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摘要]对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的认识要从“实践”一词开始，“实践”有praxis与practice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当前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多取用practice一词。通过对praxis与practice的比较，发现与社会工作本质相对应的应为praxis，而非practice。返回praxis传统，更清晰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的本质，即实践知识是具有历史性和主体性的实践者在探究社会改变的过程中，并同步对其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反映的历程中生成的知识；实践知识具有社会正义与社会改变的价值取向，并遵循反映理性的方法论。此一反映实践取向行动研究是发展社会工作实践者及实践知识的可行路径。
[关 键 词] 社会工作 实践知识 反映理性 行动研究
一、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再认识：从实务（practice）到实践（praxis）
近年来讨论社会工作“实践”相关的文章很多，但多数文章在使用“实践”一词上概念模糊，很少有对实践清楚的界定，这也造成了在各自对实践诠释中的自说自话，这泛化了实践概念的使用。对社会工作“实践”的清晰认识需从“实践”一词的源头研究。实践一词在辞海的定义是指实在去做与彻底履行。从西方哲学的实践谱系考察，可以发现存在着practice与praxis两种传统。其中practice代表的是培根等提出了“技术实践观”，它将科学理论工具化以及将实践视为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这使得实践从早期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具有人类关怀的道德实践观的praxis转化为技术实践观的practice。技术实践观消解了实践概念的人类关怀的道德之意，模糊了实践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的界限，而导致实践概念的不断泛化。①刘晶：《为“公共行政实践”正名：从 practice 走向 praxis》，《党政研究》2014年第2期。在社会工作领域无论口语表达还是文本表达中对实践的泛化使用随处可见，似乎所有社工的日常工作或活动开展都可称为实践，这是对社会工作实践概念的误读。那究竟怎样的社会工作活动可称为实践？
（一）作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praxis）
亚里士多德将praxis赋予反思、指引人类追求善与德行的哲学意义。在他看来，praxis具有人的存在论上的意义，其本身即为目的。praxis是追求伦理德性与政治公正的行为，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通过掌握“实践智慧”达到“正确行为”的境界。②鲍永玲：《一个蔽而未明的“实践(Praxis)”问题》，《学术界》2007年第2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实践（praxis）一词等同于社会实践（social praxis），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具有能动性、客观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点；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种基本形式。③夏林清：《由务实取向到社会实践》，张老师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马克思相信真理更属于实践范畴；马克思重新回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传统，认为实践（praxis）是人的存在方式,是追求自由自觉的活动。④鲍永玲：《一个蔽而未明的“实践(Praxis)”问题》，《学术界》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ík）也对实践类型进行过清楚的区分，认为不同的实践将形成不同的主体及世界：个人的功利主义实践是异化的实践，它客观地建构成物性的“伪世界”，是维持既有的社会结构不变的实践。而本真的历史性实践才是走向真正的社会改变之道。“人必须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而不要别人代理”，实践是人们自己构造出来的，革命的实践才能改造伪物性的世界。⑤张一兵、夏凡：《人的解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⑥何燕堂：《行动研究与实践者的知识生成》，《中国社会工作》2017年第28期。本真的历史性实践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道德实践观相呼应，指出了praxis是一种具有反思与批判意义的创造行动。所有的praxis都是活动，但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praxis。⑦刘晶：《为“公共行政实践”正名：从 practice 走向 praxis》，《党政研究》2014年第2期。属于praxis的活动理应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传统，是行动者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对外在社会与内在自身双重改造的行动实验；这与指向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价值中立的技术实践观的practice有本质的区别。
目前中国发展中的社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形式化的活动”为主。⑧ 本文的“形式化的活动”是相对于“社会活动”和“关系中的活动”而言。活动一词在社会工作领域常带有贬义的色彩，似乎所谓的“项目”比活动更系统，个案比活动更专业。然而“活动”特别是社会活动本身具有更深刻、积极意涵，只是当活动沦为形式化后才成为了问题。即把活动整体机械切割成更细的阶段，注重外在于人的时间、地点、人数、外观效果以及人为预设流程等形式，而忽视了活动参与者的个人主体经验、活动团体的群体经验及与系统体制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的发展与探究。比如在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奠基并由后人创设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 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中，其坚信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在独特的情境中发生，是一种联系个体和社会层面人类实践活动的心理学及多学科分析框架。活动涉及主体和结构之间的互动，个体的行动嵌入于特定的情景中，活动是一个集体的系统，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实现目标。活动具有文化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活动的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因此导致彼此之间关系的张力，这也是变革的内在动力。