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生活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理论的萌发、形成与确立，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构建“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使然；同时也是马克思“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崇高理想与历史使命的内在驱动。马克思生活理论深刻阐发了生活实践本质论、生活动力论、生活目标论、生活创造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系统研究马克思生活理论，对于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美好生活；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在新的历史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是当下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毋庸讳言，当前这方面的思想资源与理论研讨还相当欠缺。马克思主义是巨大的思想宝库，蕴含着丰富的生活思想。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3]279，在创造美好生活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活维度、生存论关怀、生活理论无疑需要我们置于“首先地位”。
一、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萌发与形成
诚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系统的生活理论方面的著述，然而，在马克思的思想变迁、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创立过程中，立足生活、面向生活、关注生活是其最为关键的枢纽。此外，黑格尔有句名言：“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一方面揭示了任何思想的发展都必然经历一个从不全面到比较全面，从不成熟到成熟，从真理的相对性到绝对性的渐进过程；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从思想的形成、发展史中最有助于把握思想的真谛与原汁原味。基于此，我们就不抽象地去归纳马克思生活理论的条条框框，而是在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萌发、形成、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展现其丰富思想意蕴与理论魅力。
当X=X*时，dY/dt=0恒成立。即当开发商投资建设被动房的比例为1-X*=C1/(B3-B2-C2)该博弈处于均衡状态，政府坚定其策略。
（一）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萌发
从思想渊源上看，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然而，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显露出与黑格尔不同的致思取向，非常注重“哲学的生活化”，认为“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4]121。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的第一份工作是《莱茵报》的编辑与撰稿人，从而有机会接触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胸怀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与生活权利而奋笔疾书。《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早期文章不仅展现了马克思的卓越才华与价值情操，也开始显露出致思取向的转变。这一时期，一方面马克思尚未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习惯用“绝对精神”审视现实，思想的立足点仍旧是“理念”、“精神”，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所忽视的经济利益问题兴趣盎然，思维的触角开始触碰现实生活的问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大学时代信奉的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就处于那种尴尬的境地，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的不满和质疑：“在研究国家生活时”，“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容易陷入死胡同；“只有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4]216毫无疑问，这样的现实生活取向，为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萌发开启了一个正确的航向。
在随后的克罗茨钠赫时期，马克思一方面总结与反思《莱茵报》时期的理论斗争和革命实践，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退回书房”，深入研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实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重要超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做出了新的研判：“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4]251这样的研判表明马克思已深刻认识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4]389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这一思想旨趣及其与生活理论的关联，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个类比，正如当代生活哲学是在“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界分下建构的，马克思的生活理论是在理清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关系中展开的。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早期生活思想的重要理论范式。
为什么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活及其相互关系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它们异化的根源何在？在这篇摘要中，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到了“交换关系”背后雇佣劳动的异化性质。马克思一语道破：“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6]28而谋生的劳动往往谈不上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样的劳动产品也往往谈不上是生产者本质力量的体现，而仅仅被看作物化的私利和工具。简言之，产品的异化、交往关系的异化、生活的异化的深层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摘要中这些丰富的洞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阐述。在该书中，马克思考察了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揭示了一幅资本逻辑主导的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图景。同时，马克思又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6]117。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试图探究生活异化的最终根源，追寻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究竟哪一个是“第一因”。不过，由于异化劳动理论的两重性，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之间的真实关系，往往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之中：“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6]110“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6]110为了走出这个怪圈，马克思确立了“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方向。[6]102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6]102。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道路的开辟也意味着马克思要彻底告别“费尔巴哈派”的阶段了。这一趋向，在《神圣家族》中有重要的理论推进，马克思的生活理论也在接纳新范式的过程中向“体系化”的确立进一步迈进。
（二）马克思生活理论的形成
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关于我国产业结构区域特征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产业结构的确存在区域差异性（Naughton，2003），但这种差异性在趋同作用下逐渐衰减且呈收敛特征（Poncet，2003）。三大产业的发展成本有所不同，其中第三产业的发展能降低加工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吴敬琏，2014）。
当前我国建筑造价管理有多种计价方式，建设工程发承包常采用的两种计价模式是：定额计价模式和清单计价模式。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巴黎笔记》一部分）中，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交换”问题的研究，阐发了交往异化的思想。首先，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肯定了“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6]19，也赞同经济学家们“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6]25。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人们的生活交往还是产品的交换，都是人的“类本质”的具体体现。然而，在“私有权范围内”，人的生活和交往都异化了：“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6]30、“表现为物物交换”[6]27。
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通过对政治国家的“天然基础”和“人为基础”的深入剖析，其生活理论开始建基于尘世的市民社会之上。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因而，“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453质言之，从对“副本”的批判深入到对“原本”的批判，即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推进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无疑是马克思的生活理论从萌发走向成熟的一次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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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生活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神圣家族》有着两个方面的突出意义。第一，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概念的直接发源地。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学派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生产及其生产方式，深刻认识到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7]191从对“物质生产”“生产方式”“实践关系”等分析中，两位导师窥见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对此，列宁评论说：“它表明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8]13
