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以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研究热潮被誉为是心理学发展中的第四个解释维度。这一热潮促进了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普遍性，而且提升了理论建构解释的力度和重要性。长期以来，心理学与人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有着更密切的联姻。随着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进一步积极融合，不仅为心理学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新契机，而且对于积极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心理机制，实现心理学研究范式多样化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及现实针对性。
关键词：文化热；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热点主题。文化心理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已被誉为是当代心理学发展中比肩于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和认知革命的一场跨学科研究浪潮。“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的维度，其意义就像三维空间之后发现时间应该作为第四个维度”(Ambady，2011)。心理学的文化研究取向促进了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心理学研究的普遍性和适用性，而且为实现心理学多样化理论范式的统一提供了可能。当前，方兴未艾的认知神经科学热潮更是将文化与脑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力图将生物性与文化性的关联综合起来，成为心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解释谱系。作为当今心理学研究时代精神的认知心理学之第二次革命，也是以文化论作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所讲：“所谓的第二次认知革命事实上指文化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发展”(Walsh & Gokani，2014)。还有不少学者将心灵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前文化心理学的蓬勃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与人类学的积极融合，“心理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互动会使两个学科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形成两个新的学科，一个是文化心理学，另一个是心理人类学”(Daphna，2017)。
1 文化热及文化心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浪潮正在逐步深入发展，其不仅谱写了现代心理学的新篇章，而且在研究模式和方法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明显的突破。文化问题在心理学诞生之初虽然已有一定的根基，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冯特开创的心理学体系中，民族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所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常常被心理学界所称道，然而，冯特晚年有近30多年时间所致力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著述，却很长时间未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伴随着近20年来国际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热潮的日益深入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已出现了开始重新认识冯特晚年对心理学贡献的端倪(李炳全，2007，p.16)。国际上出现的日新月异的文化研究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进了有关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民族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和全球心理学等论域研究的深入开掘。
首先，文化热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活动方式与成果，所以“凡是被人类染指的所有一切都是文化”(叶浩生，2001)。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人化的自然。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核心内容上，文化意指特定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包括了信念、价值观、社会风俗、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等等。学者们常常将文化划分为浅层次的、直观的物质文化；中层次的、次直观和较抽象的制度行为文化；深层次的、抽象观念文化这样三种类型。文化影响行为，不同的文化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是不相同的。正如格尔茨所讲：“若没有文化的构成作用，我们人类是不完整或未进化完全的动物，需要文化来完善自我”(Geertz，1973)。
