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抗日义勇军失利后，在与义勇军余部联合作战中趋于认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根据东满地区义勇军、山林队的特点，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政策与策略，以建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形式联合并团结义勇军，逐步使东满抗日义勇军接受党的领导。
关键词：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义勇军；
东满延吉、汪清、珲春、和龙四县反日游击队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联合东满抗日义勇军共同抗日，并以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形式号召各义勇军、山林队共同抗日，本文以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为主线，以点带面地考察党在东满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标准：（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2）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3）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4）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5）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6）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7）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8）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与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成立
东满各县反日游击队在反日伪”讨伐”中不断壮大，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抗日形势及时提出“建立工、农、兵、革命军、反日革命统一战线”①《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1933年11月7日），《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第四集）》，第150页。，中共东满特委随即在延吉三道湾张芝营召开各游击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②“1934年3月，在（东满）各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政治委员王德泰，共900余人”（张静如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四卷》，第280页）。二军独立师成立后，响应中共满洲省委的号召，“联合反日民族和民众（不分国籍）及一切反日部队与中外一切反日团体发生密切联系”［1］130，联合并吸收东满义勇军、山林队共同抗日。
（一）东满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抉择
1932年底，日伪当局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全面“讨伐”，东满王玉振部义勇军随之溃散。翌年，王德林率残部退入苏联，余部辗转回到东满。此后，东满抗日义勇军“虽有吴义成代理总司令，然皆分散，化为无数之小部队”［2］289，东满各义勇军、山林队的抗日前途面临着新的考验。在王玉振投降、王德林撤往苏联后，东满抗日义勇军“有的不满意救国军长官领导，又无其他政治健全的部队容纳他们，所以多数士兵说，王孔跑他们的，我们当胡子，一样打日本”［2］289。尽管如此，缺乏组织领导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抗日活动。
王德林越境去苏联后，救国军余部在前敌总指挥吴义成带领下继续抗日，吴义成基本上遵循了王德林“不分党派，共同抗日”①《民族老英雄王德林》，《沂南党史资料第三辑》，第100页。的主张，“吴义成司令部内的长官（除个别外）一直到士兵对游击队都很好，吴义成现在一面观（指）示接近游击队，事实上不限制共产党公开活动，一方面接受王德林、孔宪荣（在港沪）的来信，而接近广东政府”，救国军关于抗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迷茫。救国军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党直接领导的救国军部队，源于党在救国军兵运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在安图的山林队更变救国军即有千余人，彼处有留守处之设，主任是周同志（周保中‘麻子’）。周同志（周保中）这个人在救国军的士兵中，都有最大信仰，现安图救国军多拥护他做领袖”［3］220-221，尤其是在吴义成脱队离开东满后，“任周为辽吉边区留守处主任，有千余士兵”［2］289，周保中担起了领导东满救国军余部抗日的重任。第二，接受党抗日主张的救国军部队，以史忠恒团最为典型，“百余人史团长是党员，内有党支部，团小组”，在史忠恒团的影响下，“其他李团、裴团、孙团等和游击队都很亲密（各有数十人），士兵对于党的主张，大部（分）是接受的”［3］220，以史团为代表的救国军部队也逐步接受党的领导。第三，受国民党影响的救国军部队，“某些如孔，现在受国民党领导。柴（世荣）及其司令部，对国民党虽无有关系之证据，然执行国民党之某些纲领，如反对共产党剥削与压迫群众等等”，但这些救国军部队的抗日决心并未动摇，“受反动领导影响不好者，为柴司令部之直属部队。而士兵大部还好。救国军的反日战争，比王、孔未逃跑前要多”［2］291-292，以柴旅为代表的救国军部队尽管受国民党反共政策影响，但其抗日部队的性质并未改变。
