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激进主义是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它是激进主义在网络世界上的映射。社会矛盾的激化、传统与网络文化的双重催化与媒介化工具的迅速发展等因素使网络激进主义逐步固化。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敌视精英阶层、质疑政府权威、网络谣言与暴力。隐藏在其背后的心理动因有群体心理的催化、不合理的宣泄感、焦虑引起的自我认同断裂、法不责众心理等。因此，我们亟需通过追根溯源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网络生态文明、健全法律体系与加大监管力度等方式对网络激进主义的负效应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实现虚拟空间的良性运行，促进现实生活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转型期；网络激进主义；心理动因；治理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现实中的激进主义，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交工具的普及，逐渐蔓延开来。孙立平教授提出，要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1]。而网络激进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思潮，如消极的社会批判、诉求极端化、非理性的社会呼吁等，已经对社会的运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以一种新的方式加以应对。
一、社会转型期网络激进主义的暗涌
(一)何为网络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美国西部地区的人民党为了追求自身权益而发起的群体运动，以及当时封建的俄国沙皇统治下，下层人民为了争取土地以及人身自由而发起的运动，他们通过激化当时社会矛盾的方式，提出满足被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来吸引和煽动下层民众的参与。保罗·塔格特认为，激进主义要求政治上的直接性，以人民的诉求表达为中心，其核心要素是“极端平民的倾向”，是一种对社会严重危机的强烈反映[2]。
网络激进的嬗变是建立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现实中的贫富差异、阶层差异等不平等状况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形成了一种映射。民众一方面在传统媒体上没有太多话语权；另一方面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精英阶层的抱怨，对相关社会制度的怀疑在新兴且大众化的新媒体上宣泄出来。但是这种网络激进带来的更多是负面的影响，不仅会降低政府公信力，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运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3]。
桩体采用泡沫混凝土作桩，桩径50 mm，桩间距100 mm，采用正方形布置，在溶洞平面范围内设置四根，具体布置如图2所示。
(二)为何网络激进主义
1.根本缘由：社会矛盾的不断演化
由图12可知，随着行车速度的逐步增大，速度与动力系数并非呈线性变化，而是在某些速度点处有下降现象，但总体来说随速度增加动力系数呈上升趋势；当车速较小时，两试验梁动力系数相差不大，当车速较大时，PCB梁动力系数要高于FCB梁。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说：“对于长期形成的等级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育以及文化，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4]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差距大、社会保障不均衡等经济矛盾突出。图1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常年高达0.4以上，图2表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在扩大，且农村收入增速低于城市增速。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描述社会冲突的根源时指出：“社会冲突有多种形式，主要可以看做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利和资源的斗争。”[5]208-210普通民众通常在现实世界中争取自身权益时没有太多话语权，因此，他们便从现实困境的难以表达过渡到虚拟世界中的极端表达，然而这一过渡往往促使了网络激进主义的出现。
图1 我国2010年至2017年基尼系数变化图
图2 我国2013年至201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图
2.思想土壤：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双重催化
式中SOC团储为土壤团聚体有机碳储量，t/hm2；SOC团为土壤团聚体的有机碳含量，g/kg；W团为团聚体质量比例(W团=M团/M土；M团为团聚体质量；M土为土壤质量)；r为土壤容重，g/cm3；H为土壤厚度，cm。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不重视个人的主体性，从而忽视了普通民众表达自身利益的权利。一方面，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以武力、礼乐制度、思想伦理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另一方面，下层社会由于其阶级软弱性以及自身的妥协，难以通过呼吁的手段来争取自身的权益。
2.2 两组临床症状体征比较 治疗前，两组咽痛、疱疹、发热等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咽痛、疱疹、发热等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且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但是，传统文化又给予了激进主义许多丰厚的文化土壤，例如：管子提出的以人为本、太平天国时期的平均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理念在网络激进主义事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对收入公平的呼吁，对阶层等级的批判等。
与传统文化大不相同，网络空间让民众有更充分、更彻底的表达权利。互联网作为一种开放的社交渠道，每一个网民都有机会成为表达诉求和表达意见的主体。场域，布迪厄认为这一概念为“各种力量冲突的场所”。而在网络场域中，各种力量相互交错，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而网络空间也成为了人们挑战权威的场所，对由少数精英统治的主流文化进行抨击。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个场域，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与必然性。”[5]413-415网络文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多网民的权利意识得到深化，越来越多人在网络场域下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也进一步加快了网络激进主义的发展。
