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迎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嬗变，在工业与城市优先的依附式发展模式之下，我国乡村已从乡土社会步入后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仍然存续“熟人社会”的物质载体和文化内核，但已呈现农业边缘化、社会原子化、人口外流的衰落之势。实现乡村真正振兴，应改变过去过分倚重城市市场的思路，充分调动农村与城市两个市场的活力，走内生式自主发展道路。基于后乡土社会的现实，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式发展，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乡村共同体重建，二是以农村现代化、社会质量和乡村特色为导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因此，后乡土社会中的乡村发展与振兴应从文化、产业、人口等方面综合改革和推进，使农村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自然与人文的互嵌与交融、经济与社会的协同与互促中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增强发展获得感。
关键词内生式发展；后乡土社会；乡村共同体；农业农村现代化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似乎一直经历着城市蓬勃发展和乡村渐趋衰落的“二律背反”矛盾，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迎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乡村振兴战略有五个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方面，不仅是乡村发展目标和方向的调整，也意味着治理方略的转变。乡村振兴不同于城市建设，不能再采取政府主导式模式，而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走内生式发展道路。然而在我国乡村已普遍进入 “后乡土社会”的背景之下，调动农民建设乡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采取恰当的调控策略和实践路径。
一、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乡村嬗变的历史逻辑
后乡土社会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注]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具体而言，乡土社会的村落共同体、熟悉关系和情感与道义联系在后乡土社会仍然存续，但不同于乡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后乡土社会带有流动性、异质性和市场化的特征。通过历史视角不仅可以了解我国从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的转型历程，也可以辨明在乡村变迁中各方力量之间的登场与博弈，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平衡各方利益主体，实现乡村内生式发展的调控策略和实践路径。
(一)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地位相对下降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便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到来“讨生活”。以此为发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产业革命的大旗下悄然发生转变，乡村开始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封闭与稳定。建国后，中国经过短暂的恢复期便根据苏联模式建立了以工业发展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乡村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生产的所有粮食均由集体和国家统一分配，以便于支持工业建设。虽然当时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促进城市数量与规模明显扩大，但城市中所实行的具有高度福利特征的单位制仍造成城市“公家人”与贫苦农民之间的分野。延续至今的城乡二元体制仍在持续拉大城乡差距，城市成为繁荣、富裕与文明的代名词，而农村则常常被认为落后、贫穷、愚昧。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巨大的势能便体现在城市强大的“虹吸效应”。
我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的成功仅让农村维持了十多年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城市土地改革的推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快速发展起来，而乡镇企业由于比较劣势逐渐没落。中国由此踏上了城镇化的快车道，土地、资金和人才越来越多地往城市集中，中西部人口流出大省的乡村逐渐空心化、老龄化。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背景之下，乡村的迟滞不前与城市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绝大多数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已不再是农业，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已脱离了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形态与治理结构趋于涣散，乡村成为回不去的“乡愁”之地。
对于城镇化现象与城镇化规律，中外学者已提出许多成熟的理论，如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等。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主导型的自然城镇化历程，我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型发展战略之下所确立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可谓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超常规发展，也加速了乡村的衰落。
(二)城市本位政策导向下乡村资源过度流失
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问题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如果说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地位相对下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不同城乡发展模式选择则构成影响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空间与走向的主观因素。
如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执法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国家政党计划、组织、发起并直接领导和推动的大规模、群众性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
