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定位的概念起源于市场营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向社会科学领域扩展，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外延。西方学者将定位理论运用于话语分析、互动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其应用广泛涉及社会心理、教育、公共关系、政治冲突、国际关系等领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梳理定位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脉络、主要分析框架及应用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探讨我国运用定位理论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定位理论；话语分析；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认为，现实社会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通过人们的主观话语表述建构的，话语不仅描述现实世界，更是积极地主动地创造和建构世界，话语实践在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相互作用中通过构建意义进而构建社会。持有不同立场、认知想法和意图的主体对同一种社会现象或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并赋予不同的意义，因此建构出不同的社会“现实”或“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现象是通过谈话和交谈活动产生的。话语是社会建构主义发展的关键概念，话语建构社会的实践表明必须重视当地的道德秩序，权利、义务和责任制度，公共机构和个人的有意行为都是在这些制度规范下进行的。对当地道德秩序的研究，通常是关注话语和行为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变化的模式，被称为“定位理论”（Positioning Theory）。[1]定位理论以话语本体论为基点，明确了位置体系和值得研究的实体和关系来解释心理和社会现象。Slocum和Langenhove将定位理论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2]
一 “定位”及定位理论的缘起及发展
“位置”（position）和“定位”（positioning）最早起源于市场营销学领域，定位的概念在产品、服务和品牌营销中广泛应用，是与竞争对手区分产品的沟通策略，通过塑造产品一个或者多个特征定位其身份标签来吸引消费者，能够使得某种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有一席之地。这种用法和军事意义上的“定位”比较接近，意味着自身的位置总是根据敌人的位置而确定。在社会科学领域，“位置”和“定位”的概念是1984年心理学家Hollway在分析异性恋关系的主体建构中首次提出的。她聚焦话语中的性别差异，在谈及“定位自己”和“占据位置”时讲到，话语能够分辨一句话中主体和客体的立场和定位，女人和男人通过使用特定话语而产生区别联系。[3]借鉴Hollway关于“定位”的概念，Davies和 Harré（1990）、Langenhove （1991，1993，1999）、Moghaddam（2003）、Slocum（2003）等发展了“定位理论”，将“位置”和“定位”视为一般性的隐喻，用来理解和把握作为叙事框架中显著地、主观地互相耦合的参与者是如何在谈话中定位的。西方学界将社会心理学家Potter和Wetherell、心理学家Harré和Davies以及社会学家Langenhove视为定位理论的创始人，他们分享了一种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即如何通过交谈来塑造身份。Slocum认为，如果人们了解自己是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人们将更有意识地朝着这个方面去做从而建立和维系其预设目标的规范。[4]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不断从研究“角色理论”转而研究“定位理论”。Davies和Harré从使用“角色”转而使用“定位”，作为核心组织概念来分析人如何成为某种类型的人。同时他们将研究转向分析个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关系。在角色理论中，个体可以分离出自己承担的各种角色，任何特定的对话都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某种角色的人，人们的言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角色。而“定位”主要关注话语实践以某种方式构成了言说者和听众，同时言说者和听众通过言语对话协商可以改变他们的定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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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é和Langenhove通过老师与学生对话的例子指出，发表一定言论的权利在对话者之间进行差异化分配，因此可以分辨谁是老师谁是学生，看出他们的位置。继而，他们将定位理论的内涵扩展为言说者拥有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所谓的言外之力和社会力量。定位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在谈话中，言语行为的社会力量、定位和叙事情节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定位三角形。[6]采用定位、位置是使用修辞手段让自己和其他言说者在各种关系中凸显出来。Harré和Gillet随后重申了定位作为表达某些事情的权利和义务。他们指出，不同类别的人（例如男人与女人，成人和儿童，教授和学生）展开对话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表达某些事情（即使用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这些权利和义务就构成了“定位”。[7]
Langenhove和Harré进一步扩展了“定位”的内涵，将“个人属性”纳入到定位的概念中，认为对话中的“定位”是一个隐喻概念，通过言说者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属性扼要地表现出来。人们在话语中找到定位，这些话语能够体现特定的身份或者特定情境下某些身份特征。话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通过自己和他人的交谈，人们可以给自己的行为赋予语言意义，通过叙事情节清楚地呈现出来。[8]
Moghaddam和Harré认为，定位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使用言语和各类话语来定位自己和他人的。这就是说我们赋予话语权利来为自己声张和对他人施加责任。定位可以直接表现道德的内涵，例如有些人或群体被定位为“可以信任的”或“不被信任的”，“支持我们”或“反对我们”，“可以保留的”或者“可以清除的”。[9]Harré又将定位阐释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社会事件、平等地获得权利和义务，以便在当时和那些人进行特定的有意义的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权利和义务决定了谁可以使用某种话语模式……短期的、有争议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集群被称为‘定位’。”[10]
作为分析框架，“定位钻石”模型凸显了四个组成要素相互影响的关系。权利和义务通过身份和叙事情节来分配。反过来，通过对履行义务和权利的评价又影响身份的确定。叙事情节决定了一系列身份产生，但实际的身份也影响叙事情节的合理性。言语行为的社会力量影响身份、叙事情节、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被这些因素所影响。
二 定位理论的主要分析框架
[4]N.Slocum and L.Langenhove，“Integration Speak:Introducing Positioning Theory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Studies”，in R.Harré and F.Moghaddam eds.，The Self and Others:Position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Personal，Political，and Cultural Contexts，pp.219-234.