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上半年新增网民2 968万人，较2017年末增加3.8%，互联网普及率达57.7%。根据2018年6月我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中20～29岁的比例最大，接近三成，且主要以青少年和青年为主[6]。在自媒体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网民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微博热搜等渠道实时获取新闻热点，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如2018年11月2日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就上升至微博热搜第一条，讨论量和转发量高达20万之多。
3.技术支持：媒介工具的迅速普及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在物质与精神资源还不能极大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时，人们极易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而这一种本应当是良好且广泛性意见表达的形式，在网络虚拟社区的影响下，容易演变成一种激进式的社会批判。
图3 2014年至2018年中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中提到：“风险，成为了工业社会中现代性自我政治化的动力，并且在风险社会中，政治的概念、地位和媒介发生了变化。”[7]人类在工业社会中的风险往往呈现出一种“媒介化风险”特征。如今，社会大众借助移动通讯设备在社交媒介中时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无疑加大了社会风险，也导致了现阶段网络激进主义事件时常发生。
(三)社会转型期网络激进主义的涌动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认为：“在前现代环境中，与他人的日常接触一般都建立在源于地点的熟悉性之上。”[14]这种熟悉性是建立在社交对象的熟悉程度以及紧密结合之上的，会带给人们高度的安全感，但是在快速发展的现代性社会，商品市场的激烈环境与互联网的普及化除了带来经济全球化与社交便捷化外，也带来了时空高度分离、人际关系复杂等问题。因此，人们会感受到外部世界的不可靠和陌生性以及对自身安全性的担忧，这也带来了个体焦虑心理。
互联网具有群体偏激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大量网民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当面对一些让自己不能接受的新闻时，许多网民都会以一种偏激、暴力的观点表达出来，如“瑞典殴打中国游客”和“瑞典辱华节目”新闻报道出来时，许多网民开始在评论里发表激进的观点，如我们要“中瑞断交”“中瑞贸易战”等等，表达观点的同时以一种聚集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与互联网的另一个特点紧密相关，即匿名性。我国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与使用实现了跨时空的人际互动，人们在网络上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归属感的群体。现在网络社交平台都开始了实名认证，而在这种虚拟社区上，由于“精神共同体”的存在和“匿名性”的保护，大多数人更容易出现不理智的行为。
二、形式解读：网络激进主义的多重色彩
(一)敌视精英阶层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中认为：“精英是指在某一活动或者在某一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5]120-125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精英循环理论应运而生，其主要观点是对精英与非精英间自然差别与执政与非执政间的社会差别进行交互分类，下层成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差距从而进入执政层。但是在当今社会，这种流动愈加困难，精英阶层牢牢掌握上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资源。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更加同情弱势群体，敌视精英阶层。2017年4月，美国某市隧道内一辆豪车发生车祸，死者为中国留学生。这本该让人痛惜，网上却出现了许多“富二代真该死”“好好的非要去国外飙车”等言论，折射了普通民众对富二代的仇视。2017年3月一段“上海警察抱摔妇女”的报道引发争议，在未明确事实真相时，大多数人就认定是警察暴力执法，欺负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纷纷发表“警察好功夫”“上海警察武力执法”等言论。真实原因是妇女阻挠警察执法，在频频袭警后才有了视频上的画面，然而，在真相公布大众后，那些之前发表言论者要么仍坚持自己的想法，要么默不作声。这两个案例是激进主义者仇视精英阶层的真实写照。
NSGA-Ⅱ的参数设置为：种群大小500，代数500，交叉概率0.9，变异概率0.1。模块个数的上限Nmax=18。算法在MATLAB R2010b(The MathWorks, Natick, Massachusetts, USA)的平台上开发，运行算法的计算机配置为:Intel® CoreTM i3-2350 M CPU(2.3 GHz),2 GB RAM。程序运行耗时为1 530 s，得到的Pareto最优解集如图9所示。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是我国围绕“引进来”进行开放发展的重要阶段，即基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在特定阶段所表现出的结构性比较优势体系，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开放经济。一直以来，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从保税区到综合保税区，海关监管制度的改革深化与制度创新对以“引进来”为重点的开放发展给予了充分的便利化政策保障。而这也在根本上决定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以出口加工和国际贸易为主的发展功能。
(二)质疑政府权威
群体心理作为一种“拉力”，即群体压力，指的是群体影响群体成员行为的一致性的约束力，其通过弱化个性将其他旁观者、不知情者拉入他们的阵营。在群体决策中，心理学家詹姆斯·芬奇通过实验提出了“群体极化”观点，意指在群体讨论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使群体成员的观点得到加强的倾向观点。这就容易导致当群体成员意见倾向保守时，群体讨论则会使他们的观点更加激进。例如，面对官员腐败、富二代问题时，个人的意见更趋向保守，或批评或不作评价，而当网络上形成群体讨论时，这种观点更容易得到强化，从而形成对官员阶层或者富人阶层的抨击。
(三)网络谣言与暴力
网络暴力主要表现为辱骂、人肉搜索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2017年“江歌案”中大量网名对当事人刘鑫的人肉搜索；对“高铁霸座男”事件中孙某的人肉搜索；2018年6月江苏幼童被咬，其父摔死狗，全家遭到人肉搜索以及2018年8月“Saya与孕妇案”中网红Saya遭到全网人肉搜索等等。人肉搜索反映出网络大众在面对是非问题时偏激的一面，他们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而是通过网民相互曝光当事人的真实信息，从而形成网络群体暴力事件，造成网络暴力伤害。
