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先秦时期，阴阳家把阴阳思想看作解决君臣之间、民众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矛盾的钥匙。阴阳家既承认多元和矛盾，又倡导化解矛盾、实现和合共生，因而具有明显的和合意味。在先秦时期，阴阳的发展经历了观念、概念和范畴三个阶段，而“和合学”的和生、和处也得到了体现。在阴阳的差异、相依和转化中，和合学的和处、和立原理得到了彰显。在政治领域，阴阳之道表现为阴阳刑德与四时教令，前者化解了儒家和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剧烈冲突，后者反映了古人在化解冲突、实现和合方面的可贵努力。
关键词：先秦；阴阳；矛盾；和合
和合学是由张立文先生创立的，以多元差分、融突和合、生生创新为其三大步骤。诚如张先生所云：“和合学是其自我体贴出来的。”[1](P344)和合既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合，又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根基。早在先秦时期，“儒、墨、管、法，尽管道不相同，但和可相契，从而共同孕育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2](P232)实际上，和合精神不仅体现于上述四家的思想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其他流派和典籍中。而先秦阴阳思想既具有浓厚的和合意蕴，又是张先生体贴和合学的必要思想资源。在今天，阐明阴阳思想的和合意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化解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危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需要阴阳
和合学是有关矛盾、冲突及其化解之道的学问，讲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3]它既承认矛盾和冲突，又倡导化解矛盾、解决冲突，希望实现和合、和谐。以和合学反观先秦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具有历时性，而且具有共时性。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君臣之间，还是民众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一，在君臣之间，君主失德、大臣失位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君主缺乏仁德、仁心，大臣也丧失忠义之心，所以“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当时，齐桓晋文推行的霸道政治是主流，而宋襄公践行的王道政治则难以存活。
第二，在民众中间，频繁的战乱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加剧，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在当时，国与国之间“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愍然道德绝矣”(《战国策·序》)。频繁的战乱带来了社会动荡和道德堕落，也使得家庭关系出现问题。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失散，都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
第三，人类的过度活动，给自然造成了很多损伤。在战国时，孟子就曾提到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孟子云：“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虽然牛山原本郁郁葱葱，却因为临近国都，而遭到滥砍滥伐和牛羊啃食，而变成了秃山。这即是和合学所要化解的人与自然的矛盾。
阴阳各有畛域的思想，在其他典籍中也有体现。《说苑·敬慎》云：“鲁有恭士，名曰机氾，年行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阴，夏日行阳，市次不敢不行参，行必随，坐必危，一食之间，三起不羞。”《战国策·修文》载，赵武灵王在向牛赞讲述实行胡服骑射的必要性时，云：“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在这几处，阴阳都各有畛域，无法相互取代。而阴阳的区分，体现的正是和合学的多元、差分精神。
面对政局动荡、战争频发的困局，诸子百家纷纷开出了自家的救世良方。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由于思维进路不同，所以，不同学派提出的救世之方也各有特色。儒家看到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共性，提倡修己治人；道家看到了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主张返璞归真；墨家立足底层民众的需求，提倡兼爱、天志、明鬼、尚同。与儒家、道家、墨家类似，阴阳家也积极为君王化解矛盾、建设和合体，献计献策。
