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太岳抗日根据地在建立之初基层党员成分复杂、党员管理和党领导下的组织建设存在诸多不足，而中共太岳区党委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实践不仅得出与此相应的基层党建经验，且通过密切联系群众扩充了党的基层队伍。从基层民选工作的推进到其弊病的解决，从乡村政权结构的重塑到基层民众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都是增强中共基层乡村控制权与巩固党组织内部凝聚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键环节。这说明党的基层民主选举离不开民众动员工作的深入推进。
关键词: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基层民主选举；民众动员
太岳抗日根据地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络华北、西北与中原地区的纽带。其创建于1937年10月，位于同蒲铁路以东、白圭到晋城公路以西、祁县白圭至汾河东岸以南、黄河以北地区，随着战局变化和形势发展，辖域呈不固定态势。中共太岳区党委(先后为特委、地委和区党委)于1940年 1月建立，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开展民众动员工作方面具有典范作用。有关太岳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继取得一批成果，但这些成果以资料整理与出版居多，研究性成果较少。[注]如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记述了太岳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0月创建到1949年8月结束这12年来的战斗历史及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展民众动员和壮大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历史作用；《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太岳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和特点作了简要叙述。另外，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都是按时间顺序梳理并介绍了太岳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各种历史大事件。基于此，本文拟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与基层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进行初步考察。
1基层党组织建设
太岳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体系和基层基础设施都不完善，一切有待党员干部发挥自身力量来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运行。深入基层是中共了解民情和沟通民意的重要渠道，基层无大事小事之分，但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建立是建造大厦之基石。基层党组织得到好的建设是基层治理得到完善的重要保证，这有益于凝聚民心，有益于聚拢一些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主张呈“游弋状态”的中间派人士和开明人士更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扩充中共基层组织力量。
1.1党员成分
在基数不断增长的中共太岳区基层党组织体系内部，要想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就得先从这一地区党员成分、党员入党动机和地方党政管理体系建设等潜在因素着手分析。以太岳区三地委党员调查统计为例，该地委有男党员7 653人、女党员1 067人；其中1937年以前入党者148人，1937～1943年入党者分别为439人、2 121人、2 003人、928人、646人、1 327人、1 108人，总计8 720人。在这些党员群众中，有产业工人6人、手工业工人117人、雇工244人、矿工25人、贫农3 990人、中农4 102人、富农200人、知识分子131人、商人45人、其他职业者40人；就其文化程度而言，文盲4 145人、粗通文字者3 323人、初小812人、高小407人。[1]由此可知，太岳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党员成分复杂，基数在不断增长。而党员以贫农和中农为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商人等占少数，且党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和一些粗通文字者就占到总数近80%；党员以男性为主，女性只占12.1%左右；入党基数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尤其在1938年时达到最多而之后骤减，后又慢慢回升。从中可以看出，太岳区发展党员、扩充并建设党组织之难度。反过来说，这就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各个党员以集体和组织的形式自上而下地解决这些问题，让太岳区党组织发展建设问题逐渐走向制度化、轨道化和平民化方向，以达到在太岳区地方党群体系中高层干部对于党员群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和控制。
1.2党员管理