2.通过揭示生活与意识的真实关系，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变革。意识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概念。从写作意图来看，《形态》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想正本清源、破旧立新。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通病，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9]66而在两位导师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9]72。并且，意识是随着现实生活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9]73。质言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73。
《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5]213。一般认为，《提纲》是马克思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准备和研究大纲。同时，它也以凝炼的语言提出了生活实践本质论、生活创造论、生活目标论等深邃思想，是马克思生活理论的“天才大纲”。
实践的观点是贯穿《提纲》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武器从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人性批判转向了实践批判。自此之后，马克思生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概念范畴与思想体系。尽管《提纲》只有短短的十一条，但关涉哲学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历史观，因而实践的概念不仅仅是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的范畴，它还是本体论的范畴、历史观的范畴。顺理成章，它也是马克思生活理论的核心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生活理论有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生活哲学的最大特色。
6.4.4 花叶病：①及时防治蚜虫，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2.5%鱼藤精乳剂600～800倍液喷雾。②发病初期喷洒1.5%植病灵乳剂1000倍液或20%病毒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抗毒剂1号200～300倍液，间隔 7～10天 1次，连喷 2～3次。
二、马克思生活理论的确立
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探讨生产与生活、生活与需要、生活与意识等问题，揭示了生活的丰富内涵，确立了历史观的前提与基础，建构了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丰富了对生活实践本质论、生活动力论、生活目标论、生活创造论等认识，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活理论的完善与确立。
《提纲》不仅形成了“生活”“实践”“感性活动”等马克思生活理论的核心范畴体系，而且提出诸多理论命题。鉴于本文主要是梳理马克思生活理论的思路历程与发展脉络，同时想本真地展示《提纲》中生活思想的原汁原味，因而我们就不过多地对其进行理论诠释，而是简单剥离出这些新的理论判断。（1）生活实践本质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56（2）生活创造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且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55“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57（3）生活目标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9]57
1.通过生活与生产之间互动关系的辨析，确认了历史观的前提，进一步夯实了生活本质论与生活目的论。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拨开了历史的迷雾，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点”与“初心”：“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79其中蕴含的逻辑关系简单明了：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人们要生活，离不开吃喝住穿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思维”或“意识”，而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从而将唯物史观的研究起点定位在“生活的生产”这一领域之中。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段话是我们走出历史迷宫、回归“常识”的思想利器；这一段话也是我们登堂入室，领略马克思生活理论的思想宝库与理论特色的指路明灯。
听陈琛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到现在这个农户还和他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虽然他们的化肥、农药用量不大，但是因为他们共同经历过事情，所以他们很信任陈琛。人人都说无奸不商，而在陈琛这里，他和客户只是在进行一系列的交换活动：交换产品，也交换真心。他自己也不觉得为农户解决困难是什么伟大高尚的事情，因为在他眼里这就是本职所在。
由于风筒出口至工作面距离不同流场分布状况也不尽相同，取风筒中心平面z=2.4 m的速度等值线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第二，它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人根本不是原子式存在物，人不能脱离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归根结底，人是由他所处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所决定的。如果说理解早期马克思生活理论的重要锁钥是市民社会、人的类本质、异化等概念的话，那么在《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生活理论的重要概念体系就是“现实的个人”“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条件”等。恩格斯后来深情地评价道：“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5]241而这一清算“抽象的人”的第一波高峰，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实现的。
3.通过展示生活与需要的丰富内涵，马克思既横向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又纵向地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的动力机制，搭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活理论的“四梁八柱”。如前所述，在《形态》中，马克思首先确认了生活与需要的第一个层次——吃喝穿住等最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正如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态不变的，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需要也是不断发展和变迁的，亦即会不断出现“新的需要”以及“为满足新的需要而进行的再生产”。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9]84这样，他们明确指出了生活与需要、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活、生产、需要之间的动力机制，而且还全面揭示了它们的多层意蕴，传统的“两种生产（生活）理论”“三种生产（生活）理论”都有很大的遗漏。扼要地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有多种形式，比如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交往实践；相应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交往关系，并一再强调它们都是“为了生活”。当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被条分细缕之后，人类社会的真实图景也就在我们面前豁然开朗，我们也更多地是据此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顺理成章地，它们构成马克思生活理论的“四梁八柱”。
如果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要是采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那么市民社会批判的理论分析工具就是“类本质”与“异化”理论，藉此马克思逐步形成了人的异化、生活的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劳动异化等异化思想，并最终“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5]254。这一进程始于《巴黎笔记》时期，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宣告一段落。
4.通过对扬弃生活异化、劳动异化的进一步思考，马克思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活理想更加科学化。马克思生活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一方面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人本主义，构建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使然；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从中学时代就萦绕心中的“为人类福祉而献身”的崇高理想的内在驱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把未来的共产主义设想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完美结合。[6]120在《形态》中，随着生活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范式以及理论架构的成熟，马克思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跳出了抽象的人性批判，致思的重心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交往的扩大、生存状况的改善与变革。在两位导师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上从事批判……”[9]85同时，共产主义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75。此外，通过对各民族国家交往状况与交往形式的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日益成熟，并明确宣称共产主义不是“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9]8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义正词严拒斥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要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9]86，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活理想更加科学化。