中国作为具有深厚计划经济背景的后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协调城乡关系。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在城市与乡村分别建立起完全不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制度。而这种城乡分治与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带有明显的“城市优先”的特点，一旦城乡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国家作为一个中间者就会介入，通过制度调整和政策实行，为城市的发展开道。[注]张兆曙：《农民日常生活失业中的城乡关系及其出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首先是通过 “剪刀差”的形式获取农产品。建国初期，为了缓解城市粮食紧张问题，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直到1992年取消。这期间农民不仅上缴公粮，还在出售农产品时上交了“暗税”，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民负担沉重，农村一贫如洗。其次是对农村土地低价征收。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只有符合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进行土地征收，但在实践中由于“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性，大量农村土地被低价征收用于工业园区建设或城市扩建，并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矛盾。再次是农村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城市土地改革的推行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希望改善生活的农民便以“农民工”的身份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特征使我国工业产品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为城市繁荣奠定基础。但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却逐渐陷入空心化和老龄化的困境。
贺雪峰将我国的乡村建设分为四类，包括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和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注]贺雪峰：《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而实际上，真正意义上乡村振兴不应仅仅是城市发展的“后花园”，乡村应具有与城市同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充分调动两个市场的活力，即城市市场和乡村市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乡村市场，这也与经济新常态下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导向不谋而合。然而，在已然进入后乡土社会的背景下，提高广大农民消费水平，不仅要注重提高收入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增强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同时，我国农村特有的发展基础、制度特征、人文环境和社会结构决定了乡村自主式发展和内生动力的发挥既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外部支持，又必须避免大刀阔斧式改革和外力干预所可能造成的乡村自组织性和互惠关系进一步被破坏。因此，实现乡村的内生式发展应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着眼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修复并完善乡村的公共性、保障性和组织性功能；第二个层面则在乡村共同体重建的基础上以农业现代化、社会质量和乡村特色为导向发展乡村新业态、提升乡村幸福指数、打造乡村美好环境。第一个层面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三)市场化环境中乡村资源现代化开发不足
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治理结构和传统文化在人民公社时期被改造，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极大伤害，但是真正解体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费孝通先生曾根据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国情，提出发展乡镇企业、走小城镇道路的建议。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进城不落户。但仅短短十几年后，随着改革由乡村转入城市，大城市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由此没落，城乡之间开始形成了民工潮，乡土社会迅速步入后乡土社会。从国际发展经验及我国少数发达乡村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我国乡村振兴的出路在于实现资源由乡村至城市的单向流动到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转变。而在市场化背景下，我国乡村吸引力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资源现代化开发不足。
又写作“留落”。《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释名·释衣服》曰‘留幕’。留，牢也。幕，络也，言牢络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读若留。故‘牢落’通作‘留落’。今人言流落义亦相近也。留落双声字，不得分为两义。”据王念孙之意，“留落”为单纯词，乃双声连绵词。表示“覆盖”义。
后乡土社会虽然带有流动性、市场化的特征，但是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乡村至城市的流动，乡村内部缺少流动的机会与空间，更遑论由城市至乡村的流动。而乡村资源现代化开发不足是造成乡村内部就业空间狭小、就业质量较低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提升的根本原因。首先，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或以务工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老年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仅具有维持性意义。从基本情况来看，农业生产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比重低；以核心家庭为生产单位，适度规模经营不足；农产品产业链条短，农民在农业与农产品相关行业就业比重低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竞争力弱化，而现代化开发则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区贫困文化等多方面困境。[注]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而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及乡村社会结构对作为农村最大资源的土地和房产的资本化利用造成很大限制，目前乡村资源既难以跨出村落的地域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利用、优化配置，外部资源也难以进入乡村，导致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现代化开发不足。
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对于大多数村庄而言，当务之急是赋予广大农民以“国民待遇”，将政府资源优先用于乡村公共性、服务性和保障性方面，并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式发展奠定基础。继而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真正体现乡村资源价值，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创造美好乡村。具体来看，应着眼于三个方面。
总之，我国的乡村嬗变是时代背景、国家意志、乡村结构与农民选择等各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东亚国家经验，我国已进入城镇化率为50%—70%的城乡发展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乡土社会作为从乡土社会到现代村社的过渡性阶段，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将面临两个问题：即在现代化背景下如何看待、传承与利用乡土社会中的文化、组织与结构性要素，并如何将之与现代工业与市场文化相结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二、以内生发展推进后乡土社会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