党组织在对党员的培养管理过程中常出现问题，大力开展工作便会忽略许多细节，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党员群体，其经济观念和等级思想就在党内反应出来，并在主观上表现了中共组织内部的脆弱性。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培养计划需重视干部培养和修炼，党内干部的教育一直是党员管理的重心。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教育、提高党员素质是巩固党的中心环节。[2]245因此，对基层党员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反对和防止贪污腐化的教育等工作由此开展起来。1943年7月1日，太岳区二地委组织部颁布了关于培养和提拔干部的通知，其中指出要想让这个严峻的任务及早完成必须克服以下五种不正确观念：“一是实际上不了解干部的来源是自上而下的从支部中逐渐培养提拔的道理，光向地委要现成的干部，而自己不肯下决心深入支部，发现人才并耐心培养这些新干部与旧干部，所以群众起来了而干部还小而弱；二是强调党员干部家庭生活苦，脱离生产困难，另一方面也强调没法克服困难，所以几年来也提拔不起干部来，还得向地委要；第三也可以说培养，也有对象，就是不耐心具体地进行培养，所以培养对象大多流产；四是认为提拔干部是实际工作，任务既然来了，提拔几回，过去就没事了，没有认识到培养提拔干部是领导上日常的重要任务之一；五是提拔上的保守主义，不愿从地委调干部。”[3]由此不难看出，在太岳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党员干部的逐级培养过程亦是中共权力向下层民众不断下移的过程。为保证太岳区权力组织的运行方向在宏观上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可塑性和持久性，就需开展广泛的民主化运动与民众动员工作。
为克服各区域党员成分不平衡现象，中共晋冀豫区委要求“挑选适当的集体领导方式，提高个人负责的形式，如分驻各县资助工作，定期用特委会计划的集体检查讨论与总结各县工作；深入并且有计划有中心地巡视各县，健全县委领导；召集分委和县委活动分子大会总结抗战以来的各项工作经验，讨论并规定新的计划与为实现计划所进行的斗争；健全特委县委机构，建立健全和保证城乡的发展。全体同志团结各级领导机构，保证工作的平衡与成熟的运行，实现并且走上创造根据地的全面工作任务。”[4]保证区域内党员成分的平衡有利于带动区域间的发展和进步，亦有利于在战时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带动沟通机制。
关于缴纳党费这一优良传统即使战乱时期从未废弛，因此这一要求成为党员的一项基本义务沿用至今。为防止太岳区出现以下现象，如各级党组织缴纳党费无制度、缴纳党费不报告党员数目、对新党员缺乏缴纳党费意义的教育工作，区党委特规定各级组织缴纳党费基本制度：每月十五日前支部收集本月党费送交分委，每月底前分委送缴县委，下月十五日前县委送缴地委，下月底前地委送缴区委，区委组织部按季送缴华北局组织部。[5]由上述种种举措，增强了太岳区对战时基层党员的培养管理，同时提高了对于基层党员的约束力和控制力，因而得出因地制宜的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经验。
1.3党建理论
第三，游击区因受日军威胁，彻底民选难于进行。经过干部努力，想出许多变通办法，村民大会不能举行则由区民选促进会指定候选人，由小组讨论裁决。其中平定县的方法更有效，即以秘密散票方式完成了村选工作。
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组织工作各不相同：“第一阶段是自1937年11月省委初建至1938年4月九路进攻，在新的环境与新的潮流下，在武装的发展与掩护下，仅仅开辟与建立了某些区域内的基层党组织；辽县会议确定开展武装工作并确定开展党的工作；3月创造根据地会议提出党对政权民运武装的领导；学习红军中党的作风，打破白色党的狭窄作风，反对关门主义；迎接战争开展与转变工作，如地委联席会议上提出战争几点作风和开展党建问题等。第二阶段是群众蓬勃运动开展时期中的党，即自1938年5月至1938年底粉碎几路进攻直接开展了群众运动开展了党；群众的胜利信心与党的政治影响的提高；在群众运动中部分的大量的开展了党的组织工作。掌握全区各项工作的平衡开展，开展群众运动开展党，着手党的实际建设；对晋中及继续对其他各地委单位的巡视——6月决定、总结与转变各地的具体工作；9月决定提出政权与民运的统一与具体建设，提高党对各方面的领导。总之，在各种工作的配合中，特别在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大量开展与建立了党。第三阶段是逐渐走向巩固深入时期中的党，时间大概是从区委扩大会议至1939年的5月底，9月决定开主干会议为迎接战争开始提出紧急动员，并在紧急动员中巩固党的工作，同时指示应利用敌人进攻晋察冀的空隙时间来引进并巩固工作，活跃党的作用。”[6]由此看出，抗日战争中周围环境的变动，和在复杂的敌我斗争的环境中党的力量的壮大，党在战争与摩擦冲突中较之过去的成长和遇到的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暴露等因素，都在这一时期彰显出来。面对党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任务和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在整合基层党的治理之策时应保持政党内部的创新性和创造力，为应对新的战争环境下新的工作任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实际上，中共基层党组织需要不断改进与总结的工作经验还很多。首先，党外民主与党内民主广泛结合，为党组织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威信并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其中党内民主主要包括支书、支委会和党员干部等日常任命与党内民主动员等工作，而党外民主主要包括在中共直接领导或者间接参与之下的村长选举、农会、工会、妇救会、武委会和公安民政生产等。以太岳区浮山、绛县、翼城和沁水四县各个组织的基本情况为例，其中村长144人、农会主席和常委481人、武委会主任145人、妇会主席和常委126人、公安民政生产部门104人、其他如青救会和一些灰色群众零散组织共计170人，即农会基层干部人数占到干部总数的41%。[7]再以太岳二分区农工青救会群众组织统计为例予以进一步说明，具体如表 1 显示。
表 1 太岳二分区群众组织概况统计 (个)
县别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灰色群众组织和西3 5005007002 5000辽西2 0004005002 0000太岳1 264250220780700榆社北2 5004506002 3000寿阳21002200400平西30002000500昔西003000400榆次5000200400300合计11 4741 6002 9407 9802 300资料来源: 《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山西省档案馆档案, 档案号A1-1-37-5
