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何谓知识问题构成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古希腊，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奠定了以普遍必然性为本质特征的传统知识观的基础；近代对这一传统知识观的捍卫交织着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证立与怀疑的斗争，最后完成于康德依然独断性的先天主体性的批判中；当代的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各自反对心理主义的斗争中，共同维护着人类千年来的永久梦想——对普遍必然的本质的探索与执着。
关键词知识;普遍性;必然性
在古希腊语中，Επιστη＇ μη(episteme)这一词语的词典解释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知识、学问，二是指科学、经验、智慧、熟练等(1)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5页。。因而，这一词语在古希腊语境中所具有的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含义意味着：或是理智把握事物的真或确定性的一种活动方式本身，或是这种方式的结果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前一种意义指科学，各种具体形式的认识活动；后一种意义指知识，在这一意义上，Επιστη＇ μη又等同于γνωσιs，意味对事物不变性质或本质的确定认识。无论如何，这两种意义是密切相关的，是人类认识活动与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毋庸置疑，没有活动的展开，遑论活动的结果。所以，科学是知识的前提。
6、向外撬动阀体，同时迅速的将钢板插入阀体与油箱侧安装法兰之间，确认抽力吸住钢板后，松动预留螺栓，拆除开裂阀门。此时，应注意使钢板均匀受力，避免破坏真空而漏油。（如图）
一、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新知识观的产生
从古希腊时期现有的文献看，我们直到柏拉图对话录中才发现大量关于以“知识”为主题或与知识相关主题的旗帜鲜明的讨论。例如，《泰阿泰德篇》《美诺篇》《斐莱布篇》《理想国》和《克拉底鲁篇》等对话录都多少与知识这一主题相关。《泰阿泰德篇》讨论知识的条件，《美诺篇》讨论美德(知识)是否可教，《斐莱布篇》讨论快乐和智慧何者是真正善的知识，《理想国》讨论知识获得的方法和过程(认识的方法和过程)；《克拉底鲁篇》讨论主题虽然是语言的起源问题，但实质上也涉及知识的本质问题(即什么是真正的知识？是变化不居的还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策勒尔才说：“知识观念的形成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中心”。(2)Zeller,E,SocratesandtheSocraticSchool,translated by O.J.Reichel,London,1885,p89.更确切地说，苏格拉底肇始了一个“新的”知识观念时代的来临。这种新的知识观念认为：永恒不变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变化之物是无法确切认知的。苏格拉底说：
“如果一切事物都处在被动中，无物常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只有知识本身常驻不变才可能是知识；如果作为知识的性质变化了，它就不是知识；如果变化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这样既没有能知的人，也没有被知的物。但是，能知和被知的东西如美、善等等总是存在的；因此我认为它们不是刚才所假设的流动的河流。事物究竟有无永恒的本质，或者还是赫拉克利特及其追随者们所说的才是真理？这是个很难决定的问题。”(3)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8-419页。
从这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特点和绝对的、永恒的本质。这种知识概念和当时的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的知识观根本对立，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要批判后者，才使得苏格拉底不遗余力地进行着这方面的探索。
对于经验论，知识发展到洛克、休谟其普遍必然性越来越受到怀疑，最后终于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沼中。洛克依据知识的确定性程度(或可靠性程度)，将知识分为直觉知识、推理知识和感觉知识从高到低的三种等级(25)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第520-529。。这种划分和唯理论论者的划分具有某种一致性(可参照已经论述的斯宾诺莎的划分)。直觉知识之所以是知识的最高等级，是因为人能直接而不必凭借其他的观念立刻觉察到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的确定性当然是最高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光明，亦就依此为极限；我们所达到的确定性，亦就依此为最大。”(26)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20页。推理知识的确定性因为要借助其他观念的中介而不是直接觉知的，所以要低一等级。所以洛克说：“由解证而生的知识亦是清楚明白的，不过这种认识远没有我所谓的直觉知识方面所有的那种辉煌光亮和充分确信。”(27)同上，第523页。感觉知识不是关于观念之间的契合或相违的知觉，而是关于观念和外物之间的契合或相违的关系知觉。这样一种契合与否的知觉当然没有心灵中关于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的知觉清晰。记忆中玫瑰的香味与实际飘来的玫瑰的香味总可能有差异。洛克因此认为，感觉知识不是真正知识，“不过是用知识来称呼它”；感觉知识“我们不论怎样确信它，它总不是知识，只是信仰和意见”。(28)同上，第527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洛克关于感觉知识的矛盾的态度，欲说还休，摇摆不定——一方面要确立感觉的知识身份；另一方面感觉自身又非常不确定，难以获得知识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这就为后来的休谟的知识怀疑论立场埋下了线索。
