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外部世界的新变化，并据此对国际局势作出了由“战争”转变为“和平”的正确判断；与此相适应，又将中国的对外战略从“一条线”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转变”。“两个转变”思想的提出，一方面使中国成功应对了国际关系新变化带来的挑战，为改革开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使中国顺势抓住了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与适时调整对外战略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深化改革开放，可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两个转变”思想；对外战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式开启。而改革开放离不开有利的外部环境的支撑。因此，能否清醒地认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及准确预判世界发展大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事关改革开放的成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外部世界的新变化，并据此对国际局势作出了由“战争”转变为“和平”的正确判断；与此相适应，又将中国的对外战略从“一条线”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两个转变”。“两个转变”思想使我国有效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危机，抓住了世界变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外部环境
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依然维持冷战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着力构筑与实施“一条线”的对外战略。所谓“一条线”战略，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联合这一条线上的国家形成国际统一战线，抵抗苏联的霸权主义。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当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已经拉开时，国际格局却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使中国改革开放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因为经过70年代激烈斗争，美苏实力重新洗牌，到70年代末，两国暂时达到战略平衡状态，即美苏争夺陷于僵持阶段，美苏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国际局势表现为紧张与缓和的轮流交替。此时，中国实行的“一条线”战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体现了国家利益因素的上升。但是，根据“一条线”战略，一方面，中国要努力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美国依然是被划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美苏战略地位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如果不及时调整对外战略，就将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十分被动。
首先表现在中苏关系上。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苏关系急剧恶化。4月，中国决定自1980年后不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2月，苏联便入侵了中国邻国阿富汗。特别是苏共政治局认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化’是准备战争的最好方法”[1]。中苏关系紧张局势迅速升级，中国周边环境持续动荡不安，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频频遇到考验。中美建交仅四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受“一条线”战略约束，中国对此的反应只能克制。于是，仅在一年后，美国又决定向台出售武器。同时，里根在竞选总统时还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一些有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倒退的言论。
由此可见，在美苏战略均势的大背景下，中国“一条线”的对外战略已经不符合实际需要了，它一方面导致中苏关系急剧紧张，另一方面反而成为了美国“挟中抗苏”的工具。也就是说，在美苏争夺处于僵持的情况下，“一条线”战略已经无法适应中美苏三国关系新的发展态势，中国需要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和外交路线。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经济环境出现了新的机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行了多次产业结构升级。突出表现是逐渐从最初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转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到70年代末，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部又发生了经济危机，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使他们又一次把目光放到发展中国家。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对此，陈云就曾指出：“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2]这就是说，国际经济领域的新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抓住这一机遇，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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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转变”带来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机遇
二是外资与技术引进带动了国内企业升级。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设备大多陈旧，关键领域的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而此时，发达国家正在为国内企业的升级与技术转移寻找出口，中国因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了投资的最佳场所。这样，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就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对此，国务院顺势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外资引进、技术改造的相关条例和文件。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先进技术，努力加以消化和发展，以促进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12]1983年6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政府决定提高许可向中国出口高级技术产品的水平，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即将中国列为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这意味着美国除了放宽对中国商业性技术出口，更将放宽对中国高端军事科技的出口。伴随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技术、外资引进的水平都有突破性进展。例如，1985年，我国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3145项，金额达到98.67亿美元。[13]伴随着外资的引进，美国在华投资规模也逐渐扩大。1986年，“美国向中国出售一套制造炮弹的军火工厂和55套先进的飞机电子设备”。[14]1987年以后，美国在华投资呈现的生产型项目，中、小企业型项目，技术型项目增多。这既符合美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也适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需求。到1988年，美国在华投资举办的各种投资企业467家，另外还有19个中美合作开发近海石油的投资项目。[15]
试验过程中，掘进机的前进与位姿调整由远程控制手柄控制，系统运行流畅稳定，验证系统的数据均通过远程监测界面读取，并未出现异常情况，系统与机载PCC控制配合良好，共同完成掘进机试验样机的控制任务，主副工控机均可通过PCC进行控制与数据采集，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主副工控机的数据共享与备份，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使系统具备更强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与对外战略的调整，为中国改革开放赢得了战略机遇，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历史对于当下中国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深化改革开放，可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两个转变”为改革开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基于“两个转变”思想，中国开始实施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5]这就使中国摆脱了在美苏两极中“选边站”的尴尬境遇，提高了自身政策的灵活性，从此使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不受美苏争霸牵制。也就是说，以和平发展作为思考问题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和出发点，从根本上终结了“备战”思维，这就有利于保持大国之间的正常交往，由此带来了国际环境的有利变化：一是中美双边关系保持稳定，战略合作保持正常距离。1983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10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美。1984年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访美，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10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6]中美双方高层的频繁互访，极大地增强了中美政治互信，为中美经贸、科技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二是中苏双边关系亦开始获得改善。从1982年勃列日涅夫发表著名的“塔什干讲话”起，中苏关系开始解冻。随后受苏联国内领导人更替频繁（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仅执政一年零三个月，其继任者契尔年科也仅执政十三个月。最高领导人的频繁更迭使得这段时期苏联政局非常动荡）[7]、政策不稳定的影响，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中苏关系才开始走向正常化。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这一讲话是对中苏关系正常化面临的“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积极回应，中方对此也表示欢迎。1987年1月，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4—6月苏联将从蒙古撤出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某些其他部队。1989年2月，中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九点声明，也成功扫除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同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双边关系正式正常化。
