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从国家内部与跨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以来，移民与发展两个研究领域逐渐交汇在一起，并形成了移民—发展关系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而汇款则是这一研究范式中最重要的研究进路。通过系统梳理移民—发展关系研究范式中的两种价值立场摇摆前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切入点的汇款，其概念的建构及多重拓展，汇款生产、传递以及使用和效应实施过程的多维分析，介绍开展移民汇款研究的多种方法路线及其交叉性，以中国作为一个连接点，总结当前对于汇款流入、流出我国以及国内城—乡流动研究中的开展情况和主要观点，强调应超越对汇款价值的争论，在各种类型的移民研究中充分发挥汇款可视化和工具化的功能，使移民研究能够放置在国际社会共同体的视野下，基于移民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展开讨论。
[关键词] 汇款 移民—发展关系 留守家庭 贫困依赖
人口流动，尤其是国际移民问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全球移民时代的到来以及移民趋势的势不可挡，使得移民研究成为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共同聚焦的领域。但正是由于多学科的共同介入，移民研究成为一个观点、理论和方法交锋对话的市场。在这些交锋中，有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移民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组织、移民输出和输入国政府以及学者对移民与发展态度倾向的摇摆之中，在对移民在发展过程中角色扮演的经验性研究与价值判断的推进之下，以及以移民、输出社会、输入社会共赢为目标的项目尝试等合作与研究实践中，移民汇款（remittance）成为了移民—发展关系（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研究范式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汇款促进了原生家庭和社区对于教育、健康、卫生、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因此，汇款一方面被乐观主义研究者称之为“发展的新颂歌”（new mantra of development），① Devesh Kapur,“Remittances: The New Development Mantra?”G-2 4 Discussion Papers from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http://www.unctad.org/en/Docs/gdsmdpbg2420045_en.pdf.被视为支撑和促进发展的一种直接资源；另一方面，研究者也逐渐跳脱出国家视角，将汇款置于全球化、跨国主义视角之下，用以考察、反思以及继续争论移民与输出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一、汇款概念的多重建构
作为汇款的货币，是研究汇款的起点与重点。金融性汇款的定义清晰简单，指的是移民从海外寄回来的货币。乐观主义主流话语下的移民—发展关系研究范式强调汇款的正面效应，认为比起其他国际货币投资或援助来说，汇款更稳定且具有反周期性（counter-cyclical），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failed-countries），汇款在减贫、促进民生改善、经济增长、私营企业的重建，微观金融、债务赔付以及信用重建等方面的作用都是易于观察的。① Stuart S. Brown,“Can Remittances Spur Development? A Critical Surve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6, pp.55-75.
从移民汇款生产的动机出发，研究者将汇款分为利他性汇款和利己性汇款。从利他性（altruism）出发，会将移民汇款视为对贫困家庭的一种支持，增加其收入用于抵御其本地生产中有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利己主义（self-interest）视角则认为相对富裕的家庭接收到款会更多，因为移民会从其自身出发，考虑到其自身可获得的潜在收益，包括从汇款投资中获得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用于支持其返乡后的生活。② Robert E. B.,“Lucas & Oded Stark,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3, no.5, 1985, pp.901-918.在金融性汇款的基础上，移民研究者进一步将移民汇入家乡的物品也算作汇款的一种形式，并将二者统称为经济性汇款。从功能进行划分，将经济性汇款划分为作为补偿家庭的工资性汇款、作为投资的汇款（买房买地）以及作为资本的汇款（如投资于生产领域的汇款）。与此同时，根据汇款使用去向，可分为储蓄性、消费性以及投资性汇款。对于汇款概念的细分，可以扩大汇款研究的空间。学者卢茵·戈尔德琳（Luin Goldring）根据汇款受益的人群将汇款分为家庭汇款和集体汇款。③ Goldring, L.,“Family and Collective Remittances to Mexico”，Identities, 2001, pp.501-537.集体汇款是由移民集体汇捐，同时使原籍国的某一群体或某一社区集体收益的汇款。集体汇款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救援，因此也被称作救援性汇款，常常来自于人们为了救援某一地区的自然灾害而进行的捐汇。
“刚才您往返点穴的功夫，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用的就是万花谷的‘花间游’与‘百花拂穴手’，吴耕说这个功夫能发出香气，他闻到的香味，就像新开的兰花跟煮熟的板栗混杂在一起。星雨看到您手上的镯子是出自南方骠国的翡翠，腰间金色的短笛也是南方的形制，非金非玉，可不是一般村野小店的老板娘戴得着的。您又说到六诏，星雨就猜出您是万花谷花圣宇晴。我们决定在黄梁驿里等您里来，请您将我们带到万花谷去。”他尽可能地慢慢说话，心里却是激动的，那边星雨星眸闪闪如星，吴耕却是抹起了眼泪。
