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在众多领域都显示出较强解释力和批判力的分析概念与框架，也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探讨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及其结构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人类从前工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交往的基础从习俗转变为契约，社会交往的形式从互助转变为协作，这两项重要转变均指向了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态，即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但在实质上仍然处于不平等的结构之中。在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少数成员构成社会交往的中心，他们联系紧密、占有资源并掌握权力，其他边缘成员则围绕中心而存在，边缘的目标及其行为都指向中心，甚至对边缘的定义也要从中心出发。对中心—边缘结构的探讨与批判将有助于我们在未来建构一种真正平等的交往形态。
［关键词］中心—边缘结构；社会交往；工业社会
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在国际关系、区域经济、组织管理、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等诸多领域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与应用，甚至表现出了某种被建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视角的潜力[1](p29-38)。在有关社会交往的研究中，中心—边缘结构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讨论或阐释[2](p375-395)，尤其在社会网络分析中，该视角已发展成为一种精细而有效的分析方法与工具[3](p1-8)。但是，与该议题中实证研究的兴盛相比，相应的理论研究却仍显不足。其最为基础的理论问题就是，何为社会交往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使用“中心—边缘”这组概念来指称这一结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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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分析框架，中心—边缘结构自然有着其适用边界。如果我们采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分期的话，中心—边缘结构则仅仅适用于工业社会，它反映了社会成员在形式上平等但在实质上却被结构化到了由少数人占据中心而多数人处在边缘的不平等结构之中[4](p167-176)。相较之下，前工业社会则是一种立体结构，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这一立体结构被摧毁，继而逐渐确立起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而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进程以来，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表现出许多弱化趋势，这一结构在未来将让位于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因此，本文讨论的是工业社会之社会交往的结构形态，重点阐述社会交往在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迁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促成了中心与边缘的生成，并最终呈现出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态。
一、社会交往的基础：从习俗到契约
在谈论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时，人们经常使用熟人与陌生人这对词组，据此也将前工业社会称为熟人社会，而将工业社会称为陌生人社会。所谓熟人社会，其首先指向的是交往的对象和频率，即社会交往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尽管由熟人组成的小团体也要不时地与其他团体（陌生人）发生关系。但，更为重要和本质的是，熟人社会的概念主要指向的是交往发生的价值基础或者说“信任关系的条件”，即熟人之间组成了一个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共享同一种习俗和文化的小团体，而将其他团体天然地先入为主地理解为陌生人并加以排斥。因为这些陌生人没有在这个血缘系统内，也没有长期居住于此，因此陌生人之间基于共同文化模式的感性信任自然不能扩展到其他人。正如吉登斯所言，这时的陌生人只是作为整体的模糊的“一整个人”被看待，而不是具体的陌生个体[5](p69-72)。必须指明的是，尽管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分析性思维和语言去做如上的描述，但是在熟人社会中，整个交往行为的产生所依凭的可以说是“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6](p6)，也就是说，此时的社会交往是以共享价值为内在基础而自然发生的，我们无需去分析其行为发生的内在逻辑，甚至这个问题本身都不应被提出。
