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际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传统反哺式的代际互惠关系对于增进乡村家庭合作、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进入社会转型期，乡村家庭代际关系日益为理性互换的代际关系所代替。在当前乡村道德舆论约束不力的情形下，由经济导向的新秩序使不少乡村老年人的养老和生存陷入困境。长远看，这场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将对未来乡村的养老及伦理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借鉴历史，农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亦需国家提供文化政策和道德高地的引领。
关键词： 社会转型 ；代际反哺； 代际交换； 和谐乡村
“研究中国的乡村，必须把乡村生活放在一系列社会关系里进行，特别是家庭关系和村落关系，这是中国乡村研究不容忽视的两个视角。”a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2—242页。代际关系是家庭“基本三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2006：32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乡村代际关系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者从社会的转型、父权的衰落、代际资源的失衡、地方性共识的改变等方面展开了对乡村代际关系变迁原因的讨论（郭于华，2001；阎云翔，2006；陈柏峰，2007；贺雪峰，2008）。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该如何从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变迁中把握这种代际变迁的意义？此种变迁会对未来的乡村养老及伦理走向产生何种影响？不同的乡村其变迁是否会受区域独特的历史或人文环境影响？对于这些紧密相关的问题，学界少有专门深入的学理探讨。鉴此，本文选取地处鲁西南的L村bL村地处山东曲阜市的东南边陲，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属低山丘陵地带。村庄共有人口917人，耕地1905亩。改革前村庄以粮食生产为主要产业，改革开放后打工浪潮席卷村庄，年轻人纷纷外出。为考察点，以现代化发展大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为关怀视角，运用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尝试从历史的纵向变迁中勾勒出乡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演变轨迹，并为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新型农村家庭代际关系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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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反哺式的代际互惠关系
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是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父慈子孝”的互惠关系，按照费孝通的说法“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是反馈的模式。a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迁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反馈模式”也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和社会民众的认同。在文化上它被凝结为伦理义务“父慈子孝”，民众认为“养儿防老”就像“积谷防饥”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它不仅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自然、深厚、淳朴的爱，还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反哺”式的双向义务伦理实质，是父子血缘天性的伦理升华。b 洪彩华： 《试从“反哺”与“接力”看中西亲子关系》，《伦理学研究》2007 年第2期。
1949年前后，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土地改革，原先很多占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大家庭也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后来土地从农民私有又被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尤其是“大跃进”的人民公社时代，农民的命根子，支撑联合家庭的根基——土地已经随着从可以子孙相传的财产资本，转化为集体所有而渐失其大家庭维系繁衍的纽带作用。1953-1956年随着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家庭生产到互助组再到合作社，直至形成了以乡镇为单位的人民公社。除了土地，就连耕牛、生产工具也变成了公有，甚至农民自身也成为公社的生产“工具”。这就使得传统的大家庭因“无家产可分”而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家庭尤其是大家庭也不再作为参与社会经济事务的单位，家庭成员个人直接与村集体、人民公社发生联系。这段时期的L村，原来以家族为单位的划片聚居的巷子格局被打破，更多核心小家庭在分到“口粮和锅碗瓢盆”生活必需品之后，离开了原来的片区而在新的片区建房，开始一种新的两代人的家庭生活。
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不再承担生产职能，但在养老和育小方面仍担负着重要功能。同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仍强调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道德责任，并积极宣扬“孝”的正面价值导向，乡村中的不孝子女可能会受到宗族组织诸如“游街”之类的惩罚因而颜面尽失。L村的不少老人忆起往事总是唏嘘感叹：