从研究视角来看，文化心理学带来了以下7种新的认识理解维度；1.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2.生态系统；3.文化生态；4.社会认同；5.生态文化与社会文化；6.中介机制；7.多元文化等。从理论学说上来看，在文化心理学中诞生了亚文化认知论、解释深描理论、认知文化论、文化控制论和跨文化智商概念等重要学说。从文化取向的研究模式来看，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涌现出了跨文化心理学、多元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和全球化心理学取向。同时，在实践应用方面也引发了心理学其他分支领域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像认知心理学的文化模式、发展心理学的文化模式、管理心理学的文化模式和健康心理学的文化模式。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当前认知生态学在研究中加入社会文化因素，并结合认知风格、个性特征等因素，来探讨社会文化对认知的影响机制。发展心理学也将文化因素纳入研究的范畴，这正像米勒所讲，“儿童的发展是对社会文化的适应过程，任何发展都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不可能离开文化的特点而发现一个普遍性的发展规律”(Miller，1997)。健康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工作者注意到了文化因素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意识到了心理障碍的诊断和治疗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只有研究文化根源上的诱因才能找到心理治疗的良方。经过近20年的学术发展积累，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越来越厚实，实践应用也日益广泛。
其次，文化心理学研究在方法技术上有了一定的创新，加速了文化研究的实证化发展趋势。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文化心理研究不仅促进了客观实验法与主观内省法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促成了多样研究方法的应用推广，使得文化要素并不再是外在的变量，而是内在的变量。来自神经影像方面的研究证据表明，诸如价值观、习俗、信念等文化特质影响到了多层次认知功能神经机制，并表现出对于大脑的可塑性。塔夫茨大学巴鲁查采用“文化映射”这一术语来描述脑成像所揭示的模式，认为“当你一辈子都在和一种文化打交道时，你的大脑发生了重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发生了变化，随后，大脑逐步形成了文化视镜。透过这些文化视镜，你感知了这个世界”(Ambady，2011)。有学者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脑结构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特定的文化氛围则可能使得某些神经回路更加牢固，这些神经结构上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情感、态度和行为。“依赖于不同的文化接触，大脑的神经结构中存在着可塑性，大脑像是一个吸收文化信息的海绵”(Ambady，2009)。文化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许多文化心理学者常常使用普遍性(etic)与特殊性(emic)两个概念来描述心理学中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的最好方法是“镜像法”(CLA)，即提倡本地成员与外来成员的紧密联系，也就是“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密切合作。在研究目标上，文化心理学力图检验现有理论的普适性，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体系。镜像法描绘了一系列具体的步骤来评估文化效度，这将导致产生关于可操作化变量的文化差异和理论命题的可测验假设。同时，当前叙事研究方法的兴盛，也进一步使心理学者认识到文化、叙事和语言符号在个体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布鲁纳的观点，叙事不仅仅是意义建构的工具，更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作为一种思考的模式和一种文化世界观的表达叙事法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建构出自身存在于世界的一个版本，从而在许多情况下，扩大了心理学理论的跨文化应用(Bruner，2015)。
第三，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在解释化方面迈出了积极的步伐。所谓解释化维度主要是强调理解的深度意义和研究程序的循环。解释化维度发端于20世纪初期解释学的兴盛，尤其是在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卓有成效的努力下，解释化维度逐渐提升到了现代哲学的中心位置，从而使解释学从“方法论解释学”上升为“本体论解释学”。狄尔泰创立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更突出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理解就是对意义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科学研究工作首先需要探讨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寻求意义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也可以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客观必然性、确定性和逻辑的一元性，不再是现代科学知识解释的焦点。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一个民族自身的学术传统有其合理性，但是传统并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需要我们用自身的眼光来与其对话、交流。同时，解释学还从“拟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具有解释性的特征，即将文化视为“意义模式”而存在，并重视文化内部的理解程序。“我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意义系统和理解程序来理解现实、生活、他人，也理解我们自己”(费多益，2008)。解释深度的循环是解释学的又一个新创造。这是一种对理解过程的形象比喻，即重视理解的循环性、动态性、发展性。其基本含义指理解过程发生于理解的意义背景与被理解的文本之间的互动，理解过程不断地变化，循环往复，而没有止境。深度解释的循环由此成为理解的基本原则。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也特别强调与实践性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度意义解释。这对于重新确立了人性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复兴人文主义研究的科学价值维度，促进文化心理学研究向更加完整和协调的方向发展，有着突出而不可取代的作用。
2 当前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积极融合趋势