（一）“定位三角形”分析框架
1990年，Langenhove和Harré最先提出了“定位三角形”理论框架。他们认为，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阐明话语结构和话语交流功能的内在联系。对话的结构是三极的，它包括了位置、叙事情节和言语行为的社会力量（图1）。[11]
1.位置。根据Langenhove和Harré的定义，在一个对话中“位置、定位”是一个隐喻概念，反映了言说者的“道德”和个人属性特征。他们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定位，一种是“道德定位”，即分配给言说者的一系列责任和权利；另一种是“个人定位”，即表征言说者道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特征。这两种定位类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时个人定位是根据言说者权利履行职责的充分性和言说者的动机和意图这个两个条件来确定的。对话中叙事情节的长短是由言说者决定的，有可能非常短暂，因此“定位”的概念比戈夫曼“角色”的概念更具有动态性和变化。片刻间，人们可以定位自己或他人，也可能被别人定位。位置、说话行为和叙事情节也可以是变化的，因为它们在话语过程中不断地协商。
2.言语行为。英国哲学家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指出了话语作为言外之力的功能。奥地利哲学家Wittgenstein指出，表达同情或谴责是人们通过交流话语和语言中其他符号实现的社会任务或言语行为。[12]通常相同的言语和符号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有效的言外之力通常取决于对话者嵌入叙事语境或故事情节。例如，在赌博的叙事情节下“握手”代表结束一场赌局；而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同样的行为“握手”是表达问候。[13]通过言语行为，可以完成定位和调用叙事情节的行为。
[16]B.Davies and R.Harré，“Positioning: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Selves”，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20 (1990)，p.46.
[28]N.Slocum-Bradley，The Positioning Diamond:Conceptualizing Identity Constructions at the US-Mexico Border，in N.Slocum-Bradley ed., Promoting Conflict or Peace through Identity，London:Ashgate，2008，pp.103-138.
图1 “定位三角形”
（二）定位理论的五个分析要素
根据定位理论，言说者在交谈中会赋予自己和对话者以特定的位置。定位会随着交谈者们的互动关系而不断重构。因此，“一个人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变的，是由话语实践中对自我和他者的定位，以及赋予交谈者意义的叙事情节决定的”。Davies和Harré发现，叙事情节定位中“我”可以分派给对话中的每一位参与者，成为叙述的主体，并且“我”的位置根据叙事情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通过定位可作为适当的表达方式来展现多样的自我，言说者可以历史地、连贯地、整体地来理解自己。因此提出了话语定位的5个要素。[16]
一是分类和聚类。比如将人们划分为男人/女人；父亲/女儿；祖辈/父辈/孩童；球员/裁判/观众等等，采用二分法、三分法和其他分组的子类型。二是对不同分类赋予意义。通过话语实践给不同类别的人赋予不同的意义；同时通过叙事情节，精心设计不同主体的定位。三是自身定位。根据既定的分类和不同的叙事情节进行定位，并且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定位，认为自己属于一种类型，而不属于另一种。例如，属于女孩不是男孩，或是好女孩不是坏女孩。四是具有所属类别的特征。认识到自身具有二分法、三分法或者其他分类方法下子类别成员的特点，而不具有其他类别成员的特征。进而对所属类别产生情感，参与和发展归属类别组织的道德体系建设。五是定位的矛盾与冲突。在话语互动过程中会出现定位的冲突，需要对定位进行动态的理解和修正。
Davies和Harré提出定位分析5要素的基本分析框架之后，后续的学者对这一框架进行了发展。如Tirado和Gálvez概括定位理论的4个分析要素:区分类别；话语实践中的价值分配；分类和叙事情节中的定位；情感归属及道德体系建设。[17]
（三）“定位钻石”模型
“定位三角形”理论认为，每一个叙事情节中包含了相关参与者既定的位置，即参与者的定位是相对确定的。Bartlett认为，分析叙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其中的人物、事件、人物与事件的关系和叙事情节，用这种方式，“人物”被构建在叙事情节中。[18]然而，Slocum-Bradley认为，这种处理身份的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在给定的叙事情节中，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可以被看作是相关角色的扮演者，在解释或建构事件意义过程中引发的不同身份对于参与者的权利、责任和言语行为都有不同的影响。因此身份对事件如何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若只是将参与者身份作为叙事情节中的一部分，就忽略了这一差别和其带来的后果。他将“身份”替换了定位三角中的“位置”，并且将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作为独立的要素，与叙事情节、言语的社会力量等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话语意义建构的“定位钻石”分析框架（图2）。[19]他之所以用“钻石”的隐喻来替代“四边形、菱形”的表述，显示了它的多维性，暗含可能存在其他要素有待发现，留给“定位钻石”分析框架以扩展的空间。
图2 定位钻石模型
在“定位钻石”分析框架下，Slocum-Bradley借Bamberg和Moissinac分析话语的三个层次。就如同Goffman和其他框架分析的研究建议认为，框架内仍有框架，形成了“定位钻石”的分析网络，将“定位钻石”模型的每个元素在不同层次下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表1）。
