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严重。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省南平江嘉义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该惨案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冷静沉着，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南方局领导人数次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彻查此案，以安民心，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新华日报》作为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喉舌，积极发声宣传报道平江惨案经过，并特辟专栏悼念牺牲同志。南方局还积极联络大后方各进步人士，共同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政治斗争。
【关键词】平江惨案；南方局；危机应对
一、平江惨案的发生
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在湘、鄂、赣边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同时设立平江嘉义通讯处。第一团于1938年1月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为了解决将医治好的伤病员送上前线或遣送回乡、妥善安置部队官兵家属、归还所欠地方士绅款项等问题，便将该团的通讯处改为新四军留守通讯处，由上校参谋涂正坤、中校团副罗梓铭、少校秘书曾金声等主持该处事务。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投降妥协倾向日益严重。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派兵包围袭击了湖南平江嘉义镇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当场杀害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特委秘书长、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之后，又将湘鄂赣特委书记、中校副官罗梓铭，少校秘书、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曾金声，留守处军需吴贺泉，赵禄英等人活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二、惨案发生后南方局的应对策略
为了更好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情况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作为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陪都重庆的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始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为新四军这支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帮助新四军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加强了部队的建设，千方百计保障部队的补给，特别是当新四军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和军事进攻时，南方局全力以赴，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各种方式的周旋与较量，并发动国内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海外爱国侨胞以及国际进步力量，对新四军给予来有力支持。平江惨案发生后，南方局积极应对危机，妥善开展善后工作。
（一）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的交涉
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直到6月下旬，南方局才收到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有关平江惨案的急电。收到急电后，南方局军事组和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以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名义，拟成电文，分别致延安中共中央、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国民党军政要员、各中间党派领袖，以及各抗日团体、各新闻机构、各文教机关，各界知名人士，陈述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制造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控诉其血腥罪行，强烈要求国民党最高当局“迅速合理解决”这一案件，以利团结抗日，救亡图存。
我们走在什么地方了。我留心看。小菜场。她恐怕快要到了。我应当不失了这个机会。我要晓得她更多一些，但要不要使我们继续已断的友谊呢？是的，至少也得是友谊？还是仍旧这样地让我在她的意识里只不过是一个不相识的帮助女子的善意的人呢？我开始踌躇了。我应当怎样做才是最适当的?
7月1日，中共代表、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红岩嘴先后打电话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即查此案，追究肇事者。随后，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前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面陈平江惨案经过实情，交涉查办此案。国民党当局眼见封锁消息之阴谋诡计已行不通，很是被动，便以“情况还不清楚，须待查明详情后方能作答”为由，进行敷衍拖延。
“平江惨案”发生之后二十二天消息才传到延安，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于6月18日离渝返回延安，在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周恩来并不知情。7月2日，周恩来才获悉惨案消息，立即致电国民党陈诚，提出严重抗议。他在电文中说：“弟此次回陕，原冀与敝党中央商讨巩固团结大计，并求平服摩擦事态。乃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吾辈矢志团结，坚持抗战，对兹惨案，必须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则激荡愈多，愤懑难抑，弟虽努力亦难收效矣。”电报还说：“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1]国民党当局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感到此案难以了结，且国民党认为《新华日报》还未复刊，不会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舆论压力，因此对周恩来的来电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面对国民政府不作为的态度，南方局决定利用自己领导的《新华日报》纪念抗战两周年特刊，登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的事实，一时间社会上对平江惨案的议论沸沸扬扬，对国民党顽固派谴责声起，对抗战形势忧心忡忡。