中产生冲突与矛盾。
本组筛查对象中发现实性结节的处理采用Fleischner学会处理指南[4]，初始发现结节直径在6mm以上的，需要把结节的大小、形态、密度及所处肺叶的位置在记录表上详细填写，而对于初始发现结节在6mm以下的，如果结节出现分叶、短毛刺、胸膜凹陷等危险因素的也需要提高警惕，应建议1～3月内再次给予低剂量CT扫描复查，观察结节的形态、大小及密度情况，如果此类结节同时存在分叶、短毛刺及胸膜凹陷等多种危险因素的[5]，应建议活检或直接手术切除。
在资本和理性所具有的负面影响下，现代性在自身生成过程中也产生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实际上就是现代性危机，亦是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危机。
对此，我们需要抓住现代性实现自我否定的内在性因素。这种内在性因素必定是支撑整个现代性生成、发展的核心要素。正如上文已指出，这两个核心要素便是“资本”和“理性”。这两者既推动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也形成了对其自身发展的阻碍和否定。但是，“资本”和“理性”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是一定历史的产物，依赖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才发生现实的作用。在对现代性生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发端于西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下形成的，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推向全世界的。所以，包括吉登斯在内的许多学者就认为现代性首先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资本就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充满内在的矛盾。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它日益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却限制了这种生产，这势必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现代理性正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出现理性内在失衡。在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所形成的是一个无意义、“自由丧失”的时代，而官僚制恰如一个铁的“牢笼”控制着一群“无灵魂的专家”和“无心的享乐者”。[注] [德]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可见，现代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件，意味着人类及其存在状况的现代化。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人作为一个种的“类”意识，还是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的共同体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使人对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使人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所有的这些现代性变化，无疑是构成了人类在整体上可能走向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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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生成使人类走向了现代的存在状况，但是这种状况是否意味着“进步”？在卢梭看来，人类在进入文明，特别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之后，其实是一种倒退，出现了诸如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社会的不公等现象。当然，卢梭对此的判定是建立在与人类美好自然状态假设的比较之中得出的。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之中的确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对现代性自身的一种否定，构成了现代性危机。由此，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批判和反思。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启蒙，特别是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处于一种单向度的状态。而在鲍曼看来，现代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使现代性的结果是对种族、人类文明的大屠杀。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但不管如何，我们首先有必要分析产生这种现代性危机的原因所在。
其一，资本是推动现代性或人类现代存在状况形成的根本动力，在此过程也伴随着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式的改变。一方面，资本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中开启了现代性。资本的形成是建立在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为此它斩断了以往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使人成为自由独立的人。资本的扩大得益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此它破坏了以往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使土地也成为资本。资本的实现依赖于商品的顺利交换，为此它破除了以往人与人之间含情脉脉的关系，使人获得了平等的尊严。另一方面，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展开了现代性。资本的本性是增殖，为此它需要扫除一切时间和空间障碍，“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资本的全球化实际上也推动了现代性的全球化。总之，“它(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而在资本的破坏和重构新世界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当资本在摧毁以往陈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建立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即现代国家。它是建立在单个或多个民族的基础之上，是以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为基础，不同于以往的帝国或更早的城邦。同时，当资本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时，也使野蛮、落后的民族卷入文明，在殖民和反殖民战争之后涌现了许多民族国家。而在资本或现代性全球化条件下，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共生共存的状况。
实际上，我们在上文分析了现代性的两个方面，即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从肯定的方面看，现代性规定了人类在现代的存在区别于在传统社会的状况，也就是对人类存在的“现代”定在。从否定的方面看，现代性内在产生了否定自身的因素，导致现代危机，使人类命运陷入困境。按辩证法的逻辑，接着应当是现代性的否定之否定，这本身也应当是现代性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但其实现代性本身在当下并没有达到否定之否定的程度，因为无论从资本还是理性的角度看现代性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是仍在持续进行。从资本的角度看，它并没有完成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使命，而且从当下最为直观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现实看，现代性的事业远没有结束。从理性的角度看，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理性在现代社会并没有完成任务，它只是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变成控制主体的非理性力量，而现代性事业的继续就在于使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的危机使人类共同体的命运陷入困境。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在资本人格化和至上理性的作用下迷失了方向。在以主体为基础的主客二分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下，人类破坏了整个生命共同体的平衡，正遭遇着生态危机对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另一方面，人类的共同体形式，特别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全球化资本和工具理性的作用下陷入了对立。在资本的输出和引进过程中，也伴随着相应价值观念或文化输出和输入，而在不同传统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民族国家之间就会出现价值观、文化的冲突。同时，核武器的存在不但没有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对峙，反而使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存在极大的风险。
三、现代性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长
其三，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现代性危机体现为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实质上是对人的类的真正本质的迷茫。一方面，在资本的主宰下，人不是将自身当成目的，而是在资本的驱使和追逐中迷失了自身。例如，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就不断突破需要的限制，创造商品的新属性，建立普遍的有用体系，即不仅将人转变为生产的机器，也转变为消费的机器。在威廉·莱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原则是接受流行的报酬和权力分配这一基本原理，也就是在于消费的持续增长。”[注] [美] 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页。这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人的需要不断地被导向商品消费的满足，在现代商品丛林中失去对自身正确的认识，从而也并不能理解自身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现代理性赋予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巨大能力，但这种至上的理性却使自己陷入了迷茫。正如利奥·施特劳斯所言：“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注]汪民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这本质上是对自我认同的困惑，特别是现代人通过政治解放而进入现代民主国家之后，个体面临着双重身份，即市民和公民之间的矛盾。
既然现代性的事业并没有完成，那我们要如何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认识“现代性”辩证法的意义所在。从现代性的自我肯定看，虽然这种定在是保守的，但它也为人类创造了有利于实现或可能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例如，高度鲜明的“类”意识、共生共存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从现代性的自我否定看，虽然这种否定性导致了现代性危机，使人类的命运陷入了某种困境，但这也意味着人类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要求或必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同时，由于现代性危机使人类命运陷入困境的状况引起了现代性的反思，[注]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是这样解释的，“对当下社会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详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4页。)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反思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力量在不断地辩证否定或更正自身。而这种反思其实是作为现代性潜在的否定之否定的力量，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生长的力量。