（维果茨基：《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理论（维果茨基全集第2卷）》，龚浩然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余震球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社会活动”和“关系中的活动”是通过活动使用关系达到发展人目的，是在活动中使用人作为人发展的条件，返回人作为活动的主体位置。社会工作行动者主体力量不足，多处于被动应对外在（购买方、评估方、社工机构等）任务、指标和考核要求，缺乏与在地情境互动的条件与能力。⑨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⑩黄晓星、熊慧玲：《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社会》2018年第4期。一些社会工作者的行动沦为形式性、例行性、缺乏主体反思性的技术性实践活动，这与practice①为了与praxis所指的实践区分，本文将practice翻译为实务。内涵相对应。在这种实务工作中主体能动性、社会历史性、批判性、辩证反思性、反身性以及与情境交互力等多难以发展。该例行性实务工作或许短期看能回应群众当前的具体困扰，但究其实质是“修补式”服务，缺乏对问题根源之结构性难题的洞察，或是对既有结构的维持，反而因此使得结构性难题更难改变。这远离了praxis（实践）所指的“彻底（或根基）”的改变之意义。然而社会工作实践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行动者的社会改变实践。社会工作专业从一开始出现就承载着道德的重量,社会工作实践者不是所谓价值中立的技术官僚，其介入行动蕴含实践者的道德和政治的选择与实践。②古学斌：《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社会工作中的技术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主体是技术生产者的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作为实践主体的完整的人，具有能动性和行动力，是特定社会、历史中的行动者，是通过行动来追求解放的实践者。故社会工作应由 practice（实务）回归 praxis（实践），迈向社会工作的实践范式。③王海洋：《迈向实践范式的社会工作知识观》，《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因此，在现实的结构限制中仍有不少社会工作者是务实取向或实用取向的工作者，他们日常工作需要面对具体的问题解决，也会主动寻求不限于社会工作的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心理、护理、教育等）知识；他们常用是否“实用”来辨识知识的有效性，以此区别自己不同于对现实问题解决没有作用以及与现实抽离的学者。④夏林清：《由务实取向到社会实践》，张老师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尽管他们常常以实务工作者（practitioner）自称或对个人问题之结构性根源的辨识还不足，但此类社会工作者已开始返身朝向从实务（practice）到实践（praxis）的专业实践发展之途。
（二）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社会工作实践（praxis）
从方法论的角度，怎样的社会工作活动可称为实践？实践哲学家帕蒂·拉瑟（Patti Lather）也曾使用praxis一词作出了回答。他指出，实践（praxis）是理论与实作之间来回修正二者的辩证张力（the dialectical tension）。⑤夏林清：《由务实取向到社会实践》，张老师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一位社会工作研究者的研究行动就是他的实践，因为在他的研究行动中可以看到他对特定现象既有的理解或认识（理论假设）与探究（研究实作）之间是来回修正的辩证关系。一位社工的团体工作或社区工作是他的实践，因为在其中这位社工对工作对象特定处境中难题的假设（理论），与选择进行能动的专业介入方法或策略的实施（实作）之间有来回修正的辩证张力。但是在现实场景中，也经常看到社工因各种原因而被动地工作或应付指标的情况。这样的社工虽然工作多年，但其专业介入的工作方法并未因面对工作对象群体的差异性状况而有所调整变化或创新（特别是在团体和社区活动中更少见社工基于团体或社区的差异介入方式有变化或创新），他已习惯于例行性的操作，这种例行性的介入行动就不是拉瑟所谓的实践。因为这种工作方法，并没有面对实践现场诸多情境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的核心特质。⑥[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如要应对上述情景，势必遵循实践（praxis）需存在理论（目标）与实作（方法）间在行动过程中相互影响、来回修正的辩证张力的道理。拉瑟对实践（praxis）一词的使用，有别于技术实践观的practice；practice是指向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是惯例式、重复性和可复制的活动。同时，praxis传统也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相通，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根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归属，归根到底离不开实践。所以，从上述意义上讲，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⑦王元璋：《简明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⑧夏林清：《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导航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社会工作实践（praxis）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求真求实的辩证过程。
二、实践知识的源头、脉络与意涵
（一）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无解难题呼唤实践知识
作为实践的praxis转为技术实践观的practice的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表现为实证主义的盛行，而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是指专业知识存在于工具性的问题解决活动之中，科技知识则是现代社会专业化专业与专家的支撑）是实证主义的遗产。在20世纪后半期及之后的现代大学教育中，实证主义认识论发展下的科技理性对人们的心智发展发生了宰制性力量。①[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0页。从科技理性的观点看实务问题存在着“通用”的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是由学者、专家负责研发，以供实务工作者在实务中应用，②杨静：《悄然而深刻的乡土变革：本土性农村社会工作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即技术实践论中practice（实务）指理论在实务中的实际应用。通常是学者、专家预先界定知识形成的理论规范或标准作业程序，提供给实务工作者应用，并据此过程和结果评估其专业能力。这样的社会分工一方面使得实务工作者常感觉自己“没有学问”，而没有学问是一种社会评价，它勾勒出面对知识所象征的权力关系中，学者享有较优越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常造成学者所生产的知识在现实中并不能协助实务工作者更深入理解问题情境及设计有效的介入行动，加深了理论与实务的分割性。③夏林清：《由务实取向到社会实践》，张老师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以上科技理性的专业实践逻辑使社工陷入应用技术操作控制情境的困局之中，专业工作者陷入纯粹技巧操作后，反而忽略现实情境的不确定性和每个个案的独特情境，阻碍了进入问题的根源性的探究。