东满山林队在东满反日游击队时期，多数山林队便已接受党的领导，“任何山林队对于赤色游击队都是非常亲密”［3］220。相对于东满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和独立师的关系更为亲密。但在日伪军的“讨伐”下损失惨重，“东满总计约数千人，然无大部队。即数百人之部队，亦仅九占几个而已”［2］293，东满山林队也存在组织涣散导致战斗力低下的问题。
为贯彻“二月来信”精神，东满党组织与人民革命军先后在大荒崴会议和腰营沟召开会议。1935年2月底——3月初，东满党团特委在大荒崴召开会议①“1935年2月下旬，中共东满特委在魏拯民同志主持下，在延吉县（今龙井县）南蛤蟆塘大荒崴（现属汪清县）汪清县委第三区农民委员会办公室，召开了为时四天的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汪清县文物志》，1984年，第80页），东满特委对一年以来抗日统一战线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并提出“在目前不论哪种民族，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围”，进一步明确指出“先与主要的部队建立东满抗日联合军的军事指挥机关，统一军事领导，号召一切的反日部队和反日的武装力量来参加。这一指挥机关，必须保证有下层士兵代表参加……动员我们队员多和他们的下层士兵谈话等政治宣传工作，和他们下层士兵直接订立军事政治同盟，最后夺取他们的领导权”［10］359、361-362。这次会议不仅提出建立更大范围的东满联合军指挥部，而且还确定了联合义勇军基层官兵，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工作任务。
其次，东满山林队内部人员构成复杂、领导机制不健全。多由东满抗日失利的自卫军、救国军余部组成，“从‘满洲国’走狗武装哗变的占少数，真正工农成份受经济生活压迫而参加到胡匪山林队去的更是比较很少的数目”，东满山林队多来自于占山为王“胡子”、被日军击溃的旧东北军散兵以及义勇军余部，“胡匪山林队无政府组织状态中，它内部的压迫与剥削欺骗群众等等表现与军阀制度比较有超过无不及”［4］1423，因而多依靠先入为主的裙带关系，“掌柜的当然为绿林老将，然由救国军分散出来的，有少数非由绿林出身者”，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领导机制难以担起抗日的重任，“因为领导不健全，所以多怕日军的机关枪（实际机关枪对游击队无效），攻城时，时常中途逃跑，早撤卡子，与游击队联合战争，吃这种亏很多”［2］293-295，造成了积重难返的失败。
1933年初，日军逐步击溃东北抗日义勇军后，兵锋转进热河。东满因其地理位置靠近日本控制的朝鲜半岛，日伪当局并未留有重兵，“日本军队在延、珲及在各城市有百余人的军队不等，其他各小城镇有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的力量”。日军在东满守备薄弱给各抗日武装重整旗鼓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东满除几个城市及镇街及附近圈的农村外，完全在山林队救国军赤色游击队的统治下”［3］217-219，各抗日部队开创新局面、联合打击日伪军。
第二，事不关己不受影响。面对企业深化改革举措和人员分流安置途径，部分员工认为这些都是领导的事，怎么改革、改革的力度多大和自己没有关系，不支持、不参与、消极应对。
总体看来，东满抗日义勇军余部具备一定的实力，尽管各义勇军在抗日道路的选择上未达成一致，但面对强敌威胁下，“在共同利益之下，在对于某部队有利之下，则其号召能获得多数响应，如果统计其下委任状之数目，足能超过五千”［2］291，尽管救国军领导人王德林、吴义成等人先后脱离部队，但东满抗日义勇军依然存在联合抗日的基础。
（二）东满各抗日武装联合作战，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成立
东满抗日义勇军、山林队遭受严重挫折后，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分散游击、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御敌的局面。二军独立师成立后积极寻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的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特别是那些大的部队，如孔、吴、柴、史、南侠、九占等，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5］1438，建立统一的东满各抗日武装的联合机构，成为独立师重要的任务。
最后，东满山林队军纪涣散、扰乱地方秩序，不得不经常转移。东满山林队纪律涣散，“那些较大的队伍，不在山沟里绑票、勒索，有的七八人十几人的，有很多乱绑穷人的行为”［3］219-220，“如‘同山好’‘平日军’等，多在山沟内绑架勒索，即五元钱也不嫌少”，不但影响了与当地群众的关系，而且还给当地农民造成了严重负担，“平日屯集某处，要当地农民上给养”，导致山林队无稳定的游击区域，“山林队游动性大，月余或数十天则又往他处”［2］295，在流窜作战中易于溃散。
2)在课上，学生利用平台开展课程的自主学习，并且完成平台上相关的学习测验。在课程测验结束后系统会根据教师的设置布置有关本次课堂的探究任务，指引学生在课堂开展探究型学习，包含学法指导、学习评价等内容，立足学生的角度，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突破面向对象的概念、类与对象等重难点为重心，促进知识的内化。学生围绕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在课上展示课前作品、进行成果汇报、针对课前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教师和同学面对面地讨论、探究，在这过程中开展多元化的学习评价。[5]
独立师成立伊始便积极地联络周围山林队，1936年旧历三月春，“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朱镇拜访头目九胜，指出满洲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匪团必须同人民革命军联合起来，互相协作，以期收复失地”，得到了山林队九胜的支持，给日伪当局带来极大的震动，“赤化自卫团和满洲国军警，夺取武器，扩大地盘”［6］189，独立师联合山林队抗日取得了显著成效。
