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研究者在收集田野调查经验数据时，经常会遇到的方法论上的“失败”。反身法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对此都进行过讨论。反身法承认失败，强调通过理性的反身思考重塑开展研究的社会环境，以期超越现有的权力不对等。本文借鉴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和制度的论述，讨论这两个层面的失败是否有跨越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有理论支持的分析工具——效度层级重构，以客观分析田野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失败”。对三个研究实例的分析，讨论了如何运用效度层级矩阵和权力分析了解“失败”的性质，并指出“失败”主要是由于对处于背景里的、隐含的规范性主张的分歧而产生的，从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出克服这些失败的方向。
关 键 词｜失败 田野调查 重构分析 哈贝马斯 反身性
一、引 言
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方法上的失败，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有理论支持的分析工具——效度层级重构，并用这个分析工具来理解这些失败。借鉴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论，我们讨论两个层面上的失败。首先是那些源自于我们无法达到我们所认为的“生活世界”的标准——伦理、道德或其他自我设定的标准——的失败。理论上，有些失败是可以跨越的，尽管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其次是那些工作中未曾意料到的（有时是可以预料到的）外部或制度层面约束所导致的失败。这些失败通常是由沟通领域之外的困难所导致的，因此即使在理论上也是无法跨越的。我们以自己的三个田野调查研究为例，强调如何利用效度层级矩阵和权力分析来说明这些失败的性质，从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克服这些失败的方向。事实上，我们将这些失败视为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并建议研究人员无论是在进行自己的项目，还是在指导年轻的研究人员进行科研探究，我们都应该认真利用这些机会，从失败中学到东西，承认失败，把“失败”这个词带进研究的话语体系和探究过程中。
芬太尼和舒芬太尼都是常用的麻醉药物。芬太尼具有良好的镇痛效果和长期的药物作用。但在插管过程中仅部分抑制交感神经活动,并且对血压和心率控制不佳。舒芬太尼作用于μ阿片受体,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与芬太尼相比,它与阿片受体的亲和力更强,镇痛作用更强,持续时间是芬太尼的两倍。且舒芬太尼组在手术过程中血压和心率更稳定。老年腹腔镜全麻手术具有手术时间短,恢复快等特点,使用舒芬太尼麻醉具有更高的苏醒质量,因其可抑制下丘脑兴奋,抑制儿茶酚胺的释放,且药物清除率高,积累效应小,因此也可减轻对患者认知功能的损害[3-4]。
二、文献综述
（一）承认失败：反身法（reflexible approach）
在对“失败”的讨论中，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无法实现我们在与他人合作的田野调查研究中所设想的目标。因此，失败是指我们无法达到理想的状态，一方面是指我们未能实现与那些参与我们研究的人的理想关系，另一方面是指我们未能实现克服更多限制的理想愿望，例如受限于自己有限的知识。换言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失败，并不是指无法推进研究项目（例如，没有得到研究资金，或研究成果发表出版遭拒），也不是指尚未完成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项目。
在现有的方法论文献中，关于研究者经历失败的问题或感受，通常是理性地通过反身的视角来探讨的。正如琳达·芬雷（Linda Finlay）所指出的，反身有许多不同的阐述，但大部分都包含在她对这一术语的定义中：“从批判性的、自我直觉的角度，来质疑研究过程以及我们的阐释，或质疑参与者在社会世界中的生活的重述。”我们理解反身这一视角的重要性，因为它让我们有机会提出在主客互为交融的情形下，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研究主体与想象受众之间的关系，还是研究者内部的互动问题。更具体地说，返及自身的思考让我们有机会探究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那些我们觉得未能以真实和符合伦理的方式对参与者作出回应的情况。
当我们把反身作为指导如何从事研究及其过程的框架时，我们就把主体（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交流塑造的社会环境带入了瞩目的前景（foreground）。换句话说，对反身思考的关注，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这种交流行为，我们可以重塑所研究的社会环境，有可能超越现有的权力不对等，打破传统的研究动态平衡。正如罗尼·贝格（Roni Berger）所强调的，研究者相对于研究参与者的地位的反身思考，有助于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我们在下文关于权力和规范的讨论更为密切相关的是,翠西·莫里森（Tracy Morison）和卡特里娜·麦克勒奥德（Catriona Macleod）所指出的反身作为一种工具的重要性在于，凸显了规范在强化“被遮掩的沉默”（veiled silences）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研究关系中的权力谈判。
