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政治中包含着两层安全与利益关切，一层指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另一层指向人类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两者之间相互交错，共同发展。上述两层安全与利益关切对国家能源战略提出了要求，即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家能源战略。在全球化出现波动，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家能源战略，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实现能源安全和稳定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这一战略选择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实现整体安全提供了实践路径。
关键词：能源政治；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全球化
能源政治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领导人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①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理念引导国家能源战略，有助于将能源政治中包含的两层安全和利益关切进行有机结合，在实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为应对全球政治的波动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切入点和战略路径。
一、能源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由于化石能源在地球上的分布极不平衡，单个民族国家无法依靠自身的禀赋实现完整的能源安全，不得不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舞台上寻求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由此导致能源政治带有强烈的权力政治色彩，“能源安全是国际能源政治最为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能源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至关重要，各国在能源资源的分配、技术和资本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缺乏一个具有分配资源能力的中央集权体。”②Mason Willrich, Energy and World Politics,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75, p.65.地缘政治学成为早期能源政治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并且形成能源地缘政治学③余建华、戴轶尘：《多维理论视域中的能源政治与安全观》，《阿拉伯研究》2012年第2期。，其观点至今仍被学者用来解读大国能源战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将学术界和决策界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上升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高度，④余建华、戴轶尘：《多维理论视域中的能源政治与安全观》。但是此一时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上升，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兴起，相较于传统的地缘政治关切，能源政治的关注带有了制度主义的特征，“日益增长的石油贸易和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对所有国家国际行为的制约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①Nazli Choucr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nergy Interdependence, Lexington Books, Lexington, 1976, preface.。依靠国际机制实现国际能源合作，而非单纯依靠国家地缘政治战略，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实现能源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路径选择。然而，无论是能源地缘政治学说，还是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理论，其最终归宿都落脚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实现，能源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鲜明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一方面，能源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量通常反映在国家的能源战略中，有学者将能源战略定义为“一国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等手段来保障稳定可靠的能源生产、供应和需求，保持平稳合理的能源价格，以及重视环保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总体方略。”②倪世雄、潜旭明：《霸权之基：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8期。毫无疑问，作为工业化国民经济基础的能源，化石能源的稳定供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能源市场的价格和供给稳定直接关涉到国家利益，因而国家的战略考量为商业行为划定了活动边界。
其二，议题集中在高级政治领域。当代世界能源外交主要有两类，即以能源为目的的外交和以能源为手段的外交。前者强调国家对外政治活动以保证国家在能源开发、运输和消费领域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后者强调在能源外交中存在着政治动机，即利用能源因素达到具体的对外政治目的。③参见斯·日兹宁：《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强晓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于进口国来说，能源安全成为外交行动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政治交往和战略布局成为能源政治的重要内容。
其三，有鲜明的霸权政治特征。从地缘能源政治理论的角度看，能源安全不仅对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有基础性作用，更是对世界秩序和国际权力格局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正是能源消耗和供应上的优势，塑造了17世纪以来的霸权秩序④尔约翰·麦克尼尔：《能源帝国：化石燃料与158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即使在国际机制兴起后，霸权政治的色彩也并没有消散，实际上，任何国际机制的确立和维系都离不开特定霸权国的支持，即作为一项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发挥功能性作用，尽管具有国际外部性，能为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分享收益，但其本身既是霸权秩序的结果，又是维护霸权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5）提高产品质量大数据的质量。强化产品质量大数据采集的规范化建设，制定、推广标准化的数据规范，对具体数据项的定义、口径、格式、取值、单位等进行规范，形成对产品质量大数据的具体质量要求。加快区块链技术在产品质量大数据方面的应用和推广，充分利用其分布式的数据存储方式、点对点传输、公示机制、算法加密等特性，破解数据质量低下的现实难题，健全新型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传播虚假产品质量信息、伪造产品质量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从源头提高产品质量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
其四，重视相对获益。无论是依靠权力政治还是依靠国际机制，能源安全和能源战略的落脚点是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和利益考量，行为体关注自身的相对获益先于对共同体整体获益的考量，能源“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⑤保罗·罗伯茨：《为后石油时代创造一个市场》，引自吴敬琏：《比较（第19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在国际实力分配相对稳定的时期，国家根据自身的实力，或依靠霸权国维系的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能源稳定供给的预期，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增加，然而一旦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合作将会受到威胁。