这种科技理性的学术研究者与实践者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其后果是众多身处复杂人类与社会现场的工作者，在追求知识和探究方法的过程中，陷入疆窄的胡同，久而久之，实践工作者失去了对生命细致变化辨识的能力，对场域脉络间交织牵动的力量视而不见。④[美]瓦茨拉维克、威克兰德、菲什：《改变：问题形成与解决的原则》，夏林清、郑村棋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最常见现象是社工在“理论应用于实际”思维影响下，过于依赖理论而远离具体的情境。当面对工作对象人群开展工作时，当社工面对情境的不确定性时，社工会对于问题如何解决充满焦虑和不安全感；因此社工常抓着所谓专业的概念架构、技术框架，在工作对象面前“展演”，换取专业信心。但事实上，这样的专家知识落实到实务现场，经常结合着行政化指标的结构压力，并以僵化的模版化程序操作执行，其结果是社工对于动态现场存在的复杂现象当下的真实感触反而被阻隔，因此也难以情感联系到自身而积极调度其能动性细致审视，而个别不同问题发生根源的差异特殊性也未能被清楚正确地辨认和界定，问题源起亦未能被实践者自身正确地辨识、界定和分析。若是错误地界定了问题，其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后继的行动也就往往无效；甚至可能发生社工服务脱离群众、失去生命力的危险。这种专业实践逻辑的后果就是社会工作实务被质疑，社会工作实践智慧被忽视。⑤彭华民：《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标准与论争》，《社会建设》2017年第4期。⑥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这反映了传统中“专业”所强调的特殊知识根植于高等学术机构进行科学研究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技术之中，研究者与实践者越来越像生活在不同世界，追求不同事业的人。专业知识成为以专家为本位、去在地经验的知识；甚至知识不是为了改善工作，而是巩固专业权力和利益。⑦ 同①，第 231-245 页。⑧王海洋：《社会工作充权实践与专业关系变革：以行动研究为实践路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社会工作在practice技术实践观左右下试图将专家发明理论提供给实务工作者在实际中应用企图的起点假设就是注定了其结果的遥不可及。返回praxis重新审视实践知识的意涵或许是回应社会工作实践发展无解难题的处方。
（二）返回praxis认识实践知识脉络与意涵
反映实践的行动研究注重承接历史和前人的资粮，从中寻找改变的方向和行动的动能；同时强调他山之石只有立基于自己的历史才能发挥作用。③杨静：《回观历史辨识经验寻找变的力量：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社工是行走在复杂的、立体的社会历史中的行动者。大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快速发展，形塑了置身其中人的“快”，导致年轻的社工一代人在“听和说”的对话过程中，对言语表达的理解和掌握非常简要化，这种简约以至于对过程信息的自然忽略，对内容的断章取义，让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真正的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个体、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细致而又很容易被化约，很简单的就能把它切断。社工走在历史里面跟父辈、祖辈的历史经验也是这样，很多成年人身上带着的是三代压扁的经验，助人工作者是要有读进别人的处境和历史性的能耐。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希望有一种把人当作行动者及实验者的立场，希望启动一种共同的过程，通过行动研究可以对社会的复杂性、对生命历程中两三代人带在身上的经验（社会的变化太快速，使得我们对生命历程中两三代人带在身上的经验都去切断）可以把它找到细处连起来，这是行动研究的立场。要推进这种复杂的立体面貌让人活在里面、存在里面，这样行动研究的工作像裁缝师会做很细的针线活，把一些细的经验自己去编织，而能够长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能力和做法，即实践知识；也是行动研究把人当做实验者的一个基本的对生命的态度。因此，它强调一个行动者的行动研究应该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情景脉络中，将行动者自己的价值立场、行动视框公开呈现并检验，以厘清自己的研究目标如何形成？及在检查后是否目标要改变？它强调知识的建构不应脱离实践行动，因为任何实践者对于行动脉络的行动选择必有其认识或理论；研究者透过对话，将此隐讳的个人知识，公开转化、交流检验，在检验后修改有助于行动者变化行动，这是行动研究的核心关怀。因此行动研究被认为是对实践者培力的一种研究方式；它是以生产“为行动服务的知识”为明确的价值立场。①杨静：《回观历史辨识经验寻找变的力量：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②李忆微：《促使一个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发展的行动研究：以失败为师的佛子／社工实践》，辅仁大学心理学系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夏林清198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师承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1923-2013）研习行动科学（阿吉里斯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组织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先驱）。⑧[美]克里斯·阿吉里斯、罗伯特·帕特南、戴安娜·麦克莱恩·史密斯：《行动科学：探究与介入的概念、方法与技能》，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同时跟随麻省理工学院唐纳德·舍恩（Donald A.Schön，1930-1997）学习反映实践方法（舍恩是美国教育家、哲学家，反映实践理论的创发者）。⑨[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当时美国学术界已开始反思批判专业知识“理解滞后”问题，认为专业知识遭遇了无法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复杂及充满不稳定的实践困境。因此，阿吉里斯与舍恩等人批判了学院知识生产是实证主义的“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方法论主导所生产的专业知识。认为这样的知识无法回应助人专业实践领域所处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的动态处境。然而“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往往被视为是专业实践领域的核心特质，⑩ 同⑨，第 11-15 页。这些特质甚至与科技理性的方法逻辑彼此矛盾，因而他们针对科技理性提出了“反映理性”（Reflective Rationality）的概念。⑪ 同⑨，第 40-56 页。并将“反映理性”与“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结合，以生产“实践知识”，并认为这种知识是解决专业实践困境的处方。具体而言，实践知识是实践者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知识，实践知识与一般学院里生产的知识不同，它是实践者在一线工作中累积在身上的“能耐或技艺”。他也许知道如何操作，却不一定说得清楚。