在这个项目的某个阶段，学生们决定举办一个影像发声展（photovoice）。影像发声是一种合作的研究方法，参与研究的人有一定的自主权，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历都被刻画在他们所拍摄的照片里，配有长篇故事或照片说明一起展出。那些参观影像发声展的人被要求批判性地反思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设想他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些人的情况。影像发声背后的理念是：直面各种假设情况，为社会变革创造空间。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针对这些更广泛的制度环境的反身性讨论，尽管一些学者推动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思考。例如，旺达·皮劳（Wanda Pillow）鼓励研究人员进行引起自身不适的反身思考，以显现我们在研究中经历的种种复杂情况。尽管皮劳并没有明确地表达何为不适，但他迫使我们面对的不适却可能让我们承认自己在研究中受到不同结构力量的制约。里查德·米尔纳（Richard Milner）也持类似的观点。米尔纳认为研究人员从事反身性研究，不但可以审视自我，而且还可以探索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与“根深蒂固的认识系统”的关系。这样的审视，又为承认沟通框架之外的结构因素打开了一扇窗口。
胡安：是的，我不想把它弄成图形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因为，就像，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情况，但是，我想通过艺术展示我的家人和我所在的社区对我去年的出柜有何反应，他们的反应对我有何影响。
（二）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与制度
为更好地理解反身性方法论这一概念在探索“失败”、解决结构和交往制约等方面的局限性，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讨论了制度（system）和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哈贝马斯对制度和生活世界的讨论，始于关注个人之间的交流行为，这也是理解的基础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哈贝马斯区分了交往行为（重点是理解）和战略或工具行为（其目标是工具性，以实现目标为导向）。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虽然战略行为发生在多个环境中，但交往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描述为由三个不同形式的世界组成：客观域（我们周围的外部世界）、主观域（我们的内在情感、感受和信仰）和规范性域（我们在特定社会或文化中的行为准则）。这些形式的世界在交往行为中充当“解释框架”或参照系统，个人在其中 “共同定义普遍的情形”。在生活世界中，我们经常进行的交往让我们对生活世界应该如何运作达成共识。换句话说，虽然生活世界是一个传递背景知识和共享假设的框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通过交往行为灵活地提出关于框架各方面的问题（哈贝马斯称之为主题化），并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对社会秩序的理解。这是通过有效性申述（validity claim）来实现的，即个体通过有效性申述这个手段在生活世界中的不同形式世界里的进行交流。具体来说，有效性申述是指个人提出、解释或证明其行为正当的声明。尽管在大多数交往行为中，有效性申述都是心照不宣的，但当出现分歧或误解时，有效性申述可以进行明确的表达，以澄清分歧的源头，并有可能解决分歧。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更加合理化，生活世界变得不同于“制度”。哈贝马斯所谓的制度，指的是种种行动后果的累积，或协调人类行动的自我调节过程。这些“协调工作做得很平稳，所以制度已经开始‘相对自主地’运行，也就是说，‘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运行’”。一般来说，这些过程不再依赖于以交往为基础的人类行为，因此制度缺乏生活世界的透明度，在生活世界里，意义和意图仍然可能受到批评和讨论。虽然存在这种的区分，但非交往系统的整合却在不断增多，在这种整合中，个体不需要为了遵守规范而进行交往和达成共识。随着制度的发展，决策从根据规范达成共识转向根据结果。同样，虽然对生活世界的分析是以内部为导向的，是通过阐释和采取反身立场而进行的，但对制度的分析则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的，依赖于外部而非内部视角。
