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乡贤作为现代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发挥他们在乡村治理的作用对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研究背景，通过对新乡贤的内涵、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以及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凸显新乡贤在现代乡村治理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乡贤；乡村治理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全面部署，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置人力资本为首位，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新时代乡土贤才，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由此，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新乡贤的内涵等内容进行探讨，而对于新乡贤为何参与乡村治理，怎样培育和引导新乡贤回归等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研究现状，本文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为研究背景，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依据进行深入剖析，认为新乡贤回归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必须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做保障，这样才有助于吸引新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及新乡贤的内涵辨析
(一)问题的提出
回顾中国的发展历史，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社会治理传统。[1]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其治理方式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并形成德治、法治和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话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引起了党和政府对农村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由此，“新乡贤”一词开始被写进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中。通过阅读文件，笔者发现“新乡贤”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是2013年光明日报首次推出“新乡贤—新农村”的专题报道中。此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随之2016、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2016年颁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一系列会议精神和文件为新乡贤回归参与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政策遵循。
(二)新乡贤的内涵分析
乡贤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乡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最后演变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阶层，由于文化具有地区差异性，因此不同地区对乡贤的定义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乡贤，是古代统治者对乡村社会中有品行、有作为的官员，或者有崇高威望的社会贤达和士绅，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2]新乡贤是相对于传统乡贤而言的，它是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现有研究对新乡贤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总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品德、德行。《现代汉语词典》对乡贤的定义为：“乡村中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他们“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急公好义、闻名乡里，他们是村庄的道德典范，是村庄的精神领袖，并因此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护者。”[3]2016年，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审议大会上，钱念孙代表认为：“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4]二是财富。南开大学教授王先明认为：“乡贤在家世方面得有一个值得乡人景仰羡慕的经历，清白而没有劣迹。有一份丰厚的财产，其对地方社会有所贡献，尤其在维持地方风习，主持节令庙会，救助孤寡贫弱，推动地方公益事业方面赢得乡里声望。”[5]三是文化。乡贤受到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的素质，是“乡村社会文化发展、道德教化、公益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6]四是身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吴晗认为，“见(即‘现’)任官是做官的本人，见任官的父兄子弟则是乡绅。绅士是官僚离职、退休居乡，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称呼。”[7]纵观以上学者对乡贤内涵的界定，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有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精神的现代映射和传承创新，是“新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8]
二、新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乡村能否实现有效治理关系到国家整体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当前，在乡村快速转型为城镇的过程中，乡村变迁的异化现象不断呈现，乡村治理难题也不断涌现。新时代我们亟需用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来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新乡贤的出场使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成为了可能。
(一)新乡贤治理回归的缘由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二元制度的实施使城乡之间的距离拉大，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使发展缓慢的乡村被抛在身后。城市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和完善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乡村“空心化”现象愈加严重，一定程度上促使乡村的政治文明、社会结构和农业生产逐渐瓦解，由此开放较晚、发展缓慢的中西部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9]
1.乡村治理主体缺失，内生动力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由沿海吹响内陆，打工潮的兴起促使许多农村青壮年离开土地，涌向城市。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城乡差距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让农村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势必会导致乡村建设主体缺失，造成乡村衰落。乡村人才的大量流失，乡村治理主体的欠缺，使乡村承袭下来的传统美德无人继承，自然使这些乡规民约在处理一些事务时失语失效，乡村隐患不断积累。留守乡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很难承担起乡村建设的重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失衡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1.新乡贤是现代乡村治理的引领者。国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人才，乡村的发展同样需要人才。解决乡村诸多问题，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必须发挥新乡贤的引领作用。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让新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有其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新乡贤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离别于农村，对他们来说乡村生活并不陌生。外面的学习和游走生活让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鼓励引导，运用他们的学识、技术和专长，可以为乡村治理助一臂之力。从这一理论实际来看，新乡贤是时代的呼唤，他们的回归对于扭转乡村的衰败状况，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1]这充分说明我们要深入挖掘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古人治村之道以为今用。乡贤古已有之，但新时代需要新乡贤，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时代的呼唤。