农业机械技术培训不但要有理论内容，更要有实践操作。许多农村地区受经济发展限制，硬件设施不完善，机械化培训只能进行简单的理论知识培训，无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训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部分村庄的培训教室、培训时间及地点都不固定，农业机械技术培训工作存在严重的形式化。
目前，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尚有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据推测，2030年城镇化率可达到70%，届时仍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人口与耕地的比例仅为1∶4。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尊重乡村后乡土社会的基本现实，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而新时代背景为乡村振兴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应充分利用国家在政策与资源方面的有利条件，改革不利于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为乡村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乡村由外源性依附式发展向内生性自主式发展转变。
(一)改革开放后乡村建设的探索与反思
改革开放至今，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战略事实上带来城市优先发展的权利，乡村始终处于对城市的依附性地位。然而，经由城市优先发展的“马太效应”带动农村地区发展的设想并不能自然实现，虽然经济发展的“滴漏效应”使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得以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我国“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进入新阶段，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在制度层面上逐渐扭转失衡的局面。但是既有的发展格局仍然难以打破，这表现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之下，依靠加大投入提高农业单产的空间已不大，而在城市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市场中，农民只获得占资本总收益小部分的工资性收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实质上对乡村内生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乡村已经历了由内生式发展到依附式发展，再到内生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一是公共性。在后乡土社会中，以村落为单位的生活形态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乡村仍具有“熟人社会”的情感与道义联系，但人们的交往与社会活动越来越趋向于私人空间，乡村的公共性趋于弱化。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就业行为社会化和日常生活现代化，人们越来越不依托于公共空间的传统功能，且作为物质载体的传统公共空间随着各地的村庄改造运动而渐趋消亡。哈贝马斯指出 “所谓公共空间，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能够形成”[注][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村落的公共空间对于增进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延续与发展乡村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后乡土社会背景下振兴乡村，应修复与重建公共空间，满足人们祭祀、交往、休闲与聚会等需要，在社会互动中增强身份认同感和对村庄的集体荣誉感。
学术界对于乡村建设与发展的观点一直存在农村立场和城市立场之争，然而笔者所疑惑的是在城镇化与工业化背景下，乡村发展的前景何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应该选择哪些调控策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要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力度，如在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额度。高等院校要增加勤工助学岗位，辅导员要关心爱护贫困大学生，一视同仁，并教育其他同学理解和尊重贫困大学生。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借助社会力量筹措资金，如募捐、企业家与学生一对一资助等方式，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让他们的人生和其他学生一样享有出彩的机会。
(二)后乡土社会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策略
乡村资源的过度流失造成再分配手段下城乡之间资源的非均衡分布，并且由于难以实现资本积累而导致乡村发展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甚至难以自我更新。根据对西方城镇化发展历程的观察，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乡综合价值将趋于平衡，乡村振兴迎来新契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仍制约着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市场化背景下乡村资源现代化程度不足成为我国当下制约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
面对我国传统乡村普遍衰落的基本事实，学术界对于乡村发展的前景持两种完全相反的判断。在持有悲观态度的学者中，贺雪峰教授的观点“从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看，农村的前途整体是衰落和萧条的，因为现在经济机会主要在城市”[注]贺雪峰：《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较具有代表性。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多将注意力放在乡村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构，通过国家力量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乡村文化的重塑和基层组织体系的强化等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修复乡村传统文化记忆，并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而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相对来说较具有改革的精神，多主张打破既有发展体制或利益格局，实现资源重组和改变利益分配方式，从而使农民资产保值升值、农村资源资本化和行使农民自主权。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小农户如何对接大市场、大国家，对于具体实现路径则观点不一。有的学者从城乡发展体制变革的层面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框架和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区域发展形态将为乡村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学者则聚焦于乡村层面的主体性重建，探索“后乡土社会”中农民组织的有效形式，并进一步盘活乡村资源使之服务于农民农村，典型者如李昌平的“郝堂村实验”[注]李昌平：《解决农民问题之中国方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9期。。