在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简称为阴阳家)看来，自然界按照阴阳来变迁，人类社会需要依靠阴阳来维系，世间万物都可以简化为阴阳。原因正如《管子·四时》所云：“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无论是万物之间的冲突，还是事物内部的矛盾，都可以用阴阳的对立来解释；而阴阳的贯通，也说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终究能够化解。《管子·五行》云：“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意思是说，透彻了解阳气，就能了解日月运行的规律，就能服务民众；把握阴气，就能掌握星历节气，就能了解其规律和把握时节。把握阴阳，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天道，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地道和人道。因此，阴阳成为既能化解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办法，又是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枢纽。可见，阴阳家之所以如此重视阴阳思想，并将其引入政治和伦理领域，也是为了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与崇尚强力、倡导斗争和利益计算的法家不同，阴阳家的解决思路既承认多元和矛盾，又倡导化解矛盾、实现和合共生。在这一点上，中华文化与西方哲学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大都强调主客对立，倡导的是理性独尊、取而代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阴阳家虽然也讲阴阳的对立，可是，他们却“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4](P301)正是在这一点上，阴阳家的解决思路就具有了和合意味。以和合学的视角来看，阴阳家的救世良药是以和爱为基本原则，倡导的是和生、和处，希望建成的是和立、和达的和合体。
虽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但是，除了邹衍、驺奭等寥寥数人之外，阴阳家并无成名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著作也大都失传。在历史上，伯阳父(又称史伯)是阴阳家的思想先驱。理由是伯阳父“既用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两种有着对立统一关系的物质力量‘阴阳’二气的消长对比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又从包含着朴素对立统一思想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出发,用土、金、木、水、火‘五行’的排列组合来说明世界万物的构成”。[5]在当时，阴阳思想是各家各派注目的公共思想资源，而阴阳思想的和合意蕴也对其他流派产生了影响。所以，本文在研究阴阳思想的和合意蕴时，拟打破门户之见，以先秦阴阳思想为诠释文本，阐发其和合意蕴。
二、阴阳的产生
在先秦时期，阴阳的发展经历了观念、概念和范畴三个阶段。在观念阶段，阴阳的发展经历了阴、阳并行，阴阳合称等阶段。在阴、阳并行时期，阴、阳各有畛域。到了阴阳合称时期，阴阳也有其内涵和外延。在这些阶段中，阴阳的发展体现了“和合学”五大原理中的和生、和处。
到了山西，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那绝对算空走一趟。山西刀削面一讲刀工，二讲浇头，小小一碗面，里面有很多门道。削面功夫全凭手的劲头掌控，削出的面似空中飞舞的柳叶，又似水中畅游的银鱼，中厚边薄，均匀有致，长短六寸，方为上品。
(一)阳
(3) 随着黏性土中的黏粒含量的增多，通过排水管壁的细颗粒也就越多，细颗粒附着在排水管壁表面形成“滤饼”和淤堵在排水管壁内部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越容易发生淤塞，相应的梯度比也就越大，从而表现为稳定梯度比Gr值和相应试样单位体积含土量随着黏粒含量的增大而增大，而且增大幅度较其他两种影响因素大，说明土体中黏粒含量是影响排水管淤塞的主要因素(如图6所示)。
首先，就文字学而言，要把握的是“阳”的本义和引申义究竟为何。在日常生活中，古人通过观察天象发现，太阳可以给人带来光明。所以，阳字的本义即包括日出地上、日光等。《说文解字·日部》云：“暘，日出也，从日，昜声。《虞书》曰：‘暘谷’”。可见，日出是阳字的本义。在日光照耀下，高山、旗子都显得光彩夺目。《说文解字·阜部》云：“陽，高明也。从阜，昜声。”在此处，阳字的引申义为日光照耀。在日光照耀下，高山、高地顿显光辉灿烂。在当时，人们也把旗子在日光照耀下光彩飞扬的场景称为“阳”。《说文解字·勿部》云：“昜，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强者众皃(貌)”。
除了《说文解字》，甲骨文和金文也是我们考察“阳”的内涵的重要文本。在甲骨文中，“阳”字“起初描述的是自然景象(天象)，指的是高悬苍穹的太阳或明亮的阳光，后来又引申为光明”。[6](P32)在周代金文中，“阳”可以指氏族名，如昜鼎:“昜用作宝旅鼎。”(《三代》 4.4)昜叔盨:“昜叔作旅盨。”(《三代》10.32)与此同时，“阳”字也可以指地名，如敔簋:“锡田:于敔五十田，于昜五十田。”[7](P110)所以，“昜”为“阳”之本字。后来，“昜”字“增加阜符，成为形声字，一方面是文字形声化的趋势使然，另一方面则在于限止其表示地形的语义”。[8](P269)至此，“阳”字出现。因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侌、昜乃“阴阳”之正字，“陰、陽行而侌昜废矣”。至于“阳”，其本义具有浓厚的地理意味，特指的是山南水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山南曰阳，故从阜。”《榖梁传》即是在阳字的本义上使用的，云：“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春秋金文《工太子剑》铭文也说:“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此处铭文也是在地理上使用“阳”字，意为江北。
在专科层面，齐鲁医院建立了以绩效为导向的住培评价机制。将住培工作纳入全院绩效评价体系，住培指标权重与科研、教学并重；每季度对专业基地和基地主任进行量化考评，考评结果与绩效奖金、住培管理补贴挂钩。鼓励、引导带教模式创新，设立住培创新性研究专项、住培专科特色教学活动资助项目、“科室新气象”专栏，评选“优秀培训单元”并进行表彰奖励。
综上所述,高血压患者采取综合护理干预,临床价值较高,可有效控制血压,促使其配合度的提高,利于预后效果改善。
丁卯卜，易日?