第二，假新闻泛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成熟，在制造假新闻这一领域里，AI极有可能成为利益方最好的工具，而媒体正是利益方输送信息最好的渠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音视频造假、机器人水军生产大量虚假新闻和评论等等，已形成一个“灰色产业链”，其推动力便是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这一现象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就有所显现，各种假新闻对总统选举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通俄门”事件仍在美国发酵。由此发展，AI在未来新闻业的融合极有可能造成假新闻泛滥的局面，这说明未来新闻业的发展或许很大一部分是数据权利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人们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吗？无疑，新闻的真实性会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挑战。
“那时候的老年人行。有儿女的儿女照顾，没儿女的过继个侄来照顾。那会你伺候老人，吃穿住行生病都得管，以前一个15米长的小院里能住八九口子人，多的像弟兄四个的有二十几口。老的住堂屋，小的住偏屋，这个是规矩，绝对不能动的，否则别人家笑话，族里年纪大的人也会出面管你。堂屋的东边是上首位，得给老人住。那时候的人都觉得伺候老的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事。”c摘自L村XHY访谈，2016年7月30日。
反哺式代际互惠关系的维系，植根于中国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除了传统文化的支持以外，还与家庭结构有关。帕森斯的著名假说认为，“家庭会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从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向夫妻轴为主的家庭的转变。”传统社会，“父母在不分家”，大家庭便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如王跃生在河北的调查，建国前冀南地区联合家庭要占家庭总数的15%左右，而考虑到联合家庭人口较多，则生活在联合家庭的人数就会更多。b 王跃生： 《民国年间冀南农村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3期。即使父母健在而兄弟分家，这种分家也会充分考虑父母的权益，比如，分家后家庭的主导财产仍然归父母掌握，只有在父母去世后，诸子才能来分割父母的财产。父母健在的分家，往往只是分家的儿子从老家中分出去，而非父母从老家中搬出去。父母在世时主要是分灶而不是完全分家产的分家，这种分家被称为分爨型分家，并非完全的分家。c 王跃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南农村分家行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那时候（指人民公社时期），谁家七十岁以上老人跟儿子、儿媳之间起纠纷和冲突了，先不论谁对错，别人总是先指责犯事的年轻人：‘七十不打，八十不骂’、‘找大队，找公社，不怕你不孝，总有地方管你’。”d摘自L村KFS访谈，2016年8月3日。
话语中足见公社时代对人伦秩序的强有力干预。据L村的老人回忆，人民公社时期的干部工作起来那真是认真，出于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每个村干部都卖力地工作，既安排集体生产又要关注村民的生活状况，村中事务事无巨细都在管辖范围之内。有家里不孝顺父母的，拎出来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挨打挨批斗，村民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人民公社时期虽然批判家长制，但是依然鼓励对父母要孝顺，要尊敬老人。尽管建国后农村也经历了“破四旧”的洗礼，传统孝道思想受到冲击，但作为家庭养老功能体现的“孝”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父母的权益甚至比建国前更加有保障。“在村落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权的下渗深度。村落固有的那些秩序、礼仪、风俗、习惯等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精巧地调节着村内的人际关系，缓解着村内的家际冲突，维系着村落的秩序，实现着村落的整合。”a 董磊明： 《从覆盖到嵌入：国家与乡村1949-2011》，《战略与管理》2012 年第2期。这也是为何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孝道并没有衰微的原因。
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神经递质受体，NMDA受体是一种谷氨酸离子型的受体，可以对突触传导、突触可塑性与神经细胞变形调节，并增强长时程。包含3个亚基编码基因对于NMDA受体来说，分别为NR1、NR2、NR3。其中，功能性NMDA受体必不可少的就是NRI8种不同剪切受体；NR2具备的基因编码亚型有4种，且都是不同的；NR3由两个亚型组成，分别为NR3A、3B。当神经纤维发生病理变化时，比如缺血缺氧与神经损伤，会出现相反作用对于过度活化的NMDA来说。总体来说，需要遵循一个钟型曲线对于NMDA受体神经元对兴奋性谷氨酸递质反应来说，无论是轻微还是高强度的激活受体，都是不健康的。
但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的成熟，专用算法逐步向通用算法发展，同一套算法模型可能适用于相近领域的多种应用场景。例如，西门子医疗将推出全球首创人工智能产品AIRad Chest CT，⑰ 《西门子医疗推出全球首创人工智能产品——AI-Rad Chest CT》，载https://www.yigoonet.com/article/2245342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5日。基于西门子拥有的海量临床数据集合来训练底层算法，产品可运用在心脏、肺、主动脉和脊柱等胸部器官上，完成如识别非心电图触发CT影像上的肺部损伤和基于冠状动脉钙化分析计算心血管风险等多种不同的医疗任务。