王德林、孔宪荣离队撤到苏联后，义勇军呈现出新的特征，“士兵日趋革命道路（去年乱杀乱绑，今年没有了）”，尽管义勇军主力遭致重创，但留在东满的义勇军余部坚定地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东满特委接受“一二六”指示信后，东满游击队、独立师积极联络义勇军共同抗日，“（与义勇军）结成攻守同盟，联合作战欢迎慰问联欢等等工作后，结果有极大的变动，数次联合进攻八道沟、双河镇、大肚川及东宁等城镇，截道截车与”讨伐”队战争，英勇异常，有时日军修道，不得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计划”［3］220-221，游击队、独立师与义勇军联合给日伪以重创，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义勇军主力失利后的被动局面，给东满抗日形势带来了积极地影响，“一般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在军队在民间，反日的战线在扩大着，发展与巩固了许多游击区域”［3］221，具备成立统一的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条件。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东满各抗日武装各自为战的现状，指示独立师深入与东满抗日义勇军的合作，并与东满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在联合抗日中渐趋认同，“英勇善战者，唯有人民革命军；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者，唯有人民革命军；上下一致，纪律森严者，也唯有人民革命军”［7］774，独立师在东满各抗日武装中取得了较高威信。
1934年夏，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湾湾沟游击区，“将我军与群众驱逐出去，当时即修筑碉堡，在此驻军，以防我军再卷土重来”，独立师施“围魏救赵”之策，进攻安图县大甸子镇以解湾湾沟之围。“人民革命军在第一师政委王德泰同志指挥之下，号召了其他一切反日部队，在七月中旬，将大甸子四面包围”，经过11个昼夜的围攻，终于攻克大甸子镇。独立师联合义勇军攻打大甸子镇意义深远，“经此战役，不但延、安、和的人民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在所有敦化安图和龙延吉一带的反日义勇军中扩大起来，而且第一师政委王德泰同志，因其同兵士在战线上，共同甘苦，枪林弹雨之下，来往指挥。所以他的威信，亦猛然提高，使所有反日部队内部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求他去解决，一切的战事活动，听他指挥。要求收编者，亦络绎不绝”［7］774-776。大甸子镇战役超出了解湾湾沟之围的预期，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树立了独立师以及王德泰在东满各抗日部队中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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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满洲省委“二月来信”对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影响
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初步建立后，各抗日武装在独立师的协调下打击日伪，取得一定战绩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仅限于各自保持独立性的协同作战和联合行动，而未能发展为巩固的统一组织”［6］190，独立师与各义勇军、山林队之间纠纷不断。针对这种混乱局面，东满特委、独立师反思并进行纠错，在此过程中，中共满洲省委致东满特委的“二月来信”起到了积极影响。
（一）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在曲折中发展
在东满特委、独立师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联合义勇军和山林队抗日过程中，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东满的传达存在着隔阂，“东满朝鲜人党员的传统弊病是极左偏向。在根据中共中央一月信件精神确立民众政权后，这一偏向也没有得到清算”［6］193，导致各抗日部队在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初步形成时期屡有冲突。
首先，东满党组织对义勇军存在极“左”的偏见。东满党组织对“由纯粹的旧吉林军部队组成，由张学良部的军官领导。受国民党指挥，依靠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6］187-188的义勇军部队持有怀疑态度，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依然有很大的偏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东满人民革命军要建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叫老柴（世荣）担任总指挥……他们认为这样来作是实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8］1358-1359，因而造成了严重后果，“柴旅向我们提议要求建立指挥部，被我们团省委拒绝了。现在比较和我们关系密切的部队还有平日军、天良军、吴会庆、九站、史旅、柴旅、李三侠、王连长，除此以外，关系都不好，即是这些部队关系亦不密切”［9］349，很多义勇军部队与独立师交恶，迟滞了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最终形成。