CRISPR/Cas9系统也有局限性。如存在一定的脱靶效应。CRISPR/Cas9系统的特异性取决于sgRNA上的识别序列。为了避免脱靶效应，有必要将Cas9引导至其基因组中精确靶标的sgRNA。为了确保Cas9的靶向活性和正常功能，使用Ⅱ型CRISPR/Cas系统和Cas9表征的研究已经证明需要与靶基因序列完美匹配[26-28]。有学者研发了很多软件辅助CRISPR/Cas9系统快速筛选特定基因序列靶点，有针对性地避开可能脱靶的位点，从而降低甚至消除脱靶现象[29]。
（三）在田野调查中探索生活世界的失败：重构层级分析
制度和生活世界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清晰阐述并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失败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使我们能够在研究过程中超越反身思考，让我们能够探索交往（生活世界）和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在交往维度中，我们认为菲尔·卡斯贝肯（Phil Carspecken）的重构层级分析，特别是有效性申述层级分析（我们称之为效度层级），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帮助我们了解在田野调查中哪些情况会发生基于交往的“失败”。
重构层级分析的前提是，当我们试图理解另一个人时，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这个人显性的交往行为，而且还需要理解那些暗含的有效性申述，因为有效性申述可以用来向那些不同意或未能领会其观点的其他人解释这一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注意到，一个人为他/她的行为给出的理由无外乎四类有效性申述。客观性的、主观性的、规范性-评价性的三类申述对应于上述三个形式的世界，而身份申述则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每一类申述遵循不同的原则。客观性申述可以根据多途径获得的原则进行验证，即人们可以在理论上就某些定义和衡量标准达成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所讨论的现象提出相同的主张。主观性申述是按照唯一性获得原则进行，只有申述涉及对象能够对其真实性进行验证。规范性申述可以承认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 recognition）的基础上，根据认可主体间性来加以证实：即采取与另一方一致的立场以承认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即便并不认同。身份申述与主观性申述（基于唯一性获得原则或特权获得原则）密切相关，但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具体的情感状态。
除了根据不同的原则提出不同的申述外，有效性申述会因“是在最初的行为（前景）里被及时提到，还是只是隐约地被论及（在背景中）”而有所不同。为此，卡斯贝肯的重构层级分析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不仅探索交往行为可能性的多重意义，而且探索这些行为跨越前景和背景的逻辑层级。事实上，卡斯贝肯认为，如果我们拆解交往行为的意义层级，就可以“重建”这些意义的不同方面，以理解最初不可能浮现出来的东西。这些重建是人们试图清晰地阐述那些尚未明确意识到，但通常情况下会接受的意义的组成部分。在发生分歧或产生误解的情况下，这些重建引出了有意义行为下隐含的申述，即施为者可以自己阐明隐含的申述，以捍卫自己的立场或消除误解。
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重构层级分析包含两个要素：阐明隐含在人们的陈述里的有效性申述属于哪一类、阐明这些申述是被立即提及还是隐约提及。下面示例中的矩阵可以实现这样的分析。该矩阵可以让我们把在前景、中景和背景中客观性的、主观性的、规范性-评价性和身份申述等四类申述清晰地表达出来。对于任何言语行为来说，效度层级的创造都需要在所有四类有效性申述中阐明可能的含义，并在不同层次的前景和背景上阐明这些申述。我们认为，这些表达都是施为者在试图理解交往行为的意义，对于清楚说明以关系为导向的田野调查的失败，即生活世界中发生的失败，尤其有用。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展示了效度层级矩阵是如何被用作方法论工具，以了解交往失误、了解在生活世界中田野调查遭遇到的“失败”。
三、通过相关联的规范来探索失败：案例分析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使用效度层级工具，来探究我们在不同的田野调查环境中经历的三个“失败”的例子。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提供了一些研究背景，给出需要明确意义重构的交流行为的场景。接着，我们使用效度层级矩阵来解构这些语句。正如对每一个例子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出现以交往为导向的“失败”的情况，是由于对角色和地位的含蓄表达产生了误解或分歧，特别是在规范性-评价性申述的语境中。
（一）反思案例1
本文作者之一米根在美国爱达荷州农村地区对一群拉丁裔高中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在为期18个月的项目中，米根与52名学生和他们的（白人）老师詹姆斯太太一起进行一个项目，以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老师是种族主义者？”在过去10年里，这个乳品小镇经历了从100%白人到大约50%白人、50%拉丁裔的人口统计学大转变。对这个问题讨论，让一些人感到兴奋，而另一些人则感到恐惧。
