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摘要：城中村作为特定道德生活方式的空间场域，成为失地农民抑或是进城农民的暂时聚集地。在道德文化的空间转换过程中，现代城市文明的辐射与农村传统道德观念的承续交织在一起，城中村居民在道德适应中陷入生存、发展的道德困惑与精神囹圄。城中村道德适应面临着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范式转换，呈现出从“信以为真”到“认以为真”的伦理叙事转向, 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寻找他在性为建构逻辑、以保持流动性为现实境况、以朝向利他性为伦理指向的伦理话语体系。
关键词：城中村；道德适应；他在性；流动性；利他性
作为现代性的生活体验，城中村居民间的道德交往和道德关系逐渐具有了自身的叙事风格。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正逐步打破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生活共同体，将农民推向更加复杂、更多不确定性的陌生世界之中。城中村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过渡区，成为失地农民抑或是进城农民的暂时聚集地，在城市高速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空间与社会冲突“缓释剂”的重要作用。在城中村这一特定的场域中，人们面临着物质空间转换与道德秩序重建。一方面，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农村原有传统道德体系面临坍塌；另一方面，以陌生人社会为治理背景的新的伦理体系尚不成熟。城市适应需要道德观念的合理规制，也必然导致道德适应的非程序化与异质性。虽然城中村居民在空间形态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城市化，但由于多元文化的融入长期化趋势明显，城中村居民在道德观念、行为范式、文化传统等许多方面仍难与现代城市接轨。同时，城中村自身的经济模式、社会背景、行为规范有其特有的文化溯源与现实根基,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由此带来的叠加效应明显，使得城中村的道德适应问题更趋多元化与复杂化。如若暂时稳定是在确定性视野中出现的图景，那么道德适应所追求的是在多维度视角下保持动态平衡的理想状态。[1]城中村道德适应状况因此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关注焦点与重要变量，如果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妥善处理，必将影响到现代城市治理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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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叙事转向：城中村道德适应的话语转换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气质,体现在城中村道德生活的各个层面，现代性固有的世俗化特质使其被城中村居民所普遍接受。尽管如此，人们对于现代性的伦理解读常常处于“言不尽意、意不尽象”的尴尬状况。城中村居民的道德实践源于各具特色的道德主体,这种主体间性的人际关系与现代性紧密相联，并形成一种区别于以往的“态度”，这种“态度”标志着一种归属关系并把它表述为新型伦理共同体的模式。从本质上说，一切共同体都有着统一性的要求。城中村道德适应是道德接触中关系性建构与价值性规制的统一，需要用人们自身的理性与道德去合理地把持与选择。就城中村的伦理叙事而言，现代性的伦理话语转换不仅表现为伦理专家的理性思索,对自由的无比推崇，它更多地表征为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体验；它不仅溯源于主流意识形态对伦理话语的一种规训机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人们为打破“无往而不在的精神枷锁”的一种主动建构思路。
伦理范式是把握道德现象、结构和规律的共有模式。城中村道德适应面临着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范式转换。相较于前现代性，现代性有着清晰的伦理话语转换路径。现代性的伦理范式结构如下:a 未受教化的人性概念；b 伦理学的训诫[2]。相较于前现代的伦理范式，伦理道德不再奉人的至上追求——上帝抑或宗教——为价值之源，这极大地推动了人的主体性意识，让自由意志成为现代性价值的根本，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伦理道德所应该秉赋的目的性取向。那么，缺乏目的导向的伦理学训诫该走向何方？这是现代道德哲学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 现代性危机来自于合法性的确立，丧失目的性的道德需要重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将先天的形式判断、源自实践的理性判断与后天的经验判断融合起来,以此作为普遍理性主义的伦理范式，而不是任由它漫无目的地演化为无意义的教条，现代性从本质上就反对神道主义与先验主义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前现代的伦理范式让极其重要的至上人性目的保留存在意义，而现代性的伦理范式则让这一目的失去合法性地位，并且要对这样的转变给予合理性证明。这一变化在于现代性让神性的力量坠入冰点，人们转而去追寻理性的力量,以此消解那些让人们盲从与蒙蔽的所谓“神”的影响，完成社会属性从“属神”到“属人”的转变。理性与自我概念由此最大化地成为影响人们的伦理话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现代性所不可或缺的目的性在城中村场域中日渐式微。在对前现代性的伦理范式推演中我们发现，作为目的的人性概念脱离于理性而存在，仅仅是依附于道德的规制，作为一种逻辑前提它是没有经过实证的。确切地说，它是人们信仰的一种最大化扩张，即一种脱离理性与实践的“信以为真”，而与此相对立的现代性，在其伦理叙事上讲究“认以为真”。换句话说，人的理性的认识在道德判断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前现代性所依赖与念念不忘的信念需要在理性的观照下留存一席之地。更进一步说，现代性的伦理范式放弃了传统的以信念或目的为依托的非理性存在，转而把合理的理性依据作为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所谓的“神”的臆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城中村场域中，现代性的伦理范式转换以人性至上的目的性日渐式微为标识；现代性伦理范式的确立以人的理性来证明其合理性。