另一方面，在基层党员干部党龄和党员工作业绩方面，据浮山、绛县、翼城和沁水四县统计，1941年入党者7人、1942年26人、1943年44人、1944年52人、1945年41人、1946年40人、1947年16人，在这些党员干部中参加贫困团的有83人、没有参加的有132人、被追成观念守旧的有10人、被管制起来的1人。[7]不难发现，1941-1944年间基层党员人数在持续增加，党龄在不断延长，而这些有限的党员干部中深入群众进行扶贫救济并为群众身先士卒的先锋只占当时总数的36.7%。有些党员干部因某种原因可能成分不好或犯了某种错误而被追成传统守旧势力。因而，中共在发掘和任用干部过程中除外界客观因素和干部本身腐朽性外，能真正在工作岗位中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党员干部便成为中共密切联系群众的精英阶层和中坚力量。
中晚唐时期,隋堤柳吟咏开始大量出现。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隋堤柳》作为同类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在王泠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其中的批判意识。
据表 1 显示，太岳二分区群众组织大体分为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灰色群众组织等五类，其中大多数成员以入党积极分子身份活跃于根据地政治经济和游击队建设中。可见建立数量巨大且职能分工明确的基层积极分子队伍和党员后备力量是建立基层党组织和发展广大民众的重要环节，各种群众组织之于基层党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其中太岳二分区是晋中南地区农会组织分布较多的地区，尤以农会和妇救会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力量。二分区农会组织数达到11 474个，占全分区党外组织数量的43.5%；妇救会组织总计7 980个，因此，农民和农会组织对太岳区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发挥了引擎作用。在党内建设方面，据浮山、绛县、翼城和沁水四县统计数据显示，共有支书119人、支委128人、小组长22人、党员46人，即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的党员占基层党群人数体系的14.6%。[7]基层党员干部人数多，接受管理和命令的最基层党员群众只有极少数，这就涉及党内干部体系繁冗庞杂问题，而中共在党建的实际过程中应涉及提高党内各个层级之间的行政效率和行政质量等议题。
IGD专家小组将尽可能地使用一些公用标准，如ISO和OGC的地理参考影像标准等。为了弥补军方标准的不足，解决军方标准缺口问题，DGIWG还与ISO、IHO和OGC等国际标准组织开展了多方合作与协作，并将这种合作与协作发展到NATO的联合情报、调查与侦察（JISR）领域，共同开展该领域的影像标准化工作。
2基层党员干部民主选举与民众动员
中共政治权力对基层的渗透使新一批农村权力代表带有浓厚的中共组织烙印，他们在中共选拔体制中脱颖而出，成为其基层代言人。[8]笔者在此就从基层民主选举的一个视角切入，具体分析民众动员在乡村政治生活领域的多重面相和战时民主政治开展的有序性和延缓性，突出深入开展基层民众动员的重要意义。
第二，妇女因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易普遍动员。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太岳区党委除了在生活物资照顾、劳力资源补偿和思想意识层面的开导外，还发动各县的妇救会从旁协助解决动员问题。如曲阳县妇救会经过深入工作，跑遍全县各村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和宣传，并想出妇女另编小组的办法，结果一些足不出户的妇女军属开始热情地参加选举工作。
在氯化浸金试验中，浸出时间越长反应越充分，但是会增加能耗。为了确定最佳的浸出时间，本文采用单因子变量原则，考察了不同时间下金的浸出率。浸出时间(h)：1、2、3、4；温度：85℃；氯化钠：1.0 mol/L；氯酸钠：16 g/L；稀硫酸：3.0 mol/L；矿浆浓度：25%。不同浸出时间下试验结果如图10所示。
一场革命或战争往往把政治动员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因为政治权力的重组与扩充关系到了战局的导向。只有建立党领导下的彻底的基层政权建设体制机制，广泛推动民主，充分发挥基层区村政权的作用，才能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此项考量，边区政府决定自1938年12月起至1939年3月底为所属各县进行彻底民主选举的时期，以选出各村的长村副及村民代表。以晋冀豫区平山、唐县、曲阳三县为例，首先决定成立民选领导机关，由军政民及士绅代表共同组成县政民选促进会以及村民选举促进会来领导和筹备选举诸多事宜；其次决定了选举步骤与方法，如选举代表时由各小组推选，推定后召集公民大会，公布代表名单，宣布代表会正式成立。再有选举村长及村监察委员，普通村庄及副村长的选举，先由村民大会提出适为当选人数三倍的候选人，但候选人之提出需经过大会三倍以上的同意。在严密的地方，由村民一个一个地用画‘正’字的方法来选举，但在个别群众基础不健全的村，由区民选促进会决定，暂由村群众团体及村政自卫队提出候选人，经区民选举促进会审查圈定再行选举。[9]实行村政权彻底民选之意在于建立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坚强的抗日政权；同时必须提高民众政治认识，保证选举不为奸徒所操纵，能够选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与利益的坚决抗日分子来参与村政机关领导工作。这就意味着新选举的基层党员干部颠覆了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对于区村治理的绝对权力，成为在中共扶植下的新崛起的基层乡村社会精英。
2.1基层区村干部民主选举与政治动员
制定完善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科研成果转化政策，将科研成果转化纳入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作为创新性能力评价标准之一，并与绩效奖励、职称评聘、科研奖项的评比等挂钩，保证评价指标的多样化。可根据高校发展需求和实际发展状况制定若干权变量，明确奖励范围、奖励力度，提高对科研成果持有人的奖励力度，并保证实时激励，充分调动科研成果持有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家长式包办、地痞流氓活动和奸人操纵选举等因素干扰。民众选举经验的缺乏及奸徒的作祟都会阻碍民选工作顺利进行。但在唐县等处对于家长包办则以严格执行分组时限制全家集中编组来克服这一困难；平山县对于地痞流氓则经过群众团体有组织的会员领导无组织的群众以及运用竞选方式打击了地痞流氓，使之奸计不得逞。