在文化热研究日益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学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心理学与人类学研究存在很多交汇点，而“试图寻求创新的方法来促进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对话”已成为当前文化心理学发展的另一个学术热点议题(Alfredo，2018)。布鲁纳在其晚年发表的论文指出：“我此时正在人类学和心理学路径交叉的关键历史时刻进行反思，并试图创建一般性的文化心理学基础，我特别想使得这些相互交叉的观点取得协调，理解文化中的心灵和心灵中的文化”(Bruner，2008)。
2.1 心理学与人类学的早期交汇
文化心理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心理人类学的崛起分不开。学术界普遍认为，心理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但实际上人类学对心理学的影响历史由来已久。受康德、费黎斯等人的影响(康德曾于1789年出版过《实用人类学》一书，费黎斯1821年出版了《心理人类学》著作，拉扎鲁斯等人于1859年创办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至1889年便出版了20卷)，冯特在开展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同时，又积极投身于民族心理学研究，他认为“对于像民族心理学这样复杂的心理现象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他将民族心理学定义为：“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人类的思维、信念、行为的心理学研究”(韩忠太，2008)。麦独孤在进行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研究之外，又花费极大的精力开展了对社会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的探讨。弗洛伊德对于生理学与人类行为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很感兴趣，他广泛地阅读了有关“原始人群”的著作，认为“原始人群”或许代表着史前人类的文化状态，在《图腾与禁忌》(1913)一书中，他把俄狄浦斯情结进一步推广到人类学研究之中，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和道德、宗教起源问题。
认知人类学的兴起还得益于格式塔学派关于符号及利用符号建构意义方面的探讨。一些人类学家借用格式塔主义的完形理论提出了“文化完形”概念，成为进行文化分析的有力工具。夏皮瑞的研究便对探讨“探寻和建构意义的系统”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夏皮瑞看来，人格是一个系统而不是简单的一系列特质。每个人都经受独特的文化熏陶，个人经历使其受到一种完整的行为模式的影响，进而构成了个人独特的人格特质的组成一致的部分(Handler，2005)。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或者静止的，而是不断随着个体人格对它的解释而改变。他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一个 “文化对人格的影响” 研讨小组，研究目标包括“文化的意义，针对人格的意义的心理相关物，意义的相对价值和协调人格差异和文化差异的相关问题。”
对认知人类学研究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布鲁纳的创造性努力。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应该把人看做信息的处理者、思想家、创造家。人具有理性和尊严的可能性，重视人的智能会使我们对人类概念的理解更臻完善，这是十分重要的。所谓的认知革命，即关注人们如何获取世界的知识，如何组织这些知识，使它们适应于我们必须生存其中的环境，如何运用知识改变世界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布鲁纳倡导用多元化的方法去从事文化研究，既可以在实验室，也可以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进行田野考察，或者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以及发展心理学的视角。布鲁纳等人进行的硬币实验就是一个经典的实验案例，该研究发现穷人的孩子对硬币的高估程度要大于富人的孩子。“即便是简单的尺寸大小判断，也受到我们如何评价事物或者我们相关经验的左右”。这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使得心理学实验从“以物为中心”的研究转向“以人为中心”。布鲁纳曾进行过认知发展的比较文化研究，从新的视角来理解知觉，他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对人的知觉特征进行探索，关注高级认知过程对知觉的影响。布鲁纳的研究改变了“文化”概念与基于实验室研究人类思维没有直接联系的历史。这一重视对人的高级认知过程探讨所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为后来的认知革命奠定了基础。
2.2 从心理人类学到心理文化学
心理人类学的兴起是心理学与人类学交融的重要产物。心理人类学即在美国兴起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性格的文化性问题。这关键得益于一些人类学家的创新努力。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曾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问题产生过浓厚兴趣，他的几位杰出学生像本尼迪克特、米德 、卡丁纳和哈洛韦尔等人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导者。本尼迪克特重视将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之中，致力于了解文化的形貌如何决定生活其间的人们的典型性格问题。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呼吁人们应包容地看待“异文化”，并为每个社会中的“非正常”者应该加以同情(本尼迪克特，1987，p.11)。被誉为“西方文化研究之母”的米德所撰写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著作，是心理人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本书中，米德试图回答一个在当时美国社会棘手的问题：“青春期是否总是充满压力的”？根据对萨摩亚女孩的研究，米德认为青春期的经历同生理性与文化性都密切相关，“生理性是常量，而文化性是变量”(米德，2008，p.46)。另一位在心理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人士哈洛韦尔也是一位文化中心论者，他通过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为心理人类学建构了一个重要的框架。在哈洛韦尔看来，任何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都要按照各自群体世代沿袭、具有文化意义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周围的世界。社会中的个体在修正自我行为时都会表现出“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两个特征，而对“自我”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文化。