然而，虽然反身性的概念在方法论文献中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我们认为，总体而言，由于其明确地——几乎是独一无二地——强调谈判关系，该框架对于探究“失败”并不特别有用。事实上，我们仅在一篇已发表的文章中发现明确使用了“失败”一词，该文重点讨论在生成面试官与面试者之间的关系“数据”（即明确的言语）时所遇到的挑战。作为从事认识论研究工作以使研究过程更加民主化，且在很大程度上亲身参与到研究本身的研究人员，我们发现我们对失败仍不够重视。这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仅将失败视为未能在种种关系中，克服广泛的社会约束，达到理想的预期。
然而，小组向IRB提交研究提案后，马上收到了一份回复，声明若要提案获得批准，他们必须从申请中删除使用真名的表述，并且只能使用化名。凯伦回复问是否有讨论的余地，得到的是一个简洁且干脆的“不”。要推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参与者真实自我的尊重。最终，在与项目主管（也是工作组的一员）协商之后，凯伦按要求作了修改，以便项目获批。
场 景
米根坐在校长办公室里听着。主要是詹姆斯太太和校长来回进行着谈话。胡安笔直地坐在座位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直视校长，似乎不耐烦地等着轮到他讲话。
詹姆斯夫人：我们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我们理解您的处境非常艰难。这很难，因为我知道胡安真的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并且想描述他生活中的新变化和他的新身份。
然而，从理论上说，即使是这些对框架内的反身系统的讨论，可以通过交流实现，亦即，可以让研究参与者明确地讨论有哪些方面的分歧或误解会导致“失败”感，我们仍认为，有一些制度性的制约，我们是不能通过设身处地的反身思考来跨越。要跨过这些非沟通性的制约，需要我们走出给我们制造障碍并且具体地阻止我们实现目标的制度。
校长：是的，我知道这对你真的很重要。但坦白地说，我担心这会让一些学生很不舒服。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保守的社区，我不想让学生感到不舒服，因为展览将在学校时间，在学校场地上进行。
在下表中，我们重新构建了“我不想让学生感到不舒服”这句话的有效性申述，涉及多个层次的含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米根经历的失败感的源自何处（表1）。
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首站走进盐湖，听取盐湖资源开发和循环经济汇报，充分肯定了“走出钾、抓住镁、发展锂、整合碱、优化氯”战略布局，要求稳扎稳打，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盐湖增强了盐湖人的信心，坚定了盐湖人的信念，鼓舞了盐湖人的士气，激发了盐湖人强创新、强管理、强党建的干劲。六十一甲子，辉煌再启程！
表1.效度层级示例1：“我不想让学生感到不舒服”
客观性申述 主观性申述 规范性-评价性申述 身份申述前景意义有些学生看到这照片会感到不舒服。我不想让其他学生感到不舒服。校长在做决定时应该考虑到所有学生的感受。我关心学生。中景意义家长会从学生那里听说此事。我特别担心其他学生对此的感受或反响。校长应该关心学生。我格外在意某些学生群体。背景意义家长们不会喜欢这种照片。我不太关心你（胡安）是怎样的感受。校长应该维持现状，有权势的人才会感到安心。我在意家长们对此的反应。
这一场景中经历的失败，是未能把胡安的照片——他对自己真实体验的一种反映——纳入影像发声展，未能为展览参加者未来可能的转变创造空间。以效度层级矩阵为工具，我们能了解到，这种失败来自于隐藏在背景里的规范性-评价性申述，是暗含在校长话语里的。虽然我们在校长办公室坐了几分钟，给了他一些建议，让他知道胡安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图片（审查图片的某些部分；审查某些单词；审查整张图片，并在空白纸上写上“已审查”一词），但他拒绝了所有这些想法。胡安和米根都很清楚，校长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动摇。后来与胡安讨论了这一情况，我们发现校长似乎最关心的是“其他学生”及其家长会不会感到不舒服，会不会给校长造成问题。很明显，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持现状，以免让社区里的其他人感到不安。然而，这一规范性申述与我们要求学生表达真实自我的影像发声展的初衷相矛盾。由于校长是最终的仲裁者，我们无法收录胡安的照片，因此，我们未能实现影像发声展的理想目标。
（二）反思案例2
从2010年8月到2011年4月，本文作者之一凯伦在撰写论文的同时，也担任两个小组的观察员。这两个小组都位于以色列，由犹太青年和巴勒斯坦青年组成，分别由不同项目管理。一个小组是由犹太和巴勒斯坦青少年组成的联合小组，他们每周都会参加戏剧演出和对谈。另一组要小得多，完全由犹太妇女组成——平均每周有4～5名参加者，年初的时候每周有8～10名参与者。
近三十年来，随着计算能力和计算方法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场地实测数据被收集整理，人们开始尝试采用统计学习的方法进行砂土液化的评价[13-23]。通过把大量数据输入统计学习算法构建学习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未见过的数据进行预测。得益于最新整理的砂土地震液化数据库[24]，本文利用Logistic回归构建砂土地震液化评价的概率模型，对比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对模型训练和预测的影响，给出液化概率的显式表达式，并与前人的研究进行对比。