二是保障性。乡土社会具有自治性，自治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村落所具有的保障性作用。杜赞奇在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从底层视角来看正是对乡土社会保障性的理论揭示。而在后乡土社会，除直系亲属间较为牢固的亲情关系外，村落，甚至家族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已极其微弱。目前在生老病死中，只有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祭祀活动仍然较完整地延续至今。但与此同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多变，应对社会风险的压力更大。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将农民的社会保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保障民生并释放农村消费潜能的重要举措。
三是组织性。我国在由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的转型中，面临着乡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而留守村民又呈现出社会化和兼业化的特征，同时，乡土资源、资产，如土地、房产等仅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各种因素交织导致我国乡村村支两委名为村民自治组织，但行政化色彩浓厚，事实上成为乡镇政府在乡村的代理机构。乡村振兴离不开组织的振兴。在我国已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并非缺乏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性资源，而是缺少最为关键的组织，“是结构性问题，而非要素性问题，导致乡村‘不振兴’”[注]胡靖：《组织振兴：培育乡村内生性发展力量》，《南方日报》2018年5月7日。。政权机构下沉虽必不可少，但也容易出现脱离群众的趋向，不利于乡村内生发展。在后乡土社会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应在加强乡村公共性和保障性的基础上，激活和修复仍保留下的乡土社会的组织性资源，如乡贤、宗族长、红白理事会等民间组织的负责人等，保护并充分发挥乡村内生性组织资源。
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购买先进的核磁设备为疑难病例的诊断提供方便，可提高医疗诊断的准确性，对于缩短患者治疗时间和疗程、减轻患者的身体痛苦和经济负担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它还能为卫生中心的医疗研究、病例分析提供原始分析数据，也可为临床新项目的开展提供可靠的医疗设备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影像科医生自身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对今后的更多检查项目开展提供可靠的人才储备，对中心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港珠澳大桥总长约55 km，是目前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并拥有世界最长的沉管海底隧道。大桥建造包含了基建、防锈、防腐、防水、抗台风等多方面内容，沥青、涂料、防水材料等石化产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图6 显示的就是热线型空气流量计的热线电阻被异物缠缚，这些异物有很多枝杈，增大了热线电阻的散热面积，使其测量值较正常值大，静态测试值达到了0.3g/s，使得所有工况下的燃油修正值均为负。如果热线电阻被油泥类的异物覆盖，则会减少热线电阻的散热量，使其测量值偏小，造成混合汽过稀，使得燃油修正值为正。
一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广大有志于农业发展的人才施展才华的空间，是农村之底色。马克思恩格斯在城乡融合理论中论及农业现代化，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2页。。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工业现代化，目前我国正在推行的多项农业农村方面改革即意在破除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如农地流转改革、农村建设用地改革等。但问题不仅在于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还在于如何使农业现代化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农民，走出依附式发展的窠臼。在后乡土社会振兴乡村，需要首先确保乡村公共性、保障性和组织性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在乡村振兴中真正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使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惠农富农的结合。
二是社会质量。社会质量理论以人的“社会性”为立论基础，强调人们在团体、社区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社会质量的衡量标准涵盖四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和社会赋权。[注][英]艾伦·沃克：《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张海东译，《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目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由生活质量向社会质量转型的阶段，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开始进入追求个性化生活需要和主观性幸福感的层面。社会质量理论与乡村振兴“五位一体”的总要求相契合，这就要求在乡村建设中既要注重物质层面的硬实力建设，也要注重精神层面的软实力建设。对于仍具有 “熟人社会”物质基础的后乡土社会村落而言，“熟人”特质的合理运用将成为村民之间的天然融合剂，并有助于社会权利的规范运用，提高符合农民真实需要的社会质量水平。
三是乡村特色。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要求中，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三个要求都与乡村特色有关，如何识别、评价与保护乡村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关系到乡村振兴的远景目标能否实现。在当代社会，可以将乡村特色定义为后乡土社会中依然保留与延续的具有乡土性特征的乡村形态和农耕文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一定是基于农耕文化的，为农民所认可，具有浓郁的乡村风情和乡村智慧的。保护乡村特色不仅是为了保护一方景观，更是为了保护农民以及具有“乡愁”的市民的心灵家园，是为了保护农民在快速城镇化中的家园归属感与振兴乡村的自觉自信。因此，在乡村建设中，应尽可能尊重传统村庄的原始景观和村民习惯，避免特色乡村的同质化畸形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整齐划一。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实现从过去工业与城市优先的依附式发展模式向农业农村优先的自主式发展转变，而自主式发展模式建立的前提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得到激发与释放。那么在乡村农业边缘化、社会原子化、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的后乡土社会背景下，如何重新唤起乡村的共同体意识，并进而形成发展的共识与合力呢？
河套灌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区，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受气候与人为因素的影响，土壤沙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地污染等威胁长期存在，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推进经济绿色转型任务繁重[6]。