2.新乡贤是乡村文化自信和文明乡风的代言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多个会议中强调，要让乡村成为“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但是，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乡村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且有不断蔓延之势。因此，要想让乡村看得见青山绿水，留得住记忆乡愁，就需要呼唤乡贤回归乡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用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开展乡村环境整治、乡村文明教育活动，净化乡村的社会风气，提升乡村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他们的精神品味，滋养淳朴民风，树立乡村新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努力成为乡村文化自信和文明乡风的代言人。
随着电力企业宏观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电力企业必须开展管理创新，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努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从电力企业的实际出发，明确管理中的不足，不断探求适合企业的先进管理体系。另外，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发挥其创新作用。同时搭建信息一体化平台，并确保信息的安全性，以此来提高管理的效率。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服务，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赢取市场的领先优势。
(二)新乡贤治理回归的合理性
研究发现抑郁与服药依从性密切相关[12]。肿瘤病人经常出现情绪低落、悲观、失望，特别是病情变化会加重病人恐惧、绝望心理，严重者甚至拒绝治疗[13]。病人1：“我不看病了，看也白看，又治不好。”病人3：“我怎么会得这个病，治疗这么长时间，现在还是浑身没劲。”病人8：“有这个病1年多了，这一年不是吃这药就是吃那药，都成药罐子了，一说吃药就郁闷，就想发火”。
2. 乡村治理客体繁杂，自治能力失效。由于乡村治理客体多元复杂，治理内容繁多，价值观念不一，使治理活动很难开展。具体来讲，首先是自“乡镇行政退出了诸如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主导作用”[10]之后，对职责之外的事情漠视不管；其次是在后税费时代农村没有公共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农民很难自发的去创造条件来管理乡村事物。此外，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为核心的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他们也忙于乡镇政府指派下来的大量行政事务，对乡村的公共事务无暇理会，乡村自治能力失效在所难免。
3.乡村治理公信力缺失，陷入“塔西佗”困境。乡村建设需要“村两委”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同时也需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但是，近年来一些“村两委”干部的不正之风使国家开展的一些惠农政策没能得到很好执行，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导致群众对“村两委”干部的认同、信任和支持度大大下降。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基层村干部可谓是“人微言轻”，在落实上级政府指派下来的任务或处理乡村公共事务时，不得不和群众进行博弈，以致最终妥协于群众开出的各种条件。
针对森林古道部分路段将海拔较高管理不到位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应及时完善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监督执行体制，加大管理力度，增派管理人员。同时在海拔较高处可增设垃圾站点，定期安排人员进行清理，保证森林古道的整体环境质量。
3.新乡贤是和谐乡村、平安乡村建设的“安全阀”。有学者指出：“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起到弥补社会风气的作用，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12]乡贤有别于地方基层官员，他们没有握有权利，和群众没有隔阂，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口碑，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理应发挥他们的“名人”效应，积极开展和谐乡村和平安乡村建设。由此，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群众和基层官员中的桥梁作用，为群众的民意表达和基层政府信息反馈做好衔接。此外，新乡贤可以成为国家政策的解读着和传递着，增强群众对国家大政方针的了解和认同，以减少群众和基层官员在异地搬迁、扶贫开发等问题中的矛盾和冲突。
一项刑事立法政策的出台并非是一日而成，其创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须经历一系列的国家活动和法定程序，包括发现问题、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等环节。刑事立法政策作为刑事政策的一门分支科学，它应当遵循刑事政策科学的一般原理和要求。“为确保刑事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规范化首先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科学原则、法治原则、人权原则。”［9］因而，刑事立法政策在制定时就以科学性为基本原则，遵循刑事科学关于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的基本原理和要求，以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准绳，与民意表达的群体非理性的性质相冲突，尤其是媒介时代下应运而生的网络民意成为我国民意表达的主力军，其更加具有偏激性与盲目性。
(三)新乡贤治理回归的可行性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孕育和发展的产物，让他们参与现代乡村治理也必然有其可行性。一是乡村治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需要。历史可以观照现实，回顾中国古代乡贤治村的历史，可以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参照。近年来乡村治理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已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二是国家对新乡贤问题的重视和政策导向。纵观笔者对近年来中央主要会议、文件的有关论述的梳理，看到这些文件都强调了新乡贤文化和新乡贤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那么，要培育新乡贤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新乡贤，这也说明了培育新乡贤的迫切性。三是社会激励动因。新乡贤在处理乡村事务时主要是和村民打交道，在乡村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和公共事务处理方面，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在处理这些事物中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荣誉以及群众对他们的认可，同时可以激发他们在工作中的热情。四是新乡贤的乡土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分析可以知道，新乡贤可以分为“在场的”和“不在场的” 两种。对于“在场的”新乡贤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乡村是他们的归宿和精神寄托，凭借他们对乡土的热情参与乡村治理，回报乡民；对于“不在场”的新乡贤，虽然他们已离开故土，但是仍心系乡村，渴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着他们自愿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三、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思考
新乡贤要想参与到乡村治理中，首先是要让新乡贤在村民中建立一定的威望和公信力。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村民推荐、组织选拔等方式，发现和选用一批能引导乡村发展的乡村能人，对他们进行思想引导，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回归乡村，参与到乡村文化事务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中。另一方面，可以申请政府拨款或向社会组织筹集资金，邀请相关专家对选拔的新乡贤进行培训和轮训，增强他们服务村民、奉献乡村的意识，通过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以提高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一)建立合理的选拔制度和培养制度
通过分析新乡贤的内涵和新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逻辑，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新乡贤应该成为推动乡村实现小康的重要力量。因此，为新乡贤营造适宜其发展的环境，拓宽其发展路径，“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显得尤为重要。
(二)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