在开始参加小组活动之前，凯伦与每个小组的主持人（或主持人们）碰面，谈论她的研究项目，商讨作为小组的一分子她怎样做才能有所帮助，她应该如何向小组介绍自己，如何解释她在项目中应遵守的伦理承诺。在凯伦与这两个小组的第一次会面时，她按照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材料中所要求的那样介绍了自己，讨论了这个项目及其所涉及的内容，并向参与者分发了学习信息表，敦促他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与她联系。
在分析这个场景的效度层级矩阵时，我们可以看到，与示例1一样，处于背景的规范性-评价性申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背景的身份申述，说明了此情景中的“失败”。凯伦不在现场一个星期后，这位参与者这才感到放松，才能够说出凯伦在那里让她有多不自在。尽管小组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谈到了凯伦的存在，但在那之后的任何时间里，她从来没有听到过来自这位参与者或其他参与者关于她的角色以及她的处理方式的任何反馈，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回想起来，很明显，凯伦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与接触组织无关的外部研究人员，与该项目的青年参与者之间形成的权力差异，阻止了平等地位的产生。“失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凯伦与研究参与者在这方面的地位规范一开始没有受到质疑和挑战。换言之，参与者处于背景里的关于不应当批评研究者的规范性申述，与凯伦欲在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创造平等地位的规范性信仰相矛盾。这位参与者按照自己的规范信念行事，在小组观察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对凯伦提出质疑，因此，当凯伦发现参与者感到不自在时，会有一种交流失败的感觉。
这个例子里的项目获批了，但代价是放弃了一个本可以反映该项目小组真实愿望的机会，工作组成员和未来的研究参与者也不能放大这些边缘人群的声音。正如效度层级矩阵所表明的那样，凯伦所经历的失败，又一次出现在背景里的规范性申述：IRB管理人员关于遵守联邦指导方针重要性的规范性-评价性申述，完全与我们研究参与者希望充分听取他们的声音的愿望相矛盾。因此，这里的失败可以定义为项目无法按期望的那样进行。
凯伦走在迦法街上，去参加一个小组会议。她的电话铃响了，是主持人B打来的。
B:凯伦，我想和你谈谈昨晚发生的事。几个小组成员想知道你在哪儿。
目前，我国对于电气自动化尚没有统一的标准，相关企业主要针对自身情况及利益考量进行设计开发，系统节能的考虑相对较少。这就导致了虽然我国现在发展十分迅速，但是面临的能源问题也十分严峻。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能源缺口仍很严重。如果国家对于各种自动化设备有严格的节能标准和要求，各企业大大增加节能投入，能源消耗的问题便会得到改善。
②非线性层:我们在输入层与LSTM隐藏层中间加入了非线性激活层,目的是引入更多的非线性特征,从而更好的反映数据的变化规律。该层的输出可表示为:
凯伦：对不起，我以为我告诉过你我昨晚必须参加另一个研究会议。
综上所述，水利水电工程是一项复杂系统化的项目，河道深基坑施工属于安全隐患较多的项目，所在水利项目建设中，切实做好河道深基坑安全管理是关键的一环，做到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河道深基坑所面临的安全隐患是可以消除在摇篮之中的，也是可以避免的。
B：我是知道的。但他们不知道。不管怎样，他们问起了你，然后C（小组成员）说她感觉自己就像实验室里的一只老鼠，你在一旁观察他们小组并做笔记。我想这是下周你应该和小组讨论的事情。大家显然感到有些不自在。
通过在本例中重新构建隐性申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话的一些含义，尤其是这些话指向那些处于背景里的系统性障碍是如何阻碍简单的解决方法。下面是让参与者感觉像“实验室中的老鼠”（表2）的处于前景、中景和背景中的客观性、主观性、规范性-评价性申述以及身份申述：
表2.效度层级示例2：“她感觉自己就像‘实验室里的老鼠’”
客观性申述 主观性申述 规范性-评价性申述 身份申述前景意义我是小组的一部分。她把我们的所说所为都记在笔记里。我不想让别人记下我的所说所为。研究者应该让参与者感到自在。我在乎身在小组里。中景意义她不是小组的一部分，而是外人。研究者在小组里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安。研究者不在的时候我感到更自在。我不会这样对待别人。在这个空间里大家都应该感到自在。我是那种在所参加的活动中需要感到自在的人。我可以为他人说话代言。背景意义研究免不了要影响/物化受试者。告诉研究者自己的感受，这让我感到不舒服。年轻人批评研究者是很不合适的。研究者都是专家，应注意聆听他们的意见。相对于研究者来说，我是没有权威的。