生活理论确立后，马克思又转向了经济学研究，写下了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手稿，并出版了《资本论》，对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分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生活理论。
三、马克思生活理论的时代价值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4]12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所揭示的那样，“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10]显然，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评价马克思生活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系统研究马克思生活理论，对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生活理论的问题意识与发展脉络为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提供了一幅丰富而生动的思想图景。马克思早期思想异常活跃，思路视野变换频繁，思想图景复杂斑驳，给后世理解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造成很多难题。马克思生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脉络清晰而连贯的生动图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远大理想与对现实生活利益的困惑，如双轮一样驱动马克思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导师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尤其是其法哲学；借助现实的社会经验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再颠倒，转向“市民社会”推动了马克思的思想发生第一次重大突破；而深入研究“市民社会”，马克思开始触碰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与人本主义思想，“类本质”成为马克思研判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不仅彻底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而且开始从市民社会的“副本”进入“原本”，即关注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这推动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第二次重大飞跃；但这也同时意味着费尔巴哈式抽象的人性批判势必成为进一步超越与扬弃的靶子，《提纲》中实践的观点与生活批判呼之而出，并随后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范式。简言之，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批判、人性批判、生活批判是马克思的思想变迁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是我们把握它们奥秘的重要锁钥。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于注重宏大的阶级叙事、革命叙事、历史情境叙事，这些丰富的思想图景被不同程度忽视了。
系统研究马克思生活理论及其丰富的思想意蕴，有助于正本清源，回应各种误读与歪曲，展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与核心关切。当下，一般认为，生活理论关涉的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外的日常生活领域，这是对生活概念比较偏狭的理解。其实，在马克思这里，正如前文所述，生活与生产、生活与需要是同等层次的范畴，也就是说，马克思生活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或囿于狭义的生活视阈所限，或囿于对马克思生活理论的忽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与诠释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与简单化的倾向，过分强调历史的创造及其规律性，而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为了生活”及其目的性，由此不可避免地招来种种批评与责难。比如，萨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患有“贫血症”，存在“人学空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哲学发展存在“认识论断裂”。欣慰的是，我们过去认识的偏差和西方有些学者的歪曲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而是由于没有重视马克思生活理论与生活维度所致。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萌发、形成、发展及其丰富意蕴充分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唯“经济”论、唯“物”主义、唯“生产”主义；相反，它坚持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科学解答了生活与生产、生活与意识、生活与需要的辩证关系，充分凸显了生活本质论、生活目的论、生活目标论。
马克思生活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展开对美好生活的研究与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2]“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11]“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的。”[12]习总书记这些讲话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好生活目标论”“美好生活奋斗论”“美好生活动力论”与马克思生活理论非常的契合。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萌发、形成和确立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背景，其最主要的侧重点是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本真样式，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形式、如何创造好的生活等问题也更多的是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以间接的方式揭示，从正面进行系统的阐发与分析不多，因而无疑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进一步开展生活理论的研究，也是我们参与国际上生活哲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次重要契机。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砥砺前行、乘风破浪的宝贵经验。“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深刻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3]。正如前文所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归根结底就是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因而，在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征程中，生活理论的研究无疑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甚至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着力点与突破口。同时，生活哲学的研究也深具国际规模，被认为是当代哲学最具前景的方向。因而，开展马克思生活理论的研究，也是进行广泛国际交流与学习的一次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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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闭幕词[N].人民日报，2017-05-16.
[1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8.
On Marx's Life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XIANG Song-lin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hui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Marx's lif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Marx's criticizing of Hegel's ideological idealism, transcending Feuerbach's humanism and constructing practical materialism, it is inevitable for the life theory to bud, take its shape and finally establish itself in the theoretical world. Meanwhile, the budding,shaping and establishing of the life theory is also the driving force for Max's lofty ideals and historical mission to work for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Marx's life theory deeply elucidates issues on life practice essentialism, life dynamic,life goals, and life cre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ystematically probe into Marx's life theory, so as to enrich and develop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tructure philosophy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satisfy people's desire for good life.
Key Words: life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ood life; the new era
中图分类号：A8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9）02-0007-07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项松林（1978- ），男，安徽太湖人，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重大项目（2017ZD01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SK2018ZD044）；安徽建筑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研究课题（2017dj008）
责任编校 顾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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