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年前的云南彝族》中记载了清末民初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保禄·维亚尔进入云南，在石林县彝族聚居区从事天主教传教的一系列活动。对他传教活动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尽管他传教活动属于法国殖民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在彝区传教活动仍有一些进步意义，他对当时彝族文化的记录和调查资料，成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还将彝族文化介绍到西方，推动了彝族文化在国外的宣传。
关键词：保禄·维亚尔；云南彝族；传教活动
一 保禄·维亚尔及其《百年前的云南彝族》
保禄·费利克斯·维亚尔（1855.1.3—1917.12.7），中文名叫邓明德，是清末民初在今中国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石林县”）的彝族撒尼人中传播天主教的法国传教士。1855年1月3日生于法国布鲁诺教区的窝瓦龙（伊塞尔省格雷诺贝尔），1876年9月20日加入外放传教会神学院。1879年10月29日被教会派往中国云南传教。1917年12月7日逝世于青山口（今石林县青山口村），安葬于尾则村，又作维则村，今长湖镇人民政府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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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禄·维亚尔的《百年前的云南彝族》，又称《保禄·维亚尔文集》，这是一部自传体裁的具有民族学调查性质的著作，是研究保禄·维亚尔传教活动的重要资料。《百年前的云南彝族》收录了100多年前由作者保禄·维亚尔发表的考察报告、学术研究文章。该书有前言、正文、后记，正文有《倮倮的一场竞技》《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云南撒尼倮倮的传统和习俗》《倮倮有宗教信仰吗？》《维亚尔的云南来信》《回归的喜悦》《倮倮的故事两则》《纳多库瑟》《新书简介：第一部倮倮文词典》《一篇倮倮奇文》《倮倮的心性》《倮倮的复活节》《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纳多库瑟——彝文圣经问答》等15篇，又有两份附录：一份取材于来源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提供的材料《云南传教士维亚尔先生传略》；另一份为彝文书写的《纳多库瑟》原文示例。
1890年他发表了法文文章《De la Langue et de l'écriture indigènes au Yûn-Nân》（来自中国云南的母语和写作），1898年在法国用法文出版了《Les Lolos: histoire, religion, moeurs, langue, écriture》（倮倮的历史、宗教、习俗和语言）；1909年在香港出版了《Dictionnaire fran ais-lolo, dialecte gni…… province du Yunnan》（法倮词典）。2003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百年前的云南彝族》。该书译著由中央民族大学黄建明教授和中国外文局燕汉生合作完成。
二 保禄·维亚尔进入云南的历史背景
保禄·维亚尔隶属法国外方传教会，传教直接受福鲁伊大主教的指示，其传教目的也是为法国殖民活动服务，传教实质属于殖民活动的一部分，具有宗教文化渗透的性质。在他《百年前的云南彝族》中表露了这种文化侵略的不良过错行为。为了顺利推进传教工作，他采用过一些极端偏激的做法，为了让彝族民众信仰天主教，曾趁村民们不注意时去村边的神林里捣毁代表原始宗教信仰的祭坛。此外，他在《百年前的云南彝族》一书中还使用了一些敏感词汇，如占领、地盘等词汇。
外国传教士进入我国境内传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甚至进入宫廷在请顺治、康熙两朝拜官供职。明末清初，在华法国天主教传教机构有巴黎外方传教会、耶稣会、遣使会。清中后期以来，对西方传教活动，我国封建统治者采取限制、禁止的政策，西方传教士及其机构在中国传教活动多为非法活动。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国取得了在清朝自由传教的特权。而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法国在条约中擅自加上“法国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土地，自由建造教堂”的条文。自此，西方传教土取得了在当时中国建立教堂和传教的特权。1880年保禄·维亚尔进入中国之前，法国已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法国天主教会也早已开始染指和渗透中国云南地区。