稳定的代际关系，“三纲五常”内化的人伦规范，使父子及婆媳之间都可以按社会为自己设定的角色来做该做的事情。父母要为子女“操心”，将子女养育成人，为他们娶妻生子或创造娶妻生子的条件。如果父母不尽全力为子女“操心”，就会出现儿子讨不上媳妇从而香火不继的大问题。而子女如果不尽全力孝敬父母，就会被村里人耻笑和疏远，就会良心上遭受不安和道德上负疚。而且，做得太过份的子女最终甚至连父母的财产都无权继承。反哺式代际互惠关系的维系，有效地调动起了父辈与子辈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基于亲情与信任基础上的“双向负责”的代际关系，是一种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父与子合力将延续香火、光宗耀祖、造福后代的事业做好，对于未来，两辈之间都有明确的预期。在经济条件简陋、生产力水准较为低下的社会里，这种代际关系对于增进传统家庭的合作，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二、转型期代际互惠关系的异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广大的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重要转折，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家庭对生产合作的需要，使得短时期内一些地区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急剧增长，同时，以兄弟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尤其是农具和耕牛的合作）也较为普遍。a 麻国庆：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但很快，因为生产合作需要而对家庭结构产生的影响，就因为众多其他更重要因素的介入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的流动、现代意识的冲击、国家权力的介入，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且这个变化仍在进行当中。
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预测，随着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尤其是亲子）之间凝聚力的相应削弱（Good 贺雪峰： 《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5期。e，1963）。L村也不例外。从家庭结构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L村的家庭结构迅速小型化。年轻人在结婚后很快就会搬出去居住；父母也往往在最后一个小儿子结婚后与其分开单过。即便是独子家庭，儿子结婚后，父母也越来越普遍地选择与儿子分家单过。“对于自由独立的私人空间的追求，是促使当代农村青年夫妇与老人分家的主要社会原因”（Yan，1997）。用L村年轻人的话解释就是“日子总是自己过才方便、舒心。分家单过了就可以自己有决定权，不用啥事都被父母管着”。而年老的父母总是一脸无奈：“分就分了吧，住在一起也住不到好。现在都流行这样，不分儿子媳妇的也不愿意。” 陆益龙在安徽省T村的调查也同样证实了这一趋势：年轻的一代越来越看重自己小家庭的利益，虽然年轻人成家要父母花费不少。但一旦结婚成家，年轻人的核心家庭就相对独立，父母为孩子们的婚事所举的债务由父母来承担，这是年轻夫妇要求独立的重要原因。b 陆益龙： 《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事件营销的运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多个利益相关者主体如政府、旅游部门、事件组织者、事件策划者、场馆管理者、活动推广运营者、当地社区居民、相关企业、赞助商、参加者、观众，等等，各利益主体诉求不尽相同，因此战略布局至关重要。为平衡复杂的多方面的利益诉求，政府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事件营销的政府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政府要将城市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的组织与策划纳入政府重大工作计划之中。同时，事件主题应力求与城市整体形象相一致。
“现在给儿说个媳妇难啊，得给人家买衣裳，买首饰，这两年还流行买新式手机了，从相亲一直到登记得花到近两万元，再加上结婚得给女方最少1万的礼金，否则人家不愿意，这就三万块了。要是再给儿子盖口新屋结婚的话，全部下来10万块都不够。80年代一家借一千块就能盖屋，现在什么都涨，一家借一万块还盖不上。钱不当钱了，挣得没花得多。”c摘自L村KFS访谈，2016年8月5日。
10万元对于L村年均收入在四五千元的普通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巨额的数字， 更不要说还有一些两个、三个儿子的，因此，贺雪峰所说的“生两个儿子哭一场”d在L村也成了很多农民的真实写照。
为人父母的要为儿子建房娶媳妇，这大致要花费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儿子结婚后搬进了宽敞的新房里，年纪大的父母一般仍住在旧房子里，手中已没有多少积蓄，而且还背负了一身债务。如果父母还年轻，还有些劳动能力，他们多半要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辛苦劳作赚钱来还债：
采访中从村里较早考出去的大学生KXJ也告诉笔者：
“你隔壁家的四叔四婶子可过日子了，家里啥电器都不添，大晚上的就只开个电灯泡。这闺女、儿的都成家了，你四叔还出去打工，说是替他儿还盖屋的借款呢，现在的父母难啊。”a摘自L村YZS访谈，2016年8月13日。
本文经过项目部项目经理、总工、技术员、安全监理等人，对安全风险因素进行了打分，共有50份打分表，然后对这些基础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并形成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决策表，然后将处理后的数据输入ROSETTA软件，最后利用Johnson’s algorithm算法对造价风险评价指标进行筛选与约简，从而得到优化之后的指标，最终形成34组有效数据.本文以W6盖梁施工作业单元的人员因素风险为例，运用粗糙集理论确定各风险因素的权重.
