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当代秘书学的发端与发展，中国秘书史研究也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虽然中国秘书史研究有些冷门的意味，但仍有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到研究中来，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研究局面。在中国秘书史研究中，对秘书工作起源的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作，甚至被称为“秘书学研究的第一重要问题”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在各种中国秘书史读本及相关论文中都有论述，一些秘书学概论类读本也多有论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和时间、原始形态秘书工作人员和工作内容等。其中，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成为30余年来秘书工作起源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本文拟就此做一些梳理与思辨，以求为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可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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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条件”说
从目前收集的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文献看，对秘书工作起源探索之启端，当为赵奇先生发表的《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一文，文后注明“1984年11月初草”，可见作者关注和研究该问题时间之早。文中明确提出如下观点：“从有领导者那一天起，就有了秘书和秘书工作。也许，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应该从黄帝、从黄帝之史仓颉算起。”“秘书工作从一开始就同文字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有了领导者同时有了他的秘书人员，才实现了最初的社会管理。”②在这里，作者提出的观点同后来研究者提出的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说在内容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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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观点，比较典型的是“两个条件”说。据何坦野先生记述，“这一问题最早是潘佳先生提出来的，在他主编的《文书学纲要》中……明白无误地提出‘文字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或‘阶级的出现’是中国秘书起源的两个必备条件，舍一都不可。”③笔者认为何坦野先生的记述不是十分准确，查阅潘佳先生主编的《文书学纲要》 （该书为《档案学通讯》增刊，《档案学通讯》编辑部1981年6月编辑发行），在第一章第一节“文书的起源”部分，他提出“公务文书的产生是和文字、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引述了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的论断：“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显然，潘佳先生据此分析的是文书（工作）的起源，而非秘书（工作）的起源， 文书工作与秘书工作不是等同关系，不可以互相替代。潘佳先生在行文中也没有明确使用“两个条件”这样的表述。
[14]常崇宜.古代外国秘书的起源［J］.攀枝花大学学报，1995（1）.
④⑤杨剑宇.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2）.
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对“三农”产业的发展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升级，从而产生经济效益。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实际运用，使企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潜力，为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后来研究者持与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较多。如潘林杉先生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秘书和秘书工作起源条件已经具备，社会管理组织及其公务活动是形成秘书工作的社会基础，原始文字是形成秘书工作的必要条件。⑥该观点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秘书通论》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⑦刘演林先生认为，秘书工作产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有领导的社会组织的形成，另一个条件应当是文字的出现。⑧聂中东先生主编的《中国秘书史》也明确采信了“两个条件”说。⑨姚怀山先生通过对上古社会组织结构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分析，提出秘书工作起源具备的历史条件等，在秘书工作起源的社会组织条件中明确表述秘书工作产生必须具备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两个条件。