B和凯伦谈到了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凯伦认为，可能是因为最初几周内小组成员尚处于流动中，在她第一次介绍自己和自己的研究时，说出“实验室老鼠”这番话的这位年轻女士不在房间里。因此，尽管凯伦早就与参与者谈论过她的研究、她打算做什么以及她的观察的目的是什么，但这些解释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放松，至少对这位年轻女士来说，这引起了她极度的不适。因此，到了第二周，凯伦又和小组会面时，她再次在房间里向这位年轻女士介绍自己的研究，并询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可以使他们和自己都能感到放松。他们谈到了整个研究项目，谈到了研究对参与该项目的组织的潜在利益，以及如何确保每个人感到自在放松（例如，关于在讨论时记笔记一事，凯伦在会面期间停止做笔记，事后依靠记忆来重建所发生的事情，如果非记不可的话，写下原话时要尽量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她们最后一次提起研究话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伦和每个小组呆在一起，偶尔在会议期间做笔记，参与（如若被要求）后勤工作和小组其他方面工作等等。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直到3月的一天，凯伦接到了第二个小组的主持人B的电话，追问她为何没有参加前一天的会议（那天晚上她参加了不同的研究活动）。
（三）反思案例3
2016年，凯伦被请去评估正在美国东海岸一个地方监狱实施的恢复性司法项目。在与项目主任进行广泛协商后，决定不进行传统评估，而是采用参与性行为研究方法对项目进行评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在法庭上观察了恢复性司法项目，了解参与者。年底时，对参与性评估的设计和实施感兴趣的参与者组成了工作组。
整个夏天，工作组多次会面，以确定研究设计，制定参与者访谈草案，并解决奠定项目基础的其他关键问题。在此之后，凯伦将研究设计材料提交给了她所在大学的IRB以及美国监狱局。问题就出在这里。
最初提交申请时，根据所有工作组成员的讨论，他们请求研究参与者可以使用真名或化名，具体由参与者决定。工作组认为，这是尊重参与者愿望的最真实的方式，有几位工作组成员相信，大多数参与者会选择使用自己的真名，除其他原因外，一个主要的理由是他们想放大自己的声音，因为被监禁的人的声音是最被边缘化的。
在小组准备展品的过程中，一位名叫胡安的学生向詹姆斯太太展示了他打算送展的一张照片。胡安2018年刚刚公开了他的同性恋身份。这张照片是那次经历的写照。照片中胡安赤裸的胸膛上写着他在出柜时听到的话：错误、不对、罪恶、同性恋。詹姆斯太太不确定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照片，因为展览将在学校图书馆进行。因此，她要求胡安和米根与她一起就此事去征求校长的意见。
学期结束后，观察组学员的理论成绩及操作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学员的教学满意度调查中教学计划、教学管理、专业认同项目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教师态度、教师水平、学术期望项目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2。
1.平台（P），是承载网络培训的技术系统，根据业务模式，进行系统功能开发并迭代，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学习越来越成为网络培训的主流模式，所以，适应多种终端、模块化功能设计是技术平台建设的基础。在满足网络培训业务的同时，要设计好数据库结构便于进行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以及学员行为分析。
下面，我们重新构建从IRB管理人员处收到的“不”背后的隐藏申述（表3）：
表3.效度层级示例3：“不”
客观性申述 主观性申述 规范性-评价性申述 身份申述前景意义如果使用真名，参与者就会有风险。我想保护研究参与者。犯人不应该在研究中使用真名。我在乎研究对象的是否会受到伤害。中景意义犯人相比较于社会上的其他群体，面临更大的风险/更容易受到伤害。我很惊讶你们会想到挑战这个决定。研究者应该以保护参与者的方式行事。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不应该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我是个很严肃认真对待我的工作的人。背景意义犯人曾经在研究中被利用过。我担心说“同意”会违反联邦的有关规定。最重要的是遵从联邦指导条例里的有关保护研究参与者的规定。我在乎这个机构所做的事是否符合联邦的规章制度。
场 景
四、讨论：失败和权力的作用
上述三个例子突出显示了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所感受到的“失败”，并说明了这些失败是由于与我们作为研究者所持的规范信念相矛盾的未曾言明规范而显现出来的。在每一个例子中，重构层级分析都用作方法论工具，以揭示处于背景的规范性-评价性申述才是个人在这些田野调查例子中做出某些选择的原因，这些原因相互作用，给我们带来了失败感。
在这些研究环境中，处于背景的规范性-评价性申述与个人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向了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在“生活世界”和“制度”中遇到的失败是不同的，从而了区分有可能被跨越的失败与不可能被跨越的失败。这就是互动权力关系（interactive power relations）的概念。根据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权力关系类型学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著作，“所有行为都是权力行为”。卡斯贝肯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权力存在于两个层面。首先，存在于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制度层面上被制度化和合法化。权力也存在于微观的、互动的层面上，反映在多个施为者之间的关系中，特别体现在话语权失衡的关系中。权力互动有四种表达方式，其中两种与本文最为相关：