农村的自然环境，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相比较而言，都有着得天独厚的空间优势，动植物还是相对丰富的，这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必然会成为幼儿好奇的对象，因此也会成为幼儿率先观察的目标。那么，在幼儿教育中，幼师便可面向自然资源，注重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二)阴
与“阳”字类似，“阴”也可以从文字学和文献学两个视角来考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阴”字的发展历程。
首先，对“阴”字的考察，主要借助《说文解字》和甲骨文、金文等材料。借由生活经验，古人得知，浓云蔽日就会天色昏暗。《说文解字·雲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声；侌，古文或省。侌亦古文。”可见，阴字原作“侌”，而浓云蔽日、天色昏暗则是其原初意义。在甲骨文中，“阴”字正是用其本义。例如，“丙辰卜，丁巳其阴乎？允阴”(《甲骨文合集》19781)，再如“戊戌卜，其阴乎？翌己启，不见云”(《甲骨文合集》20988) 。
在甲骨文中，“易日”“不易日”也是习见之语。例如，《屯南》2351:
讲故事时，教师可以将叙述主体多元化，既有教师，也有学生，既听别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经历，还可以尝试加入第三方叙述主体，如邀请社区工作人员、食堂大师傅、警察、家长等“客座教师”参与课堂教学，避免一个主体贯穿课堂始终。
甲子卜，乙丑其易日?
其次，考察“阳”字，也可以从文献学的视角来进行。在传世文献中，“阳”字也不鲜见。《尚书·禹贡》多次提及“阳”，大部分是与地理有关，例如，“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至于《尚书·禹贡》中的“阳鸟攸居”，说的是向阳的北方候鸟。伪古文《尚书·武成》篇云：“乃偃武修f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在此处，华山之阳指的是华山之南。在《诗经》中，“阳”字的意义比较多样，有的是指山南、水北，例如，“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诗经·大雅·皇矣》)、“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有的是指天气，例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诗经·豳风·七月》)；有的是指鲜明，例如，“龙旃阳阳，和铃央央”(《诗经·周颂·载见》)；也有的是指阳光，例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卷阿》)。因此，在《诗经》中，“阳”字意义丰富，既有其本义，又多有其引申义。
丁卯卜，戊辰易日?
丁卯卜，不易日?
此处的“易日”“不易日”都是气象学名词。郭沫若先生认为，“‘易’乃‘暘’之借字。《说文解字·日部》云：‘暘，日覆云，暂见也，从日从易声。’是则‘易日’犹言阴日矣”。[9](P392)因此，所谓“易日”即是阴日，而“不易日”则是指晴天。可见，在甲骨文中，阴、阳都是用其本义。
由于清洗节气门后，没有对其进行匹配，所以导致进气量、喷油量、点火正时严重偏离了正常范围。该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控制方式比较奇特。由于积炭导致的节气门开度过大，发动机电脑记忆的初始节气门位置就会过大，在针对节气门进行清洗作业后，如果没有进行节气门初始化的话，其节气门开度不会自动减小，使通过节气门的进气量过大，相应的喷油量也会过大，导致清洗后的短时间内发动机转速急剧增加，达到2 000r/min左右，但由于此时的加速踏板位置信号处于全闭状态，电脑又不允许出现转速过高的情况。
后来，人们通过观察发现，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就会光线昏暗。由于受到地势的影响，河流的南岸、山的北面往往难以受到阳光照射。所以，在《说文解字·阜部》中，许慎说: “阴，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侌声。”至此，“侌”又被赋予了地理意味，并逐步演变为“阴”字。可见，“阴字造文之初就是一个形声字，形符或从水，或从阜，乃表明此字本义与地理相关，当指某种地形而言”。[8](P264)
在传世文献中，“阴”字也有出现。例如，在《易经》中，《中孚·九二》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这是《易经》中仅有的一次提及“阴”。在此处，“阴”字指的是树荫，用的是阴暗之义。再如，《尚书·洪范》云：“惟天阴鸷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在此处，“阴”字意为覆庇、保护，是由浓云蔽日引申而来的。在《诗经》中，“阴”字的意义比较丰富。有的是指阴天，例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诗经·邶风·谷风》)；有的是指阴暗，例如，“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诗经·豳风·七月》)；有的是指庇护，例如，“既之阴女，反予来赫”(《诗经·大雅·桑柔》)。
由此可见，云开日出是“阳”字的本义，而浓云蔽日则是“阴”字的本义。因此，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朱骏声才会说:“侌者，见雲不见日也;昜者，雲开而见日也。”如上所述，“昜”是阳的本字，而“侌”则是阴的本字。至此，阴阳并用开始出现。
(三)阴阳
最初，阴阳对举与地理密切相关。例如，永盂：“锡失师永厥田阴阳洛疆。”[10]在《诗经》中，也有一处阴阳并举，即“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诗经·大雅·公刘》)。在这几处，阴阳都与地理有关。在当时，“‘阳’与‘阴’互相对举表示地形或地形方位，是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地理长期观察形成的知识概念”。[8](P270)在这一阶段，阴阳只是一种观念，还没有上升到概念层次。
以光明与阴暗的对立、日光向背的差异为基础，古人通过认真思考，逐步将阴阳上升为对立的哲学概念。到了周幽王执政时期，伯阳父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地震。他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在他看来，阴气和阳气是天地间存在的相互对立、相互影响的两种物质。就位置而言，理想情况是阳气在上，而阴气在下。周朝之所以会发生地震，原因即在于阴气压迫阳气，导致阴阳失序。而地震又会导致河流堵塞，甚至于导致国家灭亡。至此，阴阳跨越了气象、地理的局限，变成了哲学概念。