“我有三个舅，大舅、二舅那个年代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娶上媳妇，我姥爷只好用换亲的方式给我三舅讨了个媳妇。三舅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对于传统思想浓厚的大舅、二舅而言，这唯一的侄子便是他们传宗接代的根子，视若己出。供着他读完中专，又四处托人找工作，还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表弟的大伯、二伯都七八十岁了，他自己的亲爹也已经六十多了，但房子每月的贷款还要靠他三个老的来还。他大伯今年81岁了，还在外面给人家放羊，赚钱供他；二伯70多岁了，还在建筑地上打小工；他自己的老爸也过60岁了，除了务农，还在村里的建筑队里干活。”b摘自L村KXJ访谈，2016年8月8日。
而对于亲子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在对待养老问题上同一个群体却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反哺”在L村更多的仅是表现为一种话语，而不是行动。年轻人都知道孝敬老人的道理，但实践中却鲜有人认真执行。在L村，老人大多都是老两口单独居住，较少有与成年结婚后的儿女一起居住的，而且村中寡居老人特别多。对于L村更多的老人而言，“养儿防老”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儿女已经难以成为他们后半辈子的依靠。调研中村里老人告诉笔者，现在每年能按时自觉地交些口粮或者交赡养费，平日里也不惹老人生气，不给老人脸色看的儿女已是孝敬的儿女了。而对很多老人来说，这种最起码的生活需求都没有保障。很多小夫妻家庭给儿女的零花钱一大把，而一提到老人的赡养费则开始想尽办法推脱，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尚未做到全范围覆盖的时候，不少农村老人陷入生活困境。
综上所述，如果能在同一处理池中使同一污泥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菌群（硝化菌和反硝化菌）同时工作，形成同步硝化反硝化，则脱氮工艺将得到简化而效能却大为提高。
而且，这种趋势在乡村舆论走向上也开始被认同乃至被鼓励。传统社会里，“孝顺”与否曾经是评价个体的首要标准，“百善孝为先，百德孝为本”，不孝之人在社会中将无法立足。
当然，孝道变化背后折射出人们关照的重点已经发生转移，“郭巨埋儿奉母”的价值取向已经颠倒，原来的关照顺序已经异化为：儿女——自己——父母，父母从受尊崇的最顶端降到最不受注意的低谷。这种转变从这些60岁以上的老人所逢的时期开始，他们面临着一种失序的社会转型，遭遇着错位的付出与回报逻辑——在自己年轻时孝敬父母，在分配有限的生活资源时总是父母优先。但当他们相继步入晚年以后，却并未享受到以前父母那种来自子女的孝顺，非但如此，他们还要继续发光发热，继续参加家庭辅助劳动，并且为儿女照看小孩。L村78岁徐氏奶奶的话堪为注脚：“这不，看大了自己的孩子，还得给他们（儿子）看孩子（孙子），一天不咽气，就得干一天。”采访中笔者也正好遇上一位正在街上带孙子的中年妇女，提及照护孙辈，她也是一脸无奈：“现在都这样，老的得管着小的，还得管着孙子，你要不管，儿媳妇才给你脸色看呢，她说你年轻时候又没管过俺的事，俺的孩子一天也没帮看过。俺为什么要管你的事啊？等你老了，没人来伺候你。”a摘自L村XGQ访谈，2016年8月2日。经济结构的转型，生产与谋生方式的转变，使得今天的老人成为“无私”的奉献者，成为悲壮的建设者。
“原来村里也有不孝顺的，但比较少。因为么？外边人人笑话他。你不孝顺，村里没人睬你，不跟你搭腔，见面给你脸子看，你找不着活干，也娶不到媳妇。时间长了你自个就不好意思了，就没有办法在村里呆下去了，那时候生活条件孬是一回事，老人可以穷，但你不能虐待他。”b摘自L村KFS访谈，2016年7月28日。
而现代社会人们似乎更看重个人的“本事”，即挣钱的能力并由此决定与之保持什么样的关系c 郭于华：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这正映合了孔老奶奶的一句话： “人过得好了，有钱了，不是亲戚的也来攀亲；人过得穷了，亲戚也躲着你。”d摘自L村KXS访谈，2017年2月1日。访谈中村庄里的徐老汉也感叹道：“现在的街坊邻居都做‘老好人’了。儿孙不孝，人家也不愿吭声了，怕得罪人。再说人老了，不中用了，年轻人虽然不孝，但人家有本事，有事还能用得着，邻居也不愿为没用的老人说话，如今这世道变了。”e摘自L村KHJ访谈，2017年2月3日。
这世道“变”了，老人的话语背后折射出深深的无奈——以前的年轻人对老人须惟命是从，一切得按礼数来，“老的是老的，小的是小的”各安其位，不能轻易造次。现在的年轻人则因为解放后的各种运动挣脱了这种束缚，更随着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凌越了这种束缚。“老的不是老的，小的不是小的，胡骂乱赶”。老人的养老需求被降至了最低点，“只要能给点吃的，给点喝的”。
在L村，笔者与村里卫生所医生交流得知，老人小病通常会去村里的卫生所拿点药“扛”一下，而一旦查出无法治愈的大病基本上都是选择回家，放弃治疗。这一方面与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有关，在农村，最怕的就是生病。一旦生病，不但不能劳作挣钱，反而会陷入花费巨额的“无底洞”，“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例子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不少老人自觉年纪已大，治愈也无望，害怕最终“给子女拉下一大堆饥荒”的自我“奉献”甚至自虐有关。
“岡”内部构件“山”常异写作“”“止”等，所以“岡”字又作、。《龙龛手鉴·冂部》：“冈：音古郎反。”表明三者系音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异体字。又构件“”与构件“亡”形似而讹，故“岡”字又作“罔”，与表“捕捉鱼鸟之工具”的“罔”字形成同形字。写本文献中“岡”、“罔”两字多混用，历代字书常将两字收录在一起以示区分，如《佩觿》卷中：“岡罔：上古郎翻，山脊；下亡郎翻，欺也。”《增广字学举隅·卷一·两字辨似》：“岡罔：上音刚，山脊；下忘，上声，无也，诬也。”