高铁的建设工程浩大，耗费时间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项目东道国，一般难以筹集到修建高铁的全部资金，通常要求承建商“带资承建”或者提供对修建的融资。“带资”承建高铁在目前来说是常见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是中国高铁贸易的一种优势。但是高铁项目盈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中国高铁“走出去”都使用这种办法，资金不足的巨大经济压力足以压垮中国高铁。即使采用目前比较成熟的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来承建国外高铁工程，但项目收入取决于高铁建成后的运营收益，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实现短期盈利是比较困难的。此外，高铁运营和维护成本高等问题也会限制其盈利空间，因此投资风险显而易见。
表1 “定位钻石”分析网络
资料来源：Slocum-Bradley (2010).
定位钻石元素分析层次1层：内容 2层：叙述者—对话者3层：意识形态身份社会力量叙事情节权利和义务
根据上述话语层次分析网络，“定位钻石”框架中的每个要素可以在每个分析层次发展和深化。但是在同一事件中，并不可能涉及所有话语层次，这取决于叙述者是否有意识地将对话引入到不同的层次，话语分析的主要标准是每个层次是否有助于叙事情节的展开与呈现。具体来说“定位钻石”分析框架的四个要素在话语不同层次的阐释如下:
1.身份。在前期定位理论五要素分析框架研究的基础上，Slocum-Bradley认为，人们构建“自我”或“身份”的话语过程就是通过命名或暗示自己的归属和类别以及参与话语实践中各自标签化来建立社会认同。“一个人要具有特定身份，无论是他或她讲话，或被其他人讲话提到，都要归入具有相关特征或属性的类别中。”[20]他认为“身份”一词是指人或其他行为主体及其归属的特征，即在特定情境下的人或其他叙述行为主体。在话语的三个层次都可以产生和变化不同的身份，如果要在第三层次意识形态输出既定的目标，则需要在第一个层次就清晰地界定身份。
“定位三角形”是定位理论的核心，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是一系列权利、责任和义务的集合来规范个人、组织的社会行为，是关于如何使用话语来定位自己和他人。[32]定位理论应用于公共关系领域，阐明了自我和他者定位权力的做法，为沟通内容方式的设计提供决策支持；摆脱了该领域以组织和管理为中心的理论框架和始终将公共关系囿于传播学学科中。定位理论基于双向对称交流沟通的概念，其应用成为公共关系领域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关注卓越理论的重要转变。通过“定位三角形”中的叙事情节，人们可以通过话语来确定组织是如何通过叙述的手法来实现其所希望的定位；通过言语行为可以研究一个实体在特定的公共关系中如何来实现自己和他人的理想定位。正如Slocum所说，“字词、短语本来没有固定的意义，是人们用它们来做事情。”这是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原则，言语不仅是传达信息，而是为了有目的的行动而创造。[33]
3.叙事情节。通过特定文化背景和相对一致的叙事习惯，人们展开叙事（话语实践），期间一系列行为在同一情节中具有耦合性，这些行为、事件和情节构成叙事情节。叙事情节在话语不同层次的发展往往暗含了叙述者的“目的”“目标”或“动机”。
4.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通过特定身份和叙事情节来呈现。话语分析的第一层次关注特定情节中参与者身份被认为“应当”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第二层次，根据言说者和听话者的关系和定位，不同类别的人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层次从社会价值层面来看待权利和义务。
定位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虽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主要是在性别研究领域。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定位理论适用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从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其理论内涵和分析框架至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张修林2009）。文人话语的典型文本是文人所做的诗文书画，包括记录日常生活“痕迹”的日记、游记等。作为一个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人，芥川在《中国游记》的话语表述中，不乏自然风光的诗意书写。如在苏州游记中，芥川单独列出一个小节描写苏州的美丽景致，题名就叫“苏州的水”。苏州之水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使他写下三大段优美文字。其中一段如下：
（四）“定位之星”模型
Bartlett在“定位三角形”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卫的定位之星”。Bernstein认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我们周围的各种话语模式和话语需要不同言说者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语境运用同样的话语模式，通过合适的语言来实现我们的行为。这种认知和体现规则是内化的并且是我们行为的基础，也是我们通过话语进行社会定位的手段。”[21]因此，定位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语言作为行动，它一贯将个人的言语行为与语境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关联。这通常需要借助于我们认识到的现成的和熟悉的叙述，才能在一定环境中实现一定的效果。正如Edwards和Potter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一定会在语境中表现一致，我们如何反应和回应由多种语境特征一起决定。[22]实质上，言说者不能自由地在不断演化的叙事情节中变换位置；相反每个言说者只能通过符号资本，根据主题和环境来认定现在的位置。此外，如果言说者能够通过适当的语言手段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么这种定位是成功的。简单来说，言说者必须使用一种清楚反映自己社会地位的语言风格。这在基本“定位三角形”中并不明显，因此巴特利特将基本的定位三角形与这些结构约束要素相结合，形成了“大卫的定位之星”（图3）。
图3 定位之星模型
资料来源 ：Bartlett (2008).