研究表明，酵母菌通过膜通透性的破坏和流动性的变化实现对乙醇毒性的适应性响应，膜的完整性依赖于存活因子（甾醇和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的补充，含有高浓度存活因子的酵母细胞具有很强的迅速完成发酵的能力，这也是适应性活化的主要作用[11]。
2.3 认知人类学研究的崛起
与此同时，布鲁纳还在关注结构主义、认知主义和解释人类学的基础上，对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皮亚杰和维果茨基对我们理解儿童的思维及其发展过程甚至一般人类思维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皮亚杰的天才之处在于承认逻辑思维操作在人类心理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维果斯基则在于他承认人类个体的智慧力量取决于他们适应作为思想工具的人类文化和历史的能力”(Bruner，1996)。这俩位杰出研究者正是被人类学家称为“文化心理学”的先行者。当然，布鲁纳也提出皮亚杰在许多细节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皮亚杰的理论里人类的先辈在儿童时期是孤独和冷静的”。维果斯基的思想则充斥着意识实现和随意控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鲁纳及其弟子们以人类学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其中包括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MACOS课程项目，参与了联邦政府资助的启蒙学前教育计划以及在非洲和北极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拉特克霍兹等(2008)认为，这些基于人类学的研究活动，对于理解文化在学习和认知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心理学“接地气”的视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布鲁纳在晚年更加注重心理学与人类学及其分支学科之间的联合，其杰出贡献在于通过对社会文化语境下意义建构的研究，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架起一座新的桥梁。
2.4.4 重复性试验 取黄丝郁金药材（S16），照“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6份，依法进样分析检测，考察各色谱峰保留时间的一致性，10个特征峰保留时间RSD小于0.03%，峰面积RSD小于3.41%。同时考察各色谱峰的相似度，用相似度评价软件计算，测得的色谱指纹图谱与其所得的共有模式图的相似度分别为0.985、0.985、0.985、0.984、0.985、0.985，均大于0.98，表明提取和检测方法重复性好。
在人类学界，不少人类学家对心理学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1898年英国动物学家、人类学家哈戴组织进行的第一次对马来西亚人种调查时，挑选了麦独孤在内的3名心理学者作为调查小组成员。冯特的学生波斯迁居美国之后，长期致力于反对科学的种族主义研究，在广泛收集不同来源的证据之后他指出：“原始人和文明人的思维方式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认为当前不同的民族处在不同的进化阶段，文明人比原始人有更高的心理进化水平观点站不住脚”(李富强，1999)。在文化与人格研究兴起之前，威茨在《原始民族的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人类学是对人类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三个知识领域的综合，其中研究人类的心理、道德和智力特点是最为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另一位人类学者巴斯蒂安一生进行了9次环球旅行，认为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原始人类的共同心理，是任何种族或民族具有的共同心理，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在20世纪20-3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虽遭人唾弃，但他认为在科学史上却最有价值，“应该使精神分析理论为人类学者所重视”(马林诺夫斯基，1986，p.47)。法国人类学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主张用心理学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问题，提出用“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来分析社会现象。他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全体成员反复感知和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的东西，是可以经验、实证的“社会事实”。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更是提出，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摩尔根，1983，p.11)。在40年代，夏皮瑞、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学者被邀请到纽约精神分析学院作报告，促进了人类学与心理学的跨学科交流。“对精神病学来讲文化人类学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不断的使他们重新发现正常人。对精神病学家以及学习人格的学生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格不是通过将思维和行为方式不断调整到正常人的方式而形成，而是通过依据人生经历将这些方式调整到对最可能发生的方式而形成”(李鹏程，2018)。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学生马斯洛曾深入美国印地安部落开展田野考察研究，成为人本心理学理论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