以互联网为依托而存在的社交媒介，为人们在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虚拟且实时的“剧场”。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像一个剧场，每个人都在塑造自己在他人心中所希望的样子，在与别人互动过程中，他们也在表现自己。”[5]260-262在网络空间中，有些人为了让自己成为“剧场”的中心与焦点，不惜去编造谎言，去吸引他人眼球。比较典型的有“秦火火”“立二拆四”事件等，他们杜撰的谎言主要有“中国政府天价赔偿外籍旅客”“张海迪为日本国籍”“侮辱雷锋”等等，这些造谣者通过丑化公众人物形象，渲染社会负面情绪，从而变身网络红人，获取利益。
三、网络激进主义背后的心理动因
(一)群体心理：力量来源
网络激进主义的出现和民粹主义相似，都是通过集结大量民众来表达诉求与控制舆论来进行的。群体是心理学上的重要范畴，是指成员间相互依存、彼此间存在互动的集合体。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一书中对群体心理作了解释，勒庞的群体心理的理论核心就是“心智归一法则”(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即当个人进入了群体,那么个体在平常状态之下的个性就会因为群体之间的相互感染而被削弱,甚至消失,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渐渐地趋向一致,表现出非理性、低智商、情绪化的特征。”[11]网络事件中，激进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控制权，后加入问题讨论的网民极易受到先入者即民粹主义者的影响，单个的个体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和大多数人相同的想法，这也就是网络激进主义蔓延开来的重要心理动因。
答题者只能在提交答卷后查看自己的考试成绩及排名，一旦退出，便无法再次查看答卷历史和所得成绩，只能再次答题，再次提交才能再次查看答案结果。如能根据登录方式，访问IP自动记录答题历史，一定时间内可以反复查看，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巩固答题效果，查漏补缺，对没有掌握的地方进行重点消化。
政治学家阿德列·塔奎夫认为，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10]。在2012年“日本政府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持续发酵时，网上就有许多激进言论，如“中日即将开战”“全面抵制日货”等不理性的声音在网络蔓延。另一种行为则表现为质疑政府出台的政策，诋毁有关政府机关人员等。如当2016年全面出台二孩政策时，很多人在网上开始攻击这项新出台的政策：“一胎穷，二胎富，全面小康党带路”。网络上时有借助言论自由的权利来抨击国家政策、质疑政府权威的现象发生。
(二)挫折感：不合理的宣泄
当今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是财富、权力与声望。在自身地位处于下层时，在自己的目标实现受到干扰和破坏时，即形成一种挫折感。心理学家多拉德提出：人的侵犯行为是由于个体挫折而引起的。米德则认为：“挫折作为一种刺激，可以引起一系列的不同反应，而侵犯行为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12]67-69这就是两位心理学家提出的著名的“挫折—侵犯”理论。
在讨论我国社会分层结构问题时，郑杭生提出：“现代化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对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社会阶层更容易出现两极化现象，即一端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联盟，而另一端是以农民、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13]在社会阶层流动过程中，弱势群体代表的下级阶层很难向以精英为代表的上级阶层流动。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经常由于极少话语权、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不全面等因素难以实现自己改变社会地位的目标，产生极大挫折感。这一过程即“挫折—侵犯—宣泄”。网络侵犯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变得司空见惯，人们更加愿意在网络上对精英阶层进行侵犯，从而以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达到宣泄的目的。
(三)焦虑心理：自我认同的断裂
“焦虑”心理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他从无意识理论角度对焦虑心理进行研究，认为焦虑是本能被压抑、控制、阻拦的结果，并分为“真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网络激进主义的蔓延与青少年的焦虑密不可分，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充满竞争，良性竞争会帮助人们进步，和谐共生；病态化竞争，则很有可能使人们产生焦虑。其中较为常见的是竞争性焦虑：一方面，当自身能力不足期望过高时，在压力的作用下让人们产生焦虑，表现为不理性、过激的行为和语言；另一方面，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自身难以适应环境，以大学生与工作者为例，由于外界环境的影响，成绩或者业绩不能达到指标时，就会使他们产生焦虑。另一种常见的焦虑也不能忽视，即价值取向性焦虑，主要表现为价值观迷失与错乱。当传统思想与现代新思想相互交错、东西方文明相互融合、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相互矛盾时，各种不同的思想相互冲突，青少年很容易无所适从，难以抉择，从而在价值观取向问题上产生焦虑。
人民论坛调查中心开展过民粹主义倾向测评，采用“民粹情感温度计”来评估个体民粹特征高低，评分范围从0度到100度，如果评分在50～100度之间，意味着个体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评分在0～50度之间，则意味着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较低。调查发现：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为54.77度[8]，处于50～100度之间。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和危机会侵入到自我认同和个人情感的核心中去。现代性的社会强迫我们 “重新发现自己”，这是一个主动干预和参与转型的过程，个体要直面自我的经历，也要以激荡的方式和焦虑的经验来反思性地理解自我[15]。个体焦虑对社交安全与自身发展都产生了风险与危机，导致我们难以理解自我，进入自我认同困境，这必定会让焦虑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得到释放，网络声音更加嘈杂。网络激进主义的兴起与个体的焦虑心理与自我认同困境密不可分。
(四)去个体化：法不责众的真实存在