Bartlett在“定位三角形”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强调了“语境”和“时间”的维度。认为在原有“定位三角形”中还存在由语言手段、符号资本和话语市场组成的另一个“三角形”。语言市场和符号资本是Bourdieu借用经济学术语建构的语言观，表明语言和权力的关系，即语言交流涉及被授予一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不同程度认可接受这一权威听众的权力关系。[23]语言不仅用于沟通，也实现了社会目标，语言和行为可以视为社会行动的代理者，具有主观能动性。Bartlett指出，时间尺度很重要，短期目标必须在长期战略和立场的背景下考虑。这种方法将有利于话语实践的拓扑，其中语言市场允许超越和跨层次行为的各种定位和叙述。在他看来，运用定位理论分析不同层次的话语，不同层次的话语采用的基础话语机制是相同的，只是在时间尺度范围里有所不同，会受到社会定位构建和竞争的持久性、援引叙事情节的范围以及每位言说者话语行为的影响。“定位之星”对语境化社会行为复杂性提供了相对完整和连贯的描述和理解，概述人们通过他们的话语解释和构建的不同定位，并将其与他们所使用的不同手段联系起来，包括语言市场中的符号资本和有效实现这一资本的手段。
三 定位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西方学者对定位理论不断地探索与应用，作为理解和研究话语及话语与不同心理和社会现象关系的解释性方案，涉及的话题包括冲突研究、身份构建、互动关系、组织变革、政治认同等多个领域。
（一）政治领域的冲突研究
“冲突”常用于不同的语境，有利益冲突、经济冲突、关系冲突、制度冲突等。西班牙学者Suares认为，“冲突是感知到的利益或信仰分歧，因此双方的愿望不可能同时实现。”[24]在这个概念中，反映了冲突的三个要素:感知；个人愿望或需求；分歧带来的消极价值。冲突的发生表明需要有干预措施来改变对方的看法或个人愿望来解决分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Serge强调，冲突存在一个重要的话语维度。[25]定位理论作为话语分析的方法，从研究冲突本身转向给定冲突敌对双方行为中口头言语和书面表达的演变，它不是分步骤解决冲突，而是通过强调叙事情节从另一个侧面进行协商解决问题。
政治领域冲突对话中，作为直接参与者，旨在通过话语说服对方，赢得整个社会的认同。过去西方一些研究主要关注组织间关系和建立和平话语的本质，之后有学者逐渐地开始将话语本身作为研究对象。Hayward研究北爱尔兰政治领域问题时，提出了话语在促进和平过程中的三种角色，建立协商、促成一致、巩固共同点。[26]而菲律宾学者Montiel以政治事件中一个失败的和平协议为话语研究对象，认为话语同样可以通过制定不公平和不稳定的协议，增加分歧和反对意见来加剧社会矛盾。[27]她运用“定位钻石”分析框架，解释备受争议的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和摩洛伊斯兰解放运动之间“协议备忘录”带来社会冲突的话语本质；分析了菲律宾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发布“协议备忘录”的公开声明后负有争议的政治对话，根据“定位钻石”的四个要素，分析了由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组成的话语行为；解释这些话语行为的叙事情节；指出在冲突过程中变换、调整的集体身份以及相关身份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话语研究，作者并非寻求建立和平与冲突的因果关系，而是试图在和平协定带来的社会冲突过程中不断改变一系列的规则和标准。Slocum-Bradley运用“定位钻石”分析框架研究了2000年到2007年间关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移民的有关公开的话语资料，研究表明在倡导各种边界政策的背景下话语行为引发的身份建构，定位和叙事情节，以及身份构建在促成和平与冲突中发挥的作用。[28]Bartlett运用“定位之星”分析一次会议上北部鲁汶尼区发展局、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三方之间互动过程中发生了有关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冲突，他发现定位理论解决冲突的手段不仅是提供新的叙事情节，使用不同的语言手段作为语境中的功能也可以实现，因为这些故事的叙述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以适当的叙述风格由具有适当的符号资本的人影响听众来进行。
“口头程式本质上是声音、形式与意义的歌唱模式”[10]。如果以诗歌的音美、形美、意美来对应，程式作为一种固定形式，对应的是音美与形美；而主题作为一组意义，对应的是意美。换言之，主题是民歌创作时的宏观指导思路，而程式则是构建民歌诗行的具体韵律、语法规则。综合起来，民歌的创作是以主题为引导，程式系统为调控，以词语、格律为手段的过程。“花儿”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形式，反映的是西北民族地区的民风与民心，具有独特而稳定的形态和表现形式，具有表演性、民族性、瞬时性、动态性、语境化等特点，它的对外译介不能简单地搬用书面文本文学的译介思路与方法，应采用异化策略与民族志式深度英译方法。
（二）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间的互动研究
定位理论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分析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关系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作用。[29]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定位，在不同的叙事情节中所处的地位或扮演的角色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动态的位置。有学者认为，区域领导层的立场或定位可以通过观察区域领导人的言论行为和描述区域领导人与其他地区行为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情节来确定。Langenhove等系统分析了金砖国家在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的领导角色，利用定位理论分析得出一个国家作为区域领导者定位的三个条件:（1）其领导意愿越强；（2）其领导能力越来越强；（3）其领导的接受程度越大。由定位理论演化出衡量一国领导地位的决定要素（图4）。[30]