⑩茆邦寿先生则从广义和狭义秘书的区分角度来论述秘书人员产生的必要条件，认为广义秘书即直接辅助领导者处理公共事务的行政人员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有领导者和繁复公务的社会组织的出现，这里特别强调“繁复公务”的决定意义，认为只将“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管理组织及其领导者公务活动”看作秘书工作产生的一个条件有欠妥当。狭义秘书即直接辅助领导者处理公文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的行政人员的产生，必须在“有领导者和繁复公务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及“文字的出现”时才有可能。[11]黄泽元、吕文英二位同仁没有明确采用“两个条件”说的表述，但核心内容没有超出“两个条件”说，认为社会公共管理系统的产生，甲骨、土陶、简牍等物质手段的具备和文字的产生为秘书工作的起始创造了条件。[12]一些秘书学概论类读本在论及秘书工作起源时，也基本采信了“两个条件”说，不再一一列举。
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对于秘书工作起源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开启了秘书起源研究的理论切入点，使研究有了理性依托。“两个条件”说在中国秘书史研究中有着较大影响，甚至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影响至今。
二、“文字非条件”说
根据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有关论断而提出的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是否符合秘书工作起源的实际？能否最终站得住脚？其逻辑推演是否科学？易扬先生认为，用斯大林的论述解释文书的起源比较符合历史本来面貌，但是用来说明秘书的起源就显得勉强了。[13]正如常崇宜先生所说，上古还不一定各个地域都有国家和文字，却可能已经有原始的“秘书”了。[14]杨文起先生也对杨剑宇先生《中国秘书史》中关于秘书起源的阐述提出质疑，认为其将“秘书起源”“秘书工作启端”“国家秘书工作启端”三个有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概念混淆、纠缠在一起，导致“既有逻辑上的不清，也难免有结论上的含混”，用“两个条件”来作探究秘书、秘书工作渊源的条件未必得当。[15]研读杨剑宇先生关于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论述，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杨剑宇先生认为斯大林的论述“正是指出了文字和公务文书对秘书工作产生的重要催化作用”[16]，今天看来，这个推导逻辑确实值得商榷；又如文字的出现既是（原始）秘书工作产生必要的“两个条件”之一，又是后来国家秘书工作产生必要的“两个条件”之一，这个推导结论同样需要辩证梳理。
从理论上明确打破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的是杨树森和张树文二位同仁。二人合著的《中国秘书史》是一部重要的秘书史研究著作，对古代秘书史部分采用了专项内容纵向考察方法而未取断代史的方法，并对中国秘书史上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包括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在该书出版前，他们就发表了相关论文。杨树森先生在《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中针对“两个条件”说明确提出，社会组织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为行文方便，并与“两个条件”说对应，笔者将该观点简称为“文字非条件”说，并非作者原文的概括表述，这是需要说明的。杨树森先生认为，从理论上说，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时，为领导提供“参谋性、助理性”服务的秘书工作就随之出现了，这与文字和公务文书出现与否没有本质关系。杨树森先生还例举了两个旁证来佐证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一是古代契丹族在公元916年建立辽国时仍然没有文字，到920年才创制契丹文字，但是在此前的原始部落联盟管理活动中存在秘书工作；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少数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的发展水平，没有文字和公务文书，但是存在具有秘书工作性质的工作。[17]张树文先生在《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一文再次对该问题予以阐述和强调，“打破‘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条件’的思维定势”。[18]2003年，二人合著的《中国秘书史》出版，进一步将观点明确：“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社会组织领导集团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只是文书档案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19]2018年6月，杨树森先生在其与张树文先生合著《中国秘书史》的基础上修订、改编的《新编中国秘书史》，作为秘书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重申和强调了上述观点。