(4)乙同学设计的实验方案原理为食用碱与盐酸反应生成NaCl,根据钠元素守恒可计算出各成分的质量,从而求出碳酸氢钠的质量分数。最后称量的物质为NaCl,由于反应中NaCl存在于溶液中,要得到固体需蒸发结晶。
在移民多元化的图景之下，研究者将汇款概念推广至非经济领域。1998年佩吉·莱维特（Peggy Levitt）在其通过民族志方法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性汇款的概念，以区别于经济性/金融性汇款，从而促使我们拼凑出跨国流动的全景。社会性汇款指的是“从移民接收国传回到移民输出国的观念、行为、认同以及社会资本”。④ Levitt, P.,“Social Remittances: Migration Driven Local-level Forms of Cultural Diffus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2, no.4, 1998, pp.926-948.移民在从输入国向输出国传播社会和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也在自我身份从“移民”转向“族群”的过程中获得调适。社会性汇款的提出构成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观测跨国空间下的集体性形成，考察移民在原籍国个人影响力的建构，并由此考察经济性汇款之外的社会、文化资源如何助力地方社会的发展。由于社会性汇款是通过认同的路径传递给有针对性的受众，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导向者因此可以通过特定的渠道、针对特定的群体传递特定的信息，由此带来积极的效应。除了社会性汇款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技术性汇款的概念，指的是伴随移民现象而来的知识、技能以及技术的转移；以及政治性汇款，集中于政治性的认同与意识形态的汇款，包括由移民带来的政治追求和民主实践。⑤ S. Nichols,“Another Kind of Remittances: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by Migrants to Their Communities of Origin”，paper presented at the“Second Colloquium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exico-California”，March 2002.
对汇款概念的拓展是建立在移民趋势多元化基础之上的。从移民的流向来说，当前全球移民既包括传统的南—北流向，也包括南—南、北—北、北—南流向，不同走廊通道中的移民类型特点也各不相同，国际移民既包括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也包括以投资为主的企业家移民和被动迁徙的难民等差别化的移民群体。移民在迁徙中，被放置在全球和社会转型之下的跨国社会结构中形成阶层化、性别化、种族/族群化分明又或交织的图景。
二、汇款过程的多维检视
除了从汇款传递的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研究者们还从金融性汇款、社会性汇款两种不同类型的汇款入手，聚焦于两种类型汇款的生产、传递和效应中的具体环节或整个过程，进行专门研究或比较研究。由于贯穿于移民迁徙行动，连接输出与输入两个社会，并由小到大贯穿个体、家庭、地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汇款成为了移民—发展关系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入口，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采用纵向的（longitudinal）或记录式（documenting）等其他方式对汇款的发生机制与功能影响进行研究，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同样呈现出多线并进、互为补充的图景。②梁在、诸冈秀树、赵慧英：《国际移民与发展：以中国为例》，《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年第3期。
第三阶段汇款的效应研究，作为考察移民与发展关系的一个焦点，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来自不同层级、维度的介入和分析。乐观主义学者提出了“以发展为导向的汇款”（remittance for development）这一研究框架，旨在通过对移民向原籍国传回的金钱与生产能力（capacities）的分析来证实移民给原社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是能够对当地产生积极影响的。② A.P. Orozco, D. Paiewonsky, M.G. Domínguez,“Crossing Borders II: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UN-INSTRAW, 2010.在宏观层面，作为金融性资源的汇款，因其稳定性、持续性为发展带来潜在的影响，尤其是其减贫效应显著；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学者们透过这一研究框架认为金融性汇款对于移民家庭和社区都有影响，金融性汇款既可以在正式的金融系统中带来一些市场化的变革，同时也有利于移民家庭加入到正规经济中，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此外，乐观主义研究者还重视移民，尤其是企业家类型的移民及其留守家庭对于原籍社区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开展了很多从移民家庭层面对汇款的管理、分配和运用的研究，并认为可透过移民行动揭示家庭贫困的社会学意义，了解汇款在家庭动力中扮演的角色，而移民通过对汇款等资源的有效运用是可以使自身成为发展进程中的真正主体，并由此克服贫困及其带来的脆弱性，因此可从人力资本的组合角度探讨汇款对于家庭长远发展的效应。但悲观主义研究者也在同时从微、中、宏观三个层级来考察汇款带来的负效应，依附性成为了梳理汇款负效应的一条线索。研究者往往基于移民输出国与接收国之间“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对汇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的这种依赖性表示担忧；在地方发展层面，悲观主义研究者也往往更加关注汇款带来的地方经济依赖性，以及社区的贫富差距和人才的进一步外流；在微观层面，研究者关注留守家庭对汇款的有效利用率，尤其是汇款在消费和投资中的占比，同时认为汇款对移民者带来了压力，使他们在迁徙国的生活更为艰辛，且健康状况不容乐观。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还有研究者从本尼迪克·安德森提出的“远程民族主义”出发，认为汇款成为了一些国家海外离散群体在其原籍国发起或支持恐怖行动的主要来源。① Eriksen, Thomas Hylland,“Nationalism and Internet”，Nations and Nationalism, March 27, 1995, pp.1-17.