上述三个条件满足的程度越高越可能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的领导者。其中领导意愿与利益认知有密切的关系，定位理论强调利益本质上是价值观和规范构建的，认识和了解引领国及自身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能力是决定能否成为领导者的关键因素，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话语能力是国际事务中表达的重要手段，定位理论为分析国际间对话提供了有力的方法。领导地位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处于领导位置的国家与其他追随国家的关系。Prys认为，其他国家对引领国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对于其帮助的接受程度以及引领国承担的责任。[31]
（三）公共关系领域中的研究
2.言语行为的社会力量。“社会力量”作为社会心理学术语，是指主要人际间的行为对一方行为的控制和影响。这里指的是奥斯丁提出的言语行为的力量，它包括了非语言行为的力量。在任何一个话语层次都存在至少一个言外之力。根据言说者和听众身份的不同，语言表达产生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也随之不同。
自2010年定位理论开始应用于公共关系领域，Leitch和Motion首先提出定位理论可以解释对公关工作至关重要的话语定位。[34]自此以后，公共关系研究使用定位理论定性的研究方法，如主题分析（James，2010；Tsetsura，2012），文本分析（James，2011），自传（James，2012），叙事分析（James，2014）和定位话语分析（Wise and James，2013）。James认为，公共关系中的定位概念是“为了实现预期结果有意图地话语建构，在公共关系活动中根据当地的道德标准明确可以实施哪些行动，哪些不可以”，定位包括了取得位置所采取的那些行动。[35]定位理论视域下，公共关系被概念化为一个过程，话语定位是可以积极协商的和达成的，而不是预先占有的。James指出，公共关系从业人员为了以特定的方式定位，使用语言、符号、知识和话语来创造或影响意义的建构。[36]他发现使用言语行为和叙事情节来有意地构建产品、服务、理念等，目的是使目标受众尽可能与组织意图相一致来共同进行意义建构。俄罗斯学者Tsetsura将定位理论应用于分析俄罗斯女性公共关系专业人士定位的协商和身份的展示，扩展了定位理论在公共关系领域的深入研究。[37]
图4 “定位三角形”—“领导地位的决定要素”
（四）网络虚拟空间的互动研究
定位理论是一种互动主义的方法，特别适合分析虚拟空间的互动。定位理论认为所有的交互是基于话语和叙事，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变化的、分散的、有语境的现象。因为它是有情境的互动过程，分析基于人们在过程中的扮演的角色及因不同归属的立场和承担的责任。在网络虚拟空间，如论坛、微博等，一方面网民在持续不断地互动；另一方面在动态交互中不断地构建叙事情节，通过不断地互动，网民理解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参与互动的成员各执立场，这种互动的连续性和意义的构建正是定位理论所强调分析的。
西班牙学者Tirado和Gálvez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学网络论坛为分析对象，采用定位理论五要素的分析框架，针对论坛中有关“人道主义冲突”的互动话题进行了研究。分析的内容主要围绕该校一名学生在论坛发布的一条消息，指责论坛里的同伴没有如约参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示威活动后展开的热烈讨论。作者分析了每个参与者如何将自己定位在另一个位置，通过定位和重新定位实现了影响论坛参与者权利和责任的分配以及在“改变”和“自我”之间关系上的变化。他们指出，所有的冲突都是一个定位的过程，在虚拟空间，不仅是信息、知识和内容的交换，而是一种持续的交互游戏。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个人定位，定位他人，定义观众和在他们面前的态度。[38]这种一系列关系不断地形成，交织在一起，如果只分析关注内容和信息的交换，就无法发现信息所具有的更大的意义。定位在互动过程中体现了社会性，定位理论超越了微观互动的分析，它可以作为界定和理解社会秩序的管理方式、权利、责任的总体框架、未来如何进行互动的准备，以及对过去行为的重新诠释。
（五）其他领域的研究
定位理论作为话语分析、互动研究、身份构建等方法还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新闻领域等。在教育领域，Anderson将定位理论用于教学课堂的互动研究，揭示宏观层面定位行为如何构建个人和事物的意识形态分类以及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39]Martin-Beltrán从话语研究、定位理论和社会文化框架出发，重新审视定位能力，分析学生和老师如何更好地在学校提高语言能力。[40]芬兰学者Arvaja以一名大学教师的日记为数据，运用定位理论的框架分析叙事情节和自我叙述，从而认识定位过程中教师身份的构建，以及自我与他人在此过程中的关系。[41]在新闻领域，Miller不再以市场力量、新闻生产、信息传播等为重点研究对象，而是强调定位理论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将社会互动和话语分析为核心，关注将话语视为可研究的真实事件；谈话对参与者的影响；和理论的预期效果等三方面来了解媒体和政府之间对话式的互动。[42]Weizman运用社会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新闻采访，分析了以色列电视新闻采访互动的话语特征，以及采访者和被采访人彼此之间话语定位的方式，提出了新闻采访话语分析的四个原则:在文化背景下解释话语模式的重要性；使用详细的文本分析无需预设话语模式类别；新闻采访中的定位和意义建构的动态性和可协商性；互动话语实践的文化依赖性。[43]