相对于“两个条件”说，无论从推论依据看，还是从逻辑关系看，无论是溯源原始形态秘书工作，还是引入当代秘书学研究思维，“文字非条件”说在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研究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我们不妨再做一下梳理：“两个条件”说的坚持者一般认为，社会组织在实施管理过程中需要制作文书，进而产生了公务文书，这就需要撰写和处理公务文书的人员，于是产生了秘书人员和秘书工作，而形成公务文书的前提则是文字的出现，所以文字的出现一定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也可以这么理解：没有文字就没有公务文书及文书工作，没有公务文书及文书工作就没有秘书人员和秘书工作。在这里，前者立论是成立的，后者立论则不成立，因为秘书工作实践和秘书学理论研究都明确告诉我们，秘书工作的内容绝不仅仅只是文书工作，尽管文书工作在秘书工作中所占比重一直比较大，但文书工作仍然只是秘书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而非秘书工作的全部，现代社会如此，古代社会亦如此，包括原始社会秘书工作产生之初，虽然古今秘书工作在内涵与外延上不能完全划等号。所以，在原始社会秘书工作产生之时，即使没有文字和文书工作，也不妨碍文书工作之外的其他类型或内容的原始形态秘书工作存在。这样看来，秘书工作的产生之于文字的出现不存在绝对的依赖关系，不以文字的出现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秘书工作的产生之于文书工作的产生也不存在时间上的对等关系，不以文书工作产生的时间为逻辑起点。通俗地说，文字没有出现，文书和文书工作没有产生，为领导者实施辅助管理的其他类型或内容的原始形态秘书工作应该而且是可以存在的。我们应该这样认识和理解文字的出现之于秘书工作的作用：原始形态秘书工作产生后，与文字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字的出现为原始形态秘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载体，助推了原始形态秘书工作向前发展，但是不构成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文字非条件”说以更加契合原始形态秘书工作实践和当代秘书学研究逻辑思维的立论打破了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的认知偏误，补正了“两个条件”说的不足，也改变了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主客观原因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势，甚至所谓“权威”束缚，对于秘书工作起源各方面问题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在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论述上也有其他研究者没有简单化地采信“两个条件”说。周刚、王金城、孙殿玲三位同仁认为，早期的秘书工作随着社会组织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秘书工作与文字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体经历了无文字记忆阶段、结绳刻契助记忆阶段和文字记录记载阶段。在无文字时代，社会组织发布命令、传递信息只能以口授受，人们掌握情况、存储信息全凭记忆。“口授和记忆是秘书人员处理信息、联络沟通不可缺少的两种技能”，而文字的出现则“标志着秘书工作的发展进入了专门化的历史阶段”。[20]刘绍杰先生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简单化地采信“两个条件”说，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秘书活动的起源和产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源”是从根本上来追溯秘书活动的本源，秘书活动起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秘书活动；“产生”是具体寻找秘书活动产生始端，秘书活动伴随着管理活动的产生而产生，以管理活动的产生为前提和基础。[21]
三、“条件”说之外
秘书工作产生需要必要的前提条件，一直是我国秘书工作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基本思维模式，贯穿了30余年的研究历程，并形成了上述“两个条件”说、“文字非条件”说等观点，特别是“两个条件”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有研究者对“条件”说特别是“两个条件”说的思维模式提出了质疑，宜引起我们的重视，以求丰富和完善相关研究工作。
杨文起先生在谈到秘书起源的“两个条件”时认为，“若论‘秘书工作’的起源倒不必用两个这个、两个那个地来套”，社会组织领导者对于“以策划、传导为主要内容、方式的辅佐”的需求不断发展、丰富、深化是秘书所以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22]杨文起先生虽然没有具体展开论述，但是已经明确暗示了“两个条件”说在研究思维模式上存在的束缚作用。我们必须肯定这样一个事实，源于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有关论断而提出的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在秘书工作起源问题的研究上，乃至整个中国秘书史的研究都具有时代性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当代秘书学研究的深化，同样走过了30余年的中国秘书史研究理应以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模式予以推进，就如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永恒不变的所谓绝对“真理”，更不能成为人为设置的无法绕过的“模式”。杨文起先生20多年前极其通俗的表述“不必用两个这个、两个那个地来套”，对于今天在相关研究中打破思维惯性甚至“权威”束缚就显得尤为深刻。