此外，东满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受“左”倾政策影响的同时，例如“与反日部队联合作战时，右的不坚决提出自己的主张，变作同盟者的尾巴与俘虏者（安图战争因为没有分够大烟退出战争等）”［10］359，还犯有一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之，东满党组织对义勇军存在极“左”的偏见，大范围的对抗日山林队进行缴械，忽略与义勇军部队的下层统一战线等极端的“左”倾错误；以及无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东满义勇军、山林队“对人民革命军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未能建立起团结一致的统一战线”［6］191，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发展壮大。
此外，“二月来信”还纠正了东满游击队、独立师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那些已经投降而又积极攻打人民革命军的部队，我们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12］1438，明确了联合与打击的对象。“二月来信”在“（东满）党员中存在极左偏向”［6］189的迷茫状态下进行及时的指正纠错，为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不断壮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东满党的武装对抗日山林队进行缴械。东满各县游击队和二军独立师根据不出来抗日、征缴赋税、不加入人民革命军等三个标准对一些山林队进行缴械。这种大范围的缴械造成了人民革命军与山林队之间的对立，“山林队现在时刻防备我们缴他们的抢，他们站岗放哨专门防备人民革命军，不防备日本鬼子”［9］349。严重地削弱了东满抗日的力量。尤其是在解除山林队“中国队”的武装后，“延吉一带的明山好等九个部队便联合起来，对人民革命军采取了戒备态度”［6］192，党的武装和山林队的关系异常紧张。
（二）中共满洲省委“二月来信”对东满抗日统一战线的指正
1935年2月，针对东满游击队、独立师联合义勇军、山林队抗日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先后起草两封指示信（下文并称“二月来信”）①《中共吉东特委致东满党团特委及人民革命军的信—关于反日救国统一战线及今后任务等问题》（1935年2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关于东满反日游击运动、统一战线、反民生团斗争的策略及党和群众工作等问题》（1935年2月10日）。，信中及时地指出了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联合义勇军、山林队抗日中存在的错误。
首先，针对东满党组织联合义勇军工作存在“左”倾偏见提出意见。“二月来信”指出，“不懂得反日山林队和救国军不仅不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是我们的反日同盟军。因为，不管他们的领袖怎样还保存着反动思想，但是，他们还未投降，还能进行反日的武装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是减弱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统治”［11］1210。将团结义勇军抗日放到了首要位置，并对以往的偏见予以纠正，“积极的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特别是那些大的部队，如孔、吴、柴、史、南侠、九占等，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指挥部之下可设政治部和参谋部，要采取选举的形式，来选举人员参加各部。要尽量吸收为群众所拥护的救国军及山林队的领袖参加各部，只要保证政治上和军事上在党的领导下，就已足够，不必全是党团员”［12］1438，不拘泥于政治立场和阶级成分，尽最大的努力吸收各义勇军、山林队加入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其次，针对东满党的武装对抗日山林队大规模缴械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二月来信”认为以往缴山林队武器的三个条件危害极大，“东满党及人民革命军，关于反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得异常不够，没有长期的号召他们，领导他们共同来抗日救国，这是一。第二，他们弄不到吃的，所以要抢。部队小，打不过日本子，所以躲在山林里”［12］1439，并从民族问题上进一步指出大范围缴械的危害，“这样缴反日山林队和一部分救国军的械，不仅破坏人民革命军和其他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并将影响到中韩人民的联合战线，因人民革命军多是韩人，山林队多是中国人，将被日本利用来反对我们”［11］1210，指出山林队处境困难、东满党组织统战工作偏差的基础上，对大规模缴械进行纠正，“党及人民革命军应当经常号召和领导他们共同来抗日救国，用政治的宣传鼓动的方法来宣传他们，不抢穷苦老百姓的东西，向他们提出没收日帝及走狗卖国贼的财产，夺取日帝的财产，夺取日帝的军粮……对于抽大烟的人，也不能无条件的一概不要……那些烟瘾不大而愿意到队里来当队员亦应当允许他来，劝他慢慢戒去烟瘾”［12］1439，在政策上引导山林队遵守纪律、从细节上改造山林队的陋习，逐步将山林队吸收进党领导的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最后，针对东满党组织忽略与义勇军部队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偏差提出批评。“二月来信”根据东北抗日实际并结合以往斗争经验情况指出，“要保证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共同军事计划的实现，只有依靠于与其下层建立亲密的联系，依靠于党及人民革命军的政治影响的提高，依靠于党及人民革命军给他们的帮助”［12］1438，要求东满党组织深入救国军、山林队去联合广大基层士兵，“以目前人民革命军为基本队伍，并且首先巩固已与人民革命军有关系的队伍（如延吉的平日军，王连长；东宁占山、青山、铜友；安图钱营长、白营长、董团长、吴魁胜等等），要派有能力的干部到他们队伍中去，要吸收广大反日群众到他们队伍中去”［11］1211，彻底转变以往只顾上层、忽略下层的做法。