“去个体化”现象最早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提出的“社会感染”，他认为个体的情绪可以传染给群体其他成员，即使这个成员做的是错的，其他人也会模仿或者效仿这种作法。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L.Festinger)提出了“去个体化”现象，即在群体活动中，对群体的认同淹没了个人的身份，使个体失去了个性，从而表现出极端的行为[12]134-136。去个体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匿名性。群体成员身份越隐匿，成员行为越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网络空间中，匿名性是其最大的特点，人与人之间仅隔着屏幕的距离却互相陌生，大多数人就因为匿名性而大胆发表各种言论，不在乎是否违法违规或者给别人造成伤害。二是责任分散。群体活动往往不在乎是否合乎道义，个人就不用单独承担错误言论带来的谴责。三是自我意识下降。心理学家迪恩纳认为，引发个体化行为的最主要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个体往往会受到道德、价值系统、社会规范的限制，而在群体中，个体意识则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
四、回应与消解：实现转型期网络激进主义的善治
(一)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
网络激进主义蔓延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消解网络激进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首要举措是缓和社会矛盾。首先，完善社会利益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关乎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例如，提高纳税起征点，照顾中小企业，提供优惠政策等。在社会运行中，中低收入占到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人，控制好这些人的利益分配和情绪，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有重要意义。其次，加快乡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亟需解决之题，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助于帮助缩小城乡差距，消解农村贫困问题带来的种种争端。再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着重解决民生问题。医疗、教育等问题在我国依然是重中之重，完善医疗保障、均衡教育资源、解决城市外来人员的融入问题等都是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最后，拓展民众话语权，增加民众表达机会。现实生活中缺少足够的话语权是网络激进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现实生活的诉求机制不合理、不完善，迫使许多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诉求。因此，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当前的政治参与体系，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充分获取多方利益诉求，提供民主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促进政策的稳定实施。只有追根溯源，缓轻社会矛盾，才能从根本上对网络激进主义作出正面的回应。
对模型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模型的P值<0.0001，说明该数学模型极为显著；失拟项值为0.6757，差异不显著，表明该方程对试验的拟合度较好，可用来确定羊肚菌SDF制备的最佳工艺。对表2中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Y=31.77-1.60X1-1.55X2-2.06X3-0.43X4-1.06X1X2+0.18X1X3-0.83X1X4-0.17X2X3+2.44X2X4+0.25X3X4-3.18X12-1.83X22-1.47X32-0.51X42。
(二)构建网络生态文明，培育网络优质土壤
现实社会的生态环境的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与此相同的是，网络世界能否优质运行的重大前提是网络生态环境的高质量。构建网络生态文明，对消解网络激进主义的负效应有重大意义[16]。首先，培育高质量、有素质的网民。作为参与网络生活的行为主体，特别是青少年网民，网络平台应当坚决实行实名制，让匿名性无所遁形。网民自身也应合理利用网络，而不是将其当作是宣泄情绪的媒介，正向利用网络带来的社会功能，利远大于弊。其次，企业平台主体要贯彻守法运行、绿色运行，让网络在阳光下生长。网络企业要以集体利益为先，为净化网络落实自身责任，降低网民极端化表达的可能性。最后，政府也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网民养成健康的社会心态，杜绝网络恶意宣泄行为，帮助网民合理地表达自身诉求。在宣传的同时，应当对污浊网络环境的行为加以整治，对散播谣言、恶意挑起社会矛盾等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通过网民质量化、平台绿色化、政策科学化，对网络土壤加以整治，构建生态网络系统，促进网络文明。如图4所示，围绕网民、平台、政府多元主体构建生态网络系统，促进网络的绿色发展，有力遏制网络激进主义错误行为[17]。
图4 网络生态化示意图
(三)健全法律体系，加大监管力度
没有法律的地方永远是黑暗的，而没有法律制约的网络世界是混沌的。笔者认为，网络激进主义泛滥的主要心理动因之一就是“去个体化”引起的“法不责众”，这也从侧面显示出法律在面对网络激进主义事件时的无力感。首先，一方面，亟需健全法律体系，特别针对网络事件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加大网络监管力度，改进监管技术，扩大督查范围，提高监管效率。将网络体制与监督机制相结合，真正做到为消解网络激进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其次，政府可以鼓励民众以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为网络监管助力，发挥网民主体性功能，积极引导网民对违背道德、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批评。最后，可以尝试运行奖惩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相应处罚，对那些遵守网络规章制度的民众并积极参与网络监管的网民进行奖励。
五、结语
在经济体制变革、矛盾凸显与网络高度繁荣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一种大众化、平民化的社会思潮，网络激进主义发展迅速。它虽然体现了在社会转型期普通民众对切身利益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憧憬，但是由于其极端性、匿名性等特征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何有效消解网络激进主义带来的负效应不仅是保障网络安全的首要前提，更是促进社会和谐运行的必然要求，因此，对网络激进主义进行分析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我们要探讨网络激进主义背后存在的心理动因，另一方面需要从网民、网络平台、政府三个主体层面出发，来寻求实现网络激进主义的善治。但是，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问题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治理网络激进主义需要以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网民参与的路径加以应对。
(2)检测建筑物所有的相关角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丢失某一个角点,会导致检测算法对某一建筑物的几何形状误报。
