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研究与高校智库的兴起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智库发展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此后短短几年中，大批智库涌现出来，智库的专业化、特色化也更为明显。这其中既有政府的智库群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蓝迪国际智库；有企业和高校联合组建的智库，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也有民间独立智库，如盘古智库等。
随着2013年9月和10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智库建设中，“一带一路”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个综合性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其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对各级各部门的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各领域的专家群体和政策研究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带一路”为名而设立的智库越来越多；很多专业化智库也都在智库原有研究议题基础上增设“一带一路”的专题或开设“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在成立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智库中，高校智库是重要的组成部分。2014年2月，教育部颁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也强调指出，要“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推动高校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中国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最重要基地，拥有雄厚的研究力量，具有提供高水平政策咨询服务的良好基础。因此，高校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一带一路”和智库建设的号召，基于自身院系的学科分布和特点，纷纷建立研究中心、研究院和协同创新中心等机构，开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研究。有些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基础，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或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利用小语种优势建立了丝绸之路研究院；有些则进行专业化的研究，比如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丝绸之路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有些是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比如浙江大学的“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还有一些是与国家机构合作，整合双方资源建立的研究机构，比如清华大学与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合作成立了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
现有关于高校智库建设的研究很多，但是针对“一带一路”高校智库的研究却很少。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这一类智库内部运营管理水平仍远远滞后于政府和社会对于“一带一路”的决策咨询需求。同时，由于高校主要任务还是教学和科研，而智库的主要功能是政策研究和咨询，在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如何做好高校中“一带一路”相关智库定位，如何提升这些智库的质量和运行效率，通过智库工作更好地发挥出高校服务“一带一路”的功能，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智库的定位、人员和机构配置，以及研究领域和考核机制3个方面的研究，探讨“一带一路”高校智库未来的发展策略，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带一路”高校智库的定位
智库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应用性研究和政策研究。在服务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目标框架下，“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和职能。在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高校智库无法仅做政策咨询，必然要与高校的发展规划相一致，服务于高校作为教研实体的需求，因此，还担负着高校的科研和教学，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的职责，这种任务多元性是由高校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那么，“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该如何协调这些多元任务之间的关系，分清主次？其次，在高校中，除了“一带一路”相关智库是明确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还有许多其他的智库类研究机构，其成立时间早于“一带一路”相关的智库，其运行机制也相对成熟。在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后，很多这些智库机构也设立了“一带一路”的研究专题，“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如何区别于其他高校智库，打造自己的特色？
“一带一路”高校智库是一个政策性产物，主要目标是配合学校服务好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高校有许多科研成果，尤其是基础和理论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要应用到“一带一路”的实践上，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使其在政策指向上转化，并且加强成果的传播和推广，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以便及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反馈。因此，“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同其他高校智库一样，是基础及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对接机构，协助学术研究成果向“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应用型成果转化，从研究的属性来说，是一个应用型研究机构。与高校其他智库和研究中心相比，它应更为集中地关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高校自身的发展目标之间进行统筹协调，优化资源的配置。也就是说，“一带一路”高校智库不仅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带一路”的智力支持，也要为学校服务于“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在明确了这个基本定位之后，“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在职能协调方面就可以从科研、教学和对外交流传播3个方面进行。
从研究领域来说，“一带一路”高校智库的研究在方向上可以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软环境有所偏重，如国情、外交、法律、文化和教育等范畴。尽管这几年来针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依然存在着理论研究深化不够、研究视野开拓不广、实践探索创新不足等问题，需要中国在话语阐述、国际交流和知识、文化传播等领域作出更多的改变。
对于智库建设而言，人才队伍是保证高质量产出的关键。“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在人才选拔和研究队伍建设上，需要善用高校内现有的教研力量，也需要更为灵活的制度以积极引入社会人才，从而与高校学者的团队形成优势互补。同时，高校应该在机制上给予更多的便利，吸纳外国的知识精英来“一带一路”智库工作，特别是雇佣有中国留学经历的外国知识精英。由于他们熟悉母国情况，也对中国更为亲近和了解，不仅能给智库的政策咨询和研究工作提供更多元的视角，而且对于提升智库国际化程度、增强国际影响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其次，在教学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智库不是教学单位，不以教学为主要职能，但是可以成为一个教学的牵头协调单位。对于针对校内学生的“一带一路”人才培养计划，智库可以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方面进行调研，提供政策报告供学校决策层参考，包括开设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的项目、协助进行项目课程上人力资源的调配。对于校外的人才培养，国家和社会相关的培训需求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智库联络学校各个单位，组织落实。
此外，各个“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应该根据高校的自身学科特点以及智库机构本身的条件设置研究议程，应有短期议程和长期议程之分。短期议程主要是对策性的，紧密联系政府和学校的资政需要；长期议程要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切入点应该根据学校的学科基础和资源，避免研究议程铺得太广、议题太多。
“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团队建设和机构配置
习主席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国家可以重点扶持4类高校的“一带一路”智库：首先是一些涉及“一带一路”重点行业的高校，例如交通、电力行业相关的高校，为行业的“一带一路”服务；其次是外语类高校，发挥外语类院校的语种优势，做好“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国情研究；再次是面向周边的战略支点省份的大学，例如新疆、云南等省份的大学，利用天然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做好面向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和研究；最后则是力争在一些实力雄厚、在世界排名较高的综合性大学建立起几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带一路”高校智库，推动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建设。