19世纪中叶后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得到稳固，加强了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竞相争夺在亚洲的殖民势力范围。根据资料显示，从1844年到1858年法、英、美、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有52人之多，其中非法传教的就有28人之多，其中法国传教士最多，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南的云南、贵州。
毕摩是古代彝族的宗教祭司和掌握彝文、传承彝文古籍的乡土知识分子，为了学习彝文看懂彝文古籍以便进行传教，保禄·维亚尔多次拜访当地毕摩。有时，也有当地毕摩前来拜访他。为了把《家用教理书》编撰成彝文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他注意到《指路经》上的彝文，并进而请教彝族毕摩来翻译完成新词术语的工作。他请教过一位石林县路美邑村当地著名毕摩、一位年轻毕摩和一位绰号叫“长鼻子”的老毕摩。
三 保禄·维亚尔在云南彝区传教活动
保禄·维亚尔于1880年来到云南，1887年进入云南石林县及其附近彝区传教，并长达30年之久。为了促进传教事业，他入乡随俗，参与地方生活，参与和鼓励彝族文体活动，努力学习彝语、彝文，研究彝族史诗和民间故事，翻译新词术语，传教工作进展明显。
其后专学英文，同时欲窥究《圣经》，但僻地的书肆未有其书。即便偶有其书，因家贫而无余财可购读。有友人已有一本中译本。接着得到其原书，我对照原译文日夜熟读，稍微得以了解其意了。读完便掷书，叹曰：耶稣教亦不足为真理！
（一）选择在彝区传教
保禄·维亚尔于1879年10月，从法国马赛起程，1880年4月29日抵达棚梭主教所在地的台湾省基隆市。1880年，抵达云南昭通市盐津县龙溪村，后被法国天主教会派往大理州漾濞县，协助特拉斯神父传教。1885年，调至嵩明县得子村（又作特泽村）。1887年，在今石林县与陆良县相接处的天生关租居，后长住今石林县路美邑村，开始了他在云南彝区长达30年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同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也抵达中国开始了传教生涯。
保禄·维亚尔于1879年前来云南传教，特别是中法战争期间，在云南嵩明县管理特泽村小教区，当地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排外情绪尤其对法国人的排斥尤甚。他曾记录道：“中国人拿我们出气，找我们的麻烦，贬低我们，我们不再是客，而是眼中钉。”[1]28因此，他主动放弃了嵩明教区传教。经过考察和选择来到石林县彝区，成为他传教生涯的转折点。保禄·维亚尔在今石林县、弥勒市、泸西县、陆良县等部分地区开展传教，发展教徒、建立教堂、学校，进行传教活动。彝族撒尼人是他传教的主要对象，也是他传教足迹最多的区域。在彝族的其他支系如阿细人、葛颇人聚居的部分村寨，他也发展了一些教徒。
彝族撒尼人居住的主要区域北起曲靖市陆良县，南至红河州弥勒市，西起石林县城，东到红河州泸西县。大约南北80千米，东西50千米。主要山系为老圭山，彝族撒尼语为格波玛，即“王爷山”。建立教堂后，书中记载东南海邑，西南宜寨，东北雨胜，西北尾则，相互之间的距离为六七千米的重点传教区。
在彝族撒尼人中传教的30年间，保禄·维亚尔只有两次短暂离开过。一次是1900年至1901年，根据他的自述在石林县路美邑村遭人刺杀重伤而被转送香港后回国救治。但巴黎外方传教会资料记录的时间则是1892年9月至1894年，这与他本人所说有出处。另一次是1908年，他去香港印刷出版《法倮词典》，次年即回云南。
表1 保禄·维亚尔在中国的活动情况
大致时间活动区域活动内容备注1880年4月29日台湾省基隆市短暂停留后前往云南传教进入云南路线不详1880年云南昭通市盐津县龙溪村接受传教训练和学习汉语为期五、六个月的培训1880—1885年大理漾濞作为特拉斯的助理神父传教期间向西到过缅甸曼德勒1887—1917年石林路美邑、维则、冒水洞村等地在彝族撒尼人聚居区开展传教活动期间曾两次离开过云南
由此，保禄·维亚尔在云南传教可从1880年至1887年和1887年至1917年两个时期来看。1880年他作为特拉斯神父的助理前往滇西漾濞县传教，1885年保禄·维亚尔被召到昆明嵩明县得子村。1887年，进入石林县路美邑村后，开启了以彝族撒尼人和阿细人为主的传教活动。
（二）深入村寨参与民众生活
保禄·维亚尔传教期间大多时间同当地彝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保禄·维亚尔到达彝族地区后，为了接近与彝族群众之间的感情，经常穿着当地彝族服饰走村串寨，学习当地彝语文，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参与民众生活，因而当地彝族撒尼人都称他为“邓神父”。
刚开始人类就在火堆上直接烧烤食物。后来，人类学会用石头或泥巴做成盆子状来盛放食物，并放到火上烧烤食物，发现火烧后的石头盆子或泥盆子变得坚硬耐用，又开始放水放食物在盆子里煮食物，发现煮过的食物比烧烤的食物吃起来更美味、更柔软，肚子也变得更舒服、更好消化，后来人类熟食方式就形成了烤和煮两种主要方式，人类身体比茹毛饮血时代更健康，寿命也更长了。这一时期被人类学家称之为“石器时代”。