到了老子那里，阴阳的哲学意味被进一步明确。《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在他看来，阴阳二气既是万物的构成要素，又是其发展动力。和气来自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万事万物由和气化生而成。这样一来，阴阳二气就具有了本体意味，也变成了哲学概念。《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庄子的观点符合实际，虽然《易经》中仅有一条爻辞言及阴，可是，其中已有丰富的阴阳思想。《易经》不仅包括文字系统，还包括符号系统。在《易经》中，--、“—”即是表征阴阳观念的符号，这说明阴阳也具有抽象性。可见，在《易经》中，阴阳已经成为抽象范畴。在《易传》出现后，阴阳变成了万物的发展动力和根据。例如，《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气的对立、贯通即是天道的内涵。《易传》提升了阴阳思想的品位，原因是它“将西周末年以来的阴阳说，从对具体事物的论述，……抽象为表述事物对立性质的范畴，并且把对立面的依存和转化，概括为‘一阴一阳’，看成是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的规律”。[11](P89)
子美最倜傥，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谓“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尚可跂及。 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自东方朔以来，斯趣仅见载。 观其《遣怀》、《壮游》诸作，又谓许身稷契，致君尧舜，脱略时辈，结交老苍。 放荡齐赵间，春歌冬猎，酣视八极。 与高、李登单父台，感慨俊骨龙媒，赋诗流涕，上嘉吕尚传说之事，来碣石万里风。 ……固是笔端有胆，亦由眼底无人。 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
至此，阴阳成为公共思想资源，各家各派都对此做了不少阐述。例如，道家以阴阳二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庄子·则阳》云：“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道者为之公。”庄子将阴阳解释为阴气和阳气，认为正因为阴气与阳气的相辅相成、相互克制、相互作用，才有了万物。儒家以阴阳二气的作用来解释万物的生生不息。《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易传》作者看来，天道就表现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上，而万物的生生不息正是因为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永远不会终止。兵家将阴阳引入战争领域，希望将领顺应阴阳、随机应变、克敌制胜。孙武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子兵法·行军》)。纵横家将阴阳看作万物的根本属性，希望借助阴阳的相互转化来游说他人，以便为己方谋利。《鬼谷子·捭阖》曰:“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捭阖之术，即是考察游说对象的阴阳属性，采取相应的手段和说辞，促使事物内部的阴阳因素发生转化，使己方在斗争中占据上风。此外，阴阳也被引入医学范围，医和以阴阳来解释晋平公生病的原因，将阴阳当作致病因素。
结合小学体育教学的开展，部分体育教师在德育教育意识方面较为缺乏，没有认识到将德育教育融入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在小学体育教学实践中，应该积极践行德育教育渗透，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良好体格，还能进一步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和品格，以及养成良好的竞争意识、团队合作意识，便于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由此可见，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培养德育教育意识对于广大体育教师是非常重要的。
阴阳思想的发展过程，符合和合学的旨趣。和合学提倡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倡导和谐共生，反对唯我独尊、取而代之。阴、阳的差异，相伴相依、相辅相成，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正如张立文先生所云：“人类和一切生物、非生物，都由自然而生。”[2](P394)阴阳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和合学所倡导的和生意识。在和合学中，“和生意识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他人以及贫富、集团之间，都应在融突中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2](P394)在阴阳系统内部，阴、阳之间的差异与互补，也是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更会造就新事物。以和合学的观点来看，阴、阳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以用“地球村意识”来解读。
三、阴阳的差异、相依、转化
在阴阳之间，关系比较复杂。阴阳不仅各有畛域，而且相互依存，还能相互转化。在阴阳的对立和转化之中，和合学的和处、和立原理得到了彰显。
要分析“阳”的内涵，可以从文字学和文献学两个视角来进行。通过考察，我们可以获知“阳”字的本义和引申义。
(一)各有畛域
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经注意到阴阳的差异。在当时，人们习惯于把阴阳当作把握世界的认识工具。《黄帝四经·称》云：
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阴(阳)者而屈于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姓(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过]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12](P439～440)