第二阶段汇款传递的过程包括传递的数量、渠道以及凸显的特点等，也是需要置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进行分析的。汇款过程本身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关注的重点，汇款研究的网络数据库也因此孕育而生。但由于南部国家与北部国家的差异，正规移民与非正规移民的存在以及汇款传播的正式金融渠道与非正式金融渠道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些数据库提供的汇款数据多以通过正式金融渠道传递的汇款为主，且主要集中在与发达国家建立正规移民输出和输入关系的国家之间。而更多依赖非正规移民，透过非正式金融渠道传递的汇款数据和传递过程难以通过宏观的数据库获得。当前移民传递汇款的渠道主要有：通过官方的银行或货币兑换机构，旅行支票、电汇、邮汇、转户转账，在线转账等；还有通过非正规的汇款中介，以及在返乡时随身带回等非正式的传递手段。汇款的传递既与区域金融关系、跨国空间中的移民网络相关，也与本地经济结盟方式、个体偏好等相关。所以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既可从微小或庞大的视角，也常常可能采用一种多层交织的维度进行观察分析。
第一个阶段从宏观维度出发，就是要思考全球化进程，特定时期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以及区域、跨国关系对于移民类型、移民输出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差异化汇款生产图景。从中观维度进行分析，则是要透过原籍国或者迁徙国的国内整体、地区或地方社会结构以及移民政策来进行分析。就以对移民汇款反周期性的探讨来说，有学者认为当汇款接收国由于遭遇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或政治冲突而导致经济下滑和低谷时，汇款就会增加，因为海外移民会出于对经济形势恶化的应变，对留守家庭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这一现象已在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菲律宾遭遇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得到了印证，因此汇款还被称为“非正式的维稳基金”（stabilization fund）。① Ratha, D. and Mohapatra, S.,“Increasing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November, 2007.从微观维度来看，移民是出自个体或家庭策略迁徙和进行汇款生产的。因此家庭策略、亲属关系也会影响移民做出是否汇款以及汇多少的决定。如果只从宏观视角进行研究，就容易忽略传递的复杂性以及汇款对移民、家庭和社区的社会学意义。从微观视角来对汇款生产进行理解是极其有必要的，因为它蕴含了对生命经验的关怀。此外，移民作为发展的主角，他们的权利并未作为移民和发展的一部分来进行探讨。这种探讨的缺席是由于移民输出和输入国都仅仅将移民对其的贡献视为有价值的研究部分，而未从移民自身的权利出发。应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去识别那些对移民—发展联系起到主导作用的移民者，他们的需求和权利应该深描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汇款具有规律性特征。关注汇款，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在跨国空间中持续变动的过程，从汇款生产传递的方向流程来说，可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的维度来审视每一个阶段。
汇款的生产、传递和使用，正是移民在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锻造和维持多维社会关系的过程，是包括了人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跨国实践。因此在提出社会性汇款之后，学者莱维特还指出：对于汇款微观影响的研究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尺度（scale）的质询，也就是如何从个体的动机以及经验推导至家庭层面的花销和投资，又如何从家庭层面的使用推导至乡村、国家乃至区域的发展。因此，他提出汇款研究应该既从纵向拓展（scale up），又向横向延伸（scale out）。③Levitt, p., Lamba-Nieves, D.,“Social Remittances Revisited”，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37, no.1,2011, pp.1-22.所谓纵向拓展，就是要涵盖汇款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横向延伸则强调汇款不仅仅只是金融传递，更是社会传递，研究要突破金融性汇款的限制，除了将“社会性汇款”作为汇款研究的一个重点，更应该把汇款与诸如跨国宗教活动等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
三、汇款研究理论工具和方法的多线并进