美国人类文化和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说：现代化过程中最普遍也是绝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助长一种年轻的文明。在这种文明里，老年人不再是受尊重的对象，年高也不能成为受尊重的理由——这并非危言耸听，当你置身于村庄情境，看到当前老年人在家庭和村庄中的处境，你会发现这些理论在当今的乡村多少已成为现实。也正如一些研究老年学的学者所观察到的，工业化带给大多数人的是便利和快捷，然而带给老年人的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悲剧性的结果，他们被抛弃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轨道外。由经济导向的新秩序把老年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存的价值意义颠倒了，他（她）们被不公平地对待了。这到底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亦或是现代化不成熟的表现？长远来看，在乡村道德舆论约束失效的情形下，老年人所处的这种境地将对农村养老乃至整个乡村伦理产生重大影响。
在L村的访谈中，常听到村里老一辈的村民讲到“操心”一词。这大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将子女抚养成人，二是为子女完成婚嫁，尤其是要帮儿子娶到媳妇。传宗接代，如能光宗耀祖，更是足矣。L村地处鲁西南的内陆地区，由于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村里没有任何工业，村民世代以农业为生。年轻的女子都往靠近城里的方向嫁，因此村里的男青年要娶上媳妇几乎不太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因此，L村父母为子女的操心，主要就变成了为儿子娶媳妇准备一栋像样的新房子，否则，没有人会上门给自己的儿子提亲。村民告诉我，现在农村为一个儿子盖上房子、娶上媳妇花费至少在10万元左右：
三、问题与调适
“村落就像乡土中国的活化石，这活化石不仅蕴含着历史文化的积淀，还隐藏着解读中国深层社会结构的脉络。”a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6页。中国人是重亲情、重血缘的，连黑格尔都对中国文化做出过如此的感叹：“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b 黑格尔： 《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2页。然而，近年来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老人居无定所、老无所养的现象在农村频频出现，不尊敬父母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家庭代际关系发生异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异化？乡村代际关系的未来又将去往哪里？
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得作为一家之主的老人，受到从国家律法到家法家规，从国家尊老意识形态到社会尊老风尚，从读书识礼到日常生活实践方方面面的保障。c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历史上不少朝代，如先秦、汉、周、明、清等都曾经以国家的名义制订或颁布过一些有关养老的礼仪、礼遇和法规，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独有的养老制度。养老、尊老不仅是儿孙们的家事，而且是得到皇帝关注和御批的国事。政府会通过礼律的规范、救助的机制和国君的敬老垂范来营造家国同构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孝道文化机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分析孝文化的内在逻辑时曾说道：“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么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d 孟德斯鸠著： 《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16页。千百年来，“善事父母”的孝道理念犹如精神纽带，牢固地维系了和谐的家庭关系。父与子各就其位，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作为家庭中一分子的责任和义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儒家“孝”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中国乡村社会的老人权威发生动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村庄的传统也构成了破坏性的打击，而传统是老人权威赖以存在的根基。