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落后封闭的地区，开启民智，建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因各种原因相继失陷的时候，却在陕北有一块由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巍然屹立。其背后深藏的原因是什么，亦或是回答陕北为什么能时，笔者以为这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在通读了由早期陕北中共领导人之一赵通儒遗著、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魏建国先生整理的《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之后，我以为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
“大一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一些基础课程，包括艺术通史、文物分析等等。到了大二，我们最重要的一门课是‘展览、策展和观众’，这门课每周一节，一节课大概要上3个小时，有时候我们上课的地点就在展览现场，老师会详细地为我们讲解。”
本书深入地回答了早期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阶级建构，播撒革命火种的历史过程。从中国革命史经典的叙述逻辑上说，在陕北这样一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固然有开展革命的积极条件，诸如群众困苦，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异常沉重，地方军阀官逼民反，但从一定意义上的革命条件转化为现实的革命行动，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需要掌握先进理论的先进阶级去领导和发动这些自在的阶级，使之成为革命的自为的革命阶级。在旧中国，这一过程就是中共知识分子工农化，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明白的话语，完成他们革命阶级的建构，从听天由命的“顺民”转变为革命的历史主体。二十年代初的陕北，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普遍的自为阶级。他们说：“我们定边，风沙，天旱，使地主也能饿死。……我们定边，还要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要禁绝毒、烟，人人种地牧牲畜，可以过活。……我们定边，把洋人占了的地要回，谁也种不完。……盐、甘草、皮毛、大烟、遍地是钱，无人捡。……那是外国人的事，那是上海、南中国需要或可能的事”。就是在这样的普遍的“革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高超的革命斗争艺术，在陕北各县建立了普遍的党组织，创建了西北红军，形成了巩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所说：“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笔者认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充满血腥的白色恐怖下能够存在，是和陕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智慧，扎实的社会调查，高尚的精英追求是分不开的。
陕北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高超智慧。理论武装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不二选择，但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一群不觉悟的群众，非有高超的教育宣传智慧不可。在1920年代中期的陕北就活跃着这样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群体的共同形象是就学于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北师大等，毕业执教于落后的陕北各县。他们紧紧地把握住教育的方向，掌握住全陕北的教育权（陕北23 县的教育局长全部是中国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中国化创造了一个合法的正规的平台。“这种掌握一县一局一校教权，离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还远，比起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权工农专政来，没有那样痛快和可以任所欲为或为所欲为，……但已可以包容同志共同工作，面对三五十名学生或三二百学生半公开或秘密宣传革命，号召学生家属及社会人士数百数千团结斗争了”。利用这种合法的“星星之火”，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定边，仅几个月时间定边党团员从最初的数人已发展到二三十人，团结全县教员学生三百来人。对于一些胆小和较为正直的群众，动员许多党团员和他订交，换帖，对于一些中途退学的学生在退学前，与之结盟，企图将来利用他们做侦探、媒介，拉关系，做说客，当义务宣传员……了解社会各方动向、情绪……至少把他染也染得带了一点粉红色了。至此，不管是1927年蒋介石的全国反革命风暴，还是三十年代革命的低潮，定边和陕北其他各县的革命党组织都始终存在，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应该说，这种用反动统治阶级的钱，搭建我们的革命阵地，用反动统治阶级的资源，支持我们革命活动的开展，虽不能说是陕北早期中共党组织的创新，但从实施的广度和产生的效果来说应该都是最具代表性的。这种高超的革命智慧和革命斗争艺术，实属伟大的创新实践和中共创新教育大众方式的普遍运用。他们以三尺教台为阵地，实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干部的知识化，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紧密结合。他们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伟大梦想，躬身于田间地头，穿行于三教九流中，播撒革命的火种。为使革命的理论为群众所掌握，总结和升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党团内部和群众大众化宣传教育方法。在党团内部，通过学习和借鉴《旅莫支部思想训练大纲》，总结升华为：“冰的头脑”——科学头脑，科学眼光，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火的精神”——热烈情谊，火化一切，火熔一切，共产主义道德精神，融化一切；“钢铁手腕”——斩钢截铁，言必信，行必果，百折不挠，钢铁肩臂，任劳任怨，负重耐苦，能战善斗，必勇必胜，战胜一切。（参见该书《绥德》章节）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不是采用长篇大论的说教，而代之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情感化人中找积极分子”。