（1）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要学会独立生活和品尝孤独。（2）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小，要学会欣赏后来者的热闹和风光，而不是嫉妒和抱怨。（3）前行的路上骗子很多，对此要提高警惕，捂紧钱袋子，别上当受骗。（4）前行路上险情不断，要学会与疾病和功能衰退共处，带病生存。（5）经过人生无所不能的奋斗，最后又回到人生起点——床，接受照料，准备骑鹤远行。
由此引发的一个有关移民和汇款研究方法的探讨是：究竟是要进行单线的调查，还是要进行双向的调查。从1970年开始，对于移民研究需要同时开展原籍国和接收国的调查就逐渐成为一种主流之声。④ Rallu, J.L.,“One Way or Both-ways Migration Surveys”，in Bonifazi, C., Okolski, M., Schoorl, J. and Simon, P. (ed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New Trends and New Methods of Analysi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8.双向调查能够将汇款的移民，接受、使用汇款的人，甚至在整个汇款链条中的国家、组织机构和群体都包括进来。对于移民的背景知识，包括谁汇款、谁不汇款、汇款与移民收入的关系、汇款的数量等等都成为了双向调查的主要内容。这些信息有助于帮助研究者理解移民的汇款动机、汇款能力以及对寄回去的汇款的控制能力。此外，关于村庄制度、生活方式的变化、信仰等观念，也应该对于跨国的双方家庭进行调查，而不能只局限于原籍国家庭内部进行调查。了解汇款接收者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家庭关系、家户政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汇款的双向调查可以得到有关移民及其家庭的经历和观点。在双向度的调查中，大多数调查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并借助现有的国际汇款数据库进行数据提取和处理分析。质性研究方法当然也没有被完全排斥在汇款双向研究的大门之外。恰如有关移民—发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开放的、没有争论、难以终结的场域，有关移民汇款的研究也不应该固守一种研究方法，而应该成为各种方法交织参与的领域，接纳包括定性与定量、多点（multi-sited）与多层级（multi-layers）、线上与线下研究、“行动式”与“蹲守式”调查等多种方法的并行采用，又或单独运用。⑤ Rahman, M.M. and Lian, K.F.,“Gender and the Remittance Process: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Singapore, Malaysia”，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5, no.2, 2009, pp.103-27.但由于对汇款的研究常常是需要跨国的，也会遭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因此在实际研究中，也可以以汇款前和汇款后为时间坐标，尝试将研究目光锁定于汇款流动三个阶段中的某一个，再来探讨与汇款相关的特定问题。其中，入户调查（household survey）是对发展中国家汇款研究最主要的方式。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于寻求汇款对于移民与非移民群体生活的意义具有重要作用，也使其成为在一个微型社区中为考察移民与汇款的多样性过程提供了观察反思的可能性，让理解移民和汇款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了更深的探讨空间，并获得实质性的证据。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焦点小组、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补充有关家庭汇款的更细致的质性调查材料，同时观察汇款对家庭的社会组织作用。
除了强调研究方法的多线并进，由于性别研究者在国际组织以及移民研究领域的介入与发声，移民研究也强调将性别作为一个中心分析视角，同时将社会阶层、族群、年龄、性向等一起纳入分析框架中分析汇款传递的微观、中观和宏观过程。在微观层面上，性别影响个体、家庭以及商业相关的进程。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决定了移民的决定的产生、性别角色以及刻板影响。跨国家庭的工作动态又决定了汇款的输出及使用。女性和男性在从事企业活动时，常常拥有不同的机遇及能力。在中观层面，性别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的产生有着直接关系，由此创造了有区别的、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条件、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动态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以及对原籍国经济体系的作用。在宏观层面，性别不平等性创造了新的性别化的劳动力国际分化，并同时影响原籍国和接收国。
四、以汇款为媒介理解中国与世界的联结
汇款实践没有一种统一的尺度可以概括，汇款具有“很深的情景化差异”（profoundcontextual differences），且影响汇款效应施展的因素也是多样性的。① Robin A. Harper & Hani Zubida,“Being Seen: Visibility, Families and Dynamic Remittance Practices”，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March 17, 2017, DOI: 10.1080/21632324.2017.1301303.因此，研究应该跳出先入为主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倾向的价值预设，将汇款作为在具体情境中考察移民—发展关系的一个进路、一个工具，在具体的情境中考察移民和汇款所连成的跨国社区的发展问题。