伦理话语是伦理范式框定下的规范化叙事形式。当城中村空间场域中浸透了现代性的道德文化，所有那些真实的、不可描述或难以表达的伦理话语都将转换成“可视物”与惯常的道德习惯。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以“正当”为要义表现出对传统伦理话语主旨“善”的压制，它所具有的伦理话语叙事范式以碎片化的形式削弱了传统的话语力量。现代性伦理话语以道义论与功利主义学说为典型代表，并依此建立了以规范伦理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城中村居民已经处于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与道德规范之中，对正当的优先考量取代了善的中心地位，对行动的考察优先于对行动者的关注。在传统社会的伦理话语中，道德主体拥有“善”则意味着他能实施正当的行为，而在城中村场域的伦理叙事中，理性的行为效应及其正当性成为人们评判的核心要素。“理性是现代性道德谋划的主谋。公共理性或普遍理性是现代普遍主义规范伦理学赖以立足的基石，因而理性主义也就是现代性道德理论的基本话语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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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中村居民而言，人口流动的主要诱因在于自我经济利益最大化需求。在人口流动频繁、环境日趋复杂的城市过渡地带，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大多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由此，交往关系的理性化取代了过去以情感、血缘为基础的感性化交往。正如以往的农村生活因为传统的沿袭总是要将村民纳入统一的社会体系之中，流动频繁的陌生人群、纷繁复杂的开放信息、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这些繁华、喧嚣、热闹的都市意象，不断地将城中村居民分解成生活的碎片。一般来说，流动人口与城中村居民间绝对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很少见，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聚集在同一片天空下，尽管这个空间无一例外地被分隔成许多封闭的小空间，但绝对的隔离几乎不可能。显然，城中村原有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接纳存在一定的排斥性，但随着对于“他在性”的理性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给城中村带来纷乱社会秩序与脏乱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可以说，流动人口在城中村的大量聚集，极大地改变了城中村经济结构的布局，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活阶层——靠房租为生的“食租阶层”。同时，也让城中村的社会交往关系更为复杂，甚至充满悖论：一方面城中村的社会交往方在很大程度上仍持观望、怀疑甚至对立的态度，另一方面城中村的社会交往双方在经济与社会互动中形成了利益上相互依赖与共享的关系；城中村人际间的社会关系虽然是流动的，但是却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而这也是社会交往双方在理性估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二、寻找他在性：城中村道德适应的建构逻辑
尽管“他者”这个词历来都让人感到担忧，并产生毫无来由的排斥，但他在性已经作为城中村道德适应的现实情境深深地植入到道德主体的行动场域之中。新的道德背景让城中村居民不再把自己视为自在自为的行动体，而是一种具有他在性的行为主体。在道德适应过程中，所有交往行为都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场域展开，其中，他在性是交往结构的浅层表现，它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实现空间、结构关系的耦合。在传统社会的伦理交往中，自我在简单小型的村落进行熟人间的互动，受传统人伦规范的制约，他者曾一度缺席，人们容易产生高度一致的归属感。而在城中村这样一个农村向城市过渡的社会空间样态，他在性是一种交往常态，人们的交往总是为达到一定目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情感，自我在复杂而多元的场域中与陌生人互动，受制度等理性机制的约束，社会交往的本质倾向理性与慎思。在城中村道德适应中，我们寻找他在性，并以此构建城中村社会交往的建构逻辑。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性并不意味着以他者为中心，我们提倡的是自我与他者在社会交往中地位的平等性、过程的开放性，要避免从以个体为中心到以他者为中心的极端转换。自我与他者之间要在城中村场域中更多地采取合作以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
在这个保持着流动性的空间场域中，城中村居民的交往行为完全与过去的生活节奏割裂开来，脱离了农村传统约束与价值意义所在的土壤，由此进入到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感到迷茫与无所适从。当自我意识接触到的都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人们就容易陷入道德真空状况，道德适应便成为城中村居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时，在社会交往结构中，城中村的流动性还体现在社会层次的变迁上：一方面，城市工业化的劳动分工模式促成了社会的等级分化，为社会层次流动提供了必要性；另一方面，城中村社会所具有的开放性属性又提供了社会层次流动的可能性。城中村的社会分层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因素：身份与房产、组织权力、资本、知识技能。从实际构成来看，城中村社会层次流动分为以下类型：按照人员流动的方向划分，可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按照人员流动的主体范围划分，可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按照流动的规模和作用划分，可分为结构和非结构性流动等。[6]132依此可以看出，保持流动性是城中村交往结构的现实境况。