更重要的是，在真实的实践场域中，问题经常不按实践者预先设定的样貌出现，问题总是在难以理解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境中，难以被实践者界定为一个可理解的情况并掌握。在这种实践者困惑又模糊的情境中，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界定问题？这其实不是一个可以在没有与情境互动之前就可得到答案的“技术问题”。舍恩认为“问题设定”是一个过程，是问题如何定性命名（name the things）和事件发生脉络如何框定（frame the context）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①[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或实践之后，针对自己的正在进行中的实践工作或已完成的实践工作进行反思？②童敏、史天琪：《如何反思：社会工作反思实践的路径与框架》，《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9年第17辑。进而检视自己如何设定问题？采取了何种问题解决方法？上述过程即是“在行动探究过程中，并同步经由对话活动对其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反映的历程”，这是发展实践知识的过程。社会工作者需要对自己的实践工作进行反思，检视自己是如何再认识工作对象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采取怎样的行动？工作对象是否真正改变？还是做了很多依然是维持现状？这种反映的内容就是实践知识的内涵，③何燕堂：《行动研究与实践者的知识生成》，《中国社会工作》2017年第28期。这也正回应了praxis统合理论和实践的意蕴。
三、社会工作的实践知识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基础
（一）社会工作的实践知识的价值取向:社会改变
实践知识渗入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④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由praxis具有伦理之维和人类终极关怀的属性可推论实践并非价值中立的行动，而是具有价值承诺（value commitment）的活动，这也是社会工作实践的立场。因此，返回praxis的源头界定社会工作实践中蕴含的知识应是追求伦理德性过程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达到“正确行为”的经验总结。那究竟具体怎样的价值取向知识才可称之为社会工作的实践知识？
1.1一般资料 选取了30例血管性帕金森综合征患者进行分析,均是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共有12例女性和18例男性患者,年龄63至86岁,平均(72.3±2.8)岁。我们将患者分成了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为15例患者,两组普通资料比较不具有统计学差异性,可以开展分析。
电厂热力系统的水质问题，对电厂的相关设备以及电厂的经济效益具有极大的影响。在自然界当中的水，由于其流动性等原因，含有很多的杂质。如果发电厂直接使用富含杂质的水进行发电，将会导致电厂的相关设施发生腐蚀、积盐等现象，影响电厂的相关设备寿命以及电厂的经济效益。
实践知识不是实证主义范式下的学院研究者发明的“通则或通用模式”，实践知识也不会是社会工作的实务问题的通用解决之道。学院派专家生产的统一或标准化知识的确提供了专业实践可参考的概念和框架，但在复杂且多变的现实处境中实践者如何做？其无法提供进一步回应，因而无法适应大多数社会情境。而实践知识必须是以实践者为主体发展的特定知识，内涵于实践者内部。实践者是一名特定处境中的行动实验者，依其对问题的设定，有意识地选择设计和实验他的想法和做法。行动中一个自身、他者与系统体制交相作用的变化历程和实践者自身所具有的库存经验一定是同时或隐或现，或主动使用或被动牵引地也发生着一个变化过程，此过程中使用或发展的知识为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是要深、细与缓的行动者内涵与自身的使用知识。这种实践知识是非西学中用或中西合璧，亦非崇洋被殖民的命运，它只是一名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实践者在他的地方处境中，七手八脚、摸爬滚打地干着她自己也不甚明白的活。③根据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2015年秋季《行动研究》课程PPT、反映对话录音整理。实践知识是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处理知识，因此它不会是一套标准化操作方法或流程。标准化操作方法或流程是科技理性的产物，是工具理性的，恰恰与实践知识的反映理性方法论相悖。
第二天，老师带了两位新同学。那位同学面带微笑，露出了他那可爱的兔牙，他不紧不慢，泰然自若地说：“大家好，我叫陈宇阔，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老师把他安顿到了陈婷诗旁边，又说：“下一位，你们应该认识的。”等那位同学走进教室时，教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是他！”“真的！真的是俊满哪！”他，就是可爱的汤俊满，有名的淘气包。
总之，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需要返回到行动研究者主体进行返身拆解，在社会位置处境与社会关系脉络中进行觉察；同时对自己的行动对他人及外部环境产生的影响能清楚辨识。使行动者发展出觉察、辨识置身于其中的真实的社会结构，以及能逐步在行动中清楚自己行动与结构改变之关联性的能力，达至通过自身的行动带动结构改变的目的。打破并穿透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即立足微观审视宏观，有宏观视角也不失微观细致；使得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同步推进。这是真正发展实践者及实践知识的源头活水，正体现了社会工作实践（praxis）的根本。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需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了更好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对干部素质的要求、更好地迎接挑战考验，需要在干部教育培训的理念、内容、方式、机制与考核体系上进行改革创新，使教育培训工作更好地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注重实效性。
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⑧[法]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许甘霖、蔡宜刚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提供了思考的线索。行动社会学放置作为实践者的个体于社会结构中，从主体、行动与历史质相互关联的基本逻辑入手可呈现实践者及实践知识价值取向。首先，图海纳认为主体是能动的行动者，而非被动的存在物，主体具有创造性和试验能力。同时认为“行动即劳动，就是改造世界。通过劳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行动者更认识到了行动者是历史的行动者，是历史改变中的一分子。其次，“行动”要返回到行动者的主体上。行动不是对社会处境被动地“反应”，而是行动即研究的过程，包含着“创造改变”和“检验理论”的双重目的，实践者的行动（劳动）过程中是行动即研究的历程。最后，主体行动形成“历史质”。一个社会是通过物质生产、服务或信息来实现其自身的生产的“历史质”。“历史质”之得以形成是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并非被放置于历史之中，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①[法]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许甘霖、蔡宜刚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44页。②景天魁：《从劳动理解社会——阿兰·图海纳的贡献》，《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行动社会学认为社会行动者才是带动社会转型与变迁的主体。它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带出来，主张认识社会现实的同时，还要介入社会改变的过程。③洪鎌德：《评析法国思想家杜赫尼（阿兰·图海纳）的社会学说》《美欧月刊》1995年第3期。因此，具有行动社会学意义上的具有主体性的实践者的行动中所蕴含的实践知识也便具有了介入社会改变的价值取向。