总之，“两个转变”使中国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大大提升，中美关系调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不再针对第三国，稳定的国际环境保障了经贸关系的发展，经贸合作成为了双边合作的主旋律，中国对外的一系列科技合作、军事合作、工业技术合作得到积极开展，极大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不受外界政治的干扰，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是出口贸易水平迅猛提升。中美关系调整后，美国对华政策不再以对苏压制为主要目标，而真正从双边经贸发展的角度开始与中国加强合作。从1985年到1989年，中美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科技合作领域的双边协议，中美双边贸易额也从73.5亿美元猛增到122.49亿美元[9]，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苏联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贸易往来发展迅速。例如，1983年，中苏两国贸易主管部门谈判签订了277.94万外汇卢布的合同，到1984年前十个月，苏联出口中国商品177.775万外汇卢布，进口中国商品190万外汇卢布。同时，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苏联也很受欢迎。1983年，中国向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出口的皮帽、暖水瓶、毛毯、毛巾、纺织品等达到89.93万外汇卢布。[10]1985年以后，两国贸易额急剧上升。根据1985年中苏签订的《1986—1990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五年内的中苏贸易总计为120亿卢布，其中1990年达到30亿卢布（近50亿美元）。[11]两国稳定的贸易来往与频繁的边境交往，不仅加快解决了我国东北地区面临的经济问题，也使得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加快，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当时，国际经济合作依然受美苏两国争霸的制约。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技术出口，会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同时还会引发美苏关系紧张。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操作台湾议题以制约中国，作为与苏联谈判的筹码，与中国发展经济等方面合作的第一目标是迫使苏联向美国作一定程度的妥协。显然，如果中国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处于动荡之中，极有可能导致中国丧失经济发展这一重要战略机遇。以中美关系为例，虽然中美关系从70年代初开始了正常化，中美贸易在70年代末也出现了一定的高潮；但因美国持续操作台湾议题，导致中美政治关系开始出现摩擦，这就严重制约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总之，中国要抓住国际经济领域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就需及时调整对外战略。
（二）“两个转变”使中国抓住了经济发展机遇。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认识到，原有的以“备战”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规划，对于改革开放初期财力薄弱的中国而言是无法实现的。邓小平认为应当“发展急需的电、油、煤等动力工业和运输工业”，要“投资搞旅游事业，赚外汇”，以达到“以民养军”的目的。[8]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也热切期盼。但是碍于美苏争霸，中国始终处于国际市场的边缘地位，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仍然较低。而“两个转变”思想的提出，使中国顺势抓住了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一方面，由于中国从根本上终结了“备战”思维，国内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发展经济，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中美苏大国关系的改变，特别是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带来了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热潮。此时，中国开始扩大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突出表现在，既积极促进国内商品进入国际市场，鼓励出口创汇，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同时又积极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国内产业技术升级。由此，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
面对改革开放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邓小平认识到，能否有效化解国际政治环境危机，抓住世界经济发展机遇，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成败，而其中关键的则是对外战略的调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根据内外局势的变化，逐步调整对外战略。1981年，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时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3]此时的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极大的理论勇气把握了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到1985年，形成了“两个转变”思想。在“两个转变”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真正的不结盟”[4]等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新对策，这些对策的实施，使中国在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化解了危机，把握了机遇，为改革开放打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美苏三国关系理顺的同时，中国积极团结了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热爱和平的良好国际形象，赢得了世界众多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这就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历史启示
欧美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格式，姓用全称(只首字母大写)，名用缩写字母(大写)，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
（一）对外战略调整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从国际局势看，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国内局势看，“十年动乱”使我国各项事业的恢复调整仍需较长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同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统筹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大局，清醒地认识到，经济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政治环境的稳定，而国内经济的发展则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支撑。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经过深刻思考和冷静观察，对国际形势作出了较长时间里世界战争打不起来的判断，并提出“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16]，由此改变了“一条线”的对外战略，开始实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与战略，从而适应了中美苏三国政治关系的调整，直接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改善了中国的外部政治环境，使中国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水平融入了世界。
大湾区内部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代表的珠江东轴经济圈聚集了经济总量的60 %以上，而佛山、中山、珠海等珠江西岸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阻碍了人流、物流、金流、技术等创新资源和要素的跨区域高效流动。深圳、香港的产业转移和经济辐射无法有效扩散到珠西地区,在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收益率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大量创新资源必然从粤港澳大湾区西轴转移到东轴。
（二）要赢得改革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必须适时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当一种理论无法解释实践和适应实践发展时，表明这种理论已经与现实脱节，这就需要对实践进行考察和加以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并利用新理论进一步指导新实践。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一条线”战略自然成为了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外战略的正确选择。然而，在70年代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国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也都因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呈现出新问题时，原有的战略选择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后面临的国际新形势，甚至会丧失世界局势变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时，理论创新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新的对外关系理论。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及时开启了国际观念转型的历史进程，很快形成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战略思想，对外实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从而逐渐改善了中苏关系，使中国在更为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在PPP项目中，当建设项目的不同主体在确定股权比例之后，还要对负债水平进行合理的确定。通常表现为股权比例高，债务比例就会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会多，因此，在对大规模的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时，都会选择较高的债本比例。
（三）一个政党要在复杂形势下准确把握国际形势、适时调整对外战略，必需具备学习能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时就具备学习的基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号召“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17]。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智慧之所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外出考察潮。考察的地域涵盖了东欧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考察的目的就是学习外国建设与治理国家的先进经验。正是这种学习态度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世界，打开了国际视野，从而把握了世界发展大势，形成了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说，邓小平“两个转变”思想的提出和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调整与当时出国学习考察密不可分。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复杂的变化之中，中国要在世界上处于有利地位，必须在对外开放中加强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紧跟时代步伐，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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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7-0035-05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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