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战略任务转向抗日救国之后，作出争取少数民族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在政策源起方面，培养回族干部是解决边区回族动员力量匮乏的策略选择。在政策实践过程中，边区革命形势发展与干部培养方式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培训机构、干部规模、教育内容的发展折射出政策的演变及其对时局变化的适应，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动员与革命具有特殊意义，也为此后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民族政策
陕甘宁边区相关问题研究对窥探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政治行为及其逻辑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关于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大多数研究者把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结合来看，提出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少数民族民主革命相统一的产物。然而，从历史角度对回族干部政策形成及实践的具体过程进行考察，将更有利于窥探该问题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是开展回族动员的客观需要，其根源是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与此后建设、改革时期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相比，其形态已具雏形。而对其实践的研究，则为理解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定依据及价值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的缘起与目的
抗战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经历了由“联合”向“发动”的转变过程。华北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北上建立包括回族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此推行了尊重和团结回族同胞的政策，主动发动回族同胞参加抗战。
(一)由“联合”到“发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转向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提出建立联合中国本部各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联合少数民族的革命任务和纲领得到进一步细化。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号召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的工农群众共同联合起来”[1]170，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1]170的国家，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1]170，并且帮助少数民族在本地区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培养干部。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联合”策略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其中很多政策并未得到有力的执行，或者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长征途中，日军侵华形势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逐渐转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吞噬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是主要矛盾，作出将革命矛头转向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根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2]149通过分析国内各阶级、各民族在反抗外族入侵斗争中的立场，他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少数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2]151这就意味着革命不仅需要各阶级的联盟，更需要国内各民族的联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认为“回族是中国民族中大的民族之一，他们在中国西北部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一带，有几千万人口，并且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在保卫西北和建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争取回族同胞是我们中心工作之一”。[3]回族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争取回族同胞参加抗战势在必行。
(二)以“尊重”促“团结”：争取回族同胞参加抗战
团结回族同胞参加抗战的政策在推行之前面临许多阻碍。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当局不断挑拨回族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借用回族问题展开攻势，试图与红军争夺回族力量。红军进入回族地区前，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回族地区扩散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杀回灭教”的谣言[注]根据了解，当时王家团庄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一)红军来王家团庄和半个城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都曾大肆宣传，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回灭教’，使回民群众产生了恐怖感，一部分人听说红军要来就吓得逃跑了。(二)马鸿逵反动当局在不足七十万人口的宁夏，竟养兵十万，而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回民群众为了躲避抓丁抽税，背井离乡，外逃不少。参见任文《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系列：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意图制造恐慌，丑化共产党和红军形象。同时，日本当局试图仿照东北伪满洲国，在西北建立伪“回回国”，宣称“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日本帮助你们防共”。实际上，日本当局一面拉拢回族上层分子和有影响力的阿訇，制造帮助回族自治的假象，一面煽动民族仇恨，企图把回族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奴役，达到分裂中国之目的。这种伪善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回族民众对共产党的误解，成为推行回族政策的阻碍。另一方面，回族底层民众长期遭到汉族统治者的欺压，将对国民党当局的抵触和反抗心理转嫁到共产党身上，给团结回族同胞造成了困难。这种情况下，回族随时都有被敌对力量胁迫和利用的可能，若处理不当，团结回族同胞参加抗战的政策将无法推行。
政策的形成及实践通常受到目标效应的牵引。干部培养方式是干部政策的主要方面，能够直接反映政策目标的牵引效应。受战争的特殊环境影响，回族干部政策的自我评估和实践调整趋近重合。一定程度上，边区回族干部培养方式的形成过程，就是革命形势演变的侧面反映。
由于数据的前一半数据受循环卷积影响,所有有效数据为后一半数据。此时,用近端值减去滤波输出,便可得到第p块的误差信号e(p),用一块内的累加值对滤波器系数进行更新,如式(8)所示:
号召回族在享有自决权的基础上共同抗日。“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的对于回民的压迫、剥削的政策，苏维埃政府提出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决的原则，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无条件的帮助与拥护回民的解放运动。”[3]这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明显不同。近代史上回族的民族身份一直未得到承认。清朝政府认为回族只是信仰回教的汉族，并不认为回族是一个民族。国民党当局沿袭了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回族已经汉化，要用教育“破除”回族的“宗教迷信”。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民族权利采取了肯定态度，不仅承认回族的平等地位，还主张给予回族自决之权利。这些政策被广泛宣传，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注]纲领提出：“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1941年，边区参议会选举中有回族5人当选参议员，1946年，第三届参议会选举中又有回族3人当选参议员。参见《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解放》1939年第68期，第23页。中都有所体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605可见，这种自决权利是与抗日救国的主张并提的，保障回族的权利是为了团结回族同胞维护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即为了抗战救国。1940年和1941年，《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及《回回民族问题》相继颁布，从理论上驳斥了“回教民族”论，提出给予回族平等权利的重要性，指出回族的命运和出路在于抗战救国，据此制定了回族工作的十一项纲领，为争取回族同胞参加抗战提供了理论指导。