（二）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的方法论基础：反映理性
实践知识也包含“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④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实证主义范式不适合探究社会工作实践知识。⑤古学斌：《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科技理性认为专业实践是问题“解决”的过程，其后果是以“通则”为最高层次，而“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则位居低的专业知识层次，行使由上而下的要求，致使“实践”的处境更加困窘。⑥[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舍恩针对科技理性发展出了遵循相反假设的反映理性。从反映理性观点看，复杂的实务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之道，而非寻找“通则”；专业工作是依赖于实践者隐含的行动中认识（knowing-in-action），实践者间“关系的动态网络”协助实践者得以在面对复杂而不确定的状态时采取负责的行动，其协同关系是群体中平行对等的交流而非权力阶级的交易。反映理性支持实践者自发性的成长历程，而不是由外在赋予它或要求它做什么改变。⑦ Altrichter Posch&Somekh：《行动研究方法导论》，夏林清等译，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第259-270。⑦[美]唐纳德·A.舍恩主编：《反映回观：教育与咨询实践的案例研究》，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反映理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实证主义所主导的美国社会里发展出来的实践认识论和反映实践的方法论。这是一支由美国社会科学专业社群内部发展出来的对实证科学和科技理性的解构力量。在这场典范转向的风潮中舍恩独领风骚，他的论述广泛影响到教育、心理、社会工作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领域中。也是舍恩曾指明的培养“反映理性”来长期对抗“科技理性”的用意。⑨[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⑩夏林清：《走在解殖的路径中的拮抗同行的社会学习》，《应用心理研究》2010年第1期。从上述意义上理解，在典范转向的过程中，反映理性抵制科技理性的历程中，同步开启了实践知识的生产进程。
夏林清及其实践团队所创立和发展的“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整合了团体动力、行动科学与反映理性的方法论。正如夏林清所言：欧美团体动力的知识使其懂得要看得到“过程（process）”的动态演变，行动科学让其识得要对质人际行为世界变与不变可由何处入手，反映对话带领她在制度夹缝里觅得了空间。②夏林清、丁乃非：《劲旅行脚：地方斗室与星空共享的对话》，《应用心理研究》2015年第63期。具体而言，这支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可追溯到1980年代后期夏林清在美国学习行动研究后，回到正值急速变化的台湾社会，面对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院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脱节的状况，她援用舍恩“反映实践”作为助力，将其整合于心理、教育与社会工作等专业实践者的培育工作中。经过30多年与实践者的协同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第一，以学院为平台培养出具有反映实践能力的心理、社会工作、教育专业的实践者，他们在助人工作领域逐渐开枝散叶；第二，她连接上西方实践知识、行动研究理论的理脉，又能落回在地社会现实脉络，协助行动者从自身实践工作经验探究、提炼并生产出有特色的在地知识，也展示出实践知识具体发展的生成路径。
从社会工作作为政治和道德实践（praxis）的本质看，⑤陈涛、王小兰：《论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⑥黄锐：《重申社会工作本质：四个维度》，《学海》2018年第6期。其专业实践应具有能动性、解放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点。也因此社会工作实践中所蕴含的是行动与解放的知识，是致力于社会改变的知识（knowledge for social change），它追求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向善的改变。具体而言，社会工作是实验着如何经由专业的组织工作，在专业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的协同行动的过程中，通过行动者参与逐步在社会生活中改变人们应对不公正社会环境时的行动方式，即处境中行动者的感知方式与行动逻辑的改变，由此才会带来制度变化的可能性，个人、群体及社会才得以谋取到变化的机会，⑦夏林清、丁乃非：《劲旅行脚：地方斗室与星空共享的对话》，《应用心理研究》2015年第2期。上述社会工作实践过程蕴含的实践知识，是社会工作者致力于社会改变的行动知识。
四、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的生产：迈向反映实践取向行动研究
（一）反映实践取向行动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行动研究”一词最早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提出，这位被称为“团体动力之父”的知名社会心理学家，由德国转到美国落地生根，在1940年代，提倡知识要为社会变革（Knowledge for social change）服务。④陈立：《行动研究》，《外国心理学》1984年第3期。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团体动力研究中心，研究团体动力及社会冲突，发明了训练团体又称之为小团体，之后不久，勒温突然过世。继而由阿吉里斯用行动科学和舍恩以反映性实践的概念和方法，针对实证主义典范的“科技理性”、“工具理性”衍生的问题，推进“反映实践”的方法论，而彰显实践认识论。⑤夏林清：《在地人形：政治历史皱折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应用心理研究》2006年第3期。1980年代阿吉里斯和舍恩就对他们社会内部专业的工具理性有批判。他们认为真正要从实践者身上找实践者的理论，所以他们在哈佛大学“夏日学校”里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实务工作者进行训练，他们自己首先挪位到实务工作者的位置上，去看这些资深的实务工作者身上带着的经验是什么？基于此社会实验而发展出了行动科学和行动理论。夏林清在《反映的实践者》一书译者序⑥[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中指出，有关反映实践者的理论主要由两组核心概念构成。第一组是“行动理论”与“行动中认识”的相关概念；包括“行动中的内隐认识”、“行动中反映”与“对行动的反映”。这一组概念是舍恩运用“行动理论”，确立“实践中的知识”的立场，并提出了“行动中反映”的核心概念。这一组概念是“实践者”的实践行动与实践知识发生处的立论基础。第二组概念则为与“与情境反映对话”、“再框定”和“框架实验”相关的概念，包括了“探索实验”、“行动探测实践”和“假设检验实验”的概念。在这一组概念的支持下，实践者成为反映性社会科学阵营中的一员，并同时为实践者的科学精神拉开了“实验”的旗帜。因而，舍恩说：“实践者探究的立场即他‘对待真实世界的态度’”。①夏林清：《风筝不断线——实践者的落地深耕（修订版）》，《行动者的实践空间（公众号）》2018年6月25日。