城中村是陌生的他者较为可能相遇的交往空间场域。他者作为移民区域的外来者容易被自我所排斥，自我对其身份具有相当认知，凭借内在的交往经验判断来区分谁是自己人，谁不是，城中村道德适应中的异质性问题由此得以凸显。城中村往往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不同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让居民的道德行为各有分殊，这不仅成为其延续原有文化的独有印记，而且新兴、多元文化的出现也为其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陌生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们道德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身份认知、行为习惯、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地缘关系方面，并形成具有独特运作机制的交往空间场域。在布迪厄看来，“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5]。城中村场域中的自我与他者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各自的位置与资源，体现了各自的行为选择、利益倾向与创造性，与此同时，也在深层次地形塑着城中村场域的面貌。场域的力量促使人们从熟悉的交往关系中获取资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自我对他者的排斥与不信任。在传统的农村，人们因为血缘、地缘、习俗、文化传统等因素自发形成利益与道德的共同体，人际间交往伦理关系清晰、简单，容易被认同。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中村人口密度大、交往频率高且关系复杂，人们在复杂多变的交往过程中失去了对他者的行为判断，风险便在所难免。在城中村道德适应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主要是共生共享的发展需求，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紧张。一方面，人们自身所存在的依存性、群居性社会属性促使他们产生交往的需求；另一方面，自我对他者的不信任又带来难以消弭的陌生感与不适感，这种极度个体化让自我丧失了生存的意义与目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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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彻底地“嵌入”城市，我们发现，城中村道德适应主体在交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向性结构造就了关系之维，而这其中隐藏着一条不断寻找“他在性”的逻辑线索，即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从封闭自我到承认他者并适应他者存在的道德适应过程。在社会转型的驱动下，城中村社会交往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城中村居民的世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边界，再也不存在一个人们可以投身其中并将其包围的封闭世界。换句话说，由于他者的存在，人们社会交往中的他者性在场开始成为道德生活世界的常态。
首先，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同时也应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家市场营销行为的正面引导，切实明确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作为纳税义务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知情权。
三、保持流动性：城中村道德适应的现实境况
在传统社会的农村，人们在简单而缺乏流动的社会关系中寻求道德共识、形成交往默契是相对容易的，处在人伦关系网中的道德主体，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与他人进行着各取所需的人际交往活动。从表面上看，以往的传统社会形成了一个交往的世界，自我与他人的交往因循特定的伦理规范，并且被限定在特定的界限之内。然而，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传统社会的人际互动并不是纯粹为了交往而进行交往的，而是在不断的交往中，通过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与“内圣外王”之道，重新塑造道德精神自我，以实现人们心中所向往的大同社会。而流动性是城中村社区的显著特征与现实境况，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中村社区之间，而且在城中村内部生活世界也流动频繁。首先，城中村居民由于失去了土地的依赖与束缚，在新型城镇化的巨大推力下，人们放弃了“种田是根本”的传统观念，开始尝试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机会，流动便成为一种趋势。其次，城中村本身的开放性决定了其流动性的属性。“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信息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6]2城中村作为都市里的乡村，显然具备了城市的流动性、复杂性特质，而这种特质使得城中村居民间的交流活动较以前更为频繁与复杂，从而使得城中村居民间的伦理关系也处在变化与流动之中。最后，城中村的产业集中性带来了劳动力资源的聚集，而这种集聚效应的显著表现是人口的流动性。人力资源的流动总是趋向于给它带来更多效率的地方，城中村位于城市社会的入口处，现代城市文明的辐射不仅是地理结构的变迁，更是整体文化行为意义上的，人们不再是过那种与世无争的自然生活，而是会透过人口的流动性，让一切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之中。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安定与变动，人们的行动效率得以增强，交往的目的性更加明显，那些稳定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固有见解逐渐烟消云散，一些新形成的关系由于流动性还没有固定下来就过时了。
就城中村本身而言，外来的居民或者新的活动逐渐进入，久而久之取代了原来的社区居民或者原有活动，这一具有典型流动性的“侵入——代替”过程普遍发生在城中村。因此，城中村不是封闭的，它的地域边界不是道德主体交流的边界；城中村也不会孤立地存在，它或多或少会受到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的影响；城中村更不是静止的，通过文化融合与认同，它随着人际流动与人口迁移的变化而变化。