晋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资金筹集机制主要依靠政策调动、市场推动、效益拉动，采取政府、企业、个人及社会团体等多元化融资方式。近年，各级财政、骨干企业、乡村集体明显加大了投入力度。据统计，3年来全市投入节水型社会建设资金达10亿元。2009、2010、2011年山西省水利厅专项给晋城市列入节水示范工程补助资金500万元，市财政也专项配套节水型社会示范项目资金500万元，各县（市、区）也根据具体工程项目落实了配套资金，围绕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分行业节水工作和节水示范工程建设。
罗恬联想起房子里那个始终不见踪影的人，有些犹疑了，难道魔术师杜朗真的可以逃脱死神的掌心，又回来了？就在这时，审问的警察接了一个电话，然后拉起罗恬说：“你马上跟我走。”
由于心理人类学研究存在着过于重视性格、气质特质的稳定性问题，因此有一些西方学者对文化与人格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布鲁纳曾说：“什么使我远离‘人格理论’呢？其脱离情境来处理动机和气质，缺乏对场景和环境的理解”。他甚至提出，“心理分析和聚焦于文化与人格的研究的结合，可以视为是最糟糕的夫妻关系”(Bruner，2008)。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儿童抚养方式差异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抚养过程是适应文化的重要因素，像巴厘岛儿童的抚养过程对他们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员有重要作用。借助人格与文化分析理论来说明跨文化现象是很难行通的，而需要对文化问题开展深入的认知过程研究。
从心理人类学到心理文化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心理学发展的又一个新变化。加里福尼亚大学教授斯皮罗从心理人类学的观点，对文化与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学说。长期以来，有关文化与人格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两种流行的看法：一种是卢梭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必然是一种个人的约束；另一种是文化超机体论学说，主张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规范行为是由社会决定的，与个体的人格因素没有关系。斯皮罗则提出，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发生着交互影响作用。人格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文化也受到人格的作用。文化约束对人们的规范性行为有着重要作用，人之所以愿意与文化规范要求保持一致，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的某种方式满足了个体的需要。在社会功能上，文化发挥着满足个体需要的功能，同时个体在满足自己需要及活动中也发挥着维护社会制度的作用。人们服从社会文化规范，并不完全是社会强制性力量的单向度作用，而是因为人格因素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适应效用。在斯皮罗看来，文化规范以人格因素为中介，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外部文化动因；二是内在文化动因；三是内化的文化动因要素。其中内部文化动因途径具有“个人动机与显性社会、隐性社会”这两种功能。文化规范只有转化为个人需要，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作用(李学农，1994)。斯皮罗的文化控制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控制的心理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强调社会文化要求只有在成为个体的需要与动机时，才能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人类心理的社会性，也使得文化的要求可以成为人的心理要求。这就是造成为什么人类文化遗产得以继承和社会控制得以实现的原因所在。一种有效的社会不能不考虑文化控制的目的能否与人的需要保持一致。
3 文化心理学的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命运体构建问题
文化心理学研究新变化及其与人类学的再次联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积极融合有助于丰富心理科学研究的内容资源。文化心理学在实现人类价值目标方面的变革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心理学的科学研究需要有不同的视角；一是人类作为个体的进程的特殊性；二是将人类作为首要性和普遍的首要性，于是汇成了“实验室的心理学”和“问题中心的心理学”这样两种研究范式(Walsh，2014)。而问题中心的心理学研究离不开文化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科学探讨。心理学与人类学有着兄弟般的联系，二者共同对人类的心理、关系、社会和行为现象有着相似的兴趣。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却又存在着巨大的间隙。“人类学的传统是对特殊文化的研究，通过研究他者来反观自身。因此，人类学是一门极具反思性的学科。跨文化比较和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反思性研究的两大工具。基于跨文化比较和文化相对论目前已经建立起了研究特殊文化的一套认知体系，也即从经济生活、政治组织、亲属制度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整体性认识异文化”(Radin，2018)。文化乃是人类学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文化心理学应该借鉴有价值的人类学原理，从新的时间点上重新加以认识、理解人类心理活动的新的思想内容资源。
《脊柱截骨矫形学》是研究和介绍脊柱截骨矫形手术的专著。其内容重点突出而全面，且编排独特，在表达和叙述上以图文结合，简明扼要，直观生动，是一部当前临床实践需要、颇具参考价值具有教学意义的专著。《脊柱截骨矫形学》的出版，扩大了截骨矫形术的应用范围，使截骨矫形术配合植置入器械内固定的治疗范围更进一步拓宽，解决了以往单纯器械所难解决的问题，使脊柱截骨术在矫正脊柱畸形的临床应用中更进一步被脊柱外科同道们认可。直至目前，在国际上尚未见有专门论述脊柱截骨矫形术的出版专著，故这本书为全世界补白的一本书。
