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实践的历史经验，而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彼时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女性身体上的解放。妇女的身体解放既有生理层面的意义，又象征着革命动员的无微不至，体现了中共对妇女群体的极端重视及高超的政治运作能力。透过中共对妇女身体的解放，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实际运作中工具化、政治化与阶级化的特征。中共对妇女身体的解放是革命牵引下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表征之一，它适应了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身体规训；妇女解放；陕甘宁边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科学分析及解答妇女问题的总的观点与根本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其视为一种指导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理论逐渐确定下来，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至延安时期，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内部局势和苏区时期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地区妇女运动重新走向高潮。彼时革命语境中，“妇女解放”充满了政治性意味。在一系列革命动员下，中共在生产劳动、婚姻家庭、军事操练、服装头饰等方面细密而又严苛地规训着妇女的身体，使妇女解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面貌。(1)“规训”是身体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发明。它本身具有多重含义，例如纪律、教育、训练、校正和训诫等等。福柯正是利用了该词的多义性而赋予其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译者后记》，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5页)。身体规训(body discipline)所指代的“身体”一词并非简单的等同于人的肉体，还包含人类灵魂。肉体仅仅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而存在，身体则是灵与肉的统一体。革命氛围下的身体不仅具有生理意义，亦有革命符号意义。发生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表明，妇女受助于中共政权(边区政府)的力量从家庭束缚中解脱，得以脱离传统家庭权力的压迫，被赋予人身的独立与自由，藉此实现伟大的妇女解放。
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研究多是着眼于政治史、革命史等宏观的历史进程，研究内容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确立及影响等方面的探究，交叉学科的研究并不多见。(2)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有：石巧兰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第1期；刘宁元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华传播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陈文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与现代路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赵小波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进程研究(1921—1949)》，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2年；杨端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进程》，《探索》，2013年第1期；等等。笔者拟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视角尝试引入党史研究中，探索具有典型地位和借鉴意义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体味其间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以期多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
一、革命动员下妇女身体的工具化使用
“动员”一词在延安时期有特定所指。边区政府如此解释：“凡属军事紧急事项即为动员。”[1]按照此要求，女性可参与的“动员”事项包含协助政府维持社会治安、侦察敌情；参加战地服务工作、救护及慰劳工作，包括参加各种救护队、洗衣队；帮助政府征调壮丁、购买救国公债等等。
革命动员下妇女身体的工具化使用，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妇女及其身体的动员、训练与使用方面。彼时，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均面临着抵抗日本侵略与保卫根据地的双重任务，二者又互相牵连。军事性质的动员频繁出现在边区，作为后方供应主力的妇女群体的参与尤为深入。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起步较晚，前期成果积累较少，许多研究成果尚处于“提出问题，初步分析”的阶段，还有待于对某些观点进一步反思批判、总结和深化。特别是受传统知识论“接受观”的影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接受目的、接受能力、接受影响因素和接受效果的系统反思和批判还有待深化。
妇女们被动员起来鼓励青壮人员参军，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的景象比比皆是。有的妇女更是在群众大会上替丈夫报名参加游击队。有些女性表现格外突出，除了发动自己丈夫投军外，更主动发起动员竞赛，“往往一个妇女，可以动员四五个壮丁上前线。”[2]