1934年8月，王德泰面对“敌众我寡，专以力敌，实无可能”的形势，为保存实力率领独立师及义勇军部队撤出大甸子镇，随即成立了抗日联军指挥部，“参加此指挥部有十余个部队，人数有一千余人。召开大会，选举总指挥，选举的结果，师政委王德泰同志即时当选为正指挥，朱龙（云）光同志得选为副指（挥）”［1］776，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初步建立。
最后，东满党组织忽略对义勇军部队的下层统一战线。东满党的武装联合义勇军部队抗日，过于注重维系与义勇军高层的关系，“不在下层士兵中开展艰苦的工作，不敢公开的批评揭破上层领袖反日之不坚决与不彻底，变节动摇等事实”［10］359，并未有效地掌握义勇军部队的基础。因此，“只顾上层、忽略下层”的联合策略未能遏制义勇军部队的动摇。
该试验中不同试验区对水稻产值的经济影响分析。相比于常规施肥处理，处理2区和处理3区的水稻产值分别增加了2.45%和1.89%，而处理4区和处理1区则分别减少了0.8%和1.2%。可以见得在不同施肥处理状况下根据肥料总投入、所采用肥料的不同，水稻产值会发生较大的经济差异。在施肥次数以外，田间管理生产总成本也有差异，其中处理1区的生产总成本最高达到2.85元/m2，而处理3区最低为2.553元/m2[12]。
在2018年12月15-16日，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将再次划向碧海蓝天，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继续书写龙舟归乡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期待！
第三，在我们话剧创作当中的工业题材，建国以来到现在都是短板。农业题材非常丰富，战争、历史都很多，唯独工业题材少，尤其是好的少。这部戏写的是地地道道、标标准准的工业题材，从艺术角度来讲也非常好。
（三）东满党组织与人民革命军对统一战线的调整
首先，东满山林队多各自为战、联合作战意识差。东满山林队在遭受日伪“讨伐”后，仅存小股部队联合作战，“数十人及十余人的部队最多，名字难记。此种队伍多联合作战”。但是大部分队伍采取“全局合财”和“合局不合财”的“合绺子”松散联合，往往导致联合的山林队作战中各怀私利，或因分利不均而自相火并。联合作战的不力，使本来就不成规模的东满山林队消极避战，给东满山林队的抗日前途蒙上了阴影。
1935年3月21日，二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在腰营沟举行，在检讨过去错误的基础上，“‘左’的破坏统一战线（如缴中国队关营长、忠良、访友、长顺、长江、占山等），造成与山林队的对立。右的与同盟者联合行动时变做人家的尾巴（绥芬大甸子、安图战争等），不坚决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在下层士兵中和广大群众中揭破领袖的不坚决、不彻底，不敢公开批评上层的动摇、变节等”，规划出最终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计划，“期间在四月上半月必须组成，内设总指挥一人，副指挥二人，参谋长一人，政治部主任或政治委员一人，士兵代表二人，最高机关由参加这一指挥机关各部队的代表大会组织成”，又随之规定了“总指挥部之权限及任务”“关于经济的来源”“政治工作条例”“独立师编制”收编问题”“关于干部和转变我们队内成份的问题”［13］641-644等联合义勇军抗日的具体问题。
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历经初步建立时期的曲折发展，满洲省委“二月来信”的指正纠错，东满党组织、独立师在大荒崴和腰营沟会议上的自我调整，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在东晋君臣看来，儒家经传是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之源与意义生成方式，是其诏令、奏言与政论运思的意义生成、延伸的源泉。于是，尽管在一些具体的实施策略上，如王导、谢安可能有些政治上侧重自然无为以达成江左君臣的相安，但在其诏令、奏言中，东晋君臣一再征引儒家经传或孔孟等儒家圣贤的言行作为其立论的根据，以申明自己的政治理念或治国方略，并将其实践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菱歌渔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1189)炊熟日(寒食)放翁自序。〔1〕80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与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扩大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在抗日中不断壮大，截止1934年底，“现有七千四百余人，东满人民革命军基本部队，因为都是从赤色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所以很巩固健强”［14］1434。1935 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军，继续遵循“二月来信”的指示精神，更大范围内团结义勇军、山林队抗日，扩大了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统一战线纲领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军伊始，便寻求扩大东满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日军队和反日团体，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15］651。并在1935年5月《告民众书》中提及东满各部队联合抗日，“唯有和自己抗日救国的军队亲密联合，给反日军队各种的帮助，自己再组织个团体”［16］647。在同月发表的《告反日部队书》中揭露日伪的阴谋，“政治上向我们进攻，说我们是胡子、匪人”“他们离间的策略和各样手段挑拨我们互相不和”“大批训练中韩忠实走狗，派到我们内部”“在游击区周围和游击区内积极建立集团部”，日伪绞尽脑汁企图将东满抗日武装各个击破，针对日伪险恶用心，二军政治部告诫各抗日部队，“要是还像过去各干各的没有联系，不但打不走敌人，我们反有被个个击破的危险”，因而提出各抗日部队的联合，“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17］647-648，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以最大的诚意团结东满各抗日武装组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表1 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行动纲领