阴阳不仅可以相互转化，还能够成就万物。在《易传》作者看来，阳气主生，阴气主杀。《系辞传》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颖达解释说：“‘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太阳之气，万物皆始在于气，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阴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13](P64)可见，阳气的功用在于创始，阴气的功能在于成就，万物的产生需要阴阳二气的共同作用。因此，《庄子·田子方》才会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于天，赫赫发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文子·精诚》亦云:“神明接，阴阳和，万物生矣。”离开阴阳二气的交感，万物就无法产生。而阴阳相互作用，造就万物的过程，又具有明显的和合意蕴。原因是“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构成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4](P36)
网址：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mbasebiomedical-research
(二)相依与转化
虽然阴、阳各有畛域，却又相互贯通、相互依存。《文子·微明》云：“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榖梁传》庄公三年载：“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素问·天元纪大论》亦云：“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可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依相伴，一方离开另一方，无法独自存在。阳气旺盛时，阴气潜藏其中；反之，阴气盛大时，阳气亦孕育于其中。在阴、阳之间，不仅有对立，还能够相互转化。《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论兵云：“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在范蠡看来，阴、阳各有其适用范围，用兵应该相机而动。范蠡还发现了阴阳的相互转化，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鬼谷子·捭阖》亦云：“益损、去就、背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阳气发展到顶点，阴气就会显露；反之，阳气就会出现。阴阳的相互贯通，体现了和合创新法。“和合创新法在并育并行、不害不悖中圆融无碍，生生不息”。[1](P56)
(三)和而生物
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阳法天，阴效地，可以表征天象、四季、人伦、政事等方面。以天象而言，阳代表天，阴代表地；就四季来说，阳代表春夏，阴代表秋冬；从人伦来看，阳代表男人、父亲、兄长、生子、客人，阴代表女人、儿子、弟弟、主人；就政事来讲，阳代表上位者、给予、大国、重国，阴代表下位者、受赏、小国、弱国。由此可见，阴、阳各有其内涵和外延，因而各有其表征范围。阴、阳与贵贱、上下也有关联，阳代表上位者、尊贵，阴代表下位者、卑贱。由此，《黄帝四经》就提出了阳尊阴卑的思想。
阴、阳各有其畛域，既不能相互代替，又能相依共存，体现的正是和合学所倡导的和处意识。和处意识要求“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及心灵，都应以温和、善良、宽容、恭敬、节俭、谦让的态度相互和平共处”。[2](P395)和处意识要求人们打破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摒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他者思维，以类乎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平等地、尊重地对待他人、他物。阴阳之间的差异和共处，正好符合了和处意识的要求。而阴阳被引入政治领域后，又是可以为建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合体发挥作用。
四、阴阳刑德与四时教令
既然自然界、人类社会都能用阴阳来解释，那么，人类就应该了解阴阳的消长，并顺应阴阳变化之道，采取相应的政治举措。在《黄帝四经》和《管子》等典籍中，阴阳都被引入了政治领域。《经法·道法》曰：“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天地的运转有规律可循，柔刚是阴阳二气的特性。草木的荣枯、四季更替、昼夜交替，都是阴阳二气作用的结果。对政治家来讲，施政也应该效法阴阳变迁的大道。《十大经·姓争》云：“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如果君王顺应阴阳之道，就会得到天地的奖赏；反之，帝王就会陷入政治困境。具体来说，顺应阴阳的施政措施包括阴阳刑德和四时教令。
(一)阴阳刑德
首先，阴阳刑德的施行，具有必要性。在《黄帝四经》之前，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发现，如果实行法治，民众就会投机取巧，社会也会道德沦丧。于是，孔子重视政治家的道德修养，提倡君主修己治人，以求收到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效。到了后世，人们把孔子的治理思想称为德治。在孔子之后，韩非子发现，德治只对部分人有效；对于不顾廉耻、没有底线者，道德就会失效。于是，韩非子倡导依法治国，说“治民无常，以法为本”(《韩非子·心度》)。在韩非子看来，与只对少数人有效的德治相比，对大多数人有效的法治更适合治国。应该说，儒家和法家在治国理念上存在着激烈矛盾。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德治和法治各有所长，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治理好国家。于是，《黄帝四经》作者以阴阳来解释法治和德治。