三、内生发展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基本实践路径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已得到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仍将持续深入推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条件。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来看，后乡土社会中的乡村发展与振兴必须从文化、产业、人口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和推进，使农村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自然与人文的互嵌与交融、经济与社会的协同与互促中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增强发展获得感。
(一)在文化方面，实现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自清末开始，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思想领域实现对民众的现代性“启蒙”之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运动更是从制度层面对乡土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清扫。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农民选择“用脚投票”走出“农门”，乡土文化从内部逐渐瓦解。然而乡土文化的“破”并未带来现代文明的“立” ，面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文化乱象，不得不让人反思传统乡土文化的当代价值。乡土文化虽然代表的是农耕文明，但乡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包容和合观念、中庸思想等对于正确处理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解决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振兴乡村文化，必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尊重传统乡村环境和人文风貌的基础上，使乡村文化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
市场经济大潮正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梅因等西方社会学家曾将类似过程称之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注]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而我国乡村社会的村落结构和低流入性客观上对乡土文化起保护作用，“熟人社会”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核仍然存在。在后乡土社会振兴乡村文化，实现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应坚持保护与创新并举的原则，使契约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等现代观念与乡土文化相融合，打造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首先，应充分尊重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对不同文化元素的选择与重构，政府主要提供农民难以依靠个体力量获得的村庄与地区性公共性文化服务，同时注重以引导手段为主促进传统陋习的移风易俗，避免暴力和冲突，如江西“抢棺事件”。其次，通过国民教育体系、法律下乡以及诚信建设等社会治理手段向农民灌输现代文化理念，使传统农民逐渐熟悉并掌握现代市场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法则。
服务不可否认性主要针对服务后抵赖问题。服务不可否认性实施的重点是避免系统内部欺诈行为，具体包括源不可否认和接收不可否认。源不可否认是指确保信息发送方在完成数据传送后不能否认曾经的数据发送行为；接收不可否认是指信息接收方在接收到数据之后不能否认曾经的数据接收行为。
乡村振兴战略将推动我国传统乡村向现代村社转型，但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将有助于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真正留住“乡愁”，从精神层面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夯实乡村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二)在产业方面，实现集体组织与小农家庭的结合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那么怎样才能称之为产业兴旺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描述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那么如何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仍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呢？
在这方面，已有诸多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如农村精英外流之说、人地比例过大之说、集体所有制下产权不明晰之说、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之说、地质地貌不适合规模化耕作之说等。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能走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目前已经开启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尝试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但目前的问题在于，土地流转之后怎么办？如何摆脱依附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尚没有清晰的答案。笔者认为在后乡土社会背景下振兴乡村产业，应实现集体组织与小农家庭的结合，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必须统筹考虑生产效率与分配方式两个问题，才能将“生产兴旺”与“生活富裕”结合起来。土地流转之后，对于如何实现小农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对接与协调，如何合理分配产业发展收益，集体组织可以站在村庄的立场上，更好地发挥协调者、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习近平2013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国‘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注]陈林：《习近平的“三农”情怀》，《人民论坛》2013年第12期。。因此，应逐渐改变集体在农业生产中的虚化地位，做好农村土地流转与运营，以有效降低市场风险与交易成本。
实现集体与小农的结合，为现代农业创造广阔发展空间，才有可能吸引人才、吸引技术、吸引资金，真正让农业变成可有作为、大有作为的产业，新型农民也才能在农业发展中大展身手，把农民变成让人羡慕的职业。农业合作社是实现集体组织与小农家庭相结合的可行方式，可尝试探索农业生产、经营、分配的多种合作方式，以实现农业最佳规模经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职业化。
(三)在人口方面，实现乡村保障与城乡流动的结合
乡村人口外流对城乡的人口基数、人口结构及社会发展水平产生双向影响，是高速城镇化背景下讨论乡村振兴不可回避的问题。贺雪峰认为，“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庞大的难以及时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注]贺雪峰：《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读书》2008年第10期。。如何应对流动人口问题是能否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