中国社会工作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实证主义知识范式是其主导范式；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诠释范式、批判解放范式与实践范式并存的多元空间。这个小的多元知识范式空间的出现，特别是其中实践范式（行动研究）及方法的探究，促使一小群社会工作者开始警醒，并有批判的理解和辨识知识权力和行政权威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者经验的挤压与扁平化曲解。这些社会工作实践者开始启动进一步实验发展、表达与沟通实践知识的行动，尝试争取本该属于实践者的知识生产和实践的自主权。这启动了一小群社会工作实践者（教育者）开始走向反映实践与叙说探究的行动研究方法学习之路的动能，以发展属于自身的实践知识。过去5年来笔者曾持续协同南方社工通过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工作坊发展实践知识⑪2013—2018年笔者曾先后协同开展《顺德首届MPS班行动研究工作坊（2016）》《顺德首届MPS班行动研究工作坊之反映回观练习群（2018）》《资深行动者“实践智慧”协同发展实作工作坊（顺德）（2018）》《行动研究工作坊（广州）（2018）》《社工组织之行动研究工作坊（东莞）（2016）》《东莞社工骨干人才培训班之行动研究工作坊（2013-2014）》等，笔者正着手对上述行动进行反映回观，以形成可公开的文本资料。。再比如中华女子学院杨静，她是大陆社会工作恢复和重建后的第一代专业社会工作老师（上世纪80年代末从事社会工作教育工作），后来赴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博士学位；致力发展自己成为知行合一的社会工作教育行动者。①杨静：《社会工作教育需要知行合一的教育行动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夏林清、杨静协同实践者出版的行动研究系列书籍；②杨静、陆德泉：《在地人形：本土农村社区组织工作探索》，《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杨静、夏林清：《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杨静、吉家钦、夏林清：《行动研究经典读书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等。并于2016年至2017年在《中国社会工作》杂志连续发表行动研究的系列文章，尽管这些文章不是“高大上”的学术论文，但这些文本可视为社会工作教育者协同一批多年来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整理自身实践知识并得以公开化的尝试。
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中蕴含着实践知识，同时实践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应是在实践中发展实践者历程。实践知识关切的核心是作为实践者的社会工作者的发展，其聚焦于实践者主体性的发展。实践者有主体性地拿起实践知识的发展责任是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理论与实践分化与社会分工、改变“学院”专家通过生产专业知识来“指导”实务工作者的窘况，改变当前社会工作理论对实践无效的处境。因此，实践者的主体性成为了实践知识发展的关键。究竟何为实践者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又与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有何关联性？
（二）反映实践取向行动研究的价值立场
社会科学范式转向的重新思考，为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更多元认识世界的角度，比如诠释范式、批判范式、实践范式等。这为社会工作实践范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条件，①王海洋：《迈向实践范式的社会工作知识观》，《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得以让社会工作知识回归实践、贴近实践、服务实践。同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实践性专业，亦需要对实践概念与实践知识进行研究。②古学斌：《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③郭伟和：《迈向反身性实践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界的若干争论及其超越》，《学海》2018年第1期。④何国良：《实践研究的两种可能：治愈与关怀的选择》，《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9年第17辑。⑤何国良：《久违的实践研究：创造社会工作学的路向》，《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8年第15辑。根据辞海的定义，实践一词本身的“实在去做与彻底履行，强调根本性、从根部的转变”，具有理论和实践统合的意涵，内含了整合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分化的意蕴；而非技术实践论中practice（实务）所指理论的实际应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实践知识本质上与praxis传统相一致。然而目前流行的干预研究多是结果导向的实证研究，即practice research；相对忽视更为复杂的实践过程研究。为了展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实践过程，社会工作研究应该探究实践知识。⑥郭伟和：《如何进入社会工作内部进行实践研究：一个非激进的专业实践研究大纲》，《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华人行动科学家夏林清返回实践的praxis传统，遵循并发展了帕蒂·拉瑟（Patti Lather）在1986年针对实践取向哲学提出“实践范式”（praxis oriented research paradigm）传统，⑦Lather，P. ，“Research as Praxis”，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56，No.3，1986，PP.257-277.成为华人社会助人领域实践知识探究的集大成者。其有关行动研究、实践研究、实践知识、实践理论的论述中的“实践”一词多使用praxis。她长期探究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教育学等社会人文学科助人工作领域的实践知识生产，对practice的无解难题有独到的行动探究，其相关成果值得参照与借鉴。