1935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再次发布《致各反日部队的信》，在回顾东满抗日一盘散沙窘境的基础上，“过去东满各反日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领导，行动很散漫，政治上不巩固，部分的不彻底、不坚决的无耻的军阀、政客及奸细走狗们出卖、投降、逃跑，使反日战争受部分的损失”，指出东满各抗日武装紧密团结抗战的前途，明确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宗旨，“第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恢复失地。第二，不分义勇军、人民革命军、救国军、自卫军、反日山林队、红枪会，不分党派（国民党、第三党、共产党）、不分民族（中、高、蒙），不问宗教信仰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第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们的财产用抗日经费。第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抗日救国”［18］655-656，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坚持抗日立场的基础上，团结各类抗日武装、各类党派、东满各民族共同抗日。
经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努力，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统一的行动纲领。
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秉持“仍保存自己的系统，各部队是自由与独立”的原则，同时注重党的领导，规定“最重要的会议由政治主任参加”，在有重大决策时又集思广益，“对外有重要事宜时，得由各部队代表讨论解决之”［19］402，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形成了成熟的联合作战纲领。
（二）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联合作战
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正式建立后，“间岛一带的所有反日部队都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能在我们任何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受我们领导”［20］433，东满地区反日队伍纷纷来与第二军共同作战。
1935年5月2日，独立师联合义勇军破袭日伪铁路线。至5月底，“（义勇军、山林队）与人民革命军（前者二百人、后者约三百人）联合袭击了汪清县二岔子口集团部落和汪清县大汪清集团部落”，补充了抗日部队亟需的给养。6月13日，“海龙军与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部队取得联系，袭击了头道市沟街”［6］195，扩大了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影响。东满抗日联军指挥部在1934年4至10月间，“抗日武装出没次数103次，人数3537名，其中抗日义勇军50次，2187名；二军独立师53次，1350名”①《在间岛武装兵共匪势力的展望》，《满洲评论》第8卷，1935年2月，吉林省图书馆藏。，东满抗日武装在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协调下给日伪军以重创。
宝玉爹断文识字，会讲《三国》，他还有一样看家本领，会唱翁琴戏。这翁琴戏发源于湖北通城、崇阳一带，据说有三百多年历史了，也就是说，比现在的国粹京剧还早了一百多年。不知哪朝哪代，这玩意儿传到了湘北，传到了白家湾。白家湾有个翁琴戏剧团，农忙务农，农闲唱戏，方圆几十里，名气很大。每年中秋季节，镰刀往墙上一挂，剧团就开锣，一直唱到来年的麻鞭水响，禾种下泥。大凡农户人家，婚丧取嫁，祝寿乔迁，生崽添孙，都得请剧团来热闹一番，剧团进了门，唱几场戏，这是有讲究的，唱戏要唱开门戏，不能唱关门戏，就是说，要么就唱三场、五场甚至七场九场，不能唱两场、四场、六场，唱了双数，就叫关门戏，会给家里带来厄运。
1936年2月15日，王德泰在抚松县二道沟召开东满抗日部队联席会议，王德泰、安凤学代表人民革命军二军，吴义成、久占等义勇军部队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实际情况，明确了东满义勇军部队的指挥权问题，“救国军代总司令吴义成，过去由于对部队领导不力，威信日趋低落，本人精神也萎靡不振。有鉴于此，今后将敦化、额穆、宁安等地的反满抗日军（山林队）领导权授与革命的战斗部队，让久占部队领导人刘德胜、季万顺等负责组织领导，以便加强工作”［6］197。此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分兵联合义勇军部队，“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和第五军西征派遣部队，以额穆县江北塔拉站为根据地，与吴义成和久占部队刘某联系，领导敦化、额穆等东部地区的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安凤学以大玉树川为根据地，与忠义军和孙营长联系，领导安图、和龙及敦化西南一带的抗日联军”［6］197，使东满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人民革命军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三）党在东满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组织建设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与各抗日部队联合作战中威望得以上升，“（义勇军）对共产党的信仰迅速的提高，对人民革命军的信心日渐扩大，和我们党的关系比前更加改善。现在有很多的部队要求我们收编，如苗团长、靠山队、平日军、天良军、李营长等，大批的反日义勇军要求我们收编，请求我们派人去领导，要求政治委员，参谋长等人去领导他们”［19］402，东满党组织、二军派出党员骨干进入义勇军部队工作，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