而到了工业社会，随着社会脱域化过程的不断加深，人们不断走出习惯性的区域，与其他区域的人进行广泛的互动；分工体系的不断加深也让人们无法在既有的熟人群体内满足生活需要，转而需要频繁地跟陌生人进行交换活动，所有这些都让前工业社会的信任基础逐渐瓦解，为此，社会交往急需某种基础或中介，或者说人们的交往需要某种理由（这是现代理性思维所必须的），而契约及作为其形式化变体的制度规则成功地提供了这一中介因素[7](p58-64)。这种制度规则和契约——由于其权威性和各方基于妥协和利益算计后达成的同意——赋予了人们（尤其是交往双方）形式上的平等。形式平等不仅是契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契约得以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像前工业社会那种基于身份和习俗的交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们天然地限制了社会成员与其他不同的身份等级以及不同文化模式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但是，契约的平等特征却能够突破这些限制，具有了可以无限扩张的性质，而且由于它只是形式化的，也能更容易更高效地实现这种扩张，因此基于契约的陌生人交往就能很快扩展到广阔的地理范围，哪怕是遇到了新的地域，只要我们能跟他们签订合约，双方之间就能开展交往活动。随着契约范围的扩大，人类的交往行为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其立基的契约也得到了普遍化和强化。梅因就将传统到现代的这种变迁（有些保留地①从梅因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这种简单化的概括可能包含的问题。但是，正如原著导言撰写者亚伦所说的那样，尽管梅因的用语有待商榷，“但他的结论实足以表现一条为当今历史法学家没有任何争执的原则——即个人自决的原则，把个人从家庭和集团束缚的罗网中分离开来”。）概括为“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并坚定地指出这是“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8](p96-97)。
与此同时，契约的普遍化与自我强化的过程也在有意无意地排斥和压抑此前社会交往的基础——习俗。那些在工业社会的交往中依旧使用习俗作为交往基础的人被不断排挤，他们在契约机制面前受挫，最终也“习得”了这种新的交往方式。从熟人与陌生人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中的一些人如果继续使用熟人之间的交往逻辑来应付其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总会被对方基于利益计算的行为所算计，最终这些人也不得不逐渐放弃熟人交往的基础，而逐渐学会了陌生人的交往逻辑。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上述的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赋予双方形式上平等地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成一次交往行为的发生。事实上，平等与否并不仅仅反应在交往本身是否发生，而更在于交往之后的结果。对此，一种常见的论调是，正如一些自由经济的鼓吹者所声称的，现代社会的交往双方是平等的，他们在一次交往行动中发挥出了各自的比较优势，最后获得了各自所需，可谓是一个共赢的场景。这种论调之粗浅，在如下类似的说法中可见一斑：在一个工厂中，工人贡献了自己的技能和劳动而赚取了生活所需的金钱报酬，资本家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资本而通过出售产品赚取了利润，这看来也是一种双赢的局面。这种说辞并不考虑交往双方从交往中是否得到了其应得的量，更是丝毫未提这种交往对双方的长远影响如何。加尔通在其帝国主义的结构化理论中就明确批判了这种形式化的平等假相，他尖锐地指出，那些在交往瞬间看似平等公正的交易在长期看来却是极度不平等的[9](p81-117)！尽管加尔通的批判更多地是指作为交往主体的国家，但这种批判对作为交往主体的各类个体或群体都适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大部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特征转换那样，当我们说社会交往赖以发生的基础从传统习俗转向外在契约时，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完全替代。即使在今天，“习俗（custom）还没有像梅因所声称的那样完全让位于自由契约和竞争。习俗仅仅随着经济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在今天可能还具有相当的强制性（mandatory）以至于一个独裁者都无法将其推翻。”[10](p72)而那些潜藏在社会边缘位置的习俗化的交往有时则成了现代人寻求精神慰藉的场所，同时，也应当成为我们建构与想象未来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思想来源。
二、社会交往的形式：从互助到协作
回到家，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表扬了我，并答应送我一个礼物。我有些得意忘形，把头转向爸爸，期待他的表扬。没想到，他只是轻描淡写地看了一眼，脸上的神情很冷淡，“考得不怎么样，简答题还不够完整。”
