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把握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是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逻辑前提;把握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是透视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逻辑基础;把握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是廓清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三大错误归因的逻辑保证;坚持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全面了解中美关系走向的基本遵循;充分理解和掌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作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战略和策略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马克思主义;辩论法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的原因、动机、实质、影响,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决策,离不开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维度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深度剖析。
一、在把握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中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其一,从美国内政维度来看,表面上看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是由于中美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实质上则是美国国内问题积重难返,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具体表现。现象是本质的表现,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肆渲染、鼓吹中美贸易严重损害美国利益,削弱美国制造业竞争力,造成部分社会群体性失业;指责中国以国家力量强迫美国在华企业对华进行知识产权转让,危害美国企业利益,且污蔑中国政府通过鼓励中国企业对美中高端企业以投资为名,行盗取美国技术之实。这种所谓的“美国贸易吃亏论”,不过是为其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寻找借口、道义支撑。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归根结底是为国内二元结构固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部分社会群体性失业问题、移民难民等问题寻找替罪羊,以转嫁国内矛盾。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当资本主义国家自身问题积重难返,无法解决之时,总是试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国人视线,这种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伎俩。美国当前对中国单方面发起贸易争端,亦是如此。
其二,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措施、诉诸的工具、瞄准的对象来审视,表面上看美国挑起贸易争端是为了缩小中美贸易逆差,进一步打开中国国内市场,其实质是为阻止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阻碍“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实施,把中国遏制在低端产业链上。本质是现象的依据,透过现象看本质,要以科学分析现象、深入研究现象为前提。现阶段美国在投资领域对中国进行设限,限制中国企业对美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在征税领域对华中高端科技产品进行精准打击,对华产品征税囊括十大高科技产业;在与华谈判协商方面直接瞄准“中国制造2025”,明确将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的补贴与支持”作为谈判条件;在教育领域对中国留学生进行设卡,将缩短到美国攻读机器人、航空航天和高科技制造等专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有效期等。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真实动机——通过围堵“中国制造2025”,以遏制、打压、阻碍中国发展。
其三,从战略层面上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一场经济争端,实质上是守成霸权国家对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打压以及围堵,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全面调整。2017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上台执政后首份综合安全政策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概要中,分别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遏制”向“遏制+接触”转变,这一以遏制为主导性的战略将成为未来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深刻把握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这场争端所具备的复杂性、结构性、长期性、必然性、严峻性、破坏性等典型特征,意味着这场贸易摩擦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中国必须时刻保持防范意识,提高政治警觉性和政治敏感性,沉着冷静的应对这场贸易争端。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准确把握。
(2)供电企业加强政工队伍建设,创新管理理念,完善思想政治创新路径,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择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阵地、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把那些政治思想好、工作能力强、道德品质优的干部充实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战线上来。
二、在把握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中透视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居家养老是指家庭依托社区和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等各方面力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生活等服务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多以“居家养老”为主。由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普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居家养老模式和相关配套体制[7]。在我国,居家养老也是近九成的老年人最中意的养老方式。
其一,关于现阶段中美经贸关系的定性:由一般经贸摩擦到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经贸交往日益频繁,中美贸易存在摩擦现象不可避免。但自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日益严重,尤其是自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301调查总统备忘录,公布对中国301调查裁定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俨然已经突破一般贸易摩擦的界线,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正式把现阶段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定性为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争端。当前,把中美贸易关系定性为经贸摩擦升级,既是对现阶段中美贸易关系不断紧张升级状态的真实反映,又是对这场贸易摩擦所具有的长期性、严峻性、危害性特征的正确把握,有利于我们更清楚的认清美国挑起这场贸易争端的真实意图和动机。
其一,对中美贸易逆差的错误归因根源于特朗普政府忽视内因在事物变化中的根本作用而一味强调外因的重要性。中美贸易逆差作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终端,采取贸易制裁的由头,一直是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试图通过增加关税、惩罚性关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传统手段,以及启动201、232、301、337条款等现代贸易调查方式,来限制中国对美出口,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对美进口额来缩小贸易逆差,这种方法也许短期内中美贸易逆差额会有所缩减,但终究无法改变逆差局势。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错误归因,它把逆差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认为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美国消费市场,中国试图对美国进行倾销,来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而实质上中美存在巨大贸易逆差,主要原因在美国自身:第一,美国长期的高消费、低储蓄习惯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第二,美国长期以来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是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美国政府基于冷战思维,对华长期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人为扩大中美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9月24日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揭示,根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分析,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放松到和巴西同样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1/4左右;如果进一步放松至法国水平,则贸易逆差可缩减超过1/3,可见导致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国不想进口,而是美国对华严格的出口管制。[1]20第三,美国统计方法对中美贸易逆差的高估。除此之外,导致中美贸易逆差还有一些外因,如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全球的产业链分工等。
目前医院对于收入的控制措施更多地依赖于人工的审核,主要原因在于各系统、模块关联度不够,信息单向流动未形成闭环,数据未能相互印证,因此医院需对现行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由于医院系统众多,如果是一对一提供接口工程量大、成本高、可扩展性不强。医院需要建设数据集成云平台,由各类系统将各自数据提交给集成云平台,同时从平台上获取其他系统提交的数据,实现数据的双向流动,实现业务数据与收入数量相匹配。