赵云天先生更加直接地指出，“研究者从前提条件入手，一起步就跌入自设的理论误区……从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上选定与秘书工作相关的若干条件，提出社会组织及国家的产生，文字及文书的出现，领导的需要为研究秘书工作起源的必要前提；而后对号入座式地举证史实”，导致“结论所涵盖的历史现象产生的过程并不存在同步性”。赵云天先生从氏族社会管理形态的演进论述了秘书工作的产生。秘书工作是社会管理结构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献可证上古社会实施公共管理的起始形态是祭祀占卜仪式，而“这种人谋与鬼谋相参以决事的实施公共管理的形态，其中已包孕着信息、参谋意识及决策而后执行的权力意识之微弱的胚芽”，秘书学界普遍认为某些重要的秘书工作范畴，比如脱胎于巫的原初形态的秘书“史”和最早的成熟文书形式商甲骨卜辞，赖以产生的本源就是原始祭祀占卜仪式。议事会是与氏族社会结构相适应产生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简单机构，赵云天先生概括了10项与权力机构相对的酋长的“一般职能”：主祭、出师、庶政、记事、信息、协调、信访或监督、巡守、参谋和会务。他认为，“正确认识酋长职能的性质是科学地为秘书工作定位定性的历史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酋长职能范围发生扩展与分化，其中一部分职事衍变为秘书机构或秘书职官的职能，即“秘书工作的基本范畴是酋长职能分化的产物”。[23]赵云天先生还提出了相关研究应当从原则入手还是应当从史实入手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前所述，在中国秘书史研究进程中，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作为最为基础的秘书工作起源问题，以“两个条件”说为代表，30余年来一直固守着原有的思维模式也是不争的事实。赵云天先生为我们打破研究的某种桎梏提供了一把启动思维之门的“钥匙”，可惜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在中国秘书史研究中，有一部重要的早期著作是不应该被忽视的，那就是郜海镭、毛东声、眭达明三位同仁编著的《中国历代秘书工作》。该书是如何认识和论析秘书工作起源的呢？作者认为，从秘书工作角度看，“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部落联盟酋长制的出现，产生了以辅佐酋长（最初的领导者）管理部落，负责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八卦记事和组织各种典礼，参与部落活动谋划等为主要任务的秘书性质的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协助首领负责结绳工作的助手就是具有最初秘书工作性质的人员，其后的司卦记录者则更为明显地具有秘书工作者的性质，到“以文记事”阶段则说明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典型秘书人物，他们负责对原始文字进行校正、加工和整理。[24]这与前述提到的周刚等三位同仁文字的出现标志着原始形态秘书工作的发展进入专门化历史阶段的认知颇为相近。循该书论述脉络可以看出，原始形态秘书工作的产生与文字的出现没有本质关系，更不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从该书“序”及“后记”的记述可知，三位同仁1986年秋到江西行政管理干部学院秘书专业学习，曾经的秘书工作实践和到大学后对秘书学理论的深入研讨，使他们对我国秘书工作沿革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对“至今没有一部自己的‘史’”感到遗憾，于是在院系领导和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组成秘书史研究小组，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著成此书。虽然该书的出版时间是1989年9月，但从“序”及“后记”的记述及落款时间可以看出，三位同仁在1988年底已经完成书稿并交付出版。由此可知，郜海镭等三位同仁几乎是和杨剑宇先生大致同时期分别做着中国秘书史的著述工作，所以这部《中国历代秘书工作》同样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早期中国秘书史著作，其在中国秘书史研究上的地位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而其在秘书工作起源问题上没有简单地套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有关论断，也没有受到“两个条件”说的影响，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也客观呈现了研究的多种维度。
所谓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关涉秘书工作起源的多个方面，如秘书工作的产生时间、原始形态等，看似微小，但牵动“全身”。伴随着30余年的中国秘书史研究，在秘书工作起源问题上，先有“两个条件”说立论，并一直成为秘书学界的主流观点；后有“文字非条件”说打破“两个条件”说的思维定势，将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有对“条件”说特别是“两个条件”说思维模式的质疑和剖析，为研究过程中方法论等的选择提出警醒；更有同仁勇于跳出“条件”说来思考，呈现研究维度的多种可能。从秘书工作产生条件这一相对微观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秘书史研究还在路上，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秘书学界同仁应该以更为全新的思维、更为积极的态度、更为严谨的考据、更为科学的论证，合力推进这项研究工作，而不是止于当下。
4.2.3 增强人文素质的实践。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是指导人的行为，使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即需要课堂教学传授知识，还需要在行为中自我教育，在实践中自我养成。营造适合医学生特殊心理和特殊社会角色的氛围，拓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形式，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建立医患沟通理念，学习医患沟通技巧，不断提高学生实践运用及应变能力[15-16]，使医学生作为社会一员，了解患者的需要，从社会角色层面意识到医护人员的神圣职责，激发对职业的热情，唤起责任意识和人文精神，树立坚定的从医的信心。
[12]黄泽元，吕文英.中国秘书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②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J］.乐山师专学报，1986（2）.
③何坦野.近20年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J］.秘书，1999(10).