当我们将非正式交往视为协作的一种形态时，我们就不能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仅仅关注边缘雇员的非正式交往问题，而应当同时关注中心雇员的非正式交往。可以想象，正式组织的中心成员由于掌握更多的资源和权威也就更容易利用非正式交往实现其利益。这些中心成员之间联络紧密，他们频繁来往，频繁交换信息和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个利益一致的小团体。例如，连锁董事现象就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个公司的某位董事会成员同时又是其他公司的董事会或管理层成员，这种连锁现象非常普遍，使得各个公司高层之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联系网。而这不仅仅是一种正式的基于组织规则的联络（例如以董事身份出席正式的会议），更是一种非正式联络，例如他们会经常一起出现在高端的社交场所。由此，他们结成了利益团体，当其共同利益面临威胁时，他们有时无需公开的或正式的抵抗，通过非正式交往就能轻易化解难题。有学者就观察并分析了其中的一种情景：一些公司治理的改革措施意欲限制高层的管理自主权，此时，如果某个董事支持并参与到这种对董事们普遍不利的改革中，就会受到其他董事的一些隐形惩罚，例如不邀请其参加下次的社交活动。如此，便很少有人会支持这一改革了[14](p361-398)。可见，一方面，形式化的协作并没有给交往双方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加剧了不平等；另一方面，形式化的协作在不同群体之间也分布不均，对于边缘者而言，他们的协作往往被中心者把控，但对于中心者而言，他们的协作却能更好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现象再一次得到了巩固。
上述过程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这一假设似乎表明，每个人都是或者都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决策以选择交往对象，也就是说，每个人似乎都可以成为中心，进而形成了一个由近及远不断扩散的圈层，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讨论乡村社会时所给出的形象比喻那样，“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4](p23)。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在总体上所呈现的并不是这种平均形态，而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这一结构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结构化力量，这种力量将不同的人结构化到了不同的“位置”[15](p76-80)。也就是说，即使在理论上，每个人都有着形成上述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圈层的可能，但实际上，就整个社会来看，只有少数人真正可以成为中心，而大部分人只居于边缘的位置，作为边缘者，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与那些少数中心发生互动，而不是构筑以自己为中心的交往结构。正如工业社会的一切设置都是以形式平等为基础的一样，在理论上，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层式的交往结构，社会及其成员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并不会否定这一说辞，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如此，也并非每个人在事实上都如此。
对于工业社会的人际交往，不仅平等是形式上的，交往双方的信任也只是形式上的。表面上看，参与交往的人信任他的交往对象，但最终而言，人们信任的对象是契约而非与之交往的人，因为人们相信，即使对方的行为突破了某些界限，契约也可以帮助解决纠纷。甚至我们可以说，对制度与合同这些外在规则的信任正是因为对他人本身的不信任。具体分析来看：人们之所以订立契约，是因为害怕他人的不当行为对自己的利益造成破坏，是出于一种对他人的防范心理，这样一来，不仅订立契约的交往源于不信任，而且因为它每次都强化着人们的防范心理，也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之间的不信任；而之所以在订立契约后要遵守契约，并不是人本身的道德使然，而是订约者害怕毁约后的惩罚。简言之，工业社会中的协作交往的基础是契约而非信任，协作的目的则是为个人谋取利益甚至可以说是最大化的利益，协作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信任，反而可能加剧不信任[13](p11-17)。
电压暂降发生的次数与敏感设备运行之间的联系可以由记录的电压暂降的幅值、持续时间长短等特征绘成敏感曲线，从而很直观地反映出来。
三、社会交往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及其生成
至此，我们简要阐述了工业社会之社会交往的两项重要特征：基于契约的陌生人交往与基于利益谋划的协作。而从社会交往之结构的视角看，这两项特征均指向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态。无论是作为社会交往之保障的契约，还是作为社会交往之基础的信任，它们都只是形式化的存在。外在契约为社会交往中的所有人提供了形式化的平等，却让人们忽视了看似平等的交往背后所蕴藏的实质不平等；交往双方表面信任对方，实则信任的是契约，而对契约的过度依赖恰恰反映了对对方的不信任。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这两个共存的面向恰好符合“中心—边缘结构”这一概念的一项独特品质：“中心”与“边缘”表面上均处于同一个平面，但实质上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实质不平等。或者说，中心与边缘在形式上仅仅是同一个平面上的一种分布格局而已，但这种分布格局却在实质上导致了一种社会不平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取“中心—边缘结构”的概念来称呼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