由海内外共同编织的汇款跨国网络，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华人汇款的动机从早期更多的利他性转向了多元诉求。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启了对当代移民汇款流入的研究。马来亚大学学者基·切·切（Kee Cheok Cheong）等认为，1980年以后东南亚移民基于中国发展产生的投机机会，汇款的用途发生了变化，从资助型汇款变为了投资性汇款，商业利益成为了超越亲属关系之外联络东南亚海内外移民的新纽带。② Kee Cheok Cheong, Poh Ping Lee & Kam Hing Lee,“From Patrimonialism to Pro fi t: The Changing Flow of Funds from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to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7, DOI:10.1080/00472336.2017.1347696.穆尔希德·乔杜里（Murshed Chowdhury）等通过对加拿大的两大移民群体——新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的汇款行为进行对比研究，也认为当前吸引中国移民汇款回国的最大因素还是投资回报，以及与之相关的优惠政策。③ Murshed Chowdhury and Anupam Das,“Remittance Behaviour of Chinese and Indian Immigrants in Canada”，Review of Economics, vol.67, no.2, 2016, pp.185-208.在移民与发展视角之下，学者梁在等人在2006年对福建流出移民的返乡汇款进行了调查，发现由移民汇往福建当地的汇款数额巨大，对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汇款直接用于当地的建筑行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投资，此外汇款还对当地的教育和公共事业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④梁在、诸冈秀树、赵慧英：《国际移民与发展：以中国为例》，《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年第3期。学者林勇利用1982年至2015年进入中国的国外移民汇款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汇款对于中国的GDP发展都有正向影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通过对卫生、教育和营养支出产生的“乘数效应”来看，其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间接效应，并提出应该通过降低汇款成本、改善金融服务渠道以及相关投资引导政策的推行，促使汇款正向功能的进一步凸显。⑤林勇：《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亚太经济》2017年第5期。
从流入的海外汇款来看，国内外学界较多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透过对特定时期、特定区域海外华人华侨汇款数量的考据测量，梳理汇款之于中国海外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历史发展的意义。从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开始，汇款对于中国革命就起到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作用。有学者对身处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向其位于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亲属传递的侨批进行研究，梳理海外华人与国内人口之间、海内外金融组织之间、金融组织与个体之间编织的跨国网络,并认为当时已经同时在海内外都建构起了较为完善的汇款中介机构，从而联系海内外的汇款者与接收者。顺序是海外移民者将需要寄回家乡的钱财物以及家书信函交给所在国的“水客”。水客通常为第一代华人的后裔，在当地经营各类店铺餐馆，然后会在特定的时间将汇集到的各类汇款带回国内，再交给当地的接收机构，最后交到指定的汇款接收者手中。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汇款中介的经营者通常都为汇款人或接收人的同乡或同宗人士，他们有着相同的地方文化或社交圈，或使用相同的方言。在那些汇款中，可以发现汇款不仅仅只限于家庭或家族之间的传递，更在中国各阶段的革命时期作为专门的基金，对中国革命和战争起到了支持帮扶作用。① Cheong Kee Cheok , Lee Kam Hing & Poh Ping Lee,“Chinese Overseas Remittances to China: The Perspective from Southeast Asi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43, no.1, 2013, pp.75-101.汇款不仅仅只是传递货币与物资，更重要的是为海外华人与国内亲属建构了牢固的跨国网络，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种高度凝聚的社区感，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全球化序幕展开之时，中国人就开始主动或者被动地向外迁移。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社群是世界离散人群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海外移民的汇款都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维度上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是紧随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汇款接收国。2017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华人华侨和新移民汇款共计640亿美元。