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阴阳是天地之道。《十大经·观》云：“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实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既然天道有阴阳，那么，效法天道的人道自然也应该有阴阳。在政事上，“阳”表现为德治、仁政，“阴”表现为法治、刑罚。正如天道离不开阴阳一样，在治理国家时，德治和法治也必须兼而用之。《十大经·姓争》云：“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如果只讲道德，放弃刑罚，人们就可能变得伪善，德行也就无法养成；离开道德和赏赐，人们就会投机钻营，刑罚也就必然废弛。只有把刑罚和道德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善治。《十大经·姓争》云：“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张。”这一结合的出现，说明《黄帝四经》成功地化解了儒家和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其次，顺阴阳、行四时之政是阴阳刑德的含义。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四季的更替来源于阴阳的消长。在春夏时节，阴气潜藏，阳气日增，万物滋长；到了秋冬季节，天地间阳气渐消，阴气盛行，万物肃杀。既然阴阳已经分别与四季和刑德相配，那么，刑德和四时之间也可以发生关联。《十大经·观》曰：“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既然春夏季节阳气滋长，那么，君王就应该实行德政；同理，在阴气日增的秋冬季节，君王自然应当施以刑政。《黄帝四经》作者把这一做法称为“先德后刑”，说：“夫并(秉)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先德后刑的做法既来源于人道对四季更替之天道的效法，又实现了人道与天道的和合。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时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α)为0.05。
至此，“‘四时教令’的思想在《四经》中尚未完全成熟，但已基本确立”。[15](P135)后来，《管子》接受了《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四时教令”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但在管党治校上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公布的29所中管高校巡视反馈情况显示，少数高校存在党委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党的建设薄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思想观念的原因，更有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因素。
(二)四时教令
《管子·四时》说：“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四时》篇作者认同《黄帝四经》提出的“阴阳刑德”思想，说：“阳为德，阴为刑。”既然阴阳的消长造就了四季的更替，那么，政治家就应该顺四时、发五政。例如，在春季，“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弊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五政苟时，春雨乃来”。如果帝王能够顺应四时、实行恰当的政令，就能够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百谷草木繁盛。反之，如果帝王施政不当，就会给国家、民众带来灾祸。《管子·四时》说：“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遬至；贼气遬至，则国多灾殃。”
在《管子》之后，邹衍将阴阳刑德与敬授民时相结合，形成了成熟的“四时教令”思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谈及邹衍时，说其“作《主运》”。《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述如淳云：“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也。”可见，《主运》确实是邹衍的作品，而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五行相次转用之“事”，即是政事。白奚先生认为，“《四时》所谓‘务时而寄政’，也应就是邹衍《主运》所谓‘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具体内容”。[15](P262)至于“随方面为服”，则是以五行相生为理论基础，根据每个季节所处之五行方位，在服饰、尝味、听声、治气、用数、饮水和用火等方面，实现人事与五行的和合。在《管子》一书中，“《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一组文章通篇都是阴阳五行思想，它们是比较成熟的阴阳五行家作品”。[15](P239)由于邹衍的著作已经失传，而《管子》又对邹衍有思想影响；所以，我们可以从《管子》中选取材料，来分析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管子·幼官》认为，在春季，“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由于春季与木相配，所以君王应该效法木德。在春季，君王应该穿青色衣服、体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使用数字八，应该在青后之井饮水，用毛兽之火做饭。如此一来，以服色、声音、味道等为代表的人事与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天道，实现了和合。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指导学生阅读相关信息，使其了解当时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掌握的信息，引导学生提出假说——蛋白质是遗传物质。
虽然阴阳刑德和四时教令思想在天道与人事的联系上有诸多失当之处，可是，它反映了古人在化解冲突、实现和合方面的可贵努力。以阴阳刑德为例，在春夏季节，政府实行德政，不仅能够爱惜民力、无违农时，而且可以督促民众做好农业生产。如此一来，民众的衣食和国家的税收就都有了物质保障。与此同时，德政还能保护生态。《管子·四时》要求，春季“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夏季“禁罝设禽兽，毋杀飞鸟”。在春夏时节，政府阻止民众的滥伐滥捕，既有助于保证动植物的正常繁衍，又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合。等到秋冬季节，政府推行刑政，既能严明法纪、维护社会正义，又能劝民向善、移风易俗。与此类似，在邹衍的四时教令中，如果君王能够服从安排,那么，以服色、声音、味道等为代表的人事与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天道，就能实现和合。所以，阴阳刑德和四时教令都反映了古人希望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建设和合世界的理论构想。