在工业社会，我们说，信任的基础从基于习俗的对熟人的信任转向基于契约的陌生人交往，而且我们强调，实质上，信任的对象只是制度或契约而非其交往对象本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某人需要做出一次交往行为的时候，所有交往对象都随机地散落在他面前，或者说每个潜在的交往对象都有平等的机会被选中，而当事人在每一次行为决策前都进行一次重新计算进而做出理性的选择。这种决策和行为的成本很大，风险也很大（除了收益，成本和风险都是工业人决策必须考量的因素，因为它们都关乎收益）。这就使得当事人只会从少数几个对象中进行选择，这些少数对象要么是曾经与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发生过联系的，要么是被某种外在机制所认可的。长此以往，当事人就会固定地和几个少数对象发生联系，而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小圈子，数量众多的其他人与之发生的互动则较少，围绕他们而构成了边缘层。对于一个已经形成了中心—边缘区分的结构来说，中心者在选择交往对象时不会重新进行决策，而是会选择与中心圈内的或者距离中心者更近的对象协作，从结构的意义来看，这一选择模式的不断重复就是对中心圈的不断强化，同时也让边缘层得到了巩固。
正如我们在关于熟人与陌生人的讨论中强调的那样，熟人之间交往的频繁只是从量化角度观察得来的，比这种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熟人交往背后的信任基础，只有这一基础才是区分熟人与陌生人的关键。对于中心—边缘间的区分同样如此，互动频次仅仅是区分中心与边缘的一个表象特征，过度强调这一表象特征所带来的危险就在于，人们进而会认为，那些交往频繁和紧密的群体构成了一个团体，而那些交往稀疏的人则构成了另一个群体，只是二者内部的交往程度不同。这种认识显然忽略了两个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关系。对于中心—边缘结构而言，比上述表象更为重要的是，中心圈内的高频互动形成了一种对边缘的权力，反过来，边缘对中心圈则产生了依赖。边缘间的稀疏联系（或者说相互间被割裂）只是这种权力关系的结果，而不是边缘的本质，也就不能以此来界定边缘。
在工业社会，协作发挥了某种粘合剂的功能。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失去了共同体文化这种粘合剂的人们像一盘散沙一样急需某种粘合剂，以为集体行动提供支持。而在一个不以信任对方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们必须找到某种类似第三者的更高的东西才能获得安全感，外在契约或规则就扮演了这一角色。契约所规定的协作让某个组织甚至整个社会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当然，这并不是工业社会之协作的唯一形式。尽管组织规定的协作是为了粘合个体力量，但其形式化的特征并不能满足工业社会人的情感需求，因此，作为向心力的协作却在事实上制造了一种离心力，为了防止离心力的过度扩大而让整个体系分崩离析，工业社会又提供了许多相应的调节机制，或者说容许一些调节机制的存在。非正式交往就是其中的一种。显然，在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中，非正式组织是被正式组织边缘化的，它被正式组织限定在不会对组织构成致命威胁的范围内。这样一来，非正式交往不再是与正式组织相对抗的形式，在实际运行中，它成了另一种协作的方式，尽管与外在规则所明确规定的协作形式相比，其中包含了更多情感化的内容。
就社会交往的形式而言，前工业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的社会交往在总体上是一种感性的互助体系，主要是为了抵抗自然的威胁。而农业社会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只有同处一个等级的人们才可能产生“互助”的“合作”行为[11](p98-105)。互助这种低级的合作行为的关键就在于其感性特征，即互助双方是基于血缘或地缘带来的共享的风俗习惯以及道德信念而从事交往活动，这其中并不涉及对交往活动可能带来的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一切交往行为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则是一种理性的协作体系，在其中，个体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对某次协作行为可以给自己（甚至是各方）带来的利益得失进行计算和衡量，并最终选择协作对象与协作行为。也就是说，在实质上，协作并非基于对彼此的信任，而仅仅是一个交换的过程，这种交往行为的发展是因为各方对此次行为都有所期待甚至“各怀鬼胎”[12](p5-14)。也正是如此，在工业社会，感性互助在理性算计面前总是甘拜下风，以至于逐渐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仅仅在部分领域（如家庭）的部分行为中存在着。