② Plaza, S. and D. Ratha,“‘Remittances’，in Global Migration Group (eds.) Handbook for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Migration Data for Development”，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KNOMAD),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7, pp.65-78.与此同时，伴随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深度融入，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在边境地区，移民流向都正在从单向输出转向输出与输入兼具的双向流动，甚至在西南边疆地区出现了以华人后裔回流以及移民输入为主的流向转变。中国正在从传统移民输出国家转变为兼具移民输出和输入的新型移民国家。输入移民既有暂时性移民（如劳务输入型移民），也有永久性移民（如西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伴随移民跨国实践活动的加深，一方面移民的身份和类型是灵活变动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与境外留守家庭、原乡社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面对我国作为正在转型中的新型移民国家这一事实，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移民治理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2018年4月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移民的向内输出使得汇款能够从与移民流动相反的方向考察同时作为移民输入和汇款生产的基地，中国与移民海外家园的联系。除了从汇款流入（intoflow）与流出（out fl ow）中国，在跨国视野之下考察移民—发展关系之外，中国从1980年起迎来的经济大发展之下的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也使我国成为全球历史上拥有最大国内流动人口的国家。因此汇款在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研究中同样也可以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因此，以中国作为研究的一个“始发地”或者“目的地”，是可以透过汇款的流出、流入以及内部流动（inner flow）这三条流向来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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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际移民将我国作为移民目的国或中转站持续流入以来，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汇款向国外流出的角度开展研究。中国国内乡—城人口流动具有暂时性与往返性的特征，汇款成为移民人口与乡村故土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因此与人口由乡至城流动的方向相反，移民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成为汇款并经由城—乡流向返回留守家庭。对于移民汇款的研究，最早本就是针对城市化过程中兴起的国内人口流动展开的。我国国内农村向城市流动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2135万增加至2015年的2.53亿。以汇款为研究工具，检视迁徙的农民工与中国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关系，对于国内外学者而言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者认为：在1980年代出生的移民成为国内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之后，汇款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与上一代的流动人口相比，新的流动人群更愿意将收入中的更多部分用于消费而不是寄回家，因此汇款在他们收入中的比例下降趋势明显。但他们也更愿意融入新的城镇化和都市化生活中。① Liqiu Zhao, Shouying Liu, Wei Zhang,“New Trends in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Proles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s”，China & World Economy, vol.26, no.1, 2018, pp.18-41.但也有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国内流动人口汇款在留守家庭中使用的调查分析，认为汇款对于贫困家庭尤其是特困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收入来源，因此汇款在短期内有利于减贫。尽管如此，实际上，汇款更多的是流入到农村相对富裕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在汇款的支配上更多地花在消费上，或是对其改善生活有“立竿见影”效果的短期投资上，却很少愿意将汇款用于教育这样的长远投资上。因此，汇款对于促进农村家庭教育的发展效应并不突出，对改善农村家庭的智力贫困问题作用不大，这也将从长远上对农村家庭和下一代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② Démurger, Sylvie, Wang, Xiaoqian,“Remittances and Expenditure Patterns of the Left Behinds in Rural China”，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9640,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Bonn, 2016.