参考文献：
[1] 国际在线网.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EB/OL].(2018-07-05)[2019-02-21].http://news.cri.cn/gb/9083/2006/09/21/116@1227595.htm.
[2]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101-121.
[3]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88-96.
[4] SHILS E. The Torment of Secrecy: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M].Glencoe:Free Press,1956：11-13.
[5]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3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6]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J].中国广播,2018(3):1-42.
[7] 乌尔贝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2-14.
[8] 吴江,兰颖.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5):86-95.
[9] 《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12.
[10]李蝉.转型期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及成因[J].政治研究,2014(11):5-6.
[11]卢宁.勒庞“乌合之众”群体心理视阈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探究[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6(5):58-61.
[12]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1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78-180.
[1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9-12.
[15]岳天明.社会困境与个体焦虑：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J].西北师大(社会科学版),2013(9):98-104.
[16]陶鹏.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审视与治理思考[J].理论导刊.2013(9):10-15.
[17]张国清，伏佳佳.当代西方的激进主义：一种重要社会思潮[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6)：6-19.
PsychologicalMotivationandGovernanceofNetworkRadicalisminSocialTransformation
GUO Yang
(Colleg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Network radicalism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social trend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es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reflecting populism in the virtual world.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radicalism ar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enlightenment of traditional network cultur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a tools. Network radicalism develops in forms of hostile elites, intensifying government authority, online rumors and violence. Besides, the psychological motives hidden behind involve the catalysis of group psychology, the unreasonable venting sensation, the self-identity break caused by anxiety, and mentality of “Law Will Not Punish the Mass” caused by “De-person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trace the roots:alleviat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building a network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and increasing supervision, and respond strongly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Network Radicalism, realizing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virtual space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real life.
Key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twork radicalism;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C912.6
doi:10.13960/j.issn.2096-238X.2019.02.004
投稿网址：http://xb.njit.edu.cn
收稿日期：2019-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沉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14ZDB145)；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18JD06)
作者简介：郭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治理。E-mail:18255188411@163.com
引文格式：郭阳.社会转型期网络激进主义的心理动因及其治理[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19-24.
标签：激进主义论文; 网络论文; 社会论文; 群体论文; 网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沉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14ZDB145)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18JD06)论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