陕北党团组织这种做法的伟大创新，就在于对于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群众来说，采用“以理服人”式的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其信仰是理想选择，但对于广大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大众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触景生情中让其理解革命、阶级的价值和意义。利用情景再现，寻找革命的可能力量和革命阶级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应该说是陕北早期党组织对于革命组织建设的重大理论贡献。此外，他们升华出了革命的辩证法。“反革命是一个‘抢’字，维持统治，他们抢工农劳苦人民。我们也使用一下这个‘抢’字，去‘抢’那些一切抢人民抢工农劳苦人民的各式强盗、窃贼，有何不可？我们的‘抢’是革命，他们的抢是反革命，是剥削和压迫。我们压迫压迫阶级，剥削剥削阶级及其附役、走狗、仆役、代表他们的统治者。”（参见该书《中共第二次陕北各县代表大会》章节）形成了较为成熟和有效的党组织建设的原则和成熟的做法。如我们的党与团的机构及成员，要有能在职业掩护下公开存在的，要有秘密不合法存在的，要有流动的，要有少流动的，要有半公开半秘密的。（参见该书《中共陕北特委特别紧急会议》章节）在发展党员方面，陕北党组织结合党团组织把控教权的优势，积极在即将毕业学生班中考查可能的活跃分子，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甄别和筛查，再把每个人的祖宗三代查清，个别谈话，发展成为党团员，使之成为乡村党团组织发展的人员基础。另外，通过扎实工作秘密物色乡镇与县城，建立党与团的秘密活动据点，以此为基础物色发展党员团员的对象，积极宣传鼓励他们投考革命学校，壮大可能的革命力量。
我国的农村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农村的经济发展作为我国现在的重点工作之一，备受关注。我国政府加大力度发展农村经济，并且大力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指标。在我国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时，国家增大关注程度，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并采取相应的农业经济管理措施，解决实际问题，以改进农村经济的不足。与此同时，利用农村经济管理模式调控市场，向农业生产引入高科技，提升农民认识能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经济管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陕北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和建立，是和当时活跃在陕北的一批中共精英和他们践行高尚的精英追求分不开的。他们是那个时代毋庸置疑的时代精英、社会精英和地方精英。在那个广大民众普遍为文盲，和高等教育稀缺的落后封闭条件下，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时代精英。他们中像李子洲、王懋廷、呼震东、赵通儒、刘韶华（作家柳青的哥哥）、赵子元、马云程等，他们都是北京大学学生。特别是李子洲，“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角之一，精于德、英、中文；书法工魏碑，善写空心字；批判过诸子百家，西洋东洋的德、法、英、日古代及近代各哲学流派、社会主义；研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德文原著和英文译本；善于组织群众，集体行动。”
陕北党团组织的发展壮大是以扎实全面的社会调查为基础性工作的。任何政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在对社会发展脉络洞悉的基础上，回应社会矛盾的成长发展史，特别是作为先进阶级政党的历史，更应是直面社会问题，抓住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因为只有这样，先进的政党才能真正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真正回应社会的真实关切，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表和人民大众的一员，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支持。从这一点上说，本书既是早期陕北党建的历史，也是对陕北各县风土民情、阶级构成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面反映。特别是文中多处呈现出似曾相识的深层表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的问题。”如在佳县章节中，通过深入的调查和总结，陕北党团组织的领导人认识到佳县的船户水手，由于日与洪水作小集团的生死斗争，比农民团结紧密，加上多属同村同宗同姓或亲戚邻居友好，宗法封建自然帮行，比城市一些近代组织还顽强坚固。（参见《佳县》章节）通过长期的并肩斗争和观察，陕北党团组织的领导人认识到“地主子弟出身的党团员，不愿意认真建立党的组织，不愿意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愿意把党的组织建设成为战斗的，领导战斗的、领导群众的、改造自己、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克服困难的无产阶级领导阶级斗争的力量。而只想个人抓权力、抓武力。革命有利于自己干，不利于自己不干”（参见该书《安塞》章节）。对于这个判断，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也许并不是一条规律性的认识，但在陕北党团组织活动的历史上，本书多次记载了一些地主子弟从一开始的革命轰轰烈烈，到偃息旗鼓，甚至一些人走向反革命的立场与人民为敌。如韩之佩、薛应昌等人。在对陕北革命的对象分析上，早期陕北党团组织不是“一叶知秋”式的武断，而是在对陕北23 县的具体调查的基础上，对每个县都得出了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尽管那时陕北总体是比较封闭落后的，社会进化缓慢，但封建势力在各县的影响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一致。如榆林和安定就有所不同，安定就是三老绅的影响较大。而榆林，按照陕北早期党组织领导人赵通儒的认识：“辛亥革命对榆林的影响不大，满清的遗老遗少一仍其就，只不过是‘宣统’改写‘民国’，知府走了，来了个新道尹而已；城乡还是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人口百分之九十是农民，根本还没产业无产阶级。”正是封建思想的长期浸淫，和先进的思想理论的宣传缺乏，榆林地区的奴婢思想、谄媚习气和不敢反抗斗争现象突出。这就给榆林地区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找准革命对象，发展革命力量，选择正确的革命斗争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陕北早期党团组织充分认识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人民群众，他们还必须要和在陕北广泛流行的西方宗教、本土宗教以及其他思潮竞争教权。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思潮，不仅是革命的对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的重大挑战，形成这种认识自觉非常重要。