7月14日，国民党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分别给叶剑英发来两个电报。白崇禧称已责成薛岳查办，徐永昌报称薛岳查办结果为“徐正坤等人纠集土匪扰乱后方”，“危害后方”，二十七集团军派队“剿办”，是“维持地方治安，系适当处置”。[2]周恩来就薛岳调查结果致电陈诚，周举八条原因力证薛岳所查平江惨案实际内容与事实不符，希望陈诚另派“中央或九战区特派专员会同剑英兄前往查明”[3]。7月19日，陈诚给周恩来回电依旧以薛岳调查结果为主，对嘉义新四军肆意污蔑。7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复电周、叶，对国民党顽固派所犯罪行再次进行开脱。7月22日，周、叶联名致电徐永昌、何应钦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长官，对国民党当局编造事实，颠倒是非的行径逐一进行驳斥。电报对国民政府污蔑之语据理力争，斥责国民党当局对忠心抗战者“凭空加以罪名”而“残酷冤杀”，并告诫国民党当局这种“排斥异党”、“到处制造摩擦”的行径，只能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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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惨案发生后，南方局利用国民党同意《新华日报》出版《七七纪念特刊》之际，首次刊登悼念“平江惨案”的哀告。1939年7月7日始，《新华日报》第一版连续三天刊登《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同人哀告》，该告文写道：“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吴渊、吴泽众、赵禄英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在平江通信处先后遇害，同人等在渝闻耗深沉哀痛，兹订七月廿日在本军驻渝办事处举行追悼。烈士等素著革命勋功，热心抗战，今遭不幸深为悼念，凡烈士亲友知交均此奉闻。”
周恩来、叶剑英数次同国民党的电文交涉，显然取得了初步效果，国民政府迫于政治压力，表示要“严查”此案，严惩涉案人员，将第二十七集团军余连长收审，对被害烈士家属给予抚恤，但遗憾的是国民政府许诺的这些承诺没有全部实现。
（二）举行平江惨案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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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在该地区所做的贡献，驳斥了顽固派的诬蔑，号召“全国同胞，应该坚持国内的团结，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推动全国各方面的进步，加强抗战力量，才能排除万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5]。董必武在致悼词时指出：发生平江事件并非偶然，这是有其政治背景和深刻根源的，必须引起警觉和充分注意。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求政府以国法惩凶顽”，揭露其“在破坏抗战中的阴谋活动，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吴克坚在讲话中以《新华日报》在近两个月中收到的读者对平江惨案的众多来信为例，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当局应当“加以重视”，“正确解决此案”。新四军代表萧正岗在致答词时说：“当此民族危急的时刻，有人竟将我平江留守处全体人员残酷杀害，其企图十分险恶，我军将士均感愤慨。”他恳切要求“全国人民和国际人士主持正义公道，为死者洗耻雪冤”。
8月13日下午，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在重庆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隆重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成员有各机关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与警备司令部也派代表到会。
Causes of High Temperature Damage of Stern Bearing on a 64 000 Tons Bulk Carrier……………WANG Shubao(1·23)
两组患者术后的总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不同时间（第3、8、12天）创面的渗液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叶剑英还在悲愤中书写了《论平江事件》一文，向社会各界深刻揭露了国民党阴谋制造“平江惨案”的真相，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在抗战中所发挥的积极贡献。他还专门作了一首挽吊被害烈士的诗，“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该举措旨在通过互联网提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并提质增效，现如今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即从“互联网+”的角度分析飞机数据库的发展方向。
对敌寇作风蔓，对同胞作豆萁，余连长何人，竟如此铸成大错；
（三）《新华日报》舆论发声报道“平江惨案”
在中共的政治攻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让薛岳做了个“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武断为有罪”的假调查。针对国民党继续玩瞒天过海的伎俩，7月28日周、叶再次致电何应钦并军事委员会各部长官，严斥国民党当局在我方一再申明惨案原委及真相的情况下，仍坚持不顾事实、颠倒黑白，让肇事者“随便栽诬，草菅人命”。电报提出两项新的要求：1、薛岳有反共成见，绝不能公平处理本案，理当回避，另派公正之人调查；2、已撤职之余连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保证被害人家属及同事有陈述与质证之自由。
此悼文刊登日恰逢“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因此《新华日报》在第一版、第二版刊登大量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文章，同时还刊登蒋介石《抗战两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书》，可谓是极具反讽之意，以此鲜明对照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团结之举。
1939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后，又重新出了讣告《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详细介绍了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的来龙去脉，历数遭特务杀害遇难烈士的残暴经过，对国民党当局处置之举提出抗议，告知各界为悼念爱国志士于今日下午二时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举行追悼会。在第四版以四分之三的板块刊登了《追悼新四军平江遇害烈士》纪念专栏。专栏中刊登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叶挺、项英等人的挽联；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三同志略历；董必武作诗《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十烈士遇害》；戈茅所作诗《他们十个》；石西民所写《血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一文，肯定了新四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江南地区坚持抗战的功绩，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平江惨案”表示愤慨。