由休谟肇始的经验论对知识普遍性、必然性特征所形成的基础的终结，在当代演变成了反对心理主义的斗争。并且，无论是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最初都将在知识领域中对心理主义拒斥视为最主要的使命。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心理主义，以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新的基础。并且这一目的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生涯中。如同他自己所说：“当第一次想到经验对象与给予方式的这种普遍关联的先验性时(大约是1898年我写作《逻辑研究》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以致于从那以后，我毕生的事业都受到系统阐明这种相互关联的先验性的任务的支配”。(3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2页注释1。所以，对于胡塞尔而言，现象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为各门科学提供认识论基础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又被称为普遍的科学，或是第一哲学。之所以现象学能被称为第一哲学，能为各门科学提供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是因为现象学致力于分析出意识结构中的普遍性成分，使包括算术和逻辑在内的科学摆脱心理主义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对个别“红”色对象的直观，把握一般之物的“红”本身。在这一认识过程的意向性活动中，我们应该区分意向内容和实在内容的不同。“实在内容因人而异，意向内容则具有共性和一般性。”(36)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夏基松、张继武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3页。例如，我们观察一幅画。如果我们观察的外在条件相同(光线、时间和地点等方面)，则画呈现给我们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一叶扁舟，月明星稀，离人默默。无论诗人还是画家，无论今天还是明天，他们所看到的画的上述内容是不变的。但是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这幅画的感受是不同的。文盲所见只是物理自然事物，可能了无意趣；诗人所见可能是旅人漂泊，生出无限感慨。前一种观察是意向内容，后一种体验则是实在内容。意向内容是客观的，实在内容则是主观相对的。总之，现象学所要研究的不是具体个人的认识，而是一般性的认识。或者说，是认识中的普遍性结构。这样一种认识结构正如胡塞尔自己所说：“不附带任何设定关系，无论它是与经验的自我关系，还是与实体世界的关系。”(37)同上，第64页。正因为如此，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胡塞尔实质上是一个柏拉图式的观念实在论者，只不过抛弃了柏拉图的幼稚性，他强调观念是一种客观自在的精神性存在。”(38)倪梁康：《意识的向度：以胡塞尔为轴心的现象学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这里的观念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既不存在于时间中，也不存在于空间中，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
选取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构建VAR模型。选取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DLOHW）、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出（DLOZB）、证券投资跨境资金流入（DIZQ）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以上变量与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境内外利差（DLC）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对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知识都是证明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具有两个特点：普遍性和必然性。所谓普遍性是指，前提中的谓项“述说所有，真实的时间上一贯表述一类中的所有个体。”(11)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4页。例如，在“人是动物”的命题中，谓项“动物”表述主项“人”的所有个体，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所谓必然性，亚里士多德说“通过证明科学所获得的知识都具有必然性”。(12)同上，第253页。这是因为，“证明的知识本身出自必然的本源，依据它们自身的属性对它们的主体来说是必然的。”(13)同上，第259页。也就是说，作为推论中初始前提即公理自身就具有必然性，因为它们表达了事物普遍的本质属性。所以，证明知识的前提具有必然性，结论也具有必然性。因此，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之间的划界标准也得以确立。我们据此有理由认为，这样一种划界标准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凸显出本体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双重内涵。从本体论上看，科学知识揭示了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因果联系；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证明知识，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既是事物本身因果关系的表达，也是三段论推理的思维方式的反映。既然一切科学知识都是证明知识，那么这样的知识的标准就适用于所有科学知识。自此以后，西方知识都主要遵循着这一标准，直至当代的知识论。