将橡胶草胚性愈伤组织按梯度接种至50 mL的液体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在培养悬浮细胞的过程中，定时对培养液进行检测，收集数据，绘制相应的曲线，橡胶草悬浮培养细胞的生长呈S型曲线，在0～8 d，细胞生长速度缓慢，处于滞后期；在 8～12 d橡胶草悬浮细胞的增长趋势明显上升，处于对数生长期，在12～16 d细胞增长趋势明显下降，处于减慢期，在16～20 d平均生长量保持稳定，处于静止期（图2）。
妇女们还被动员起来购买救国公债，开展慰劳征募献金运动。1939年的“三八”节妇女政治献金运动中，组织者一天便收到了61万法币巨款。部分妇女甚至以每日减餐的形式节省粮食，以此缴纳更多的公粮。
无疑，发生在抗战大后方的组织和动员艰难且繁复。从传统家庭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开始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将身体投入到各类军事动员名义下的组织及编派中。
动员的对象还涵盖身处学校的女学员群体。就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历程而言，女学生是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前锋力量，她们的觉悟性显然高于其他女性群体。她们在完成学习和不干涉组织工作、政治工作的前提下，将空闲时间用于参加慰劳工作。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的学员们仅在1937年的冬季，就制作“防毒口罩和装口罩的油袋子各3000个，缝制棉裤4000条”[5]输送到前线；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们经过讨论，一致通过节省吃肉，用于购买救国公债之提议。该校女学生还自愿购买公债，没钱的同学则决定拿出津贴购买，直到“经学校当局再三劝告始作罢论”[6]。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制订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0]，此决议自此成为中共领导下开展妇女运动所遵循的指导方针。此后，中共出台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3)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涉及妇女的提案有两个，分别是《劳动运动议决案》和《妇女运动决议案》；1925年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妇女乃是推进民族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彰显了中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妇女问题的努力。这一系列决议案构筑了中共早期开展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而这一深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影响的思想理论尚需接受实践的考验方能证明有效与否，此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逐渐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实现中国化。
1.1 数据下载 从GEO 数据库(http://www.ncbi.nlm.nih.gov/geo/)下载所需基因芯片集。其中GSE36895作为训练集用来构建共表达网络并筛选枢纽基因，包括29例肾透明细胞癌、21例癌旁以及26例肿瘤小鼠移植物，选取其中肾透明细胞及癌旁样本进行进一步研究。另外GSE73731作为测试集用来验证所得到的结果，包括265例肾透明细胞癌。
调查发现，学生与导师进行学术讨论的频次大有不同。7%的学生1～3天进行1次学术讨论与交流；40%的学生1周1次；18%的学生每月1次；30%的学生每半月1次；5%的学生表示没有进行过学术讨论。学术讨论是学生向导师进行汇报以及同学间进行学习的好机会，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诚然，不同年级以及导师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也会导致讨论频率不等。
边区学校同样推行军事化训练，主要表现为体育训练军事化。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环境需要，边区的国防教育方针明确要求，小学生要实行半军事化组织，中等以上学生要开展军事训练，以保证在战争必要时学生直接参与抗战。[7]1939年，边区政府进一步强化军事训练，具体方针包括：班级实行军队编制、行动军事化、加强军事学习。[8]
对妇女身体在革命号召下的规范和使用，是妇女解放的一种成果。从当时的形势下客观分析，延安时期中共倡导的妇女解放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革命对妇女的生产与战斗能力的使用，即革命动员情形下妇女身体的工具化使用。
由此可见，中共通过极为有效的宣传动员策略配合军事化的训练，将妇女身体置于组织凝视和权力掌控之下，进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身体的领导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中，不仅蕴含着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而且蕴含着与国民党斗争以夺取领导权的意味。这便使妇女获得解放的身体受到革命名义下权力的凝视与规训。从历时性角度来看，此种革命化的身体观延续了自清末以来妇女身体工具化的发展趋势。无独有偶，同时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军国民教育等运动，与中共在所治区域的运作相比也不惶多让。而日本侵略的危机以及国共两党对未来中国政权的争夺，都让身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组织与动员，身体由此变得工具化，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动员时必须仔细考量的对象。
二、妇女解放中妇女身体的阶级化区分
俄国十月革命后，“阶级革命”思想传入中国，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日益传播，阶级革命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透过阶级概念的引申和使用，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政治、道德、学术和劳动问题，产生新的认识和讨论。”[9]阶级斗争被看作解救中国的密匙，中国所有的一切，诸如思想、道德和权力关系都被视为阶级斗争所能决定的。