表2 党在东满义勇军部队的组织建设
2（1）史忠恒部队李三侠、明山平日军忠义军1 1 1 1 27∼28 6 8
此外，平日好、天良军、马参谋各部队均有党员指导工作。其中，史忠恒部义勇军党组织建设最为完善，不仅史忠恒本部党员人数较多，而且还影响到他的属部，“史忠恒的属部：安营、许营、刘营、秦营都有我们的同志，安营有一个支部，其他各营都只有个别同志”［19］399、401，为史忠恒部义勇军加入并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创造了条件。
纵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对东满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与吸收，虽曾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存在与义勇军、山林队对立的现象。但总体来看，无论是独立师阶段还是第二军成军后，东满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始终以团结义勇军、山林队抗日为目标，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及时纠正路线上的偏差，成立党领导的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的“江北总指挥部”遥相呼应，“使与义勇军联合抗日的局面发生了质的飞跃”［21］，进而形成了东南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盘棋”的局面，争取并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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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侯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南满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6）:102-108.
Research of Eastern ManchuAnti-JapaneseAlliedArmy Headquarters
HOU Zhen
（1.Party School of CPC Jilin Provincial Committee,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2.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cademy,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7,China）
Abstract:The Northeast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united the rest during the joint operation.The Northeast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 the second army,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ern Manchu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 and mountain forest squad,adopted flexibl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United the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 with the form of allied army headquarters,gradually converted the Eastern Manchu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Key words:the second army of the Northeast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Anti-Japanese allied army headquarters;VolunteerArmy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19）02-0049-09
DOI:10.13877/j.cnki.cn22-1284.2019.03.009
收稿日期：2019-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研究”（15@ZH026）；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东北人民抗战的历史功绩研究”（18ZSD425）；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党性教育专项课题“党史国史在我省党性教育中的应用及对策研究”（2018JC02）
作者简介：侯震，吉林长春人，历史学博士，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吉林 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徐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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