二、近代：新知识观的证立、怀疑与康德的批判
康德将休谟终结性的关于近代知识论的问题，归结为“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也是关于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如何可能的总课题——借用康德自己的话：“如果我们能把一大推考察纳入到一个唯一课题的公式之下，那就已经是很多收获了。”(3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15页。康德因此认为，解决了这一课题，“同时也就解决了纯粹理性在奠立和发展一切含有关于对象的先天理论知识的科学中的可能性”。(34)同上，第15页。宽泛一点地说，康德认为，解决了这一课题也就解决了一切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性知识如何可能的基础问题。所以，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关系到形而上学的成败”。康德对这一问题总的解决策略就是众所周知的“哥白尼革命”，即如果历史上一切试图从对象中发现知识的努力都失败了，剩下的就只能是反过来让对象依照知识——从主体中寻找知识成立的基础。这正好类似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逆转。对于认知而言，认识着的主体就是对象必须围绕的太阳。康德认为，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根源在认识的主体自身，确切地说就是纯粹直观形式与纯粹理性自身。“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审查、考察这些先天认识能力的构成和职权及其效能范围。康德自信地认为，他的这一试验按照希望的那样成功了，因为他从纯粹思辨理性中发现了为科学奠定基础的原则性的先天知识。例如，因果概念就从纯粹知性中发现的，是十二个构成概念之一。甚至，康德认为，我们的普通知性也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先天知识。而这样的先天知识，其“标志就是必然性和普遍性”。至此，我们应该能理解康德为解决休谟以来的近代认识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如果撇开康德将知识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归于主体的先天性的独断问题不论，可以看出，康德是一个坚定的传统知识观的捍卫者。
从认识角度看，自我意识无非就是认识着的我，即“我思”，一个认识着的主体。笛卡尔说：“由此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其全部的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18)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8页。因此，“我思故我在——从正在认识的我意识到思想的我的存在——是认识论的第一原理。”(19)同上，第27页。我的认识(我思)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感性和理性。因而近代认识论由于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相应地坚持感性经验或先天理性的不同，而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划分。但是，不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在坚持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特征上却难得地一致。从近代哲学发展的开端处看，培根和笛卡尔分别作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开创性人物，都强调知识的这一特征。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知识是指对建立在自然界因果关系深刻洞察基础上的普遍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使人具有力量(即命令自然的力量)。正如培根自己所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二为一，因为只要不知道原因，就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20)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引文略有改动。很显然，培根所强调的知识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笛卡尔作为唯理主义者，不仅在认识的来源上而且在认识的方法上都强调理性首要的决定作用。在知识的来源上，笛卡尔将理性不能怀疑的清楚明白作为知识的标准和试金石，符合这样标准的观念——天赋观念是笛卡尔哲学理论的核心。它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试金石，即判断知识的标准；二是点金石，使一般的认识成为知识。笛卡尔之所以强调天赋观念在认识中的主导性作用，是因为这些不是从感性经验得来的观念具有普遍必然性。在方法上，笛卡尔无疑非常重视数学方法。如同斯宾诺莎所说：“他依据这个方法首先在数学中把古人无法接近而今人又仅能期冀的真理从黑暗引入光明, 然后给哲学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并且示范地指明了绝大部分真理都可以用数学的程序和确定性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21)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页。之所以笛卡尔非常重视数学，是因为只有数学方法才能满足知识的确实可靠的与必然性的要求。