四 总结与展望
“定位”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科学中，其特点是将“定位”解释为与其他人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理解为个人叙事的话语建构，定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话语实践。西方学者将话语作为分析研究对象，在对话中揭示身份的构建，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分配等，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框架理论模型。从西方学者应用定位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来看，这项理论从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话语层面，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人际间、群际间、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各实体之间的动态位置关系、意义建构过程及效果。因其适用性和学科交叉性极强，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和有效的理论工具。目前我国对于定位理论的认识和应用仍然局限在市场营销学视野下的“定位理论”。对于定位理论作为认知行为理论和话语分析的方法鲜有学者研究和应用。定位理论的基本主张、分析框架、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等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应该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定位理论的研究范式。
注释：
[1]R.Harré and L.Langenhove，Positioning Theory:Moral Contexts of Intentional Action，Oxford:Blackwell，1999，pp.2-3.
[2]N.Slocum and L.Langenhove，“Integration Speak:Introducing Positioning Theory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Studies”，in R.Harré and F.Moghaddam eds.，The Self and Others:Position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Personal，Political，and Cultural Contexts，London:Praeger，2003，pp.219-234.
[3]J.Henriques，W.Hollway，C.Urwin，C.Vennand and V.Walkerdine，Changing the Subject:Psychology，Soci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ivity，London:Routledge，1984，p.236.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定位理论在西方学界经过30多年的积淀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框架和研究体系。定位理论中的奠基之作是Harré和Langenhove提出的“定位三角形”；Davies和Harré通过分析自我认知过程提出了定位理论的五要素分析框架；Slocum-Bradley进一步发展了定位理论，提出了“定位钻石”模型。Bartlett在“定位三角形”的基础上结合Bourdieu的语言观，提出了“定位之星”的理论框架。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在国内企业参与多次国际交流与考察后，国外新技术开始被引入国内。当时，我国大型大米加工企业基本配备了色选设备和品质检测仪器，色选设备的主要功能是快速去除小石子、异色颗粒、霉变米等大米中的杂质，而品质检测仪器的主要功能则可以自动检测大米外观品质。
[5]B.Davies and R.Harré，Positioning and Personhood，in R.Harré and L.Langenhove eds.，Positioning Theory：Moral Contexts of Intentional Action，pp.32-52.
[6]R.Harré and L.Langenhove，Positioning Theory： Moral Contexts of Intentional Action，pp.17-18.
超越美学反对单一理性，注重情感的培养与生成。康德将人的心理机能划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美学属于情感判断领域，康德此举与其说奠定了美学学科地位，不如说强调了哲学中的情感研究，承认了非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后来叔本华、尼采等人正是在非理性的基础上陆续发展了意志学说。20世纪以来，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思潮等学派轮番打击单一理性，彻底摧毁了古典时期的理性骄傲。虽然这种非理性的扩张远远超出情感的培养，但情感在生存中的地位借着非理性思潮的崛起也上升不少。
[7]R.Harré and G.Gillett， The Discursive Mind，London:Sage，1994，p.50.