除了将中国作为汇款的“始发地”与“目的地”开展研究之外，还有学者对海外中国离散群体之间的汇款进行研究。例如有研究者对位于印度的海外藏人流亡政府（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进行研究，指出来自世界各地藏族同胞的汇款，是海外藏人流亡政府得以维持运转的重要经济支持之一。③ Fiona McConnell,“A State within a State? Explor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ian State and the Tibetan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in-exile”，Contemporary South Asia, September, 2013, pp.37-41.
沈老七的三房太太都让日本人给轮奸了。直到最后一个日本兵下楼来，他们才放火烧了那木质结构的沈家大院。这时天已经黑定，沈家大院燃起的火光一直照着那群日本兵行至上河的芦苇荡里。
早在2003年，学者德夫什·卡潘尔（Devesh Kapur）就曾指出汇款的四大特点：一是汇款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金融收入；二是汇款能够使地缘经济问题一览无遗；三是汇款对于那些经历过经济创伤的国家来说具有安抚和重建意义；四是汇款是一些小国家尤其是岛屿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他由此坚定地认为汇款是发展的颂歌。④ Goldring, L.,“Family and Collective Remittances to Mexico”，Identities, 2001, pp.501-537.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无论是移民的流向、迁徙的类型、迁徙的特点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而无论是移民研究还是以汇款为路径开启的更为具体的移民—发展关系研究，都恰如整个国家着手筹建的移民管理体系一样，正处于启航之际。对照当前国际汇款研究的成果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待开启、待深入的研究依旧很多：一方面，应该发挥汇款可视化的作用，将移民和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更多实例化（instantiations）研究，使当下各种类型的移民成为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深入研究的显学，使移民在发展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同时对移民自身的权利和发展给予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应该发挥汇款工具化的作用，在当前国外移民输入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之时，依托规范的移民出入境管理政策，建立完善且多元化的移民汇款传输渠道，并由此建立汇款输出的数据库，对汇款流动的数据进行记录与管理，促使跨国移民外流汇款向正规化传送转变，同时将移民、汇款和发展放置在国际社会共同体中来探讨它的意义，分析伴随中国发展，国外移民及其留守家庭、社区从中获得的发展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只有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下，透过对汇款生产、传递和使用各个阶段的多维考量，才能去思考和实施促进良性循环发展的策略，并透过移民，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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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5-0056-07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越老缅边境地区跨国女性‘汇款效应研究’”（18BSH101）及2018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青年项目“中缅跨境移民汇款减贫效应研究”（2018-GMC-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雪，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云南 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王 冰
标签：汇款论文; 移民论文; 家庭论文; 中国论文; 研究者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论文;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越老缅边境地区跨国女性‘汇款效应研究’”(18BSH101)2018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青年项目“中缅跨境移民汇款减贫效应研究”(2018-GMC-034)论文;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