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太康文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太康,文学,士族,西晋,精神,建安,抒情性。
太康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程芳萍[1]（2016）在《从《典论·论文》与《文赋》看建安至太康文学创作倾向的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典论·论文》与《文赋》产生于不同的年代,都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每个时期出现的论文之作都会与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风格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两篇作品也并不例外。从建安至太康,文学创作也终于走上了从重内容到重形式,从风骨劲健到空洞无物的不归路。(本文来源于《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8期）
陈永红[2]（2012）在《西晋太康士族与文学》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西晋太康时期的主要作家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其人与其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着力于探讨西晋太康时期士族对文学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等相关问题。在展开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士族进行了界定，结合前人对士族的概括以及本文所将探讨问题的独特性，将太康时期的主要作家分为了士族文人：陆机、陆云、潘岳、潘尼，以及庶族文人张载、张协、左思两部分。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于魏晋时期，并在东晋达到其势力发展的顶峰。在对西晋太康士族文人的研究中，笔者发现由于士族阶层在当时社会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士族文人的特征及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士族文人具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无论当下的际遇有怎样的转变，他们对自己的贵族出身都抱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感，在维护自己的家族荣誉上都极具责任感。这主要是因为西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即使在短暂的和平时期，文人对国家与政权也没有太过坚定的信心。而在九品中正制影响下的官员选拔制度中，强势的家族足以成为士族文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坚实后盾。二是士族文人具有独特的功名意识，在乱世中，士族文人渴望延续家族荣誉，匡复时难，建立一番功业，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现实与道家思潮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士族文人的功名意识表现出明显区别于儒家价值观念的一面。他们将自己的精力过多的集中于家族的兴衰与自我的实现之上，而放低了许多文人应当坚持的道德理念。叁是士族文人贪图享乐，但是他们的享乐主义并不是一味的放纵，其中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西晋太康时期士族文人的享乐生活以雅集宴饮为主，研究发现，士族文人的确非常喜欢这种奢侈的生活，然而，在享乐之外，他们更多的是在借机表现自己的才华，获取他人的欣赏，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将享乐生活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士族文人的这些特征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西晋太康时期，涌现了众多歌颂先祖功德的诗文，这一点在陆机的诗文中表现得最为显着，在陆云与潘岳的诗文中也有所体现。同时，出现了众多表达家族亲友见深厚情谊的诗文，其中感情最为深沉，感人最深的当属潘岳的悼亡诗。二是在乐府诗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士族意识。这一点在陆机的乐府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陆机用自己独特的士族志趣对前人的经典乐府诗进行了大量的模拟。陆机乐府诗与前作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思想旨趣上的士族化倾向以及文采修辞上的文人化倾向。叁是士族意识对文人的文学创作观念也产生了许多影响。在陆机写就的中国第一篇文学创作论《文赋》中，作者的士族意识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的家族荣誉感与“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士族审美倾向。这样的文学创作观念对时人以及后世文人，尤其是对六朝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四是士族独特的功名意识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提及，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乃千古之事”，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留下千古美名，太康士族文人延续曹魏时期的文人风气，追求标新立异，力求无以复加。这就使得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了众多具有独特士族标签的拟作乐府，也促使他们积极的开创新题材，表达新观点。太康文人所推崇的繁复的描述手法，也与这一思想倾向不无关联。五是在士族功利的享乐主义思想影响下，大多士族文人都留下了众多交际诗。在陆机现存的诗篇中，除却乐府诗，其余几乎全为交际诗，在潘岳的现存诗作中，除去悼亡诗，其余也几乎都是交际诗，至于陆云和潘尼，现存的则几乎全部都是交际诗。这些交际诗多是他们与士族文人交往，或者向身处高位之人展现自己文采的诗篇。