没有标准就没有管理，这是常识。服务支撑土地管理的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是一个绕不开的热点和难点，是土地管理水平提升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前提。未雨绸缪，统筹谋划，早作安排，利在浙江。
除了军事动员外，妇女亦投身各类(准)军事化操练。体魄强健的妇女乃是支撑战争的重要后方保障。锻炼身体与参加训练超脱个人追求而上升为一种革命任务。边区女性被动员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军事组织，协助军队守卫边区。妇女组织有详细规定：“凡年在18至30岁的放足、大足妇女，均能参加自卫军，18岁以下，加入少先队。”[2]
酒款亮点：澳洲狂徒系列葡萄酒是澳大利亚王都酒庄（Kingston Estate）旗下品牌，王都酒庄是澳大利亚规模前十大酒庄之一。酒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5年，如今，酒庄由比尔·莫兰德斯（Bill Moularadellis）及其家人共同打理。王都酒庄酿制的葡萄酒酒体丰满，果味浓郁，并在日益竞争激烈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市场中，以其始终如一的品质传递着高性价比的葡萄酒形象。凭借其出众的表现，酒庄在各博览会上均获得了成功，并广受媒体的赞誉。曾获得：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大赛金奖、澳洲西拉挑战赛金奖、美国旧金山国际葡萄酒大赛金奖、墨尔本国际葡萄酒挑战赛金奖等。
延安时期中共对阶级身体的规训样式是苏区时期的延续，中共对妇女身体的规训同样是一个将妇女身体阶级化的过程。
毛泽东讲道：“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1]阶级划分如此重要，上升到关涉革命成败的地步。中共得以确立其政权形态的“延安道路”，“一个大的变化维度，就是将妇女解放运动关注的重心，确定为对农村女性的动员。”[12]延安时期的妇女运动，做到了清楚地区分阶级和各阶级所指涉的妇女身体。“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以农村劳动妇女为主力军，以支援抗战、建设根据地为主要内容展开的。”[3]421围绕在边区妇女运动中的婚姻家庭、生产、教育、动员等问题都是经过将妇女身体进行阶级化的区分才得以解决。就“女性”和“革命”关系而言，“‘革命’不仅意味着女性进入以阶级为主要动员方式的革命体制之中，同时也意味着女性主体是工农女性。”[12]
阶级身体的区分与统一战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抗战之前，边区只有雇农、贫下中农才能参加妇女代表会，阶级区分相当明显。抗战爆发后，中共号召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此时，边区开展妇女运动的阶级区分就显得不是那么明显。
妇女所广泛参与的各项动员工作中，成绩最显著的当属慰劳工作。1937年10月，边区妇救会与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起了为前线将士制作手套、袜子活动。十个月内，边区群众贡献手套袜子超过八万双。其中，妇女参与完成工作总量的三分之一强。受此影响，根据地兴起一系列募捐动员，“根据地家家户户都是军队的后勤供给加工厂，妇女们日日夜夜为军队赶制鞋袜、干粮袋、棉衣、棉被。”[3]424部分统计数据显示，在1938年至1939年不到两年时间内，边区妇女制造袜子、手套数量超过八万双，鞋子两万双；1940年，晋西北妇女联合会发起“四大动员”运动，当地妇女用时三个月即赶制军鞋十二万余双[4]810，超额完成任务。考虑到抗战背景下全国的艰难形势，特别是相对贫穷落后的根据地区域，广大妇女群众在自身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形下能够做到上述成绩着实不易。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发布的《妇女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将统一战线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大纲》不但明确要求妇运“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4]1，而且在斗争纲领中对各阶级妇女做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小资产阶级妇女、女工、农村妇女、城市贫民妇女等。
抗日军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境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全民族统一战线是维系胜利希望的关键之一。就中共领导下的边区政权而言，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妇女解放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对外，它迫切需要动员占人口数一半的妇女投身抗战以御外敌；对内，它亟需发掘妇女潜力参加生产劳动来缓解由于男丁上前线造成的劳动力真空。此类政治诉求在边区反缠足运动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级划分的方式区别对待不同阶层妇女的努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及随之而来的流血牺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错误地把敌人当成朋友进行联合的结果。血淋淋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共要认清革命的朋友和敌人。区分谁可以分享革命的果实，谁会抢夺革命的领导权、毁灭革命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将妇女身体进行阶级化的划分，区分出谁是妇女统一战线中的朋友和敌人，统一战线同样无法成功。