永春老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也是福建红曲醋的典型代表。它是以糯米、芝麻、红曲为主要原料，先酿成红曲酒，酒精发酵后采用液态浅层分割发酵工艺进行醋酸发酵，最后陈酿而成。永春老醋的生产流程经历5个步骤：原料处理、红曲酒发酵、菌体培养、醋酸发酵、陈酿。
（三）反映实践取向行动研究的视框
在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中，行动者对其自身介入变革历程的考察有一基本的立足视角，即不割裂地对待个人、群体、组织与社会体制的社会关系多层次共存场域，关注社会系统与经验层次交相作用的力道，并依靠此一意觉持续探究反映实践取向的个人与群体实践方法之间的关联性。③夏林清、丁乃非：《劲旅行脚：地方斗室与星空共享的对话》，《应用心理研究》，2015年第63期。比如，笔者设计的行动研究工作坊（顺德）中社工很容易使用自我的语言表达，如“自我察觉”、“自我链条顺不顺”、“我的能量够不够”等。可事实上，所指的“我”这样一名行动者是带着人本来的有限性的，人都有有限性，人要尊重自己的有限性。可是选择走社会工作这条路，其实都是主动抓机会、创造社会条件，进入社会某个地方，针对社会的个人、群体、组织甚至整体社会结构想要他同步改进，这是许多社工的企图。可是这么做的时候人就会碰到、也必须面对社会制度性结构的限制，这是社工既存的现实。而且这种限制并不是用社工一己之力就能改变，很多时候是在结构限制中寻找缝隙、创造条件，探寻改变。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是训练行动者当其个体“起起伏伏”的时候，能识别其面对的是具体客观事实和既存的制度性环境的结构限制和条件。所以社工经常使用的“自我”的语言，但事实上是个体实践过程经历了一个结构性的、制度性的环境。做助人工作的社工，要学会认识这个社会，认识像被软钢索把人锁住了的微小细节。现实中有时候想帮一个人，发现怎么越帮越紧。其原因很可能是某一种制度性的环节运作使然。如果我们不能更明白分辨这种制度性环节的运作机制，那么我们的行动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做哪些行动？什么时候不能做哪些行动？这种判断和决断力就会不够。这都反映了个体在与制度性结构的摩擦。社工如何认识它，看到既存状态的有限性和束缚？助人工作者身处其中开展称之为的个人、群体和家庭工作，如何可能让个体与制度性结构相互之间的作用力可以真正发生？因为结构性的束缚要改变的时候，它是必须要积累很多力量，还要有一些大家的共同认识走到某个历史的点上，在某些条件上他才会变。再比如笔者的工作团体有个男性社工，在小学六年级之前都是用女生的名字，因为家里想再生儿子，一直要藏起来，到初中才报户口，这对于该男生来说是憋屈的：小学的时候连名字都是女生的。但这是制度性的烙印，不见得是坏事。他现在也结婚做了爸爸。这个烙印有社会特定历史的刻痕，这个刻痕他若把他拥有起来、不是排斥它、而是欣赏它，他前面那个“闷和憋”的过程成为他现在长的动能；这就是“结构性的限制”。制度环境结构性的限制和“我”这个有限性的个体，在工作的时候“我”与它之间碰撞和冲刷；对这种碰撞和冲刷的认识，对社工而言是重要的，社工只有把一个“小小的我”、“有限的我”以及在“我”的行动历程中所不断会遭遇到的结构性的有限性，进行辨认、看见；社工只有同步增加了该社会性的认识，社工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才会更能掌握，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才可能同步发生。作为社工开展的行动研究不允许一个“个体化”的自己被抽离出社会条件和环境或脉络去谈“人”，这会让社工越走越抽象、虚无！
（四）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进路
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与工具理性的行动研究不同，这种不同其实反映在practice与praxis的差异上。工具理性的行动研究走向“practice”的技术实践论，因而强调模式化的研究流程，如设计行动方案，之后付诸实践，再评估行动方案的实施结果。④Kemmis，S. ＆ McTaggart，R.，The Action Research Planner，Geelong，Victoria：Deakin University Press，1988.⑤Berg， B.L.，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Boston：Allyn and Bacon，2007，PP.222-238.从行动研究的类型划分，可将其归类为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⑥Berg， B.L.，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Boston：Allyn and Bacon，2007，PP.222-238.其遵循practice的技术实践论，发展工具理性的操作方法。然而，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路线更接近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它看中行动研究者自身作为一名行动实验者，其本身具有实践知识，而这种实践知识是来自行动者过去的实践经验。每个实践者身上都有因过去的实践而具备实践知识，但实践知识要被有意识的提炼才会更被行动者主体有目的运用。
其次，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强调行动者应对行动后果负责。人若要对行动后果能够负责任的话，就必须对自己为什么生成该行动？为什么采取了这种行动？原来的情感状态、推理假设在哪里？行动研究方法是如何要让人对一个变化的过程敏觉？而且对自己带在身上的经验、情感推理也要更能够察觉。同时，行动者在与外部情景以及他人互动时，要能对影响他人的利害作用明察秋毫；这些要能够被自己记录，也能被别人观看、进行开放讨论。正如一位助人工作者在实践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多年后，对实践知识的认识：“我所认识的实践知识都生成于行动主体的自我觉识之中。知识的主要来源不是靠读万卷书或做论述分析，而是人们从自身实作经验的推敲与处境的回观中，凝练而出的体悟。”①廉兮：《抵抗与转化：社会变迁中的行动研究》，北京：两岸暨香港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会议论文集，2012年。经由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实践者可以逐步对自身经验和行动介入情境以及他人更有分辨能力，更能细致地辨别与对待；也就可以支撑行动者对不同的人与情境细分出不同的对待方式与方法，以及发展出更复杂、有层次的行动的能耐、策略；这种细且复杂的行动力即实践知识。
因此，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没有一套标准化操作方法或流程，其核心是关注作为行动者即研究者的人的发展，是致力于实践者累积实践知识的方法。行动研究的这条路径不是模板一块，它会因不同行动研究者主体的突显和差异而更具丰富性、灵活性与实践的魅力。其实阿吉里斯在《行动科学》一书中也表示，行动科学的学术根源来自于John Dewey与Kurt Lewin，尽管他们两人当年并未系统性地完成行动科学的整套理论，但仍明确地提出了行动研究的基本概念：行动研究为协助人解决特定问题，发展了在社会系统中进行改变的实验。②[美]阿吉里斯：《行动科学》，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工作者的每一个介入行动都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改变的实验，如果社会工作者是一位行动研究者，他势必对这种社会性实验的团体过程更加敏觉，对介入过程中人与社会结构的相互缠绕也能明察秋毫的辨识，对介入行动的社会实验后果也更能拿起来对待和负责。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理论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关于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研究和认识都得到不断加强，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相对较快的突破，适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需要。