可见，交际诗对于士族文人的社交生活与仕途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六是士族文人与庶族文人的作品虽然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比如在文学题材上，庶族文人的交际诗所占比重非常小，张协、左思甚至没有交际诗流传下来。士族文人也没有如庶族文人般对当时的用人制度表达强烈愤慨的诗文。然而，在西晋的士族社会下，庶族文人还是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士族意识的影响。这也反映出了士族意识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经过层层论述，本文肯定了西晋太康时期士族对文学的深远影响，并且对其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罗列分析，完善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本文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期刊2012-05-01）
王娜[3]（2011）在《潘岳与太康文学新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晋文学既有自然的一面又有雕饰的一面,是自然慷慨的建安文学向南朝精工细丽文学的重要过渡,在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过渡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潘岳作为太康文学的代表,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形成产生重要的主导作用。本文通过对潘岳作品的研究,以期揭示潘岳诗文与太康文学新变的关系。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直观地展现文学创作主题的变化。自汉迄晋文学从展现广阔的社会内容转变为表达文人个人情志的工具,潘岳在这一转变中可谓是最重要的代表。汉代文人在安定的大一统环境中作为文学侍从创作体制鸿大的娱乐文学,描写宫殿宛囿、铺陈山川物产,他们有一种大一统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建安乱离的社会与文人身份的自由,描写社会面貌、记录军队行旅、述怀写志之作成为主题。西晋结束了叁国纷争的局面,其初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应制颂扬之作有所回归。但其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和等级制度的森严使士人沉浸在对生命的感怀和对个人悲欢的情感中,其抒写主题转向了对人生的感慨和闺情之思。潘岳在西晋文士中最能体现这一主题的转向,他的求仕与归隐表现着其社会地位的进退,他的相思哀情之作全部指向亲友和妻子。第二章从艺术手法上分析潘岳的文学创作。潘岳细腻的情思使其诗文中充满了情感因素。他以细致的笔触刻画心理活动、以景物烘托氛围、以时空的转换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等来展现其情感变化。他的创作骈偶日渐增多、技巧日渐成熟,回环复沓的手法造成缠绵悱恻的效果。用典隶事的运用使其内容更加丰满、更加具有文学性。西晋注重对创作技巧的追求使汉魏以情主文的为文原则转变为情文并重的特点。第叁章从审美风格方面分析潘岳诗文缘情、清绮柔靡的特点。他清新优美的语言风格、浅薄的主题内容和凄怆忧郁的审美特征构成了清绮柔靡的风格。这与时代的审美风格、社会政治及潘岳其个人的气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时人崇尚清新优美的意境、追求绮靡的艺术特征,又因时代的压抑走向温丽细腻,潘岳敏捷的才思使其诗文自然清新、辞采艳丽。第四章从文体发展角度,分析在文体分类日渐明晰的同时,它们又是在不断融合中发展的。诗作的铺陈、辞采艳奕和主题的扩大都是在赋体的影响下发展的结果。而赋作由体物之体转变为抒情之制又是吸收了诗歌情感特征而变化的结果。文体分类的日益细密不仅是相互分离的结果亦是在相融合中的发展。不断吸收其他文体的特征使其表现手法进一步扩大、艺术成就进一步提高。(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11-04-01）
檀晶[4]（2004）在《试论太康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太康文学作为西晋主要的文学现象 ,在创作风格及方法上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文学的传统。太康文人不但继承了建安文人“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创作风格 ,而且对这一时期以“悲情为美”的审美思想也一并因袭下来。同时 ,亦继承发展了这一时期尚文辞、重音律的创作手法 ,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繁缛华丽的文风。在文学理论的建构方面 ,也展示出二者间的承传关系。(本文来源于《宁夏社会科学》期刊2004年03期）
潘慧琼[5]（2004）在《人学立场与审美发现——评姜剑云教授《太康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姜剑云教授的《太康文学研究》于2003年6月面世,可谓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快事。20世纪以前,魏晋南北朝文学基本上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心。20世纪以来,一批造诣极高的学者如梁启超、刘师培、鲁迅、陈寅恪等加入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行列,随后一度出现建安文学研究、陶渊明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诗品》研究等研究热点。(本文来源于《中国图书评论》期刊2004年03期）
姜剑云[6]（2003）在《论太康文学袭故弥新的体裁范型》一文中研究指出太康文学风貌独特,个性鲜明。其时模拟风气很盛,方式多样,成效不一,或拟而似之,或拟而劣之,或拟而变之,或拟而胜之。如此奇异的文坛景象,说明了文学创新必不能割断对传统旧典的联系,以复古为创新,不失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一条可取途径。只是对于通变之术、复变之道,太康以前作家所积累的经验毕竟有限,所以太康群才似乎失败多于成功。而后人又常常因为"形式主义问题"的过敏性缘故,所以对太康模拟现象总是批评多于欣赏。其实,袭故弥新,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太康作家积极高扬的时代性文学精神。(本文来源于《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3年01期）