良好的激励机制对于组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在技术方面，依托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加强舆论宣传，为新乡贤回归乡村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便增强他们的荣誉感、获得感以及村民对其认同感。其次，在内容方面，可以充分挖掘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光荣事迹，让新乡贤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品质成为全体村民的集体意识和共同价值追求，让“村庄再度变成一个熟悉而亲密的社群，被重塑为获得全体村庄成员认同的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13]最后，在传承方面，对各地方的传统乡贤文化进行挖掘整理，通过制作影视剧或者出版书籍等方式对其记录保存，让乡贤文化和乡贤精神不断传承下去。
工具主义观点在现代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夫尔·米利班德。普兰查斯注重从结构主义出发，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客观的、非人格的、普遍性的结构，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米利班德则更加注重从经验主义出发，关注国家代理人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联。米利班德之所以被称为工具主义论者，是源于他对马克思阶级国家观的强调:“国家实际上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国家并不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间的中立的裁判者，而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深深介入其中的偏袒者。它对社会事务的干预是经常地、决定性的和无所不包的，这是由国家的最基本的特性决定的，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最终是所有这类工具中最重要的工具。”⑳
(三)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
在强调现代乡村实现“自治”和“共治”的愿景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培育新乡贤和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和民众的的监督也不能“缺位”。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约束制度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同时也要积极鼓励和号召广大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最终形成“德治、法治和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格局和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乡村“共治、共建、共享”。
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要实现乡村振兴，塑造美丽乡村的新风貌、新气象，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和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新乡贤群体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丰富的道德力量，“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教化乡民、涵养文明乡风，使村民遵循正确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14]新乡贤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法治理念和个人素质影响身边的村民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二是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新乡贤掌握了一定的新知识和新理念，他们是引领乡村建设的重要人才资源，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抓手。在新乡贤的带动和引领下，通过不断整治与乡村发展相违背的各种乱象，建立一系列促进乡村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调整和优化乡村的产业布局，推动乡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重塑乡村新风尚。三是有利于传播优秀文化，重塑乡村文化自信。城乡二元格局使乡村衰败成为许多人眼中的落后、荒芜之地。新乡贤回归乡村，可以利用乡村修建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和乡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活动，激发乡村活力，用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更多的人认识乡村、了解乡村，并吸纳他们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份子。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快速的城镇化发展使城乡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大，现代化的村民自治方式也影响和阻碍了乡村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深入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缘由、合理性与可能性，认为新乡贤是现代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力量，是现代乡村治理中的“引领者”、“代言人”和“安全阀”。要保障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就必须为他们回归乡村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使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最后，肯定了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在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助推乡村振兴，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方面，新乡贤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总之，新乡贤在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正日益壮大，积极呼吁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用他们的才能和智慧不断推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用他们的德、善、贤、惠引领和带动广大村民将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将美丽乡村建设水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让乡村真正成为望见山水、寄托乡愁和引领文明风气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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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Reasonsfornewelites’ParticipationinRuralGovernanceunderthe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
Li Jia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91,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new rural sages to play their role in rural governanc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rural sag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new rural sage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way of new rural sage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and finally highlights the value significance of new rural sages in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new elites; Rur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9)02-0095-05
收稿日期：2018-11-13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第十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困境与对策：新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研究”(2018151)。
作者简介：李 健，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硕士，主要从事文化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杨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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