其二，问题领域复合化。传统能源政治关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通过对能源产地、运输通道和能源储备的关切，实现“合理的能源价格和充足的能源供给”②庞珣：《国际政治环境与能源安全》，《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2期。，问题领域相对单一。而能源政治中的整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利益，呈现出多问题领域相互缠结、相互制约的复合化趋势。比如，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纯公共物品③纯粹公共物品指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参见Paul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 36， pp:387-389.的性质，增加了国家搭便车的诱惑，从而加剧了国家间相互博弈以谋求相对获益的动力；化石燃料的使用与经济发展方式有紧密关系，因而涉及到产业政策的调整；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确定，以及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又离不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此外，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具有人类主体和全球性的向度，其发展趋势将会对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生态稳定等诸多领域带来影响。
二、能源政治中的整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利益
其一，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摆脱中国能源安全领域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需要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能源战略指除传统化石能源外，将能源安全分散于清洁能源和各种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源等。此外，新能源成为当前低碳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低碳经济被普遍认为是人类社会能够同时应对气候危机和保持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的路径，①李伟：《低碳经济：国际能源新战略》，《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第61页。
为推进南充市旅游景区整体服务水平，提高旅游景区交通可达性，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和质量、设计合理旅游路线和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推进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建设。
其一，参与主体多元化。能源问题在当代成为一项全球治理议题，全球治理强调多元行为体组成全球社会共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①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当能源政治关切到人类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时，全球社会中的多元行为体不可避免地成为该领域的参与者。从国家来看，参与能源政治的行为体，从传统大国扩展到所有国家，传统上能源政治是大国博弈的舞台，但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成为议题中的活跃行为体，并对能源政治走向带来重要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学说的视角来审视高职院校学生责任教育，有利于突出高职教育特色。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责任文化素质教育是学生在职业学习与职业活动实践过程中，以自身外在实践和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责任文化素质养成教学过程，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学科理论“填装”模式，被动地接受“说教”和“洗脑”。学生通过自身外在实践和内在体验，不仅可以获得责任文化素质知识与技能、活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会伴随着世界观、人生观和职业观的形成或改造，最终实现个人职业能力、职业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充分统一。
其三，全球机制凸显。能源政治中蕴含的整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利益对“绝对获益”提出了要求，这种要求与追求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张力，奉行国家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倾向于相对获益，因而整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超越国家理性的全球治理机制。从广义上看，能源政治中的全球机制包括了政府间国际机制、专家共同体、双边机制以及金融市场管理等在内的机制复合体④Robert Keohane and David Victo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9, No.1, p5.。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因应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的战略理念。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全球治理机制中阐述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的共同责任观、正确义利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等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仅是一套宏大的规范理念，同时也是用于指导具体外交领域的政策指导，如在发展中非合作伙伴关系中出现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以及在包括能源在内的诸多议题领域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家能源战略强调能源政治中的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的实现将会促进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实现，而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战略追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可以与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相契合。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能源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最早的能源地缘政治学著作出现，⑥Melvin A. Conant, Fern Racine Gol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78.几乎同一时期，罗马俱乐部的早期研究报告已经开始强调资源能源与人类整体性安全和共同性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⑦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博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学”概念，就已经将地球视作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强调合理开发资源，建立生态经济。参见Kenneth Boulding，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in Henry Jarrett，ed.，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66.