表2 保禄·维亚尔传教涉及到的彝族村寨统计如下
村寨名所属彝族支系主要活动备注路美邑撒尼在拉塞尔小姐的资助下买地、兴建住所、教堂距离黑龙潭有八公里白龙潭撒尼向吹笛牧羊人问路黑龙潭撒尼携带望远镜参观当地正月初一的祭龙节盛况所各邑撒尼在毕摩家吃晚饭，架起风琴给大伙弹奏几段田园音乐尾则（维则）撒尼讲述彝族的一位起义首领，投降后官拜协统，但给彝族民众购置土地建盖了大海子村的事迹宜寨撒尼建教堂、和彝族信教群众过基督教节日戈凯村（红河村）撒尼在黎明时分离开该村该村位于格波玛山南侧阿斯拉瓦村撒尼该村教徒为维亚尔跑了两公里买了一缸羊奶阿莫依特拉撒尼亲历全村居民团坐一起手中织着纺线讨论庄家田地的场景该村村名意为献给溺水而死的少女雨胜撒尼修建教堂、过宗教节日俟维哨撒尼得到彝族起义领袖下属军官的殷勤招待，大家围坐饭桌前祈祷亩竹箐纳苏观看当地打荞麦的黑彝妇女并与之交流西街口不详在彝族教徒家歇息老黑山葛颇路过同事巴迪神父把这个支系全部发展入教广西城葛颇传教旅行期间在城中下榻，附近50多名彝族群众慕名前来围观，第二天即进行传教小埔寨不详拜访了毕尔贝神父冒水洞阿细被三位阿细人请去传教
为了促进传教发展的需要，发现和打通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共同点，对一些宗教类词汇进行了翻译处理，主要有新词翻译、老词翻新义。由于传教需用到《圣经》和基督教教义手册，于是翻译了《纳多库瑟》《家用教理书》手册。他发现基督教教义中的一些神名、人名以及术语，在彝语中找不到可以直接对应的词汇，他便创造新词汇，再将新词用彝文翻译出来。
接报后，湛江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使用广东智慧海事平台搜索附近应急救援力量，调派附近的海事直升机前往核实情况，指令海巡0925立即前往救援并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湛江海事局、海监、渔政、公安边防等6艘船艇负责现场警戒，随后，一艘消拖两用船及一艘三用工作船分别从遇险船两舷接近遇险船实施消防救助，待火势减弱后，救助直升机抓住时机立即将船上受伤人员转移至陆上，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治疗。
（三）学习彝语传播天主教
归化与异化，是根据译者不同的文化立场而呈现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采取目的语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当源语中出现目的语中的文化盲点或是有文化差异时，要用跨文化的词语来转换成读者熟悉的文化形象，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避免引起误解。而异化，则尽可能地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保留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其目的是开拓译出语的文化形象色彩，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本之“异”[3]，多采用源语的表达方式。
在《纳多库瑟》一章记述了保禄·维亚尔在学习彝语文和向彝族撒尼人传教的过程中，传教面临极大的困难，早在天生关时他就尝试着学习彝语，以买羊奶的借口进入老亩哨村，接触到彝族撒尼人，随身带上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在街市上展示才艺吸引彝族撒尼人前来围观。他和村民搭上话，提出进入村寨的要求，并赠送妇女、小孩喜欢的珠子、贝壳、衣扣等礼物进入到彝族撒尼人村寨，开始了他认真投入学习彝语的过程。
与此同时，他为了更深入地学习彝语，并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彝文。通过日常交往，他发现当地彝语的特点。从发音开始，他把平时学到简单的彝语单音字词进行排列组合，一遍遍温习。在彝语听、说、读、写学习中，遇到的障碍主要是语法问题和表达上的音律和谐问题，在彝语单音节和多音节的“迷阵”中常常找不到正确的表达方式。总之，他学习彝语经历了很多困难，但他仍旧一边传教一边加紧用功学习彝语。
其中η(λ)表示器件在波长为λ的光子照射下产生光生电子-空穴对的量子效率，Ptr(VE)表示过偏压VE下的雪崩触发几率。
（四）学习彝文
1905年，英国传教士伯格里在滇黔交界苗族地区用拉丁字母记录大花苗语，发明创制了苗文，被称为伯格里苗文。而在石林县彝族撒尼人地区，保禄·维亚尔采取的是学习和使用彝族本身就有的已经使用了上千年的古彝文，利用彝文来翻译《圣经》以促进传教活动。出于传教的需要，编写整理出一本适合当地彝族文化环境的基督教教义册子和《法倮词典》，他请教彝族毕摩，翻看毕摩收藏的彝文古籍和彝文《家谱》，对毕摩解释不了的问题，自己琢磨推敲，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学习彝文。