二十年代的陕北在全国媚外统治政策下，基督教、天主教都曾在陕北盛行过，特别是在水旱灾害频仍、老百姓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如一些由宗教组织开办的同善社等救济活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解决民困民乏的问题，但在一定意义上也会消解革命的意识和革命的意志。如在延长，基督教和天主教给穷苦“教友”中的子弟，从小供吃供住，教识字，逐渐培养大。因而，其思想中，除上帝、圣经、宗教生活、宗教仪式、宗教礼节外，毫无所知。（参见该书《延长》章节）特别是一些打着善举口号的宗教组织，通过一些活动掩盖了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的民族灾难的真相。在和宗教争夺教权的过程中，陕北早期的中共党团组织也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作用也非常突出。那时民国虽然已经建立十多年，但实质还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统治一切，其中清末的拔贡秀才，作为思想统治者，为他们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地方军阀则为他们提供武装支持，形成三位一体的统治力量，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封建文化。因而，陕北早期的党团组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是要把先进的理论根植于人民大众中这一单一任务，还要不断应对宗教和封建文化残余的挑战。陕北早期的革命党团组织，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特别是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落地和生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留了重要的火种。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他们不以精英的条件谋取个人的私利，而是把自己的一切精英素质，贡献给了为实现陕北大多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的伟大事业，贡献给了为实现中国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的伟大事业，贡献给了为世界广泛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在为实现这个伟大的事业、高尚的追求中，他们“既无最低生活费，又无家庭关系，在风霜雨雪中跋涉，劳顿饥寒之际，唯有在沿途喝河水、泉水、井水去充饥，解饿，向大自然索取这种既不花钱，也无人管的取之不尽、用之有余的资料。饮冷水充饥解渴，几至得臌胀症死。夜晚宿于古庙、坟坑、树下，有几次几被狼吃掉。别人夜睡香甜，正是自己一人走赶七八十里、一百多里路程之时。饥、渴、累，皆凭天覆地载星辰照”。在面对这些长期的艰难困苦时和革命低潮时，一些革命者由于经受不住这些痛苦的考验，有的郁愤而亡，有的慷慨殉节，而有一些不坚定分子，则纷纷离开革命队伍，有的甚至成为反革命阵营的一员。但中华民族始终都不会缺少那些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与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齐悲欢。书中有多个片段真实地再现了这些革命者的素描和群画像，每当掩卷沉思时，总有他们生动、鲜活的高大形象划过脑际，李子洲、王懋廷、呼震东、赵通儒，还有清涧的那个年轻的为革命殉节的团县委书记王希勃。
岳无影想：“今天这人的微笑就与七年前那女人的笑容一模一样，难道他是目睹了老夫七年前的那场杀孽？这么多年来，老夫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没想到在今天还是被人发觉。既然都被人发觉了，与其等着别人来揭开这个秘密，不如我自行了断，或许还可以保全青城派的名誉。”
另外，该书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充分吸收和运用了一些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话语，深刻生动地反映了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概况，深入地揭示了当地的世情、党情和民情。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揭示了为什么陕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白色恐怖中存在下去的重要原因。这正得益于陕北早期的党团组织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和教育活动中，不是唯书、唯上、唯经验，而是立足于当地实际，用老百姓所熟知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话语，去阐释深刻的革命道理，实现革命理论落地、接地气，而不是悬浮在空中，真正做到理论掌握群众，理论武装群众。这种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话语的运用，对于读者来说，不仅能形成生动的现场感，提高阅读的通感和共振，增加阅读的温度，而且能够有助于读者全面和深入理解本书所要传达的意旨。
本书的出版，是当前深入贯彻中央精神，开展不忘初心教育最好的教材。十八大以来，中共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不断从理想、信念层面开展党员党性修养教育，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这不能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终点，而是加强自身建设新的起点。对于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起点意识，十八大以来，各级、各地党组织开展了许多丰富多彩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性修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但什么是初心？笔者以为本书时时处处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它表现在老农田间地头的扶犁、掘渠中，表现在反抗地方军阀的残酷镇压中，表现在不畏严寒、千里荒原传递革命口号的行进中，表现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政权的赶尽杀绝的白色恐怖中。因而，对于初心的学习、理解和记忆，笔者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党纲、党章那些抽象的话语中，而是要把她更加地接地气、接历史、接鲜活。只有这样，我们在历史中升华对初心的理解，在地气中强化对初心的自觉实践，在鲜活中把每一件为人民服务的小事作为我们初心再出发的起点。基于以上认识，笔者郑重推荐，把本书作为各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重要参考书目，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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