其三,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只是美国对华全面战略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必然会在其他领域采取组合拳与之相配合。中美建交初期,美国对华战略是希望中国能够按照美国设定的道路前进,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然而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美国设定的路线南辕北辙,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引起美国的焦虑和不安,促使其改变对华的整体战略。由最初的“接触”战略,到“接触为主,遏制为辅”战略,到现阶段的“遏制为主,接触为辅”战略。当前美国咄咄逼人,不断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正是其全面战略在贸易领域的具体表现。此外,在经济领域,美国还在投资、金融、人民币升值等方面对中国施压;在政治领域,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干预中国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西藏问题等;在地缘政治领域,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在文化领域,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推行西方的普世价值,肆意攻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在军事领域,频繁挑战中国,插手中国领土问题。
其三,对中国科技进步的错误归因根源于特朗普政府未能客观的认识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自身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投入和不懈努力对中国科技取得重大成就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中国深知科学技术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较之发达国家,技术相对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更应当把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现阶段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仅次于美国,具相关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高达4.9万件,也仅次于美国。不可否认,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全球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技术的交流,但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尤其是科研工作者不断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所说:“你问我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哪里,它来自于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于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它们的领导地位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在一些美国公司持股产生的”[2]。这充分说明了内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贸易大国,经济上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的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波及范围大、影响领域广、破坏性强等特点,如果处理不好,对中国、美国乃至全球发展都将带来严重的冲击和危害,且极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等重大经济政治风险中。
三、在把握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中廓清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三大错误归因
正确分析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美国部分群体性失业以及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廓清美国把中美贸易逆差、部分社会群体性失业完全归罪于中国,把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归因为强制美国企业对华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及利用对外投资对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的技术“偷盗”等,对于揭露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实质,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当前,对中美贸易逆差、美国部分群体性失业问题、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成就的正确归因,要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尤其是要着力把握住内因在事物变化中的主要作用。
其一,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历来被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助推器”,如果“压舱石”功能受损、“助推器”失灵,中美关系必将面临新的挑战。部分从属于整体,关键部分的功能变化会对整体的功能状态起决定作用。倘若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温,双方谈判达不到预期效果,中美关系必将走向破裂,极有可能陷入“新冷战陷阱”。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关系一旦陷入新冷战思维,势必会影响全球的经济政治生态。
其二,对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的错误归因根源于特朗普政府泛政治化,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特朗普政府将由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而导致的“传统制造业空心化”归结为国际贸易,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自然就成了蓝领工人群体失业的替罪羊。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是资本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逐渐递减,产业趋向于虚拟化、金融化,这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导致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自身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未能及时作出应对,如缺乏再就业保障机制,未能引导因传统制造业转移或关闭而导致的失业群体向其他产业流动,而导致问题积重难返。
其二,经济全球化关乎全球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关乎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包含部分,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且整体功能状态及其变化会影响部分的功能状态及其变化。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贸易大国,早已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如果中美贸易关系继续恶化,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必将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发全球经济的震荡,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破坏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全球技术的创新,扰乱全球基本经济秩序,阻碍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而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气候一旦受到破坏,势必将会危害中美两国自身的发展。
其四,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具有全面性,不仅仅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看只是在贸易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是深究不难发现这种影响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对现阶段的中国冲击是巨大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节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黄金时期,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必将消耗中国精力。
四、在坚持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全面了解和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
一是抓好重点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水利顶层设计,在继续做好《全国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全国现代灌溉发展规划》《全国水资源保护规划》《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全国江河重要河道采砂管理规划》等规划的报批与实施工作的同时,全面启动“全国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城镇供水保障规划”“全国治涝规划”编制工作。
其二,关于现阶段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性:由“战略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自中美建交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在国际上政治地位、话语权的提升,美国对华的战略也开始慢慢转变。从中美建交到21世界初,美国对中国以接触为主,寄希望中国能够按照美国所规划的路线前进,试图通过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以达到目的。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发展与其当初所设定的计划,渐行渐远,美国对华的战略必须进行调整。金融危机后,由希拉里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到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直至现阶段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战略的转变它是有一个持续的渐变过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到特朗普上台执政之时,这种量的积累俨然已产生质变的结果。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一系列污名指责,由“盗取美国知识产权”“不公平经贸运动”“偷走美国的就业岗位”到“最大的市场保护国”“汇率操纵国”“掠夺性最强的经济体”再到“修正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不难看出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而作为回应,人民日报从7月6日到15日连续发表十篇文章,《“美国贸易吃亏论”当休矣》《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贻害全球》《美国贸易盲动症注定引火烧身》《美国“贸易零和论”是一种危害世界的心魔》《美国“贸易不平衡论”是一笔偏心的糊涂账》《警惕美国单边保护主义设下的“冷战陷阱”》《美国升级贸易战是霸凌主义对世界的挑衅》《美国不应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陷阱”》《“反契约陷阱”给世界经济带来失序风险》《“恐怖陷阱”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反击美国对中国的污蔑和抹黑,直指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的实质。毋容置疑,现阶段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性,俨然由“战略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