城中村伦理话语的现代转换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抽离了城中村社会背景框架而进行单一的道德体验,现代性就会丧失其本真的意义，而所有这一切的表征即为一种伦理话语的现代性建构。在传统熟人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常规性、反复性与稳定性贯穿始终，一致的公共伦理话语在以亲情、友情、信仰与传统风俗所交织同构的关系网络中逐步形成。而在城中村场域中，传统的话语体系被陌生人社会的制度体系所瓦解，人们处于吉登斯所谓的“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传统规制的力量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异常薄弱，人们转而寻求对道德规范化的制度诉求，逐步从传统的“交往型道德”过渡为现代的“制度型道德”。从这个意义上看，城中村道德适应的伦理话语应由此致力于寻找一种最为广泛认同的普适性伦理规范。
从人类发展的时间脉络上看，尽管古希腊德尔斐神庙楣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这样一个神谕，苏格拉底也曾在自问什么是哲学时回答“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然而，真正对自我的理性认知与重视可以追溯到的是启蒙运动为开端的现代哲学思想，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萨特“我存在”的存在主义哲学都反映了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主体意识的萌发。随着个体社会化的展开，人们开始察觉只有当他者的经常性存在进入我们的经验时，自我才有明确的存在意义。然而，尽管他者的存在已经是无可置疑的现实情境，但面对他者，人们历来存在一种紧张：我们曾如此关注自我，而现在不得不面对他者，而且关键是事关他者的所有行动总是存在自我所无法预测的风险。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中，以往的传统、封闭的生活就像是弥足珍贵、值得爱护的花朵，如果突然暴露给未知的陌生人，周遭的生活环境就会被破坏，它就容易枯萎。基于此，保持其天然性与完整性而免于被他者破坏便成为一个首要选项。“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而不是手段。”[4]实质上，就伦理关系的实际交往而言，处在道德适应进程中的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以往传统世界的习俗规约与自身的情感寄托，可在城市化的今天，这种关注被证明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因为这种所谓的传统规约束缚了人们的自由交往，而不是一种符合时宜的解放。
四、朝向利他性：城中村道德适应的伦理指向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城中村居民在社会交往的场域中，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每个道德行为主体都时刻处在他者包围的关系圈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对利他性或共享美德进行了关注，从他的见解来看，社会意识或隐或现地指向利他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指向道德主体控制相抵牾的领域。他认为，利他性可以缓解我们“对生存之惑的焦虑”，在道德交往过程中不仅可以摆脱传统利益的束缚，而且可以实现人性的良性发展。同时，城中村居民的道德又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不同的道德背景转换要求道德主体不能根据直觉对他者行为进行判断，而朝向利他性是城中村交往关系的伦理指向，也是城中村居民增强其对现代城市社会适应性的产物。城中村居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道德主体间的利他性行为也必然通过社会发展得以传播与发展。
从谱系学来考察城中村，从传统农民向城中村居民转化的过程实质就是从血缘、地缘到业缘的变化。城中村社区从本质上摆脱了以往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传统关系限制，业缘成为了城中村居民道德交往间身份识别与社会地位标识的关键要素，道德主体间的人际关系更多地渗透到众多的社会组织当中，道德适应行为日趋频繁，对他者的不适应也愈发常见。可以说，朝向利他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中村交往过程中道德主体的焦虑。实质上，利他性的伦理旨趣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在传统农村的人际交往中，我们所约定俗成的传统美德“仁、义、礼、忠、孝、信”等，无不包含利他性色彩。毫无疑问，人类城市化的历史本质上就是道德主体“利他性”精神逐步展现与“螺旋式上升”的历史。随着道德适应主体利他性的普遍增强，城中村居民交往可以在不确定性的场景中实现更多的互助样式、更广的互助范围与更好的互助效果。它最终将给城中村居民带来更多的现实利益，从而摆脱“霍布斯丛林”，实现交往效果的最大化。
利他性作为城中村交往关系的伦理指向，是城中村居民在道德适应过程中基于合作理念发展出来的一种适应环境变化的特性。在利他主义者的视野中，一方面，道德具有为我性，从现实来说，人的存在是一种为我的存在；另一方面，道德又隐藏着为他性，道德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规劝与驯化我们去为人、让人、利人，并不计得失地将道德关怀赋予他人。城中村道德适应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交往关系圈扩大的过程，可以确定的是，道德适应的目的是保障城中村居民道德生活所依托的空间场域和谐有序，以保证身处其中的道德主体得到充分发展，并获得一种精神性的体验。而利他性在道德适应过程中把交往主体从无根性的心理失落中解放出来，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有利于形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理想交往氛围。因此，随着城中村居民对自身所处空间场域的深入认知，道德关怀的对象也随之发生改变与扩展，其中的核心正是关爱他人的利他情感和利他行为的不断扩展。
研究中使用2016年5月7日～8日、10日～11日共4个时相的高分四号卫星全色多光谱卫星图像，见图2，数据格式为Geotiff，均为经过系统辐射校正的1A级数据产品.该时间段内卫星覆盖区域内的积雪为天山山脉等高山地区积雪，图像上云层覆盖范围普遍较大，整体云盖量占整幅图像范围的47%～57%之间.