近代以来，父权和夫权作为封建阶级压迫妇女的象征而受到猛烈批判。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下，农村家庭中的“婆婆”也成为了另类含义上的“剥削阶级”。她们的某些行为——诸如打骂媳妇，阻挠青年妇女参加妇女组织，消极应对各项解放运动，使她们被定性为农村封建阶层的代言人。农村中的青年妇女和公、婆、丈夫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对立的两个阶级，后者因为严重压迫前者而被批判揪斗。特别是“婆婆”作为一个单独的阶层成为了公审大会审判的对象：“经过群众同意，在大会上奖励模范婆婆，批评(必要时处罚)打媳妇的婆婆。”[14]在妇救会等妇女组织的支持下，给虐待媳妇的婆婆戴高帽子游行等斗争形式比较激烈的行为也在边区上演[3]511。这种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是之前所未见的。除此之外，在诸如修订婚姻法、禁缠足等针对农村传统势力博弈的运动中，农村青年妇女也受到了明显的维护。
总之，富裕阶层妇女依然不被信任，表明妇女运动中阶级化区分妇女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都表明劳动妇女阶层才是中共推行妇女运动、实现妇女解放所最为依仗的中心力量。
2、加强核心安保和控制措施。尽管已取得进展，但在核材料和核设施的保护方面仍存在不足。各国应优先考虑加强安保文化建设，并不断努力加强核设施的安保措施。
妇女团体中同样存在着阶级化妇女的倾向。1941年中共中央承认了目前各级妇女团体的领导机关多半为共产党员所“包办”，妇女工作偏重在青年妇女方面开展的事实，并做了认真的检讨，要求今后妇女工作“必须注意动员和吸收老年、中年和成年的各阶层妇女参加妇女团体及其工作。”[13]1943年另一份对妇女工作的评估报告表明：在被称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妇救团体中，对于地主、富农妇女，常常是无原则地随便开除她们会籍，所打出的口号是保证组织纯洁，洗刷坏分子。[4]796上述此类正面的反省从侧面证明了这样一个长久以来存在于妇女团体中的问题，即阶级化妇女身体的动作并没有随着妇女统一战线的发展而消逝，它只是从显性转向隐性罢了。
边区群众公审大会的模式源于中央苏区时期。它以发动群众参与相关活动，鼓励群众发言，进行群众表决的方式来运行。这种审判模式是对付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的有力武器。延安时期，边区妇女团体如妇救会等组织在推行妇女解放运动时，也应用了这种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技艺。
①根据桩的直径，在断层上方竖立一个直径适当的可折叠钢内模（内模直径大于1.5m，孔心桩壁厚应至少大于55cm）。
《大纲》虽然刻意淡化这种阶级区分的意味，但事关革命领导权，各级妇委丝毫不敢松懈。《大纲》在“妇女工作策略方法”中表露出了这种担心和预警。比如，它要求妇女工作以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发动和组织各阶层妇女时，特地区分了“上层”和“下层”的不同工作方针，即依靠包括女工、农妇、城市贫苦妇女及学生在内的下层统一战线，避免犯偏重上层统一战线而忽视下层的错误。[4]3-4
发端于清末的反缠足运动本来只是近代中国移风易俗过程中需要改变的一个方面。然而在亡国灭种危机下，在屡次奋起屡遭挫折的现实语境中，包括反缠足在内的太多事项被提升到了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政治高度。救亡图存压力下国人急迫的心态往往导致诸事皆政治化状况的出现。在反缠足运动中，基于解放妇女身体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成为了各方考量的重点。中共领导下的反缠足运动，亦根据不断变幻的内外形势，给予其丰富的政治指向。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妇委发布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总结报告，此时已经无需顾忌国民党阵营的感受。报告除了批评国民党的妇女政策外，还着重介绍了中共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方针。其中第三点指出，“妇女运动有着明确的阶级性。……因此我们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必须明确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在进行妇女统一战线工作时，也必须严格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在推行妇女运动过程中，对待各阶层妇女无疑是不一样的，“任何夸大各阶级妇女内部的一致性，都是有害的思想。”[4]763至此，阶级化区分妇女的行为得到了明确认同。
身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带有强烈的马列主义妇女观色彩。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自伊始便具备非独立性，它不是单纯的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解放运动，而是和中国命运紧密联系的解放运动之一，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共妇女政策与方针中，多次强调妇女解放和整个阶级的胜利密切相关。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争取民族解放。可见，早在中共领导下妇女运动发端之时，其已经具备了鲜明的阶级色彩。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共领导下妇女运动中的阶级化特征一直如影随形，中国的妇女运动也一直深受其影响。
三、抗战语境下妇女身体的政治化倾向
运用各种技艺使妇女身体政治化并非中共独创，自清末兴女学、戒缠足开始，政治化妇女身体的动作就出现在中国。梁启超提倡兴女学便有发挥女性政治作用的意图，他将兴女学提到了事关天下兴亡的高度，“欲强国必兴女学”，“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5]，实现强国保种的目标必须兴女学。康有为在谈到妇女放足问题时不仅仅看到缠足对妇女身体的损伤，更把缠足对身体的伤害视为民族衰弱的象征，西方人不缠足而“传种易强”，而国人缠足“传种易弱”，从而赋予了禁缠足民族自强的政治内涵[16]，也就是将关注点放在了禁缠足的政治作用上。在康有为看来，缠足已然超越了家事、私事的窠臼而事关民族、国家的存亡，“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17]
同一时期，严复、谭嗣同等人从各个方面论证兴女学、废缠足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落脚点基本等同于康梁，无一例外看重的是由此产生的政治效应，于此不再赘述。(4)严复以他译介的进化论与天赋人权理论为依据批判缠足，指出妇女体魄强健对强种强国的重要性，并将禁止缠足列为维新变法的前提(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9页)；谭嗣同则是维新派中抨击三纲五常礼教最激烈的人物，他专门论述禁缠足的政治作用(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页)。