由图3可知，烘烤前后肉脯的红度值差值△a，空白组为5.05，亚硝酸盐为6.72，红曲红为8.21，蛋黄粉为6.19，辣椒红为4.28。差值越大时，说明发色剂的热稳定性越差。因此，热稳定性按从高到低依次为：辣椒红>空白>蛋黄粉>亚硝酸盐>红曲红，因此辣椒红的热稳定性最好。红曲红在烘烤前与烘烤后，红度值均为最高的，其次是蛋黄粉和亚硝酸盐。
车牌识别的端到端模型借鉴Alexnet网络结构,将输入图片大小更改为30×120,并在卷积层采用3×3的卷积核,池化层采用2×2卷积核,采用Leaky ReLu激活函数。最后以Batch-Norm层替换归一化层,减少各层之间的耦合度[12];采用七个全连接层共享一组卷积层的网络结构如图4所示。
沃纳等研究者在将“小圈子”划分为“核心圈（core）—初级圈（primary）—次级圈（secondary）”三个层面时显然触及了这一点，他们的定义显示，只有核心圈才构成一个群体，也只有核心圈的定义是根据自己群组的内在特征来进行定义的，而其他圈层本身根本构不成一个群体，对后两个边缘圈层的定义恰恰是根据他们与核心圈的关系来进行的，例如，“那些与核心成员偶尔联络——但其本身从未构成一个群组——的人们是‘初级成员’”[16](p150，p217)。这种定义方式应当说准确地抓住了中心—边缘结构的一个关键点。在这一结构中，边缘很难实现自我的认同，他们自身无法完成对自我的定义，对他们的界定必须从整个结构及其中心出发，这样一来，边缘成员也就只能通过自己的中心才能与其他成员发生联系[17](p68-83)，他们在结构中的交往行为正如对他的定义一样都是要从中心出发的。
在研究个人关于对外政策的意见态度与其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时，加尔通同样将相关人员划分为“中心”与“边缘”。笼统地讲，在加尔通看来，社会的中心成员处于一种可以获得社会奖励或回报（socially rewarded）的位置，而边缘成员获得的回报较少，甚至被社会排斥[18](p206-230)。由于中心与边缘在社会参与、知识、所持意见、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对外政策上，二者就表现出在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思维模式、对待现状与改变的态度等多个维度的差别。例如，由于中心通常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对一些事务通常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意见，而且中心可以在客观认知、主观评价以及实际行动之间做出区分，他们就能比边缘更多地参与和影响这些事务，而对外政策这类通常由社会精英所把持的事务尤其如此[19](p1-21)。如果我们同样采用加尔通在定义帝国主义的中心—边缘结构时所取的排序、剥削和互动网络三个维度来定义社会交往的中心—边缘关系的话[9](p81-117)，我们可以说：首先，依据某项绝对指标（例如教育水平）的排序，中心者在该指标上的得分较高；其次，从相互关系来看，中心从互动中获益更多，或者说他从社会或社会结构中得到的回报更多；最后，从互动结构来看，边缘围绕中心而存在，对中心产生强烈的依赖。
四、社会交往的中心—边缘结构：边缘及其作用
在中心圈的形成中，我们看到，中心紧密圈的形成有着表面看来极其合理的理由，那就是规避风险和减少成本，因为他们对那些距离他们更近的人了解地更多①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工业社会仍然存在“熟人”现象。但是，这里的“熟人”与前工业社会的“熟人社会”中的“熟人”存在着本质不同，因为其信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解释显然是从中心的角度出发而给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中心圈得以形成的全部事实，也不意味着这是中心强加给整个结构的某种解释。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合理性不仅是中心者认可的，也是被边缘者认可的！福克纳曾深度描绘和分析了好莱坞电影音乐人所构成的圈子里的社会交往现象，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也论及了交往的中心—边缘结构（尽管他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在讨论中心者为了规避风险而将交往范围限制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时，作者引述了一位作为边缘人而存在的电影剪辑师的话，“制片在投钱，我想他们大概没有勇气去冒险或做什么实验。我不怪他们。他们要的是安全”[20](p172)。是的，当人们普遍被工业社会的成本收益理念所统治时，边缘者也就能体谅中心了。这样一来，边缘者根本不会认为既有的交往结构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他深深地理解和认同这一结构及其中心，这一结构所体现的价值也正是他所认同的那些价值，甚至由于他们深深地被结构化了进去，他们根本不会认识到这种结构的存在，也就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也就更不可能对这一不合理的结构提出什么反思和挑战。
显然，对于中心—边缘结构而言，边缘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在（对中心和中心把持的结构的）重要性排序方面，我们可以说中心更重要，但是边缘对于整个结构的形成与运作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那么，对于社会交往的中心—边缘结构而言，边缘发挥了什么作用？回答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心—边缘结构，更在于，当我们试图批判这一不平等结构时，我们不能仅仅斥责中心，而完全忽视边缘的责任，当我们试图超越这一不平等结构时，我们不能仅仅诉诸于对中心的抗争，同时应当从边缘出发寻求这一结构的破解之道。