2.2选举存在的问题及其意义
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虽然在不断完善中有力地推动了党组织的发展建设，但基层党组织与具体的实践动员工作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张力，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利用碳酸钠对凹凸棒石进行改性从而提高其胶体性能，以满足一些行业对APT的黏度要求。本文探讨了碳酸钠改性对APT理化性能的影响，结论如下：
第一，民众逃避担任村公职。由于村长事务繁忙，民众对担任村长这一职务缺乏信心。同时，以往村长生活问题未被注意、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等难于办妥、村财政制度尚未确立、村长威信不高、部门民众及一些部队向来不加重视，游击区一些村长因感到应付敌我双方困难，遂造成多数人害怕被选为村长，发生民众对竞选不热烈现象。因之，进行政治动员时，村长的困难问题均被及时解决。
两组治疗前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沉、纤维蛋白原、红细胞压积、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分别为（12.08±1.79）mm/h、（3.19±0.33）g/L、（0.43±0.05）L/L、（4.65±0.37）、（1.61±0.19），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或党政群体都离不开铁的纪律规范和自上而下的党政制衡的地区性组织形式。关于党在组织工作中的建设理论，何英才[注]何英才(1905-1979年)，1928年2月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山西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中共山西省委常务委员、农林工会主席等职务。在党的建设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太岳区党组织的发展成长过程。具体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本区党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发展问题，再就是党在组织上的工作经验总结。
在政治动员工作中首先是动员干部，各组织部门分别给下级以详细指示，传达村选举决定、意志、步骤和方法，并由县民选促进会有计划地派遣干部到各区召集扩大干部会议，经过讨论使全体干部深切了解民主实施与抗战建国的关系、民选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中心村的选举工作，区级民选促进会都直接加以帮助。其次，在干部有了充分认识后，党组织亦对群众进行步调一致的深入宣传。如规定民选运动的中心口号，以统一并集中群众意志；规定宣传方式和内容，由县民主促进会刊行民主报专门来指导民选工作；发动各种群众组织，动员自己的会员做深入的宣传教育等。通过诸如此类的基层区村政权干部群众的悉心培养和双向动员，使得中共乡村政权的威信和民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力得到提高、政权得以重构。
第五，民众政治文化水准过低，漠视民选。民众组织及教育观念缺失，在工作配合上力度不够。这一困难对于善于领导的群众组织来说同样是可以克服的。平山县群众团体就及时利用选举工作加紧对自己会员教育，使会员都在上一级的领导下对自己的党组织负责任，发挥了组织的力量，配合了整个工作的进行。[9]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太岳区党委在政权建设和推进民主民生运动中进行了积极解决和改进。以太岳区首府阳城县为例，为彻底检查村行政机构和切实执行抗战法令，县委特组织行政民运联合视察指导团，分头出发各村，严格检查行政民运工作，解决纠纷、撤换与惩罚失职及贪污腐化不执行“四一减租”与“一分灭息”之坏村长。这项工作一开始，便将阳城县民主民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视导团每到一村首先召集村长、闾长、牺公、各救及小学教员和军政教官等开会，对抗战法令执行状况进行详细查询；其次由村干部做工作报告及提出疑难问题讨论；再次分行政民运到各村副检查工作并慰问抗日，晚间开村民大会由群众公开提出意见并表决，后领导团即分期处理与执行。如石臼村村民张说旺家境殷实却不出合理负担，经劝解说服仍执迷不悟，群众便要求送县教育。[10]经过种种努力，村民选举结果获得显著成效：
首先，民主选举从实践中教育了民众。例如：“曲阳县妇女当选村长副的竟达到十分之一，而在全区各地担任委员会工作者，竟达1 531名。这不仅是在法律上承认了男女平权，并且从事实上证实了妇女是有能力担任这一工作的。”[11]这项举措从整体上来讲，提高了民主选举中群众的积极性，使得民主选举的领导主体扩大，领导方式更新。
其次，民主选举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阶层，提高了村政权威信。由于村长副和村代表由民选产生，民众与村干部之间产生了一种良性的互助关系，即村干部认为自己应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村民认为自己应拥护爱戴自己选出的基层领袖，基层乡村干部威信便在此种由精神层面到政权领域的微型动员中逐步树立并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由能代表民意且积极抗日的乡村社会精英担任村政，不仅颠覆了原有乡村统治阶层良莠不齐的固有形态，而且保证了战时一切抗战动员工作的顺利推进。