保禄·维亚尔初步接触古彝文时，认为彝文是象形文字，即汉族熟悉的中文变体蝌蚪文，经过一番学习和研究，他发现并记道：彝文不能用毛笔书写，没有分句号停顿号，字比词少，书写方式从左往右或由上及下等特点，他还记录和阐释古彝文在撒尼人、黑彝中得以传承，而在阿细人和葛颇人中失传的原因。此外，他在研究彝文古籍发现，彝文古籍基本为著者自己的手抄本，以佚名署名，彝文古籍收藏和保存通常用一个圆筒或人形雕刻的玩意儿装饰书籍。
兴海县回族商人马振华四肢肿痛，医院诊断为关节炎，在西宁三个医院治疗，花费八万元，没有任何效果。有许多在大医院治疗无果的病人来到莫多寺求治。曼巴扎仓擅长治疗骨质增生、关节炎、肺结核和精神性疾病。当地人把非器质性且无法确切诊断的疾病称为“脏病”。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爆发了中法战争，中国不战而败。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通过蚕食鲸吞的殖民渗透，越南全境落入法国殖民当局，客观上为法国传教士进出中国云南提供了便利。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势力开始进入云南。非法进入云南的法国传教士，利用殖民当局的船坚炮利开展传教事业：1844～1860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中法《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等， 使西方列强取得了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并受清朝政府的保护， 以及设立教堂、学校、医院, 购置田产等特权。19 世纪中期后，英、法、美等国传教士依仗殖民政府的支持， 逐渐深入到西南部分彝族地区传教。
（五）翻译研究彝文和出版《法倮词典》
保禄·维亚尔通过研究彝族史诗和民间故事，并在对彝族民众长期观察和与他们密切接触深入交流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当时彝族的性格特点：彝族百姓具有淳朴、完美、优雅、迷人、可爱、聪慧的特性。彝族撒尼人勤劳、善良、淳朴，热爱自己的家园。他认为彝族民众天真、朴实，彝族撒尼人也如此，他对彝族撒尼人的描述篇幅较多：中等身材、不乏高个子、茶褐色肤色、浅栗色或金栗色头发，行走时上体微微前倾、脚步沉重；撒尼人胆怯、诚实、坦率、友善、热爱劳动。也爱舞蹈、摔跤、打猎和喝酒；年轻的撒尼姑娘活泼好动，很少哭，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阿细人和撒尼人差不多，村子里“所见男子均为彪行大汉，表情开朗。一群目光好奇的年轻姑娘和光屁股的孩子迎接了我”。[1]66
表3中的 “地狱”“基督”“弥撒”“耶稣”等词就属于新造的新词，丰富了彝语词汇。而“上帝”“灵魂”则属于旧词换新义，扩大了传统词汇的义项。“神父”则使用了彝语中的“主子、主人”一词，词义范围得到了扩充。
为传教需要，保禄·维亚尔编纂了法文彝文对照的《法倮词典》和彝文《圣经》问答录《纳多库瑟》。他大胆尝试培养彝族撒尼子弟学习基督神学，自己则请教毕摩研究彝文古籍，还尝试彝文木刻印刷，请来工匠制作古彝文字模。1908年，他带着随从到香港联系出版社，次年正式出版了《法倮词典》。《法倮词典》的出版，当时受到广泛的关注，之后法国法兰西学院还专门授予他博士学位。在《百年前的云南彝族》一书中提到了他自述该词典的编撰过程、参与人员、印刷厂、厂长名字、署名、日期和书的价格等信息。
在彝族地区传播天主教过程中，保禄·亚尔认为语言、文字、宗教和历史是传教中“最有力的武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学习彝语文、走访毕摩、阅读彝文古籍、收集了解彝族民间故事。在此基础上，翻译彝语新词术语，翻译圣经，编写词典。1909年他带着一个彝族教徒到香港，在香港正式出版了彝文和法文对照的《法倮词典》。这一切，使他很快融入到当地彝族生活，受到彝族的喜爱，传教事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六）鼓励彝族民众开展文体活动
保禄·维亚尔鼓励彝族撒尼人开展文娱活动，他非常推崇摔跤竞技活动。该书开篇第一章《倮倮的一场竞技》，记述了他参加的一次摔跤活动的全过程。《维亚尔的云南来信》一文中，再次将这项竞技活动介绍到法国。除写文章宣传外，他还鼓励每年四大宗教节日来临前的聚会上开展摔跤活动。此外，书中还记述他在自己开办的法语学校中，鼓励唱宗教歌曲和做体操活动。
四 结语
（一）属于法国殖民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840年鸦片战争中后期，清政府相继与英、美、法、俄等西方各国签订了关于各国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的条约，使保禄·维亚尔等一批西方传教士顺利来到中国，甚至进入云南彝区进行天主教传教活动。