苍颉作书，史皇作图，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羲和作占日，恒羲作占月，后益作占岁，隶首作数，燧人氏钻木出火，黄帝作火食，神农作耒，古者垂作耒耜，黄帝作冕，神农作琴，蚩尤作兵……[注]孙冯翼：《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
郭熙认为：“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7]13在其《早春图》画面的近景、中景、远景中，每个景点的林木道路、河流楼阁都错落有致，清晰可辨，引人神游其间。作品从静观中让人的心灵得到超脱，亦可从中领悟画家的襟怀和性情。
● 在规范性权力中，对权力拥有者的尊重，是因为要遵从等级和与等级地位相关的公认规范。
● 在强制性权力中，尊重上级，以避免被制裁。
正如有效性申述可以通过效度层级矩阵进行重构一样，研究者可以分析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s），以了解什么时候存在（或不存在）跨越失败的机会。具体地说，当研究者把互动权力动态与处于背景的有效性申述放在一起审视时，互动权力动态分析有助于区分两种失败：在互动层面上的失败，是因为有关权力关系的规范没有受到挑战，而在制度层面上失败，是因为宏观层面的权力创造了一个根本无法挑战的障碍。
治疗后L4椎体松弛度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L5椎体松弛度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在例1和例2中，规范性权力起着重要作用。在例1中，胡安、詹姆斯太太和米根都是校长的下属，因为他是开展研究所在的学校校长，处于明显的权力地位。在例2中，小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主持人），相对于凯伦来说处于从属角色，凯伦的权力是基于她作为研究者的“专家”身份和小组之外的成人的身份。这些权力失衡来自于规范的等级制度。
例1中存在第二个权力不平衡。从重构层级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家长有可能给校长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麻烦。因此，在这方面，他们比其他施为者拥有更大的权力，包括校长、詹姆斯太太、胡安和米根。然而，这种权力关系并不是建立在规范性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强制性权力之上。也就是说，学生家长获得的权力，是由于父母有能力伤害处于下方的校长——可能是令其丢掉工作或其他形式的负面后果。换言之，这里的权力并不是大家同意的，与规范性权力的情况不一样，但之所以存在着权力，是因为校长希望避免潜在的负面结果。然而，它仍然是一种权力互动，至少在理论上，存在重新协商权力关系的可能性。
例3也强调了权力不平衡，特别是研究者（连同恢复性司法项目工作组）和IRB管理员之间的权力不平衡。这也是一种以规范性权力为特征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 IRB管理者的职位赋予了其做决定并要求他人服从的权力。然而，正如重构层级分析所显示那样，这里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联邦指导方针。方针规定了如何对待人类受试者才是符合伦理的。这些指导方针区分了例3与例1、例2的不同，因为归根结底，管辖这种情况的不仅仅是IRB管理者和研究者之间存在的规范性权力，而是宏观层面的权力结构。因此，IRB管理者的行为，是宏观层面的文化权力的一个例证，这种宏观层面的文化权力以制度化的种种规范，规定了人类受试者应该得到符合伦理的对待。
影响例1和例2的互动权力动态与影响例3的宏观层面的权力动态，这二者间的区别，是帮助我们了解“失败”的性质以及失败与哈贝马斯的制度和生活世界概念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突出互动权力的例1和例2，表明了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可以批评或争论的可能。例如，在与校长的对话中，米根或她的同伴可以挑战校长阻止学生表达其身份的权威。在这个例子中，权力之所以得到表达，是因为他们遵守应该按照校长的话去做的规范。但是为了反驳这种权力主张，与校长对谈的某个小组成员，可以以“成为学校的好公民并不总是意味着遵守校长说的”为理由挑战权威。在例2中，感到不自在的那个小组成员也可能去挑战凯伦的隐含权力。事实上，这样做法能让大家对角色和等级进行公开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会在整体上推进研究过程的民主化。
换言之，在例1和例2中，下属可以拒绝接受规范性权力的主张。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程度不同），互动权力存在于交流领域，也就是生活世界里。然而，例3的情况则更复杂。虽然研究者/工作组与IRB管理者之间存在着由规范性权力管辖的关系，但IRB管理者所做的选择，根据的是一套正式的、制度化的规范。因此，虽然理论上有可能挑战IRB管理者作为上级的地位，但不可能对联邦法规内隐的权力结构提出质疑。凌驾于研究者之上的权力现在是“制度”的一部分，不容变通和理性的批评。