[8]R.Harré and L.Langenhove，Positioning Theory:Moral Contexts of Intentional Action，pp.14-31.
由表3可以看出，PBSA和BP3带来的不良反应率比较高，因此对人体皮肤有不良反应。特别是PBSA，出现了9例1级不良反应、2例2级不良反应，这与其分子结构有很大关系。PBSA的光降解符合一级动力学，在紫外线和氧气的共同作用下，PBSA会溶解氧，发生脱磺酸基团、苯环开环氧化和咪唑开环氧化反应，产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刺激性较强所致[9，10]。BP3出现了7例1级不良反应、1例2级不良反应， BP3容易诱发光过敏，且会被皮肤大量吸收，因此欧盟于2017年在2017/238号修订案，将BP3作为UV防晒剂在化妆品中允许的最大使用量限制为6%，在防护产品配方中限制用量为0.5%[11]。
[9]F.Moghaddam and R.Harré，“Words，Conflict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in F.Moghaddam and R.Harré，Words of Conflict，Words of War:How the Language We Use in Political Processes Sparks Fighting，Santa Barbara，CA:Praeger，2010，pp.1-29.
[10]R.Harré，Positioning Theory:Moral Dimensions of Social-Cultural Psychology，in Valsiner，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2012，pp.191-206.
[11]L.Langenhove and R.Harré，Introducing Positioning Theory，Oxford:Blackwell，1999，pp.15-20.
[12]L.Wittgenstein，Philosphical Investigations，Oxford:Blackwell，1953，p.23.
[13]N.Slocum-Bradley，“The Positioning Diamond:A Trans-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Analysis”，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vol.40，no.1 (2010)，p.106.
[14]J.Potter and M.Wetherell，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London:Sage，1987，p.66.
[15]D.Tannen，“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vol.3，no.4 (1992)，pp.398-401.
3.叙事情节。一系列话语行为之所以对人们有意义，是因为了解一个事件通常从故事情节开始。故事中主角们如何解释事物，其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了理解这些话语，人们利用上下文的各种特征来推测，例如以前所说的，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言说者的特征等等。[14]因此，叙事情节包含着认识、时间性、规范性等方面。叙事情节隐含着或者明确地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系在一起。同时叙事情节带有文化特征，每个文化社区都有其成员所熟悉的叙事情节，人们以自然的方式进行交流，并且叙事情节在对话中可以协商，有时非常短暂。
[17]F.Tirado and A Gálvez，“Positioning Theory and Discourse Analysis:Some Tools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nalysis”，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vol.33，no.1 (2008)，pp.224-251.
[18]T.Bartlett，“Wheels within Wheels，or Triangles Within Triangles:Time and Context in Positioning Theory”，in F.Moghaddam，Global Conflict Resolution through Positioning，New York:Springer，2008，pp.169-188.
[19]N.Slocum-Bradley，The Positioning Diamond:A Trans-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Analysis”，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vol.40，no.1 (2010)，pp.100-107.
[20]N.Slocum-Bradley，The Positioning Diamond:A Trans-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Analysis”，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vol.40，no.1 (2010)，pp.100-107.
[21]B.Bernstein， Pedagogy，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Theory，Research，Critique，Lanham，Boulder，New York and Oxfor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0，pp.100-105.
[22]D.Edwards and J.Potter，Discursive Psychology，London:Sage，1992，pp.113-133.
目前，东营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与生产基地及其农户之间大多是以农产品买卖关系为基础的低层次的产销合作，相互间利益联结机制较为松散，各产业间协调不畅，没有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也基本如此，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深受制约。
[23]P.Bourdieu，“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s”，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16，no.6 (1977)，pp.645-668.
[24]M.Suares，Introducción al análisis del conflict，México: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1996，p.76.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上，河南作家笔耕不辍、默默耕耘，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并逐渐形成“文学豫军”，自成一派。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中原作家一直以农民的命运和农村的生活为自己写作的主要内容，河南成为乡土写作的重镇。周大新、李佩甫、李凖等人的小说创作，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都透露出浓郁的“泥土”的气息，体现了作家对农民生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反映社会现实，描写真实的农民生活，成为小说家们创作的首要原则。
[25]M.Serge，“The Origi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New Ideas in Psychol，vol.8，no.3 (1990)，pp.383-388.
[26]K.Hayward，“The Rol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Conflict Transformation:Evidence from Northern Ireland”，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vol.15，no.1 (2008)，pp.1-20.
[27]C.J.Montiel，“Intergroup Positioning in the Political Sphere:Contesting the Social Meaning of a Peace Agreement”，Journal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vol.41，no.1 (2011)，pp.92-116.
