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红军主力8.6万人跨过于都河，从这里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一次抉择：中央红军主动长征。1933年9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中央苏区一方，则在“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在错误的军事思想指挥下，处于劣势的红军与敌人拼起了消耗，红军战士虽然浴血奋战，但第五次反“围剿”还是面临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到了1934年4月至5月，广昌、会昌、建宁等地先后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大开。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红军只有主动撤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开革命新局面。此时，位于中央苏区西南角的于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视野。
于都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西转移。当时，红军主力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一带作战，于都显然是前线部队快速撤离、集结的理想地域。并从政治条件看，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从物质条件看，于都相对周边县稻米充足，同时人口众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以足够的补充。
一个秘密：30万于都人共同保守。1934年10月8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红军主力部队分别从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长汀等地陆续抵达了于都县城，8.6万人的中央红军部队，在这里集结休整并秘密转移。这对于当时拥有34万人口的小县城来说，压力非同小可。
红军渡河是在10月份，当时于都河处于枯水期，平均水深为1到3米。红军从于都的8个渡口出发时，有5个渡口是搭设浮桥。为使渡河行动不被敌军发现，所有行动只能在夜间秘密进行。从1934年10月17日夜间至20日，在4天的时间里，红军每天下午5点开始架设临时浮桥，通宵渡河后，第二天早上6点半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反复拆搭有15次之多。为了不留痕迹，红军夜间渡河时，每个连队只配发4个火把，早上还要把河滩上的脚印清除掉。
一年来，佛山市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沟通、强化协作，借力河长制、桥长制，在西江可视化、协同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全面启动三水河口综合执法基地、高明船员警示教育基地、南海九江海船安检基地、顺德均安智慧监管基地等“四大基地”建设，持续提升西江监管能力。全力推进广东首个交通管理系统（雷达）项目，建立风险分级严控、两级预警机制，全面提升西江可视化。全面规范西江三处公共锚地运作管理，开展临时装卸点、三无闲置船、桥区隐患清零行动，持续改善西江通航环境。全力推进“两体三区”、重点水道拖轮值守等应急网络建设，全力提升西江应急救援和防污染能力。
在于都人民的紧密配合下，8.6万人的中央红军渡河时敌人竟毫无察觉。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敌人才知道红军已经向西南突围。这段历史被后世誉为“30万人共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进入教室首先打开照明开关，门外的录播提示牌就亮起“请勿打扰”。然后推上空开，开启电脑和触摸电视的电源开关。按下讲桌翻版，桌面面板有4个按键：从左至右依次为“电源键”“录制键”“暂停键”和“电脑键”。“电源键”用于加载录播主机电源，首先按下电源键，同时打开多媒体电脑开关，可触控电视及监视器等设备。待系统全部启动完毕即可录课。
一艘渔船：承载于都人民的红土情怀。“曾大爷捐寿材搭浮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长征出发搭设浮桥时，能用的木材都用尽了，这时一位姓曾的老大爷将自己百年后用的棺材板也拿了出来……如今，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还陈列着搭浮桥用的门板、渔船，还有船篙。而其中的渔船和船篙，一样有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方面，完善财务岗位的管理制度，注重财务人员专业素养提升。对于财务人员而言，岗位管理制度影响着个人的工作行为、理念和专业素养等各方面。新时代下，应当从财务岗位管理制度的完善入手，要求财务人员从计划管理、预算、决策和整理分析等方面提升加大学习力度，以逐步提升专业素养；
1934年10月16日，正在于都河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的李声仁几人被红军招呼到岸边，并被告知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当听说是自己的队伍要渡过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二话没说，当即答应下来。下午5时，李声仁和父兄等人就把十几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的北岸。红军分批依次登上了他们的渔船。当他们把这支红军队伍全部送过河时，已是凌晨4时了。
第3天，又有一批红军队伍要渡河，李声仁和父兄等人从晚上7时开始，将一船又一船的红军官兵送过河去。直到早晨5时，才把红军全部送完。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渡送的是哪支红军队伍，后来才知道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左翼后卫红5军团第13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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