总之，无论是从阴阳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还是从阴阳的差异、相依与转化来讲，抑或言及阴阳刑德与四时教令，先秦阴阳思想都具有浓厚的和合意味。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用阴阳来解释世界，而阴阳的和合意味依然可以给今人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和合哲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张立文.和合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4]李约瑟.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左益寰.阴阳五行家的先驱者伯阳父——伯阳父、史伯是一人而不是两人[J].复旦学报,1980,(1).
[6]彭华. 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7]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A].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8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8]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6.
[9]郭沫若.殷契余论·易日解[A].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第一卷) [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10]唐兰.永盂铭文解释[J].文物,1972,(1).
[11]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12]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3]孔颖达. 周易正义[A].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5]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M].北京：三联书店,1998.
AResearchontheHarmoniousMeaningofYinandYanginthePre-QinDynasty
YUE Han, LI Yong-fu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Guangdong，China)
Abstract: In that pre-Qin period, the Yin-Yang theorist regarded the idea of Yin and Yang as the ke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peopl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nature. The Yin-Yang theorists not only recognized the multi-element and the contradiction, but also try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Hence, The Yin-Yang theory has obvious harmonious meaning.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Yin and Yang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ideas, concept and category, and reflected harmonious symbiosis of Harmony study. There are peace and co-operation and common success of Harmony study in the difference, depend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Yin and Yang.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Yin-Yang and Four-time Teaching Order are the political measures, the former defends the viol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fucian and the Legalists in the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latter reflects the valuable efforts of the ancients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s and achieving harmony.
Keywords: Pre-Qin; Yin and Yang; Contradiction; Harmony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18XNL01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X03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6XJY02)
作者简介:岳 晗(1980—)，女，江苏淮阴人，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儒家政治哲学、和合学研究；
李永富(1977—)，男，山西翼城人，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和合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11-0009-07
〔责任编辑：李 官〕
标签：阴阳论文; 思想论文; 阴阳家论文; 阳气论文; 阴气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学术探索》2019年第11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18XNL01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X03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6XJY02)论文;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