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乡村社会开始逐渐受到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外出的打工赚钱经历让农民体会到劳动的有偿、时间也是金钱、有钱可以改变自身条件包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物化和功利意识的极度张扬使得年轻一代的主流价值观发生改变，每个人都更加在意怎样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原本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便在这种精打细算的利益比较中日趋理性化。以前子女在成家之前赚的钱绝大部分都交给父亲统筹支配，但随着父辈占有资源优势地位的日渐丧失，子辈要求享有独立的财权，赡养意识也随之淡化。更为关键的是违反孝道的行为并未对其造成任何的惩戒，也未构成多大的影响，年轻人环顾四周开始习以为然，时间长了老年人对此也视为正常。传统孝道在失范的过程中并未受到来自官方和社会的及时修正和重新建构，而是在乡村遭遇异化和扭曲，舆论的转变导致代际之间的不合理关系的持续并不断再生产。宗法制度的衰退并未催生出新型的社区邻里关系，而法律对一贯被视为私领域的家庭实际制控力相当有限，再加上负责处理民事诉讼案件的公堂随着乡镇基层政权的简化而迁移合并到县城法庭，状告儿子成为街坊不认可、社区不支持、法院不愿受理的尴尬事情，这在“差序格局”影响下的乡村社会表现更为明显。
换言之，当国家力量逐渐从乡村社会撤离之际，乡村传统的道德体系已遭解构，而与现代乡村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伦理体系又尚未建立起来，此时的乡村社会出现了较为广泛的道德真空。市场经济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体利益，将个人欲望合理化，忽视了对家庭和社会应有的责任。法律等规范机制对不孝行为的实际约束力又相当有限，缺乏内在价值引导和外在监督约束的家庭伦理秩序趋于紊乱，多种力量的错综交织最终导致了乡村代际关系的深刻转变。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划分，身体同时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属性。价值与工具性有关又不完全对应，而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可以克服工具性天然具有的局限，在其关照下，即使身体的工具性随着生命周期而不断减弱，也仍然可以获得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和意义体验。a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
现在村庄里的现实多半是，很多老人辛苦劳作一生直到其年老体衰，身体的“社会性”价值不再，“工具性”价值却日益凸显，无论是村庄舆论还是老人的自我评价，大家都热衷于用“有用/没用”“有本事/没本事”这样的工具性话语。人们对勤劳、俭朴、孝顺、诚信等关乎做人之本的价值理性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对人的评判转移到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上，这种倾向忽视做人的品质和过程，注重可以量化的结果。子代也援引这种话语，否定父母为自己付出的艰辛，以此卸去回报的心理压力。可见反哺式的代际交换一旦缺失制度环境的屏护，便会出现由“受父母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叠加式报恩情结沦落为对父母逆向索取的无理问责。在这种异化的话语系统下，父辈也开始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常常以自责来面对子女的不孝——是我自己老了没用了，还能要求什么呢? 工具理性在人生任务面前变得更为张扬，郭于华说“这些丧失创造收益和独立生活能力的老人是悲剧性的一代，他们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回报，有的甚至连维持生计都发生了困难。”b 郭于华：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新近发布的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731村的《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农村空巢家庭已超过半数；目前1/3的农村老人需要护理，1/2的农村老人处在服药状态；60%的老人没有存款，超过68.4%的老人主要靠子女资助生活；子女和配偶是主要的社会支持者；超过54.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的劳作，几乎所有的老人都在从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劳作。c 李玉： 《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依靠子女居家养老仍占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4日，第 730期。在土地保障功能日益弱化，家庭养老代际支持又严重不足的大背景下，农村养老“危机四伏”。村庄社会结构及道德秩序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社会继替的速度，调研中很多中老年人会跟笔者慨叹“看不穿”，不少老年人已开始对人生乃至生命的意义感到困惑，甚至表现出对晚年日常生活的惶恐。长远来看，这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可能使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失却根基，中国农民的价值危机（关于生存意义的危机）凸显。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基督教就可能有乘虚而入的机会。a 贺雪峰： 《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2页。