城中村交往关系的利他性通常可以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亲缘利他。我们发现利他行为最早产生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父母对子女的自我牺牲是亲缘利他性的典型表现，这种近乎本能的利他行为可以说是道德起源的基础。当然，经济学者往往从经济价值上来看待利他行为，在家庭活动中，利他行为可以提高家庭成员抵御风险以及其他未知事件所带来损失的机率。不论何种角度，亲缘利他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德主体的适应性增强。二是互惠利他。城中村居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其生存实践能力随之提升。随着城中村居民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利他的行为开始不局限于家庭之中。移民的特性决定了城中村居民之间必然以某种方式结成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是城中村居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面对交往空间转换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基于互惠利他的主体间关系因交往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而得以稳定，并最终固化为城中村居民交往的既定行为规范。实质上，城中村居民之所以要选择利他行为，就是因为利他方式可以在陌生的社会交往场域中，一定程度上缓解利益各方矛盾，减少交往成本支出，增进社会交往主体信用，从而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三是纯粹利他。这是城中村交往关系中利他行为的最高伦理指向。这种纯粹的利他精神是伦理视域中崇高精神与高尚道德的集中体现，认为只有真正的利他才是善的、道德的，而哪怕有一丝利己也是恶的、不道德的。在康德看来，“只有当道德价值不依赖于任何动机结构时才是客观的”；《圣经》也曾一再主张，“上帝立约创立道德的目的是使人道德完善，做道德完人、完全人”。[8]
从家庭起源的亲缘利他到社会交往的互惠利他，再到伦理视域的纯粹利他，我们可以看到，城中村居民的社会交往从亲缘关系间互动扩大到非亲缘关系间交往，这一演化过程表明人们社会交往与道德关怀的领域在同步扩大。由此可见，朝向利他性发展，有利于在城中村空间领域内将“他们”的范围逐步缩小，而将“我们”的范围相应扩大，从而提升城中村交往主体的适应度，扩大道德适应行为的舒适区。在城中村道德适应中，利他的伦理指向意味着家族与地域限制的突破，将陌生人纳入城中村居民伦理关怀体系之内，让城中村交往关系具有一种泛化的道德要义。
参考文献：
[1]刘刚,李建华．论道德适应[J]．中州学刊,2017(8)：95-100．
[2]左志德．论现代性的伦理范式[J]．伦理学研究,2014(3)：15-18．
[3]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J]．社会科学战线,2002(1)：50-64．
[4][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
[5]Bourdieu,Pierre an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101．
[6]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0．
[8]张苓．道德的起源：经验与超验的两种维度[J]．社会科学辑刊,2012(4)：37-41．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2-0125-08
收稿日期：2018-1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项目编号：16ZDA103）；湖南省社科联项目“城中村道德适应研究”（项目编号：XSP18YBC137）。
作者简介：刘刚，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城市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伦理；李建华，男，湖南桃江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
责任编辑：曹桂芝
标签：城中村论文; 道德论文; 伦理论文; 现代性论文; 居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湖湘论坛》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项目编号:16ZDA103)湖南省社科联项目“城中村道德适应研究”(项目编号:XSP18YBC137)论文; 湖南城市学院管理学院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