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的应用扩大了对整体的统治，导致现行社会条件下价值存在的基础无处可依，人们对政治参与更为无力，社会决策的合法性问题也被关注。因此，人们更为迫切地需要一个有意义的共同领域来理解和包容彼此，以此来共享现实。哈贝马斯式的民主生活——以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受到了大家的推崇与喜爱。但是，在激励每个人认真思考公共议题这个问题上仍需认真讨论。倘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协商民主将会被贯以难以捉摸和理想主义之名。
关键词：协商民主 创造条件 激励大众 思考公共议题
众所周知，协商政治这个概念，哈贝马斯在2002年的访华演讲录中用过，原文是“deliberative politic”，它用于表达不同于共和派、也不同于自由派所主张的民主模式的第三种模式。[1]但是，除了我们经常说的：“其既不同于把国家设想为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共和派，也不同于把国家设想为经济社会的守卫者的自由派的那些表象差别。”以期让人民认识清楚要实现大众协商的缘由。
一、社会依存的价值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者认为应该通过代议制“提炼”和“扩充”民意来实现国家治理。最著名的论调是麦迪逊认为的：“民意是经历了不同观点、论据和信息检验之后的意见。通过人民代表发出的民众意见要比人民自行聚合的意见更符合公共利益（精英审议协商）。”[2]P19以至于经常以苏格拉底为例，反对大规模的聚集。以致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中指出：“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仍会是一群乌合之众。”[3]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民主制度就可能会长期受到损害，就会导致精英统治的极少形式的正式民主。现实社会中民众强烈抵制精英民主，从根本上体现了公民应该对有权作为人民代表抱有很高的期望。巴伯说，“如果将民主定义为人民主权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是基于语言之上的主权，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那种依据讨论者自身并且为讨论者自身而形成的讨论基础上的。”[3]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的过程和制度尽管表面相似，但往往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声音和参与过程。投票首先考虑选票，是最后阶段才参加。为了解决问题，投票都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发起的，政府很少仅仅为了促进审议而举行公投，但有时因为执政党发现自己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才举行公投。这种观点也佐证了通过协商讨论来实现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控制
随着工具理性的应用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被马尔库塞描述为：“原本属于剥削和压迫的性质变成了合理趋势。”[4]P40即生产力本应作为一种批判的标准与过了时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辩护的标准而存在，到今天生产力本身反而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这就证明原来作为批判基础存在的生产力的作用已经消减。
环境温度对矿化垃圾反应床稳态运行性能具有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污染物去除性能及床体水力渗透性能2个方面。
由于上述现象，出现了系统对整体统治扩大化的现象，以致将公共领域也逐步吞噬，使人们失去了沟通、协商以及交换意见的场所。这更为犀利地表明作为批判力量的大众协商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主体间的相互交往才能消解由生产力的异化所带来的影响。概括为以下两点：（1）通过公民舆论对政策选择和政策设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培育人民借助强大的文化传统增强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和对敌意动态的敏感性。但是大众意见的局限使协商之路充满了阻碍。
三、被操纵的大众意见
（一）缺乏充分了解政策的动力
表1和表2分别计算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的投资因子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因为公司是永续增长，所以投资因子比较大，其值大约在15-36之间。在第三种情况下，因为只有前三年增长，以后是零增长，所以投资因子的范围在10-15之间。第一种情况是零增长模型，比较简单，取R为9%、10%、11%时，投资因子分别为12.11、11、10.09。
第三，身份认同。密尔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中，论证了思想、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对于多样化观点的促进作用，从而使我们实现或者接近“个体性”（个体性是她用来描述自省和主要基于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概念）[2]P4，虽然大家都明白只有在说服和被说服之间碰撞，才能产生让大家相对满意亦共同认可的最佳方式，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为了避免人际冲突，在讨论政治或政策时，大多时候也只选择与具有相似背景、社会地位和观点的人进行讨论。网络的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使各种信息交融，但更促进了选择相对集中这一行为，比如各个论坛的建立以及各种话题的讨论都呈现集中趋势。
第一，从众决策。人们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以及自己人微言轻的原因不主动去了解政策和政治信息。社会科学家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理性的无知’即如果我的观点只是几百万个观点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为什么我还要花时间去了解政治和政策呢？”[2]P2这种观念就会产生街头认识论群体，他们认为没必要花费多余的时间了解政策详细内容，只需要根据专家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个问题该答“是”还是“否”即可。这样的后果就是由于缺乏对事物来龙去脉的了解，人民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新闻或标题操纵，被这些印象简单地重塑自己的观点。
我国商学院起步虽然相对较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当前，我国的商科在校生已经超过两百万，达到世界第二。整体的教学质量和创办之初相比，在各类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及理念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创新。当前我国培养的商业人才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我国每年需要的商业人才已经超过了三十万，但是我国每年培养的人才却不到三万，商学院教育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
第二，特定问题公众。即一些人只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感兴趣。罗伯特·达尔多年前就指出，把政策交给特殊利益群体决定，将会导致“少数统治”而非“多数统治”。[5]P10
（二）技术对人的支配力量
盖洛普认为：“大众传媒将国家变成了一个大房子，缺乏了鼓励小群体进行协商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因为房间太大了，以致没有人彼此倾听。”[5]P33我们缺少了小群体协商的社会环境。科技的进步使公众讨论不再局限于编辑过滤的“故事”：只是某人声称某事就能成为一则新闻。同时真实事件透过广告等方式抽离现实，被无限放大。[4]P7技术犹如“哈哈镜”般影响着民意，从而导致产生了抑制或扭曲的民众意见。由上所述，要想形成不被操纵的大众意见，达成“公共行动的共同基础”，就需要通过相互之间有效的交流、沟通和协商，在相互包容和审慎思考的环境中达成共识。当然，想要真正通过理性协商达成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协商民主还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我们应保有乐观的心态，正如哈佛大学学者阿休·冯所说的那样：“借助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完全可以将协商纳入21世纪的民主中去。”[6]
四、结语
洛克说：“为了确保政治权力，保障私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人民有权革命和解体政府。政府的解体可以因立法行为与人民的委托相抵触而发生，也可以因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阻碍立法机关行使权力而发生。”[7]因此，从洛克的观点中可以看出，要认清政府的作用，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大众要改变自己对政策制定的态度，以主人翁意识去参与公共生活，促进审慎协商的发展。从人类生活伊始，对民主便开始了孜孜不倦的追求。从雅典到雅典的民主生活(雅典城邦—代议制—参与式民主)以及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不在追求政治平等和大众的参与。
参考文献：
[1]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2003(4)：19-25.
[2]詹姆斯·费什金.倾听民意：协商民主与公众咨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詹姆斯·麦迪逊.在1987年美国联邦会议上的辩论笔记[M].纽约：诺顿，1987：40.
[6]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1.
[7]洛克.政府论(下篇)[M].翟菊农，叶启芳等译.杭州：商务图书馆，1983.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6-0241-02
作者简介：王卫花，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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