(4) 在实际注浆过程中，速凝类浆液在短时间内物质形态会发生相变过程，即采用的单一的非牛顿流体本构模型难以准确地描述这一复杂特征，后续有必要在该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更强大的政治攻势，南方局决定通过举行平江惨案遇害烈士追悼会，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排斥异党、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真面目。为此，南方局对追悼会的召开进行了周到而细致的准备，并广泛同志各方面人士参加。
你杀敌人，竟有帮敌人杀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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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为护帮千斤顶与顶梁两者的角度。从力学模型可知，支架的顶梁是整个支架受力最复杂的部分，护帮板与护帮千斤顶的接触部分，伸缩梁与护帮千斤顶的接触部分受力较为复杂，通过应力分析进一步确定支架的薄弱环节。
为表对遇难烈士的哀痛之情《新华日报》社、印刷部、救亡室、编辑部全体同志以部门为单位赠送挽联，言辞悲痛恳切，为亡者哀，对破坏抗战团结之顽固派痛恨，并表示要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
为积极应对惨案，《新华日报》在复刊之前、复刊之后快速全面地报道了这一事实，一方面使大后方各界人士了解事实真相，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掩盖事实、污蔑新四军的政治阴谋。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各界悼念活动的报道完整展现了大后方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不满与反击，从而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维护团结抗战大局。
（四）南方局争取各方人士的支持
平江惨案发生之际，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即将召开。早在2月时，中共曾以国民党挑起摩擦为由拒绝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国民参政会。8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对此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为此，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于8月8日和15日，两次与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等聚会，讨论关于向第四次参政会的提案问题。董必武向他们介绍了平江惨案经过，并出示了《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黄炎培在日记中就对此内容有所记载[7]。张澜听后极为愤怒，并将关于惨案经过的报告印成书面材料，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愤[8]。1939年9月8日国民参政会开会的前一天，中共7位参政员联名提出《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各抗战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中共要求国民党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张澜看过后说：“重要问题都申明了。”参政会开幕后董必武等人又率先提出“保障抗日党派合法权利”的提案，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南方局召开追悼会之时，各方面人士以赠送挽词的形式，表达对烈士的痛悼和赞颂，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谴责和义愤，并饱含忧国忧民之情，例如：
川康盐务管理局重庆分局送的挽联写道：
曲直未明九源欲泣，
古今同慨六月飞霜。
作家张恨水书写的挽联是：
抗战无愧君且死，
同情有泪我何言？
慕课商业模式的伙伴关系研究——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为例 ……………………………………………… 钱小龙 4·143
李道扬的挽联是：
在周恩来身边从事统战工作的凯丰发文悼念涂、罗诸同志，文中指明“涂、罗诸同志是为抗战、团结，为中国的统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世界人类的和平与正义，为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奋斗了一生”，我们悼念涂、罗诸烈士，就要“肃清汉奸匪徒，杜绝挑拨离间反共分子”[6]。
于国法为擅杀，于党纪为违反，汪兆明去后，想不再认做小题。
召辰之的挽联则是：
次日，《新华日报》第一版还刊登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同人追悼涂罗曾诸烈士筹备处谢启事》，对昨日参加追悼会的社会各界团体友人表示感谢。同日第三版发表特讯《风嘶雨号：追悼平江嘉义十烈士》一文，介绍了昨日在八路军办事处举行追悼会的情形，表达了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及新四军前方将士的悲愤之情，并告国民政府在此日寇进攻之际，应加紧团结以打击日寇之政治阴谋活动，切莫做令“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事。
谁负民族，可曾看民族负谁乎？
沈钧儒与邹韬奋联名撰送挽联致哀：
在抗战时代如是牺牲，哪能会死而无憾；
望贤明当局彻底查究，使共知责有所归。
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与《启事》的宣传，向社会各界传达平江惨案的发生，形成一种民众舆论，倒逼国民政府查办平江惨案事件。联络各界人士尤其是民主党派人士借平江惨案发生进一步向国民政府表达要求保障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既巩固了统一战线又合理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
三、南方局应对平江惨案的策略分析
（一）从容应变制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方针
平江惨案发生后的斗争，正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顽固派展开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交锋。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党制订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方针和原则，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直接的意义。