目前对于乡村振兴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学术界仍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坚持城镇化取向，认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城镇化应建立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盲目地推动农民“进城”并不会自然地解决“三农”问题，乡村问题应在乡村内部解决。对此，有学者以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返乡为依据，认为小农经济有助于化解社会风险，是农民“进城”失败后的最后“退路”。然而此类似是而非的论调实际上混淆了真正应该为农民工提供保障的主体是农民工为之创造价值的城市，而非他的出生地——乡村。农村所扮演的角色不应该是为城市危机背书，城市的危机也不应转嫁至农村。当然，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农民集中“上楼”，若缺乏有发展潜力的产业支撑，也难以为农民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从乡村自主性和内生式发展的立场出发，实现乡村振兴应坚持保障与流动结合。对于村庄原住民及由城至乡或由乡至乡的人口予以社会保障，并对于农民由乡村至城市的流动给予市民待遇。保障与流动相结合，以保障促流动，既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也鼓励城市有志于现代农业和对农村创业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在乡村工作与生活，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市场理念、资金与技术在乡村的应用进程。作为理性人，无论农民还是市民会根据比较收益最大化做出选择，并经过双向流动，最终达致城乡平衡发展。而实现乡村保障与城乡流动相结合，一方面需要制度层面深化改革，降低城市准入门槛，并扩大乡村开放性，允许乡村建设性土地用于经营；另一方面，需要真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尽快补齐乡村社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短板。
从后乡土社会到乡村振兴，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打破重建。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尊重当前乡村的基本社会生态，在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将补齐短板与促进改革相结合，使传统乡村社会形态焕发内生发展新动力，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环境的自主式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TheStrategyandPathofRuralRevitalizationundertheBackgroundofPost-localSociety——AnAnalyticalPerspectiveBasedonEndogenousDevelopment
RunCaixia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st proposed a strate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ushered in a new round of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fte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ical change, under the Industry- and city-first development model, China's rural areas have stepped into the post-local society from the local society. The post-local society still survives the material carrier and cultural core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but it has shown the decline of agricultural marginalization, social atomization, and population outflow. To realize the re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village, we should change the way of relying too much on the urban market in the past, fully mobilize the vitality of the two markets of r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take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endogenous and independent.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post-village society,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from two levels: one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 other i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oriented by rural modernization, social quality and rur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in post-village society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reformed and promo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so that the rural areas will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creat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e development gains in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ntertwining and blending of nature and humanity, and the synergy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st-local society; rural communit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作者简介：闰彩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流动站博士后，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特色权力治理模式及其世界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044)。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9)04-0173-11
责任编辑：刘俊沅
标签：乡村论文; 乡土论文; 社会论文; 农民论文; 农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兰州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特色权力治理模式及其世界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044)论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流动站论文;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