神经内科疾病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发病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且疾病治疗时间较长，病情较复杂，再加上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康复训练与饮食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知识欠缺，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导致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不配合的行为，从而大大影响护理效果[4] 。所以，对神经内科患者实施规范化健康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对彝族文化进行调查和记录
保禄·维亚尔对当地彝族的考察、介绍和研究涉及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历史等方面。保禄·维亚尔在云南彝族文化研究贡献上，学者们给予了肯定：“他在云南路南（石林）彝区传教三十年，能说流利的撒尼彝语，他又向当地毕摩学习古彝语，也对彝族历史、文化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2]“对彝族文化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对彝族民间文学也颇有研究，在所写的《撒尼倮倮》一文中专题介绍了‘倮倮的文学和诗歌’，文章中引用了一段无名诗作实例介绍了彝族文学的特点。其作品中也试图研究彝族族源和宗教信仰。”[3]
《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一文，不仅记录了滇越铁路沿线的地理地貌、矿藏情况，还记录了沿线地区各民族的分布情况。现在看来虽然存在不少的误读误解，但的确记录、保留和呈现当时彝区的历史文化景观，具有积极意义。如：“大部分蒙自平原的居民为土佬①，汉族则集中于蒙自城和新安所。山区居住着濮拉人（彝族）和苗人（苗族）。”“濮拉②：我见过三个部落，即濮拉、黑濮拉和尖濮拉。濮拉正支又叫波瓦，居住区一直分布到南堤河北部阿迷州附近。妇女有缠头的习惯，缠头顶上有装饰着红绒球的铅线。”[1]211-219
（三）将彝族文化介绍到西方
尽管保禄·维亚尔在石林县彝族撒尼人地区传教期间进行的一系列地方文化和彝族文化研究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为天主教的传播服务，但客观上却为彝族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在研究彝族传统文学上赢得后世学者的推崇，尤其是对《阿诗玛》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彝族学者黄建明认为，“（保禄·维亚尔）调查研究彝族文化，把彝族文化介绍到西方。邓氏在19世纪介绍的彝族无名叙事诗应为《阿诗玛》。”[3]崔晓霞认为，“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彝族文化及《阿诗玛》叙事诗的人。”[2]
表3 保禄·维亚尔翻译并使用的宗教文化类新词举例
宗教文化新词彝语直译意思彝文书写上帝天神父images/BZ_51_1012_1187_1130_1238.png神父主人、主子images/BZ_51_1025_1252_1108_1305.png灵魂灵魂images/BZ_51_1025_1339_1108_1392.png邪魔邪魔images/BZ_51_1025_1426_1112_1479.png地狱阴地images/BZ_51_1025_1510_1126_1563.png基督斯督images/BZ_51_1025_1584_1142_1630.png弥撒弥撒images/BZ_51_1025_1644_1132_1697.png耶稣耶稣images/BZ_51_1025_1714_1143_1767.png
保禄·维亚尔对彝族文化的介绍和宣传也赢得了当时法国社会的认可和肯定。其作品《维亚尔的云南来信》《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以及完全用彝文撰写的《纳多库瑟》《法倮词典》，很有影响。巴黎外方传教会中国学研究特点中提到保禄·维亚尔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成为了经典性的作品，如：“重要的语法和熟语书籍《彝语语法》《苗语语法》。尤其《倮倮·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一书被西方中国学研究界视为彝族研究的经典之作。邓明德本人获得法国文学院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 被誉为‘第一个系统研究彝族文化’， 并且是当时最有成就的外国学者之一。”[4]保禄·维亚尔在当地建立教堂、学校、西医诊所，有数目庞大的教徒和稳定的教区，他主动参与到底层民众的生活，鼓励彝族民众开展文体活动、集资建桥、帮教徒打官司，学习彝语彝文，研究彝族文化，开展独特的本土化传教方式。1909年，他在香港出版了彝文和法文对照的《法倮词典》，这是他研究彝族文化的具体体现。