姜剑云[7]（2002）在《论太康文学情多气少的主题取向》一文中研究指出太康文学有其独突的风貌、鲜明的个性。在主题取向方面 ,作者多写人间常情、普通之情。比如写恋情、亲情、离情、哀情 ,等等。此为“应、和、悲、雅、艳”审美理想中以“悲”情 ,即以动人之情缀文属篇这一时代创作心理的集中反映。这一倾向说明了经学崩溃而玄学风行后 ,随着“人的自觉”思潮的涌起 ,“文学缘情”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本文来源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02年03期）
姜明,王爱华[8]（2002）在《采缛于正始 力柔于建安——“太康”文学散论》一文中研究指出“太康”文学上承建安、正始 ,下启南朝 ,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由于诗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舒适的环境中 ,士人的普遍心态是求实逐利 ,表现在文学上 ,便是抛弃了建安诗歌的梗概多气与正始诗歌的深邃哲思。但是 ,“太康”文坛并不冷落 ,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 ,尤其是诗歌 ,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 ,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 ,文学的抒情性 ,在主观意识上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本文来源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02年02期）
姜剑云[9]（2001）在《太康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太康文学”之“太康”，是一个“模糊”概念，其所指时段大致上是西晋立国后的大约四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傅玄、张华、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挚虞等。由于受时代文化习尚的复杂影响，西晋文士的人格往往呈现多面性的特点。 在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傅玄比较注意研究文学之体裁风格，陆机则建立了他的相当全面而系统的创作学理论，展现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精神。在文学鉴赏与创作方面。陆云提出了文贵“清省”的思想主张。左思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虚妄无征的文风，以崇实尚用与写实尽意相号召。 太康之文学实践的倾向有叁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主题取向方面显现为情多气少的风貌，诗性精神，即抒情精神比较突出，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缘情”的时代气息。二是体裁方面的拟古风气十分盛行，表现出一种以复古为创新并藉以超越前人的倾向。叁是风格方面追求绮靡工巧。所谓“绮靡”。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绮丽”，其二是“靡密”。追求绮丽靡密之艺术审美理想，此为太康文学之主潮流，是一种时代习尚。 太康何以“文章中兴”？原因比较复杂。概括地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人类审美之发展规律与“文学自觉”之历史趋势使然。二是西晋文士崇有尚实，文学创作多以炫博逞才为主要动机，而正是这一因素极大地激发了一种时代性的文学精神。 由于史料文献大量佚失，太康文学研究领域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疑案。其如：“叁张”之父，毕竟名“牧”呢，还是名“收”呢？陆机何时入洛？几次入洛？陆机《文赋》到底是写于他二十岁时呢，二十九岁时呢，还是四十岁时呢？左思《叁都赋》究竟撰成于哪一年呢？诸如此类。关于这些“谜”一般的学术历史疑案，力求通过详实的考证，基本上得到准确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本文来源于《河北大学》期刊2001-05-06）
傅至柔[10]（1992）在《太康文学思想述评》一文中研究指出太康是晋武帝年号,自公元280年至289年,共10年,钟嵘把西晋的这一文学。《诗品序》说:“迄于晋太康中,叁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后来相沿成习,文学史上称作“太康文学”。这个说法不甚准确,因为西晋诗人的活动时间主要在元康年间(291—299),略早于钟嵘的沈约就取元康的名称(见《宋书·谢灵运传论》)。但是,文学史的划分自不必同于历史,“太康文学”的名称已得到历代学者文人的公认,所以本文仍然采用这一名称对西晋文学思想进行广泛的叙述。太康文学是唯美的文学,我们这样说,决非“顺理成章”地把它推到形式主义的结论上。多少年来,我们批评的指导思想,往往把“美”字作为形式主义的标志,而“唯美”更是(本文来源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1992年02期）
太康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以西晋太康时期的主要作家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其人与其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着力于探讨西晋太康时期士族对文学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等相关问题。在展开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士族进行了界定，结合前人对士族的概括以及本文所将探讨问题的独特性，将太康时期的主要作家分为了士族文人：陆机、陆云、潘岳、潘尼，以及庶族文人张载、张协、左思两部分。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于魏晋时期，并在东晋达到其势力发展的顶峰。在对西晋太康士族文人的研究中，笔者发现由于士族阶层在当时社会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士族文人的特征及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士族文人具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无论当下的际遇有怎样的转变，他们对自己的贵族出身都抱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感，在维护自己的家族荣誉上都极具责任感。