其三,关于新时代对中国发展阶段的正确定位: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发展是量变和质变、连续性和间断性的辩证统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10“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10,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12虽然我国的GDP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但是GDP总量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唯一指标,要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人均GDP在全球排位仍然处于中等偏下,贫困人口还依然存在,且在技术创新、高端制造、产业升级等方面还有不少弱项和短板,如中兴案列,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警醒。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643美元,仅为美国的14.5%,排在世界第71位,2017年末中国还有3046万农村贫困人口。[1]24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却出现“中国强硬论”“中国超过美国论”等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错误论调,这只会加深美国的焦虑和不安,招致其对中国进行更为严厉的打压、遏制与制裁。很显然,这种错误论调是很危险的。现阶段,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节点,中国应抓住时机集中主要精力促进自身的发展,一点一滴的做好量的积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在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作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和策略
其一,积极展开与美国进行具有原则性、平等性、建设性的贸易谈判,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中美关系,关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关乎各国人民的根本福祉,而中美关系能否健康良好的发展取决于中美经贸关系。现阶段中美贸易摩擦是制约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矛盾,它涉及到对中美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和全面审视。因此,中国致力于与美国积极展开谈判协商,中国的谈判大门永远向美国展开,寄希望通过双方在平等互利互惠基础上,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以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可是,这不……公平。”宽肩膀的诚实派女孩莫莉喊道。我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愤怒,可看到的却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她。“如果早知道这样……”
其二,积极推进自身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努力构建全面开放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治本之策。不可否认,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威胁性、冲击性、破坏性。但是同时它亦是一股很好的清醒剂、清心剂,使我国能够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中美之间在技术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国内贸易法律体系、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不可能是建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亦不能建立在核心技术方面依赖乃至受制于其他国家的基础上。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这场贸易摩擦的实质是作为老牌守成大国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全球战略之争在贸易领域的反映,作为美国对华整体战略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场摩擦具有长期性、严峻性、破坏性、必然性等典型特征,这意味着这场贸易摩擦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一方面要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进行长期谈判协商的准备;另一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清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自己。现阶段中国正在由大国之路向强国之路迈进,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打压、围堵,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但此时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失时机的做好量的积累,有步骤、分阶段的一步步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消耗在与美国贸易摩擦争执上。打铁还需自身硬。首先,当前要坚持全面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对外合作空间,以降低中国企业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其次,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以高科技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全面升级;再次,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着力构建系统完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增强自身硬实力从而提高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冲击的能力。
其三,坚持正确舆论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在分析、解决和处理问题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坚持重点论,善于抓住重点,又要看到次要矛盾,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来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矛盾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上文业已论述,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治本之策是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促进自身的强大。此外,还应加强正确的舆论宣传和引导为我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加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艰辛历程的宣传,明确中国是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定位,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又要抓住对中美进行贸易“互惠互利”的本质宣传,尤其是应通过媒体、网络、民间交流等手段扩大对美国民众进行中美贸易关乎两国人民福祉的宣传,以廓清、消解美国民众对中美贸易损害美国利益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对内应做好正确舆论引导,既要反对不顾当前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受民粹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所奉行的“中国强硬论”“中国超过美国论”等错误论调,又要反对过于悲观,主张“中国妥协论”的错误论调,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以正确舆论统一国内思想,凝聚磅礴之力,增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底气和信心。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钟声.欲加之罪,何患无罪——“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论”[N].人民日报,2018-05-18.
[3]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AnAnalysisofSino-USTradeFric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Dialectics
Ding Xingai
Abstract: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enomenon and essence is the logical premise to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 and the whole is the log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is the logical guarantee of clarifying the three major misconducts in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quantitative change and qualitative change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re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ful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dialectical unity relation of contradictions main and minor contradiction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sponding to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strategy and strategy.
Keywords: Sino-US trade friction; Marxism ; dialectics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9)04-0048-06
收稿日期:2019-02-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列宁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研究”(17AKS002)、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研究(18JD71007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研究”(KYCX19_19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新改,女,江苏徐州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李祖杰 邓卫红
标签:美国论文; 中美论文; 中国论文; 贸易论文; 摩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贵州省党校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列宁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实践研究”(17AKS002)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研究(18JD71007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研究”(KYCX19_1940)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苏州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