第二，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积极融合有利于推进对文化全球化的认识。文化的全球化与人类经济的全球化紧密相关。文化的全球化与心理学的全球化也是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文化的本质来看，人类文化存在着普遍性、共同性与统一性问题，不可能存在文化孤岛现象。在当今时代，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已经越来越紧密地同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及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自我封闭中健康地发展。几乎所有的事件都已被纳入全球范围，本土事件也构成了全球性事件。全球化使我们共同面临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心理学范畴的文化研究与人类学范畴的文化研究在异质性、多样性、差异性方面有着共同的学术贡献。心理学范式的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大多是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多样性以及多元方法的异质性，其对世界文化理论的贡献也应是全面性的。这就需要从心理学的全球化视域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化心理学发展的新趋势。所谓心理学的全球化是指“运用多文化、多部门、多学科、多民族的知识和手段，来对全球性事件引起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变化加以描述、评价及理解”(Oyserman，2017)。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跨文化研究对于心理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固守某种文化模式，过多地关注某一种文化也是片面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积极联姻不仅要求我们有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也有助于告别以研究方法为界限的单一理论体系时代。更多的心理学研究成果，都将加入到全球心理学大家庭里去，以便逐步摆脱西方心理学主导研究的发展格局。
第三，对文化心理机制的探讨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学理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国家倡导的全球治理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理念。这一新的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心理学和人类学理论依据。当前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进一步的融合证明，全球共同体首先是文化共同体，文化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概念。人类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国家、民族地域文化虽多，却又能融合为一体。这说明人类文化具有其全球性、共同性的内核，同时能够在差异中达成融合，在矛盾、冲突中实现逐步的适应。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并不意味着那一种文化模式的胜利，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对全球化社会的适应。布鲁纳晚年曾将文化比作戏剧，认为需要研究“文化境脉与共同体图景”问题。文化心理学最应当关注的是“民族心理学”，为“共同意识”做准备。文化作为意义系统，构成了一个文化社群所需要的某种共识，即共同的关于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或怎样评价事物的信仰。这体现了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构成了文化内部的理解程序。人们不仅需要理解自身及生活，为了达成共识、实现文明，也需要一定的理解程序对现实作各种深度解释说明(李泽厚，2016，p.146)。无疑加强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深度交融，对于积极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心理机制，探索心理学研究范式多样化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学术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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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CombinationofCulturalPsychologyandAnthropology：ARecentTrendofResearch
Huo Jiaxi1，Zhao Meng2，Huo Yongquan2
(1.School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2.School of Psychology，Shaang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
Abstract：The focus on cultural topics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The increasing research on cultural topics in psycholog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s，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built theories.In the history，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for a long time.However，the recent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in a more active and deeper wa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Keywords：culture；cultural psychology；anthropology；globalization；community of common
* 通讯作者：赵蒙，E-mail：ningmeng@qq.com。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9)05-0400-06
标签：文化论文; 心理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心理论文; 人类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5期论文;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陕西师范学院心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