数学知识的这种必然性是由演绎推理系统保证的——“算术和几何之所以远比一切其他学科确实可靠……是因为，只有算术和几何完完全全是理性演绎而得的结论。”(22)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综上所述，无论是培根还是笛卡尔，虽然在知识的其他方面存在分歧甚至对立，但在知识的本质与特征上是一致的，都只重视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知识的确定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必然性。然而，必然性的联系在休谟眼中却甚为可疑，最终自然界中的普遍的因果原则，在休谟看来只不过是心灵日久成习的习惯性联想。——“各物象间这种‘必然联系’的观念所以生起，乃是因为我们见到在一些相似例证中这些事情恒常汇合在一起。”(29)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9页。休谟的这一对自然科学不啻毁灭性的结论就是康德知识论思考的开始。正如康德自己所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30)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页。所谓教条主义的迷梦，根据杨祖陶和邓晓芒两位先生的解释，“就是未经证明的、未经批判地预先断定的‘独断’”。(31)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这样的“独断的迷梦”惊醒，既是指“休谟对因果关系先天自明性的有力反驳，使康德从唯理论的独断论迷梦中最终觉醒过来；也是指休谟对以经验归纳作为因果性的普遍必然性基础的彻底否定，更使康德中断了沿着经验论的独断论前进的迷梦。”(32)同上。无论是从唯理论的迷梦中觉醒，还是从经验论独断论迷梦中惊醒，康德所要面对的，都是因为因果必然性关系的动摇而使知识基础的崩溃的问题——简言之，是知识普遍必然性本质性特征的基础问题。
从一般的直觉来看，如果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将不会有任何知识的存在。因此，苏格拉底说：“如果普罗泰戈拉说的对，真理就是事物对某人显现的那个样子；那么在我们中间如何有些人聪明，有些人愚蠢呢？”(4)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页。也就是说，变化流动的知识(如果能称为知识)不能明辨是非真假、善恶对错，不能为行为、信念提供判断的标准。因而，“事物必定有它们自己专门的、永久的本质，它们并非与我们相连，受我们影响。”(5)同上，第61页。由之，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感觉知识观构成苏格拉底知识概念的直接动机。除此以外，苏格拉底还认为，相对主义的感觉论的知识观源于历史上自然哲学家的贡献，是这些自然哲学家思维惯性的使然，有思想方法上发展的必然性。众所周知，公元前5世纪前的希腊哲学是以本体论为中心议题的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所探讨的是外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万物，所以他们在对自然的直观中观察到自然的千变万化，因而他们所认为的知识总与运动变化相关。这构成苏格拉底发展新的知识观的另一种动机。他认为，变化的背后还有绝对不变的本质，即柏拉图所说的“相”(eidos)。这样的知识当然仅凭感觉是认识不到的，而必须通过人的理性，运用辩证的方法。辩证方法本质上也就是寻求普遍性定义的方法。因此，苏格拉底的新知识概念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知识的对象是普遍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不是变化的具体事物及其表现；二是知识的方法是诉诸人的本质的理性能力的辩证法，而不是感性知觉或直观的方法。
在唯理论的后来发展中，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一如既往地遵循了笛卡尔方法论的路线和对知识的普遍必然强调。尤其是斯宾诺莎，继承和发展笛卡尔最主要方面就是数学方法的广泛运用，他的代表作《伦理学》就是按照几何学方法写成的，《知性改进论》则是阐述几何学方法的性质以及如何运用。对方法的强调与对知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强调是一致的，因为正是方法上的必然性才能带来知识的必然性。因此，从斯宾诺莎的方法论出发，就能顺理成章地演绎他的知识的内涵。在他的哲学史上著名的知识的分类(23)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5-26页；《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9-80页。，传闻和泛泛经验所获得的知识都是本身不确定的没有必然性的知识；惟有推理知识和理性直观知识才具有确定性，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不致使我们陷入错误。这一知识的四类的划分出现于《知性改进论》中，后来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将传闻和泛泛经验合为一类，并指出：“只有第一种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种第三种知识必然是真知识”。(24)斯宾诺莎：《伦理学》，第80页。之所以斯宾诺莎认为第一种知识是错误的第二种第三种知识是正确的；是因为第一种知识是感觉经验知识，而后两种知识是从真观念出发、或通过推理或通过直观所的获得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从理性中产生的知识。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近代一般被称为是“认识论转向”。无论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看法如何，毫无疑问的是，知识都是近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最核心议题。黑格尔认为，近代哲学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和解存在与思维的对立”(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页。；文德尔班也说：“自此以后，认识论便成为哲学领域最使人感兴趣的课题”；(1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22页。罗素同样认为：“近现代世界与以前各世纪的区别每一件事几乎都可以归于科学”。(16)Bertrand Russell,“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Routledge,2009,p425.知识论(认识论)之所以称为近代的主题，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归功于匍匐在神(上帝)阴影下的主体意识的觉醒。黑格尔说：“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 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