既然认可这一结构，边缘能做的就是将毕生精力放在自己的狭窄领域上，努力向中心挺进，而为了实现这一点，边缘首先要做的就是与中心发生某种联系（哪怕是间接的）。精英圈对某个领域的把持被普遍认为是可接受的，进而被认为是合理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与精英发生关系也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被鼓励和高度赞赏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工业社会除了强调个体的能力外，也强调所谓的“社会关系”，或者将人的社会关系也称为一种能力，而这种社会关系又通常被理解为与精英的连接关系。但这一结构的问题就在于，固化的中心者由于长期处于中心地位而稳定地把持着各种稀缺资源，进而形成了一种权力。当其成为一种持续的权力时，就会出现边缘通过各种手段向权力者谄媚的情况。无论是通过正常的、还是不合道德甚至不合法的手段，边缘都将其视为与中心精英发生联系、并努力挤进精英圈的必由之路。
而进入中心圈的过程将是一个再次社会化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从婴儿时期开始社会化学习的过程看作另一个社会化过程的话。由于这两种社会化观念的差距并不大，因此仅就观念的冲突而言，边缘进入中心的过程并不是特别困难。在这个过程中，部分边缘者学会了中心圈的规则，并由于适应甚至熟练运用相关规则而挤进了中心圈，至于其他边缘者，则由于不愿或不能做到这一点，而持续地处在边缘位置。那些新进加入中心圈层的边缘者由于受到中心圈规则的同化，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边缘者，整个中心—边缘结构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尽管中心的构成发生了微小的变动。因此，对这一不平等结构的破解与超越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边缘与中心的位移或边缘对中心的抗争，而是将整个结构视为批判的对象。
让我们回到对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的定义方式。以中心为出发点界定边缘，不仅反映了中心对边缘的支配，也反映了边缘对中心的认可与依赖，当边缘的毕生努力仅仅是向中心进发的时候，对它的定义也就只能通过中心来完成。正如“中心—边缘”这个词组一样，尽管我们也可以说，中心只有边缘存在才能称得上是中心，边缘只有以中心为前提才能被称为边缘，但是二者的互赖性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平等性，其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边缘自身是以中心为坐标来界定自己的。
从中心一方出发，选择与谁交往是重要的，因为正是这种选择及其重复构成了中心圈，也构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但换个角度来看，中心选择与谁不交往同样是重要的，中心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资源选择与谁合作。通常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与谁不合作”[16](p169)，这就有选择地将一些人排斥到了边缘的位置。这种情境与权力空间相类似：当我们观看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交往节点图时，我们可以说，正是那些空白的地方——即没有交往存在的地方——凸显了交往的意义，也构成了权力（施展）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如果从边缘一方来看，边缘更倾向于仅仅从中心圈选择合作的对象，而不是同其他边缘进行交往，这不仅强化了中心的权力，也强化了边缘之间的割裂，总体上就是对整个结构的巩固。
(1)要点分析。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寻求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融合点，是确保企业发展，与时代发展相互适应的首要条件。我国现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属于美式与日式混合的企业管理模式，按其构成结构，又可分为家族式管理和合作式管理两种，这些管理方法，往往具有模式化、企业管理公平性差等缺陷，由此，新的企业管理方法，就必须体现“新”的特征。具体来说，包括管理理念的“新”管理结构的“新”两方面[3]。
总而言之，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益的途径。正如“中心—边缘结构”这一词组同时涵括了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两个面向，解读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同样缺一不可。片面强调形式平等的做法，将无视表面平等的社会交往可能为社会成员带来的深度不平等；片面强调不平等的做法，将忽略工业社会较之前工业社会在社会交往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动。在思考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交往问题时，我们也必须同时考量这两个面向，才可能建构一种真正平等的社会关系形态。