这主要是因为西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即使在短暂的和平时期，文人对国家与政权也没有太过坚定的信心。而在九品中正制影响下的官员选拔制度中，强势的家族足以成为士族文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坚实后盾。二是士族文人具有独特的功名意识，在乱世中，士族文人渴望延续家族荣誉，匡复时难，建立一番功业，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现实与道家思潮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士族文人的功名意识表现出明显区别于儒家价值观念的一面。他们将自己的精力过多的集中于家族的兴衰与自我的实现之上，而放低了许多文人应当坚持的道德理念。叁是士族文人贪图享乐，但是他们的享乐主义并不是一味的放纵，其中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西晋太康时期士族文人的享乐生活以雅集宴饮为主，研究发现，士族文人的确非常喜欢这种奢侈的生活，然而，在享乐之外，他们更多的是在借机表现自己的才华，获取他人的欣赏，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将享乐生活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士族文人的这些特征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西晋太康时期，涌现了众多歌颂先祖功德的诗文，这一点在陆机的诗文中表现得最为显着，在陆云与潘岳的诗文中也有所体现。同时，出现了众多表达家族亲友见深厚情谊的诗文，其中感情最为深沉，感人最深的当属潘岳的悼亡诗。二是在乐府诗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士族意识。这一点在陆机的乐府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陆机用自己独特的士族志趣对前人的经典乐府诗进行了大量的模拟。陆机乐府诗与前作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思想旨趣上的士族化倾向以及文采修辞上的文人化倾向。叁是士族意识对文人的文学创作观念也产生了许多影响。在陆机写就的中国第一篇文学创作论《文赋》中，作者的士族意识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的家族荣誉感与“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士族审美倾向。这样的文学创作观念对时人以及后世文人，尤其是对六朝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四是士族独特的功名意识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提及，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乃千古之事”，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留下千古美名，太康士族文人延续曹魏时期的文人风气，追求标新立异，力求无以复加。这就使得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了众多具有独特士族标签的拟作乐府，也促使他们积极的开创新题材，表达新观点。太康文人所推崇的繁复的描述手法，也与这一思想倾向不无关联。五是在士族功利的享乐主义思想影响下，大多士族文人都留下了众多交际诗。在陆机现存的诗篇中，除却乐府诗，其余几乎全为交际诗，在潘岳的现存诗作中，除去悼亡诗，其余也几乎都是交际诗，至于陆云和潘尼，现存的则几乎全部都是交际诗。这些交际诗多是他们与士族文人交往，或者向身处高位之人展现自己文采的诗篇。可见，交际诗对于士族文人的社交生活与仕途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六是士族文人与庶族文人的作品虽然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比如在文学题材上，庶族文人的交际诗所占比重非常小，张协、左思甚至没有交际诗流传下来。士族文人也没有如庶族文人般对当时的用人制度表达强烈愤慨的诗文。然而，在西晋的士族社会下，庶族文人还是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士族意识的影响。这也反映出了士族意识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经过层层论述，本文肯定了西晋太康时期士族对文学的深远影响，并且对其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罗列分析，完善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太康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1].程芳萍.从《典论·论文》与《文赋》看建安至太康文学创作倾向的演变[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
[2].陈永红.西晋太康士族与文学[D].中南民族大学.2012
[3].王娜.潘岳与太康文学新变研究[D].河南大学.2011
[4].檀晶.试论太康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4
[5].潘慧琼.人学立场与审美发现——评姜剑云教授《太康文学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04
[6].姜剑云.论太康文学袭故弥新的体裁范型[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7].姜剑云.论太康文学情多气少的主题取向[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8].姜明,王爱华.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太康”文学散论[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
[9].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D].河北大学.2001
[10].傅至柔.太康文学思想述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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