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害怕共产党追究罪责，便在当地进行种种欺骗宣传，并以薛岳的名义发出急电，掩盖事实真相，任意栽诬，为惨杀共产党找到“合理行动”的根据。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将惨案的肇事起因，栽赃到共产党员头上，二是如果事实一旦败露，追查惨案的主谋，不过是杨森部属的一个小小的连长“胆大妄为”。至于幕后的真正操纵者，便可一推了事。由此可见，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问题上，仍具有两面性：既是坚决地残忍地对我党和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又不愿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9]。
1950—1970年，中南佛州工程共实施了20年。该项工程主要包括五项内容：一是河道整治，二是胡佛坝的加固与加高，三是修建了多个地表存水区，四是大范围修建防护堤，五是建设排水渠网及入海处防止海水入侵结构物。共修建了1 700 km运河、约1 200 km堤坝、200座控水建筑物、15座主要泵站等。
针对这种复杂的情形，在对反顽固派的政治斗争策略上，南方局一方面彻底揭露，明辨是非，另一方面又适可而止，主动团结。惨案发生后，南方局着手印发大量关于平江惨案事发情况的报告向社会各界发放，以求用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彻底揭露顽固派捏造种种罪名。南方局利用《新华日报》的宣传报道，更进一步加强了舆论宣传，使“平江惨案”的消息在短时间内传遍重庆的大街小巷，一时间成为民众议论的话题，给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数次致电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彻查平江惨案真相，一方面我们反对任何个人恐怖和政治阴谋。另一方面，我们反对任何轻举妄动，以避免因无休止的斗争而导致国内矛盾的加深。周恩来在致陈诚电文也表示国共两党要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对滋事者严加处理后，便能平此事态。南方局对“平江惨案”的应对措施及其《新华日报》对惨案的报道，充分做到了党中央提出的对国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二）因势利导加强对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平江惨案的发生，正值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南方局充分把握这一时机，向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说明惨案发生的经过。民盟等民主党派人士深感国民党在限共、反共的同时也压制打压了中间党派。因此，为自保与发展，也是为了更有力地促使国共团结抗日，民盟不仅建立起来，而且以国共关系的调节者身份活跃于政坛。所以，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首次反共摩擦时，民主党派人士就主张予以披露，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为中共说明平江惨案真相提供场所。[10]平江惨案的应对过程也使南方局在实践上开始探索出一种与中间势力特别是各中间党派并重的心得统战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加大了对中间势力统战工作的力度。国民党对中共和中间势力的压制，不仅使中共与他的矛盾与日俱增，也使中间势力参政员意识到，“党派团结不是党派本身的问题，实与改善政治坚持抗战有着重要的关系”[11]，因此，在1939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中共和中间党派参政员分别提出了保障抗日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提案。
四、结语
南方局于平江惨案发生后在重庆开展的一系列斗争，同延安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进行的抗议、声讨活动紧密配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阴谋给予了沉重打击，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处境。国民党当局只得被迫同意表示要“严查”此案，并将第二十七集团军余连长收审，答应抚恤烈士家属，赔偿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损失。这些承诺虽然没有全部兑现，但依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四军在前线与国民党“军事摩擦”的压力，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在这一次惨案应对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抗战和反共的双重性，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为之后应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提供了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中共岳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编:平江惨案资料汇编.周恩来致陈诚电(1939年7月2日)[M].湖南:平江出版社,1983:57-58.
[2]中共岳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编:平江惨案资料汇编.徐永昌给叶剑英、周恩来电文(1939年7月14日)[M].湖南:平江出版社,1983:60-61.
[3]中共岳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编:平江惨案资料汇编.周恩来复政治部陈诚电文(1939年7月14日)[M].湖南:平江出版社,1983:61.
[4]中共岳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编:平江惨案资料汇编.周恩来、叶剑英呈复徐永昌及军委会各部长官电文[M].湖南:平江出版社,1983:66.
[5]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第二版)[M].北京:当代出版社,2006:166.
[6]中共岳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编:平江惨案资料汇编.悼念涂、罗诸同志[M].湖南:平江出版社,1983:123.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M].中华书局,1979:10.
[8]谢增寿:张澜年谱[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187.
[9]谭双泉:“平江惨案”与反顽策略[J].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4).
[10]梁琴:中国民主同盟及其有关党派的抗战建国观论略[C].中南地区党史学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97:237.
[11]邹韬奋:邹韬奋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5:180.
作者简介：1.丁英顺，安徽安庆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南方局党史、红岩文化研究; 2.王晓园，山西大同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从事近代抗战史研究。
责任编辑/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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