视听说教程与其他课程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有差异，所以考核形式也不能单一地依赖传统的笔试，否则学生听力和口语上的表现将无法在成绩上有所体现，会挫伤部分学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教师对学生学习真实情况的把握。因此，考核上应采取平时成绩、口语测试、笔试成绩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占40%，考查本学期学生的出勤率、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和随堂测试等分项；口语测试占30%，考查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及口语表达能力。听力笔试占30%，重点考查学生读写和听力能力；期末成绩将以上三项成绩量化计算得出，这样才能真正使视听说一体化教学得以实现。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有与国民党一起推行反缠足运动的经验。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独自在苏区开展了效果明显的反缠足运动，陕甘宁边区的反缠足运动则是中共苏区时期反缠足运动的延续。
在这种形势下，曾经在苏维埃时期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妇女代表会被不分阶级和党派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各界妇女联合会取而代之。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边区妇委、各妇女组织在发布事关边区妇女运动的方针与政策时必言及各阶级妇女统一战线，一再强调它的无阶级、无党派特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以阶
开展放足运动的主要组织是边区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下设的放足委员会，他们在边区的放足实践中，通过宣传、动员、竞赛等多种工作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单凭妇女组织动员妇女开展放足活动显然无法在更广区域、更深层次取得突破。封建势力的顽固阻挠、农村家庭的拒不合作以及女性自身的抗拒等因素使妇女组织束手无策，反缠足运动陷入瓶颈。故相关妇女组织在不同的场合充满着对政府力量的期待。[18]这确实是促使边区政权有所动作的原因之一，但更深层面的原因则是反缠足运动的停滞开始影响边区妇女参与妇女运动的深度，对抗战支援、生产建设等工作构成了威胁。这时候，边区政权开始介入。
边区政权介入的标志是相关法律条文的陆续制定。1937年7月，边区政府颁布旨在废除缠足的通知，要求自此禁令之后，如有定要缠足或不许放的，政府必处罚其父母或丈夫。[19]1939年7月16日，周恩来、刘少奇等13人就关于禁止妇女缠足问题向陕甘宁边区区长联席会议上交提案，希望以法律形式通过该提案。同年8月，边区民政厅正式公布《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基本上沿袭了周恩来等人上交的提案内容。明确要求边区18岁以下妇女禁止缠足，已经缠足者一律放足。如有违反，家长处以刑罚。作为法律条文，《条例》还做了其他方面的考量和补充，如在放足年龄上做了适当的妥协，对边区妇女年满40岁者“劝令解放，不加强制。”对于破坏行为，如造谣或破坏条例推行，也予以处罚。边区政府专门发布反缠足训令以保障运动实施：“此项工作将作为近日考察各县政绩尺度之一。”[3]422自此条例下发后，中共治下各地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缠足活动。
⑮Katharina Boele － Woelki，Bente Braat and Ian Curry － Sumner(ed．)，European Family Law in Action:Parental Responsibilities，Intersentia Publishers，2005，p．351．
边区党委希望通过放足行动，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在抗战中贡献力量。1941年，边区中央局再次严令要“坚决肃清使妇女终身痛苦的缠脚陋习”[20]。至1946 年5月，边区政府又一次下达了措辞严厉的禁缠足训令，要求各地参照相关法令，“务期达到严格禁止缠足”[21]。
易平安翻个白眼，继续低头去看《纪效新书》了。这是戚继光大帅编写的练兵治军典籍，戚家军威名在外，故而此书在大明军中传播甚广，各地兵将多有以此为练兵教材的。锦衣飞鹰虽然领兵作战的机会不多，但督阵和检阅的机会不少，若是军中有什么异常，便得第一时间制定相应对策，故而学这《纪效新书》，并以此对照，迅速判断战况是否正常，这也是文科考核的其中一门。
存在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化妇女身体的动作主要有两个政治目的，一是支援前线，二是保卫边区政权。反缠足运动只是诸多表相之一，就其他工作来说，政治化妇女身体的动作也比比皆是。
传统中国社会具有“全能主义政治”特质，也就是说“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22]。自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之于妇女的影响极大。中共之所以动用边区政权的力量对抗乡村传统的族权，家庭的父权、夫权，在意的便是涵盖在妇女身上的政治效应。妇女从传统的夫权和父权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后，进入了革命主导下规训权力的网络中，成为政权工具化、组织化驱使的对象。妇女的身体从家庭网络中解放后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动员以保卫边区政权，典型表现在参加民兵组织、放哨、参加洗衣队、购买公债等。从清末以戒缠足和兴女学为代表的妇女解放到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更加全面、深刻的妇女运动，妇女经历了从生育机器、生产工具到强国保种、保卫政权的历史角色的变迁。妇女身体的政治化，可以看作19世纪末以来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表现。
四、结 语
作为一扇观察的窗口，延安时期中共对妇女身体规训，事实上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具体行进过程中的继承性、复杂性、创新性与探索性。