三、当代：新知识观的捍卫与心理主义的斗争
这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知识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既然科学是知识的前提，那么我们的论述就必须从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说明开始。科学作为一种理智活动，是灵魂的求真的形式之一。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灵魂有三种能力与求真活动相关：知觉、欲求与努斯。知觉虽与求真相关，但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形式，因为动物虽也有感觉但是却不能分享人的行动。欲求与理智认识是同一回事，因为“理智思考时所肯定和否定的东西，就是在欲求中所追求和逃避的东西”。(6)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8页。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述，最终真正主导求真的就只有努斯这一种能力或形式。努斯(7)努斯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比较混乱，尤其在涉及到与欲求和科学的关系时，观点比较模糊。依据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106页)和廖申白(《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7页注释6和169页注释3)的解释，努斯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理智能力本身或理性的某种状态，二是指这样的一种理性能力本身的两种作用表现：把握不证自明公理的能力及推理的逻辑起点的能力；同时又是实践智慧的一部分，和欲求一道构成人的实践活动原因。)在一般意义上泛指一切精神意识活动。但在古希腊语境中，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人的灵魂中最高的理性能力，这样的能力源于对最高善即神的逻各斯的分有，它因此能掌握不证自明的公理。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努斯是我们身上最高等的部分，努斯的对象是最好的对象。”(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5页。从这一解释上看，努斯是本源性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阿那克萨格拉说“努斯统治着所有无论大小、具有灵魂的事物。”(9)G.S.基尔克、J.E.拉文、M.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聂敏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2-575页。正是在一点出发，亚里士多德才认为，理智是努斯的派生物，科学、技艺和明智是衍生的理智物的三种形式或品质，与智慧、努斯本身一起构成人求真的五种品质(1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69页。。科学与其他品质相比，所具有的特征首先是，科学的对象是具有必然性存在的永恒事物，不是可变性的事物；在这一点上就和明智与技艺区分开来。因为后两者中，明智是对与善恶相关的可变事物的思考，技艺是对与制作相关的初始因可变的事物的思考。科学所具有的第二个特征是，科学知识可以传授和学习，这就与努斯和智慧区分开来。科学因为是通过推理获得的，故而不可能达到推论的始点。而这正是努斯的使命，智慧则是努斯和科学的结合。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努斯和智慧都不是完全可教的。因为，推理的最终极的大前提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是不证自明的。努斯和智慧就是这样一种能获得第一公理的能力。由此，从对科学的上述解释出发，在古希腊的文化背景中，我们能得出关于知识的合理结论是什么呢？
“必须承认第三种范围。属于这一范围的东西在它们不能被感官感觉这一点上是与表象一致的，而在它们不需要它们属于其意识内容这一点上是与事物一致的。譬如我们以毕达哥拉斯定理表达的思想就永远是真的，无论是否有某人认为它是真的，它都是真的。它不需要承载者，它绝非自它被发现以来才是真的，而是像一颗行星一样，在人们发现它之前，就已经处于与其他行星的相互作用中了”。(41)同上，第127页。
分析哲学形成的最初动因中同样包含着拒斥心理主义的成分。作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非常明确地将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并且是他毕生都遵循的信条。这一信条是：“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分开来”。(39)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页。要进行这样一种区分，就是要区分认识过程中的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的领域：外在世界、心理领域和思想领域。因为弗雷格认为，“思想既不是外界事物，也不是表象。”(40)《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27页。如此的第三世界即思想领域在弗雷格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世界：