最后，民主选举打破了以往世袭、雇佣、抓大头及家长包办等不良现象，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缘于事前研究布置周到，所以能在大多数区村民选中打破这些传统意义上村干部的不良作风。在基层村选最终结果中，所选出的县村代表不分知识水平、贫富阶级、性别年龄一律在抗日大团结原则下分工合作，为健全村政权和动员广大村民抗战不懈努力。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在生产环节上都需投入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因此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企业成本控制的重要环节。企业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与制造费用，材料成本的控制需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人力成本的控制就需要加大流水线上的机械化程度，而制造费用的控制就需要减少公司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因人为因素产生的成本，比如，水电费，设备维修费等。
3结 语
太岳抗日根据地党员成分以贫农中农为主，并在管理上通过各种有效举措克服了成分不平衡和干部群众文化素质偏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创立了战时中共带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基层党建理论，这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完善和开展广泛的民众动员工作意义重大。中共将党组织生活的触角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群体和各个阶层的过程，其实是太岳抗日根据地内部小型的全能主义的维持战时军民政治秩序体系的构建过程。从基层民选工作的顺利推进与一些弊病的解决等重要意义来看，其促进了根据地政治领域的创新及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进步；从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来看，这种根据地内部的自我发展、自我检讨和自我完善过程正是中共这一区域性的执政党不断扩充力量、不断深入人民群众中去的强有力证明。党的基层民主选举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中共基层领导队伍力量，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众动员工作在政权组织领域的落实。概言之，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讲，强有力的民众动员工作离不开党员干部和各种群众团体的有力配合，离不开在中共带领下太岳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日臻完善及其在民众生活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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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行村政改革和村长民选，动员千百万人民来参加抗战建国的伟业[N].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12-7(4).
DemocraticElectionandPublicMobilization:OrganizationConstructionofthePartyintheTaiyueAnti-JapaneseBaseArea
YUEQianhou，QIYixua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a,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Taiyu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AJBA),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 and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TAJBA constructed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Party and added more Party members in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The key sept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influences on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and increase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regional democratic election, reshape the structure of regime, and carry out public mobilization.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regional democratic election depends on the public mobilization of local people.
Keywords：Taiyu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regional party organizations; regional democratic election; public mob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9.03.010
文章编号：1673-1646(2019)03-0054-06
*收稿日期：2018-12-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太行山和吕梁山抗战文献整理与研究(16JZD035)
作者简介：岳谦厚(1969-)，男，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从事专业：中华民国史、中共革命史。
标签：基层论文; 工作论文; 党员论文; 动员论文; 中共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太行山和吕梁山抗战文献整理与研究(16JZD035)论文; 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