；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国际能源署为代表的国际能源机制开始显现其在维护国际能源安全和稳定上的价值时，气候变化议题开始逐渐升温，随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成立，化石燃料的使用开始和大气层这一全球公域治理出现了紧密联系；21世纪后，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一方面给国际能源市场和合作机制注入新的血液并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给气候变化等涉及人类整体性利益的能源议题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2016年以来，世界秩序出现新的发展，全球化产生波动并引发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回潮，能源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开始受到零和博弈思维的强烈影响，国家谋求相对获益的动机上升，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不断发展演进，并以巴黎会议为标志，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和可行性路径。总之，能源政治中的两层安全和利益更像是纠缠在一起的螺旋结构，在最近几十年来相伴相生。与割裂式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能源政治中的两层安全和利益关切相互联结，而不是在时间上或在议题领域上泾渭分明的平行线，这就意味着，国家并不是在做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在上述两层关切的结构下进行权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这种权衡提供了规范方向，而相应的政策调整，则意味着将价值规范与现实相结合，寻求理念观照下的国家能源战略。
其四，强调绝对获益。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的整体性的价值和观念，这种观念并非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是建立在工业化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确立这一经济基础之上。此外，虽然地缘政治学者强调国家行为体更重视相对获益，但由于能源政治中的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被作为一个集体行动的目标，被上述全球机制所强调并形成规范，这就使得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被外部机制所塑造⑤参见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在能源战略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成为中国国家能源战略的指导，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身份转变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应对能源风险和挑战的现实需要。
首先，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身份逐渐转变。中国对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参与始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加入世界能源理事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此一阶段，“我国由于不熟悉国际规则，与国际能源机制的接触均抱着谨慎、学习的态度”。①袁剑琴：《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国家信息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sic.gov.cn/News/456/8042.htm.在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主要以后来者和跟随者的身份参与相关国际机制建设。在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参与，以及经济实力的快速跃升，让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身份发生了变化，逐渐向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影响者转变。2002年成为国际能源论坛的创始成员国， 2007年成为上海经济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创始成员国，2010年成为国际核能合作框架创始成员国，2015年成为国际能源署的联盟国，并在此期间参加了对国际能源论坛和能源宪章条约等制度和规范的改革，增加了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和能源政策中的影响力。2015年之后，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身份再次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与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整体调整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加大对既有制度类公共物品的参与力度，并开始尝试主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其中，构建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能源合作机制为典型代表，中国开始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中尝试成为引领者，孙贤圣于2016年当选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也成为中国在该机制中影响力转变的重要标志。
其次，中国面临的能源风险与挑战不断突出。2010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从能源来源上看，中国能源（尤其是石油）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201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65.4%，同年天然气进口量72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4%，煤炭进口量2.56亿吨，同比增长25.2%。②参见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由于能源的生产和运输对外部环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导致能源安全有较强的敏感性，在一套成熟完备的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立之前，中国能源战略具有较强的脆弱性。从环境影响上看， 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3亿吨煤标准，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3%，排世界第一位。③参见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于200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④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EN.ATM.CO2E.KT?end=2014&locations=CN-US&start=2001.如果使用国际通用计算方法，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也在快速增加，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5%，⑤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www.tanpaifang.com/tanjiaoyi/2014/1204/40577.html。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国际通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有中国学者提出“人均累计碳排放量”的概念，但该概念在科学和政治上尚存在诸多争议，缺少通用性和说服力，参见丁仲礼等：《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9年第39卷第12期，第1659-1671页。随着气候变化议题的兴起，中国在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承受了来自外部的较大压力。此外，中国能源政治的活动主体相对单一，相较于其他全球能源政治大国，如何在中央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之外，适当地赋予地方政府、其他有活力的企业以及第三部门进行海外能源联系和拓展业务的权能，成为一项有待解决的课题。