3.方法落后，是影响风险管理审计的关键因素。风险管理审计还缺乏一套较为系统、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做指导。一方面，审计范围主要停留在控制风险、确保审计质量等基本层面，没有按科学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管理，成果应用不充分；另一方面，没有具体的、针对性强的风险管理策略。审计经验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不能恰当地预测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和应对风险，阻碍了内部审计有效开展风险管理审计。
在对现代性的所有反思中，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最为独特和显著的力量存在。如前所述，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呈现资本主义的性质，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得以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正如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和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两大变革力量所孕育出的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与众不同地真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对这个问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是的’。”[注] [英]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52页。但与此同时，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在展开之初，也产生了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纠正或重新诠释现代性的力量，即社会主义。莫尔的《乌托邦》就是对资本原始积累所展开的现代性的最早反思。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揭示了这种现代性的历史局限。列宁、斯大林试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之上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改变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塑造，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也不意味着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现代性民主自由成为“最后的人”。因为，当下中国正以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在重构这种现代性，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由此，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意义可以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调整资本生产与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人类、乃至整个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资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本身具有历史的使命，即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普遍交往的条件。但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成为主体和最终目的，同时在与资本的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之中产生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共同体的不稳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此，需要改变这种生产方式，让资本的生产更多地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坚持市场原则的条件下，加强必要人为的干预和调控，使资本的生产有秩序，减少或避免因资本矛盾导致人类内部或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就是要打破资本的霸权主义，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性，建立不同国家、超国家的地域性合作，使生产资料在市场配置和人类共同控制之下，能得到合理和有效的利用。这种控制和有效的利用，实际上也是在调整资本生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减少因资本的盲目性生产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对此，人类还需要借助在资本生产所带来的物质、政治、社会文明进步力量的基础上通过人为修复(治理)已产生的环境问题，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简而言之，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在更为合理的生产方式上控制和利用资本的生产，使其从重交换价值向重使用价值转变，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超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立，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现实。
其二，重构现代性的理性构造，转变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赋予现代价值观新内涵，从而推动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虽然现代理性使人摆脱了自然神话或宗教幻象确立了主体性地位，但其所形成的至高无上的“类”意识也使人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从而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整个人类对生命共同体不自觉的破坏。对此，哈贝马斯的方案是走出主体哲学，在主体间性理解的基础上建构“交往理性”。我们暂且不论这种交往理性是否可能，但至少他启发了我们需要从“他者”的角度反观个体的理性本身。在当下，这就需要民族国家具有包容的精神，彼此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性和客观事实；同时也需要从其他生命体的角度思考人类当前在整个生态共同体中的处境和应有的责任。当然，“交往理性”并没有改变人类现代理性本身内在的失衡，即价值理性的缺失。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要重视人类价值理性的建设。虽然现代性已经为人类确立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些价值观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是虚假的，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利己主义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分离。这就需要从社会主义的角度重新赋予现代价值观新的内涵。这些新的价值观应当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解放为目标。简而言之，不是坚持至上理性的乐观主义，也不是否定理性的悲观主义，而是重构现代理性，让工具与价值理性实现平衡，走出至高无上的“类”意识，进而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可见，在面对现代性困境时，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很好地回答了“人类的发展将何去何从”“世界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注]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07年1月20日。的问题。它是当前我们面对人类文明发展问题时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和智慧表达，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价值多元化背景下，一方面需要通过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在坚持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本的力量，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积极推进和谐稳定的国际价值秩序，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DialecticsofModernityand“CommunityofHumanDestiny”
LiFengling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17)
[Keywords]modernity；capital；reason；species；community；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bstract]It’s not complete enough to demonstrat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es”or“community”.It’s better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en we only back to the modernity vision which make the both radically different.Under two aspects of power from capital and reason, modernity makes the modern cond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It forms the distinct awareness of “species”and the system of nation-sate, which is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But it also brings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and the conflict of different 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have put the fate of mankind in trouble.That is the self-denial of modernity or the crisis of modernity.The crisis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reflection which is the potential power of negation of negation.Socialism is a special power of modernity reflection among them, which inspired us to chang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modern reason.We should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pital production and human and na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作者简介] 李逢铃，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福建 福州 350117)。
*本文系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资本论》的价值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18YJC71002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孔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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