总之，在弗雷格看来，思想与进行思想的心理过程以及外在对象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思想与表象(弗雷格称所有的心理活动为表象)相同的一面是，都是无形的；而这恰构成了与外界事物的区别。思想与表象的区别在于，思想不需要承载者，也就是说思想是独立于主体的；而这又恰是思想和外界事物相同的地方。所以，通过上述弗雷格的论述，他所谓的思想是独立于人的主观心理过程的客观的精神性存在。
总而言之，双源CT引导下，相较于普通CT而言，实施经皮穿刺活检术的安全性、准确性更高，随着现代医疗设备的不断完善和更新，双源CT引导下对胸腹部占位性病变患者实施经皮穿刺活检术，必然会在临床中进一步得到广泛应用。
弗雷格的三个世界的理论雏形最终在波普尔的思想中破茧而出。波普尔在论证三个世界理论时提到了弗雷格，但是他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最初源自于柏拉图。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是一个独立于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的客观的、自主的第三世界。因此，波普尔总结道：“世界至少包括三个在本体论上泾渭分明的次世界；或者如我所说，存在着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个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概念东西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自在的理论及其逻辑关系、自在的论据、自在的问题境况等的世界”。(42)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64-165页。这三个世界的相互关系是，第二世界与前后两个世界分别能相互作用，第一、第三世界只有通过第二世界发生间接的作用。波普尔对三个世界理论系统阐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强调第三世界的客观性，是要将认识的心理活动、过程与认识的内容区分开来。因而，本质上波普尔在贯彻着弗雷格反心理主义的思想路线。波普尔自己很明确地说：“第三世界，确切地说，属于第三世界的客体，柏拉图发现的那些客观的形式理念，往往被误解为主观观念或思想过程，即误解为精神状态，误解为属于第二世界而不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客体。”(43)同上，第166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自身对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目标的继承和发展，也可以看出他在捍卫传统客观普遍的“知识型”方面的贡献。
在果实呼吸跃变时，以抗氰呼吸为主，跃变过后主要以细胞色素途径为主，成熟衰老期间伴随着总呼吸的加强。抗氰呼吸途径在果实衰老初期升高，在很多果实切片陈化后发生的诱导呼吸中也占了很大比例，降低抗氰呼吸途径所占比例，能降低总呼吸强度，从而延缓果实的衰老。
四、余 论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由古到今理析，目的是要阐明知识的本质——传统意义上何为真正的知识。通过引证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至近代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直到康德——这些人类思想史璀璨星空中的彪炳千古的大师的论述——我们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和对立，但是在对知识的本质特征的看法上却难得的一致。正是因为这种难得的一致性，才形成了我们关于何为真正知识的一以贯之的传统。当代西方哲学两大阵营不约而同地都在为维护这一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无论是欧陆的现象学创立者胡塞尔还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他们思想的主要目标就是捍卫知识的客观性，而且这一目标贯穿于他们学术生涯的始终。所以，对什么是知识，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实历史已经给出了我们非常明确的定义：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和必然的，是对事物产生变化的因果联系的正确反映。
1.2.1 饮食护理干预原则 对甲状腺功能亢进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饮食护理的过程中，既要兼顾甲状腺功能亢患者需摄入高热量、高维生素、高营养食物的需求，同时还要考虑到糖尿病患者不可摄入过多能量而引起血糖升高的问题。
事务处理模块 事务处理模块主要包括用户事务和系统事务两部分，其中用户事务主要包括对用户信息的处理；而系统事务主要包括对播放器进行一些逻辑控制，如暂停、播放、截图等操作。
正因为知识是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所以这样的知识是理智德性即理性思维能力努力践行的结果，而不是仅仅依凭感觉、记忆等天赋能力就能获得。也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所喊出的“德性即知识”中的德性是指理性意义上的理智德性，而不是视力、听力等感觉功能。这样的理智德性从亚里士多德出发，是需要在认识活动中通过不断践行在教导中形成的。当代葛梯尔提出的知识论问题，并不是在这一传统意义上界定知识；葛梯尔问题提出之后，整个知识论领域似乎淡忘了知识的本质及其所获得的条件。这应该是当代知识论包括德性知识论最根本问题所在。
作者简介：毕文胜，云南师范大学哲政学院教授；杨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当代西方德性知识论浦西、问题与合理性前沿研究”(项目编号：14BZX064)成果。
中图分类号B50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9)12-0077-09
责任编辑：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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