3.高校对大学生恋爱教育不够重视。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每一所高校对专业知识教育、通识教育都非常重视，但都忽视了恋爱教育的重要性。许多高校没有明确表明对大学生恋爱问题的态度，在恋爱引导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学生恋爱问题，高校基本上持不反对、不支持的态度，等出现问题后才重视，忽视防范；学校的学生管理者( 包括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咨询老师等)没有将注意力放到学生感情发展问题上，一般都是学生出现恋爱危机之后，才被动地发现问题，采取措施，缺乏主动防范性的教育和指导[2]。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中国能源战略取向
从以能源为目的的角度来看：
回头看看孔子为什么说孟之反不自夸。孔子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有一次，在抵御齐国的战役中，鲁国右翼的军队溃败了，孟之反走在最后，掩护全军，将进城门，便鞭打着马匹，一面说道：“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匹不肯快走的缘故。”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东京召开的环境特别会议上确立了“可持续发展”原则，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再次确认这一原则，并且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将能源资源的使用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安全建立起政策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全球政治开始以一种传统国家间政治的“取代者”形象，成为学术界和跨国组织的热点词汇。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推出的报告《天涯成比邻》中提出“重要资源使用的比率和方式都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治理的诸多任务中，这是首要的任务。”⑥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赵仲强、李正凌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29-30页。能源政治中的整体安全和人类整体利益在气候变化议题兴起后得到了强化。在《巴黎协定》之后，各国普遍达成共识，将清洁能源技术的实现视作影响到人类社会整体安全和共同性利益的一件全球公共物品，并将这项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能源使用的更新、转型和升级，构成了新的能源政治和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政治中的整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利益具有如下特征：
其二，加强国际能源机制建设，实现能源供应稳定化。几年来，传统国家间合作机制正在从关注国家可获得的能源供给的稳定和安全，逐渐转向关切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整体性安全和共同利益，比如，国际能源署（IEA）的使命已从最初的协调各成员国应对石油供应紧急情况扩展到在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谋求制定“科学、平衡的能源政策”。②马妍：《试论中国与国际能源署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第40页。当国际能源机制开始寻求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融合时，意味着为机制中的行为体提供了一件实现整体利益下的国家利益的制度公共物品。是否能够分享这一公共物品的正面外部性，成为考量国家能源战略的一项指标。
译文1：おやおやお前は結構な道台(おやくめ)さえも捨てたという話じゃないか。それでもお金持じゃないの、お前は今三人のお妾さんがあって、外に出る時には八人舁きの大轎(かご)に乗って、それでもお金持じゃないの。(井上红梅译)
其三，构筑新型全球能源合作机制，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提供能源合作的全球公共物品。如果说深化与现有国际能源机制的合作，意味着中国更多的分享国际公共物品，那么构筑新型全球能源合作机制，则是中国主动为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③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27/c64094-27638798.html.次年三月，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于北京成立。从宗旨来看，这一由中国倡议并创建的国际机制旨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推动实现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④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geidco.org/html/qqnyhlw/col2017080707/2017-09/22/20170922131349176364286_1.html具有鲜明的人类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考量的色彩。从以能源为手段的角度来看：
其一，摆脱化石能源依赖，促进国家整体安全。相对于传统的化石能源，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领域中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并且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走在世界前列，截至2017年，中国风电并网装机16367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3025万千瓦，两者都排在世界第一位⑤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能源数据分析手册2017》，第79-80页。。充分发挥中国在新能源技术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不仅意味着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更有助于逆转中国在现有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从弱势转为强势，并进而优化国家整体安全的战略基础。
其二，应对逆全球化潮流，引领全球治理。当前全球化进程出现波动，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潮流兴起，特别是既有秩序的霸权国美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态度消极收缩，加速对新兴国家的遏制。由此带来两个后果，即全球治理出现权力和责任的部分真空，以及中国战略环境的恶化。由美国的保守主义转向引发的第一个后果，给扭转第二个后果带来了机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中国能源战略，为实现这种扭转提供了重要的路径。2017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一宣言虽然受到美国国内化石能源企业的欢迎，但同时意味着美国将会在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发展上受挫，并且失去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的影响力。美国在放弃对人类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负责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一个“全球政策联盟”的对立面，这一联盟甚至蔓延在美国疆界之内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除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外，美国60个城市的市长宣布继续恪守《巴黎协定》，并在地方政府层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这意味着当中国采取人类整体安全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相协调的能源战略时，在全球能源政治中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霸权国退缩留下的真空。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3—0148—05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号：19CXTD09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全球学理论与方法》课程改革研究”资助（项目号：YJLX1812）的阶级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 昊，男，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讲师。
杨文淼，男，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云 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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