明确提出并一直坚持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的代表人物当为杨剑宇先生。杨剑宇先生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秘书工作源远流长，欲寻溯其源头，必须先明辨秘书工作赖以产生的条件是什么？”“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国家公务文书和国家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了文字，出现了国家。”④这样，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被正式提出。这里其实存在两个“两个条件”，即（原始）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和国家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而后者结论的得出如潘佳先生分析文书（工作）起源一样，也是依据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有关论断：“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有条理的文书。”杨剑宇先生认为：“探寻秘书工作的起源必须从追溯文字的出现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及国家的出现入手，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期，一旦发现有公务文书或秘书人员，就能判定这是秘书工作的启端。”⑤1988年7月，杨剑宇先生的《中国秘书史》作为我国第一部秘书史著作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章“秘书工作的起源”将前文内容纳入，并且明确使用了“两个条件、两个标志”作为小标题来表述。此后，杨剑宇先生自2000年至2018年又先后出版了6个版本的《中国秘书史》 （6个版本中，3个为教材版本，即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个为学术版本，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2018年修订版；1个《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版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加上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本以及1987年发表的《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时间跨度30余年，杨剑宇先生一直坚持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说。后来版本只是行文表述有所变化，将“两个条件”内容的前后顺序做了调整，之前论述是把“文字条件”放在前面，之后则将“社会组织条件”放在前面，同时将“文字”调整为“文字和公务文书”，将“有领导的社会组织部门”调整为“有了社会组织的领导部门”（李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秘书发展史》中，在第一章第一节“秘书工作的起源”中，“两个条件”表述为“文字”和“社会权力机构”）。杨剑宇先生是中国秘书史研究大家，被称为当今秘书学界的领军人物，其观点影响甚广。
⑥潘林杉.试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创立［J］.秘书之友，1990（8）.
此外，受水湖泊生物的种群密度也是常用的评估指标，包括浮游动植物以及底栖生物的数量与生物量。富营养化湖泊蓝藻密度的减少是反映引水调控工程对湖泊水生态改善的直接指标，而部分藻类摄食性浮游动物数量的增加也能够体现引水工程对湖泊水生态的间接改善作用。底栖动物群落通常用来表征湖泊水生态健康，其数量与生物量的改变也被视为引水对湖泊生态影响的重要指标。
[13]易扬.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J］.长沙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
利用比浊法的原理，用光密度值(OD值)的变化来判断菌株存活情况。根据朗伯比尔定律OD=log It IO=kbc，c表示样品浓度，若样品液厚度b一定，则OD值与样品的浊度相关[11]。将活化好的菌种菌液以1%的接种比例，分别加入用1 mol/L HCl和1 mol/L NaOH调pH值(3，4，5，6，7)的灭菌YPD液体培养基中，28 ℃、180 r/min振荡培养48 h后，将菌液稀释至合适倍数(使吸光值在0.1～0.8之间)，在波长600 nm处测量吸光度值，每组试验做3组平行。
⑧刘演林.中国秘书史［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
⑨聂中东.中国秘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⑩姚怀山.秘书工作起源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11]茆邦寿.试谈我国秘书的产生［J］.秘书之友，1993（6）.
①[15][22]杨文起.当代秘书学论要［J］.秘书，1995(3).
⑦潘林杉.中国古代秘书通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列车自组织D2D通信，首要问题是列车发现过程中的资源池分配问题，在基站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基站周期性地分配资源池用于列车识别。如果基站无法正常工作，可以使用一种为区域指定资源的方式进行资源池的分配，将资源池与线路上某个区域进行一对一绑定，并将对应关系表保存在每一列列车中；当列车进入某个区域并需要自组织的列车识别与通信时候，列车依据关系表选择对应的D2D通信的资源池。
注释：
[16]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17]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J］.秘书工作，2001（7）.
[18]张树文.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J］.秘书之友，2001（12）.
[19]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20]周刚，王金城，孙殿玲.中国秘书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4)执行“复位至出厂设置”后，诊断地址“44 动力转向”会存储图4所示故障代码：C10ACF0 转向系，未学习的端位主动/静态；B116854 转向角传感器，无基本设置主动/静态；B201300 未执行装配线终端编程主动/静态。
[21]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3]赵云天.中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新探［J］.秘书工作，1997（8）.
[24]郜海镭，毛东声，眭达明.中国历代秘书工作［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此外，还有“睡睡儿、抽抽儿、病病儿、歪歪儿、遭遭儿”等。这类单音节动词重叠儿化表示动作历时短、程度轻，同时也符合北京官话圆润的特点，这种单音节动词重叠儿化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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