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目的，也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体现。然而，由于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积习甚深，导致中央决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引发群众对政策的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陈志刚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成立了一系列领导小组，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领导小组的设立，是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权力结构的调整，既有力地促进了决策民主，也切实保障了决策的效率。”
对此，一些老人已经开始调整出一些应对方式。其对策之一是自己仍掌握一定的经济资源。比如一些有条件的老人会未雨绸缪地先积攒下一定的钱财，而不是在儿子分家的时候毫无保留分给他们，以此来保障将来的赡养生活；或者以感情和服务付出换赡养——帮带孙辈。如果对儿子儿媳妇家的事不管不问，恐会成为日后儿媳妇拒不承担赡养义务的理由。两种应对方式中，老年男性多采用前一种方式，即把握一定的经济权；而老年妇女则更多的采取后一种方式，即以服务增强情感。这与他们在家庭的分工相对应，六、七十岁的老年群体中，家庭内大都还是由男性掌握财权，而女性则更多的负责家务事及家庭内部各种关系的协调。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L村不过是中国260多万个自然村的缩影，家庭代际关系的失序也非其独有。现代化的潮流席卷而来，传统乡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开始了艰难转型，很多问题逐渐浮出。新时期以来农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缺少了国家文化政策和道德高地的引领，利益博弈便主导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变革，使其所捍卫的人伦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失序和错位。沧海桑田，非一日之功。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平衡失序的代际关系，重构失范的家庭伦理道德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Problems and Adjust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Rural Famil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Village L of Shandong Province
LIU Fang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family study. The traditional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ons has played a positive and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rural family cooperation and reducing social pension cost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f rural families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f rational exchange. The economy-oriented new order has put many elderly people’s survival and endowment in trouble. In the long run, the change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ural pension and ethical trend in the future.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y also needs the state to provide cultural policies and moral guidance.
Key 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unequal generational exchange; harmonious countryside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9）05-0035-09
收稿日期：2019-06-2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孝文化’变迁及其当代建构研究”（15BSH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芳，女，山东青岛人，社会学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
责任编辑：侯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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