综观所述，对保禄·维亚尔传教活动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尽管保禄·维亚尔的传教活动属于法国殖民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给予极大批评。但在清末民初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严重的背景下，在彝区的传教活动仍有一些进步意义。他较深入地调查研究当时彝族文化，记录和保存了下来，成为珍贵的民族志资料。同时，他反对歧视彝族、帮彝族教徒打官司、捐资建桥、鼓励歌舞和摔跤等文体活动，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活动，这些新理念、新做法，在当时的确将一丝现代文明之光带入了彝区。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法倮词典》，撰文在法国发表介绍及调查报告，将彝族文化介绍到西方，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土佬：其实当时蒙自坝子的绝大多数是彝族尼苏人，少量为壮族，由于当时彝族和壮族服饰有相同之处，故他误认为全都是“土佬”。
②濮拉：彝族的一个支系，今居住在蒙自西北勒乡的彝族就属于普拉支系。
参考文献：
[1]黄建明,燕汉生.百年前的云南彝族[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
[2]崔晓霞.民族叙事话语再现——阿诗玛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2.
[3]黄建明.19世纪国外学者介绍的彝族无名叙事诗应为《阿诗玛》[J].民族文学研究,2001(02).
[4]郭丽娜.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影响[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6(04).
Paul Vial's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Yi District of Yunnan Province in Yi People in Yunnan a Century Ago
JI Cai-zhu
(Yunnan Nationality Research Center,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Yi People in Yunnan a Century Ago records a series of Catholic missionary activities that Paul Vial, a French Catholic missionary, entered Yunna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engaged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the Yi people in Shilin area. Paul Vial's missionary activities need to be analyzed objectively in two parts. Although Paul Vial's missionary activities belong to a part of French colonial activities,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his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Yi District still had some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His records and investigation materials of Yi culture at that time became valuable ethnographic materials. He also introduced Yi culture to the West and promoted the publicity of Yi culture abroad.
Key words: Paul Vial; Yi people in Yunnan; Missionary activities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9）04-0042-05
DOI:10.13963/j.cnki.hhuxb.2019.04.010
收稿日期：2018-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彝族志：基于滇川黔桂四省区的调查研究（13XMZ067）
作者简介：吉才柱（1994—），男，云南保山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
[责任编辑 龙倮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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