中频逆变电阻焊机由于其优异的焊接稳定性，快速的控制速度，极高的调节精度，以及对电网很小的电源污染，使得它在诸如汽车制造业中的钣金焊接环节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早期的焊机，焊接参数的编辑和设备状态的读取，只能通过液晶手操盒进行。由于液晶手操盒界面普遍基于字符型，屏幕小，每个界面只能显示很少的参数，同时操作不够便捷、友好，影响了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在此情况下，本设计提出了使用基于MCGS的工业用触摸屏替代液晶手操盒，担任焊机和操作工人之间交互界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张桐.论世界体系中观察视角的“中心—边缘”概念[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4）.
[2]Borgatti，Stephen P.，Martin G.Everett.Models of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J].Social Networks，2000，21（4）.
[3][美]林顿·弗里曼.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M].张文宏，刘军，王卫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张桐.社会关系变迁的结构化过程：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J].社会发展研究，2018（3）.
[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7]张康之.“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2）.
[8][英]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Galtung，Johan.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71.
[10]Commons，John Rogers.InstitutionalEconomics: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9.
[11]张康之.“协作”与“合作”之辩异[J].江海学刊，2006（2）.
[12]张康之.论合作行动体系中的规则[J].党政研究，2015（5）.
[13]张康之.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J].社会科学研究，2005（1）.
[14]Westphal，James D.，Poonam Khanna.Keeping Directors in Line:Social Distancing as a Control Mechanism in the Corporate Elit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3，48（3）.
[15]张桐.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结构：对一个学术问题的重新界定[J].中国行政管理，2017（9）.
[16]Davis，Allison，Burleigh B Gardner，Mary R Gardner，W.Lloyd Warner.Deep South: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aste and Clas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17][美]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法分析法[M].刘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18]Galtung，Johan.Foreign Policy Opinion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Position[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1（3-4）.
[19]Galtung，Johan.Social Position and Social Behavior:Center-Periphery Concepts and Theories，1976.Accessed March 21，2015.http://www.transcend.org/galtung/papers/Social%20Position%20and%20Social%20Behavior%20-%20Center-Periphery%20Concepts%20and%20Theories.pdf.
[20]Faulkner，Robert R.Music on Demand:Composers and Careers in 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M].New Brunswick；London:Transaction Books，1987.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3.019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3-013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7VZL016）。
作者简介：张桐（1989—），男，宁夏彭阳人，管理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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