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于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笔者认为，在加强已有学术成就的前提下，还需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总之，对中国而言，从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胜利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与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几亿农村人口被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刷到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生存方式短时间转化为以移动性劳动为主的生存形态，这样的移动影响了中国至今三代人的生活，这样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决定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难以搬运套用，成为实践中拿来“应用”的方法。然而，当高等教育培养的社工接受了片段化的欧美社会工作知识后，进入了特定社区内，却要面对个人与群体的具体难题，社会工作者常常陷入无法动弹的困境。这反映了当前社会工作者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依赖，而忽略了自身所处的在地实践中蕴含的实践知识。因此，如何从实践者的经验的土壤中，发掘和生产对在地实践者有用并能达至社会改变的社会工作实践知识是社会工作实践者的历史责任；其中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是一可行路径。社会工作研究者与实践者一起运用行动研究方法，开展协同探究，逐步发展出实践者分辨与取舍“知识”能力；并有意识追寻着与自身实践相呼应的认识与理解，逐步掌握自己在实践路径中所确认与创造的实践知识，③夏林清：《是谁在哪个地方干着活：行动研究的路数》，《中国社会工作》2016年第19期。这是实践者的社工之路可以走长远的道理。
The Signific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ocial Work Praxis Knowledge and the Approach of Action Research of Reflection Praxis Orientation
WANG Haiyang1，2， WANG Fangping2， XIA Linqing3
（1.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Social Work，Chi Nan University of Taiwan，Nantou 54561，China；2.City College，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ongguan 523419，Guangdong China；3.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work praxis knowledge should start from the word“实践”，which has two distinct traditions：praxis and practice.The main current“实践”in the field of the social work today mainly adopts “practice”.Argu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axis and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nature of social work should be praxis，not practice.Returning to the praxis tradition，it is clearer that the essence of social work is that of a practical knowledge.Thus generated，the knowledge of praxis h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change，and follows the methodology of reflection rationality.This action research，which reflects the praxis orientation，is a feasible path for developing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s and their Praxis knowledge.
Key words: social work；praxis knowledge；reflection rationality；action research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工作实践知识发展的行动研究：以D市为例”（王海洋主持，项目编号：19YJC840040）；2018年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跨越鸿沟：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GXJK25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海洋，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候选人，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王芳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行动研究；夏林清，通讯作者，①夏林清之所以作为本文的通讯作者，原因有二，其一，本文所研究的反映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是夏林清30多年来协同实践者在实作中积累的成果，本文是在夏林清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展开的针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具体讨论。其二，文章的写作过程历时近一年，最终能成文得益夏林清多次方向性的指导和具体的写作建议。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资深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3-0001-12
（责任编辑：徐澍）
标签：社会工作论文; 知识论文; 社工论文; 社会论文; 理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工作实践知识发展的行动研究:以D市为例”(王海洋主持; 项目编号:19YJC840040)2018年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跨越鸿沟: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GXJK259)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论文;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