上述三个概念，位置、叙事情节和言语的社会力量，三位一体，形成了定位理论的分析模型，它反映了三者相互依赖的关系。叙事情节和位置赋予言说者语言行为的意义，而定位的方式又决定了言说者行为的责任和目标。不同的叙事情节有不同的定位，言说者的定位影响话语的言外之力、言语行为和叙事情节。言说者在给定叙事情节的位置会影响其定位其他人的权利，被定位为权威者具有相对的定位权。通过话语，事件的参与者可以“定义”他们所参与的叙事情节，他们的行为和行动也能够相应地被理解。通过“定位三角形”模型分析对话，可以揭示对话的情景结构。Tannen利用“定位三角形”分析了一组对话，揭示了无论叙事情节还是定位都不能自由的构建，对话通常有一种人们熟悉的氛围，它反映了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叙事形式，与对话中有能力的参与者共同构建了定位、行为、叙事情节的三角关系。[15]
[29]R.Harré，F.Moghaddam，T.PilkertonCairnie，D.Rothbart and S.Sabat，“Recent Advances In Positioning Theory”，Theory and Psychology，vol.19，no.1 (2009)，pp.5-31.
[30]L.Langenhove，M.Zwartjes and G.Papanagnou，“Conceptualising Regional Leadership:The Positioning Theory Angle”，in S.Kingah ed.，Global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of BRICS Countries，London:Springer，2016，pp.13-27.
[31]M.Prys，“Developing a Contextually Relevant Concept of Regional Hegemony:The Case of South Africa，Zimbabwe and ‘Quiet Diplomacy’”，GIGA Working Paper，no.77，2008.
[32]F.Moghaddam and R.Harre，“Words，Conflict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pp.1-28.
[33]N.Slocum and L.van Langenhove，“Integration Speak:Introducing Positioning Theory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Studies”，in R.Harré and F.Moghaddam eds.，The Self and Others: Position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Personal，Political，and Cultural Contexts，pp.219-234.
[34]S.Leitch and J.Motion，“The Transformational Potential of Public Policy Discourse”，Organization Studies，vol.30，no.10 (2009)，pp.1045-61.
运用信息化处理财务业务时，计算机的使用及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显得非常重要。这就要求财务人员在熟练掌握财务知识以外，还要了解本单位的业务特点，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技能，善于与人沟通，达到人、机、财务工作相融合。
[35]M.James，Positioning Theory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a New Approach to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4，p.65.
(3)避免反复穿刺:加强对品管圈的护理人员穿刺技术的培训,严格阶梯式穿刺,提高护理人员的穿刺技术。还要对患者的血管情况进行统计,对血管条件差以及使用新瘘的患者,做阶梯式穿刺,争取做到穿刺一次成功避免反复穿刺。
[36]M.James，“A Provi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ntional Positioning in Public Relations”，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vol.2，no.1 (2011)，pp.93-118.
[37]K.Tsetsura，“A Struggle for Legitimacy: Russian Women Secur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Public Relations in a Hypersexualized Patriarchal Workplace”，Public Relations Journal，vol.6，no.1 (2012)，pp.1-21.
（六）生态安全压力较大。渝黔边界地区地处武陵山区和大娄山脉，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受多年来资源的开发、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影响，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区域内形成煤炭采空区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是全国8个熔岩石漠化地区之一。石漠化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严重影响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安全，亟需加强生态保护、加快生态修复。
[38]F.Tirado and A.Gálvez,“Positioning Theory and Discourse Analysis:Some Tools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nalysis”，Forum: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vol.8，no.2 (2007)，pp.1-28.
在研究公园绿地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时,通常从建筑特征、邻里特征和区位特征3个主要方面展开分析,从中提取公园绿地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因数[16,21,30]．本文以住宅价格为因变量,选取了6个建筑特征、5个区位特征和4个邻里特征为自变量(表1).在所选取的变量中,有实际数据和需要量化的数据,其中建筑面积、建筑年龄、容积率、楼层、公共交通、至最近公园的距离、至最近商圈的距离、最近公园面积、至CBD距离、物业费、绿化率为实际数据,装修程度、住宅朝向、教育配套和生活配套则需要量化．
[39]K.T.Anderson，“Applying Positioning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s”，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vol.20，no.4 (2009)，pp.291-310.
[40]M.Martin-Beltrán，“Positioning Proficiency: How Students and Teachers (De)Construct Language Proficiency at School”，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vol.21，no.4 (2010)，pp.257-281.
[41]M.Arvaja，“Building Teacher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ositioning”，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vol.59 (2016)，pp.392-402.
[42]D.B.Miller， Media Pressure on Foreign Policy:The Evolv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UK:Palgrave Macmillan，2007，p.144.
[43]E.Weizman，Positioning in Media Dialogue:Negotiating Roles in the News Interview，Amsterdam & Philadelphia，P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8，pp.122-126.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9)05-0119-10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首都突发事件中基于社会情绪演变的政府回应机制与认同构建研究”（18GLC069）；中国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1808110082）
作者简介：庞宇，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2018-2019），博士，北京市，100044。
责任编辑 马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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