从机构设置来说，我国高校绝大部分的智库是依附于学校的二级单位，这些“一带一路”高校智库也不例外。它们成立的时间多在2015年前后，能够建立实体机构的很少，研究人员主要还是分属各个院系的高校教师。智库分属各个院系，没有独立的编制，最多配备一两名行政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和协调联络；经验丰富的教授或校外的领军人才多是挂名或外聘的，不在研究院专职工作。虚体的智库在人员管理、团队合作和积极性的调动方面会相对松散，运营的效果和研究成果的产出自然会受到影响。从长远看，这样的机构设置并不利于智库本身的发展，也很难期待它们在智力服务成果方面有高效的产出。“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要想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应该在机构设置上大胆改革创新，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从虚体升级为实体智库。
国内自主知识产权加氢工艺的安全联锁保护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某公司设计的国有技术加氢裂化装置的联锁逻辑功能为例，在联锁逻辑功能设计上已较为科学和完善，对装置和人身安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以下就加氢裂化装置紧急泄压联锁、加氢进料泵联锁、氢气加热炉联锁的内容和理念进行分析。
机构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经费的投入。没有经费，团队的组建，网站、数据库与资料库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国家拨给高校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和科研，很难有更多的经费用于智库建设。因此，引进和利用社会资源，例如公益性的研究基金、企业与个人的捐助等来解决智库发展中的经费问题，也是未来“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发展中的一个可行路径。
“一带一路”高校智库的研究领域和考核机制
首先，在科研方面，“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要定期发布研究报告和政策报告供决策参考。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一带一路”智库可在协调高校内部各研究单位的横向合作、加强科研工作的协同创新方面下功夫，建立一个高校内部“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统筹协调平台。高校虽然有很多的院系，但是学术研究主要还是各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团队的独立工作，跨学科、跨院系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还比较欠缺。“一带一路”智库可以起桥梁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问题上协助学科建设和政策咨询的有效结合，使科研成果向应用方向转化。
再次，在对外交流和传播的职能上，“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还需要加大力度，一方面是“走出去”，积极参与和配合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项目的工作，增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是“请进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专业人士到中国学习、交流、进行短期研修，了解中国的社会概况和制度。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就在高校中率先举办以“中国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与食品安全”为主题的农业产业人才教育培训项目，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农业领域内的管理人员、农业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科教单位的科研教学人员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农业产业，产生文化认同。2017年8月，北京市教委宣布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在北京设立不少于30个“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类似的“一带一路”的人才培养项目已经逐步在全国展开，高校在此类人才培养项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带一路”智库可以成为高校负责“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的协调机构，通过开拓国际层面的教育合作，推动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民意基础和人文环境。
除了研究人员团队外，“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还需要组建公共传播、社会交往、会议筹办等方面的团队。由于研究人员的主要工作是调研和研究报告的产出，一部分属于公共传播的工作往往没有办法完全兼顾，这就需要智库组建专门的团队对各种形式的成果发布提供支持，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加强与公众的沟通，通过不定期的会议举办加强与海内外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对需求方的具体需求的认知，获取政策反馈。
高校智库虽然以实践应用研究为主，但是与学术研究、基础性研究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也就是说，研究人员既要提供应用型和对策型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发表学术专著和论文，以满足高校自身的学术评估的要求。因此，“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应同时具有学术机构的指标评价标准以及智库的评价标准，对于研究人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方面可作出一些相应调整，与高校现有的机制有所区分，或者通过教育部引导各个大学改革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在现有体制上加入为政府决策服务的评价与考核机制。
式(1)和式(2)中,cj,k为尺度系数;dj,k为小波系数;分别表示在h0和h1两点之间插入的2j-1个零。在重构公式中,g0(k)和g1(k)分别为h0(k)和h1(k)的对偶基。
结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其内在的驱动力是中国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对话和合作。2017年9月29日，剑桥大学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研究中心，这是英国首个专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机构。这说明，高校成立“一带一路”智库已不仅限于中国，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智库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校出现，和中国高校的“一带一路”智库相呼应，在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国外观察中国海外行为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一带一路”高校智库也会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学界研究“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关注对象。
“一带一路”高校智库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定位不清、认知不一致的情况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而逐步得到改善，机制的发展也会逐渐完善。如上所述，“一带一路”对高校智库建设提出的是复合性的要求。中国高校的“一带一路”智库要想作出有特色的贡献，就是要协助好政府与高校的对接、高校内部单位的对接，以及国内国外的对接。此外，还要加强高校之间“一带一路”智库的协调合作，以及同政府智库、民间智库的联系，保持与政府、公众、市场的良性沟通。
“一带一路”高校智库的涌现是高校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主动应对和实践。在当前的环境下，“一带一路”高校智库的发展面临许多的机遇，也面临许多挑战，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理顺各种对接机制，实现有力的政策咨询与高校学科建设、国际合作的结合，协调好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之间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和人才引进、交流机制。虽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发展相当迅速，但是在软实力上、在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范的制定上，中国还处在“欠发达”水平。高校的特点与学科优势，决定了高校智库可以在知识与文化传播方面，在增进了解、扩大共识、促进人文交流和增强国家间互信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从经费来源、团队建设和机制改革入手，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才能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高校智库。
生长发育指标：在各处理中选择长势均匀的 5 株棉花定株进行各项指标的连续测定。从6月6日开始每10 d分别测定选定棉株的株高、茎粗和叶片数。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儿童基本情况调查表由专人向儿童家长调查儿童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儿童出生时情况、儿童父母基本情况及保健当日的身高、体质量等情况。神经心理发育测查采用首都儿科研究所编制的《0～6岁儿童神经心理检查量表》，由专业人员对3岁以下儿童进行神经心理发育测查，并计算大运动、精细动作、适应能力、语言及社会行为五大能区的智龄和发育商。本研究主要对儿童的精细动作发育情况进行分析。
（陆洋系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史志钦系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摘自《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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