透过对延安时期中共对妇女身体规训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与阶级问题、政治问题、国家问题紧密联系。延安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肩负着民族国家解放、阶级解放、自身解放的重任，这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只有实现妇女的解放，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掺杂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自身所要面临的问题，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在革命口号号召下，边区妇女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参加生产、支援前线及土改(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内容实则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强调的“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参与社会劳动”是一致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逐步与中国实际结合，妇女运动的其他方面，诸如提高妇女家庭地位、政治地位、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等，在中心目标顺利实现的带动下，“会起重大变化”，妇女们“应该得到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也更加容易实现”[23]。她们在社会、家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妇女将会获得自身真正的解放。
延安时期中共对妇女身体的动员、训练与使用，是由中国革命的大环境和边区的小环境共同决定的。它涉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对人的身体规训和塑造，也适应了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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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nicizationPracticeofMarxistViewonWomeninYan’anPeriodCenteredontheLiberationofChineseFemaleBody
FAN Zi-qian
(SchoolofMarxism,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explor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tud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racti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views on women. Among the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Yan’an period cannot be ignored, which has become a key link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view on wome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t that time was largely reflected in the physical liberation of women. The physical liberation of women not only has the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symbolizes the meticulous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reflecting the CPC’s extreme attention to women and its superb political ability. Through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by the CPC, it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trumentalization, politicization and classization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Marxist view on wome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by the CPC is one of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under the revolutionary traction. It adapts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ha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realistic rationality.
Keywords: Marxist view on wome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hysical discipline； women’s liberatio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范子谦(1989—)，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E-mail:ziqiansad@163.com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9.04.012
中图分类号：D4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9)04-0077-07
(责任编辑：何 艳)
标签：妇女论文; 边区论文; 身体论文; 中共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