换句话说，在这三个例子中，施为者并没有处在可以批判权力结构的位置。然而，从理论上讲，前两个例子强调了生活世界中存在的互动权力的情形，因此有协商和批评的可能。在第三个例子中，失败是由作为制度一部分的权力限制而引起的，故不能通过交流通融来挑战。
五、结 论
作为参与式调查的研究者，对研究过程民主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独特视角来看待在田野调查中可能被算作的“失败”。然而，对于所有的研究者来说，重构层级分析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论工具，因为它有可能明确地找出田野调查中根植于背景深处可能产生的摩擦，并揭示克服这些摩擦的潜在方法。
事实上，我们认为重构层级分析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以下两种情况会出现的方法论问题：当研究人员与参与者打交道时，以及当他们必须在实地调查时遇到的制度环境中找到正确的方法时。
我们的分析指出，在探究田野调查中感觉到失败的那些时刻时，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超越对关系动态的思考。我们对制度/生活世界里的失败的分析过程，让我们可以梳理出通过权力谈判——当互动权力发挥作用时，以及当制度性约束以宏观社会结构的形式阻止谈判权力的可能性时，可以干预失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运用效度层级矩阵进行重构层级分析以及权力动态分析，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田野调查“失败”的原因及其性质，即是否存在克服它们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将重构层级分析，具体而言就是效度层级矩阵，视为研究者探究他们在田野调查中任何阶段感觉到“失败”时，都可以用的方法论工具。使用效度层级矩阵，能够让我们探知田野调查中那些左右我们选择的处于背景里的规范，如我们的例子所示，通过挑战这些规范以及赋予这些规范的互动权力平衡，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有跨越这些失败时刻的机会。换言之，效度层级的使用使我们能够作出明确的规范性申述，这些申述是生活世界里的，因此，在交流领域中是可以接受批评的；这个工具还帮助我们把权力动态明晰化，并清楚地表明在哪些情形下规范已经制度化或形式化，是不容批评的。
由前文芯棒试验及仿真结果可知，芯棒破坏载荷为208.0 MPa，3个仿真方案中芯棒最大应力均小于破坏载荷值，且芯棒最大应力超出80%破坏载荷的比例都不高于2.6%，结果表明3个仿真方案的芯棒强度满足可靠运行要求。
我们特别鼓励大家使用这种方法论工具，因为把处于背景里的隐含的申述明确化，对于弄清楚是否有可能进行权力谈判，从而超越那些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经历的“失败”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最终的结果”。然而，如果不承认和关注这些失败，我们就会错过克服这些失败，更进一步接近“成功”的机会。回避讨论失败，也意味着我们错过教授学生和研究新人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在人际互动中，以及在影响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更广泛的领域中，他们都需要了解田野调查中的种种细微之处。
然而，归根结底，理论上的进行权力谈判和挑战规范的机会很少能转化为实际情况。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想说明：由于制度的限制，有一些“失败”是不能被跨越的。然而，即使约束不是制度性的，要挑战根深蒂固的规范性主张的可能性，也几乎只是理论上的，而鲜有实践上的成功案例。因此，我们认为，使用失败一词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不仅仅是个语义学问题，而且也有方法论上的必要性，因为仅仅通过反身思考是不足以认识到这两种约束的，还必须在研究中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失败”。
作者简介｜凯伦·罗斯（Karen Ross），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助理教授；米根·卡尔-康明斯（Meagan Call-Cummings），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
译者简介｜秦悦（1968—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上海 200083）
*原文来自Karen Ross & Meagan Call-Cummings, Acknowledging and Transcending “Failure”:Lifeworld Possibilities and System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Methodology, vol.22,2019。
（责编：俞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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