转战西北之初，回族干部主要来源于个别吸收的积极分子。长征结束后，首要任务是建立、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政权。发展武装、扩充红军成为迫切需要。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是必然的，“在最初的时期，即是个别的，亦是可宝贵的”。[1]339“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1]340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为统一党内思想而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主力到甘陕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族须作更大的努力。”[8]1936年6月红军占领宁夏同心县，10月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选举当地回族代表马和福和李德才为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组建了回民解放独立师，由马青年担任师长。随后，红军中的回族独立营及地方区、乡级回民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
二、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的形成与确立
1.3 银纳米粒子溶液的合成 将100 mL超纯水配制的0.01% AgNO3溶液装入锥形瓶中，加入磁力搅拌子，置于恒温电磁搅拌器上加热，沸腾持续2 min后迅速加入2.5 mL质量分数为1%的柠檬酸三钠溶液，继续搅拌加热至溶液变为淡黄色，生成银纳米粒子，继续加热10 min后停止加热，搅拌使其冷却至室温，放置在4 ℃环境中贮存备用。
由于回族社会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缺少可靠的社会动员力量。从回族中吸收并转化积极分子，成为动员回族群众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回族干部政策的最初开端。
(一)现实制约因素：可依靠的社会动员力量薄弱
陕甘宁回族社会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故采取动员手段是现实所需。中共中央领导人分析认为，动员回族社会各阶层的问题成了抗日战争中重要问题之一。“回族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一，某些回族上层对国民党冷淡拒绝，对共产党惧怕和‘防共’，而对抗战则摇摆和消极，在日本继续进攻和中国抗战不利情形之下，有投降日本的极大可能性。二，回族中抗日救亡运动根本没有展开，少数先进青年没有力量，一部分回族民众甚至认为，‘日本人来了也不过这样坏！’因此，在抗战问题上，没有下层推动上层的力量”。[5]23-24从社会上层来看，回族军阀、士绅对革命十分麻木。地方军阀们不仅不会主动参与共产党的抗战革命，还反对红军进入陕甘宁地区建立根据地。马步青、马鸿逵等人都希望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盘，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在陇东、宁夏地区围困、堵击红军。西安事变发生后，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在通电中斥责张学良“叛国”“冒大不韪”，奉承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只字未提“抗日”[注]电文具体内容可参见国民党政府《中央周报》1936年第446期。。依附于统治力量的回族地主、士绅，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反对改变社会现状，有些人甚至受日本当局挑唆的影响，唯恐大规模的抗日动员会触动自身的利益和统治地位。从社会底层来看，广大贫雇农尚处于蒙昧状态，还未能感觉到日本侵略带来的民族危机。因此，要争取回族各阶层参战，就必须建立中间纽带，主动争取上层、动员底层。
近代陕甘宁地区回族社会的阶层分化严重，中间阶层薄弱，缺少可供转化的社会进步力量。这种情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自清朝始，陕甘地区回族就开始反抗民族压迫。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消除“变乱之源”，把陕甘地区回族同胞强制迁到西海固等偏僻荒凉地区，并禁止他们靠近城市居住。清廷的政策使得回族社会被迫分散，回族内部联系遭到削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回族社会的发展。社会底层民众被盘剥的同时，思想文化和社会交往也遭到禁锢。辛亥革命后，西北马家军阀掌握甘宁青地方政权，社会分化的趋势继续扩大。据调查资料显示，民国25年前后，甘肃河州西乡的地主阶级只有二百多户，而农民阶级却有一万七千多户，中农和贫农占到农民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他们只拥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近九成的土地掌握在地主和富农手中。[6]此时的回族上层俨然成为当局控制回族社会的工具。普通回族民众生活贫穷，缺少基本的生计资源，更难接受到现代正规教育。正如林伯渠所描述：“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一。”[7]这些客观条件的局限导致回族社会内部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
其次，不但记录了历史故事，而且记录了民俗，详细记录了节日的方法，节日的来由，还有生活习惯。而在中国，像这些民间的俗事是不能进入记录帝王历史的史书的。民俗的事情是要另外写书来记录的。《摩西五经》的历史性记述反映了摩西时代的社会状态，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第六个故事)，他们因出走，只能靠牧业为生，他们是游团，是游牧民族。他们至少游荡了四十年，才到迦南，过上定居的生活。在这游走的过程中，摩西确立了祭祀仪式，确立了十诫法律和各种伦理规定，等等。《摩西五经》中描绘了仪式和聚餐的整个过程和规格要求，因此人们的聚餐方式完全相同：
重点转化一些回族干部，使其成为回族抗日独立武装的领袖。毛泽东、杨尚昆等领导人多次谈到回族问题时都指出，应联合阿訇和回族同胞中的知识分子，吸纳赞同和谋求民族解放的阿訇进入回族自治政府，并通过他们联系回族，在回族抗日军队武装中建立党组织，重点发展吸收回族党员，对已经吸收的回族干部，逐渐使之成长为有能力的领袖干部。1941年5月西海固一带回族第三次武装暴动失败，起义军主要领导人马思义带领200多人投奔边区，7月毛泽东、朱德、林伯渠接见了马思义、马智宽等人。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组建了“回民抗日骑兵团”[注]抗日骑兵团组建后不久，党组织安排马思义等人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3年3月，马思义等人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杨静仁、马思义一面给战士们讲授党史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一面教战士们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知识，教唱革命歌曲。党组织还专门从各地派11名回族干部、党员到回民抗日骑兵团言传身教。为了提高军事素质，边区联防司令部从骑兵旅中选派副营长李振海担任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军事教员，给干部战士讲战略，教干部战士学战术、练马术、习刺杀、识地物、用地形。参见西吉县志编撰委员会《续修西吉县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625页。，任命马思义为团长、马克为政治指导员。这批重点培养的回族干部很多日后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
(二)吸收与转化积极分子：干部政策的开端
全体人员还参观了中共五大会址、毛泽东旧居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回顾革命历史，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前辈在艰难岁月创造丰功伟绩的革命精神，接受红色教育和洗礼。参观中，大家驻足凝视、用心聆听，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体验当年五大会场简朴而庄严的场景，深入了解中共五大召开的重大意义，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曲折艰辛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中国共产党进入陕甘宁地区时，回族社会既存的阶层状况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当地权力系统缺乏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进步士绅等中间阶层。这种类扁平式的社会阶层状况导致可转化的社会力量十分匮乏。在此情况下，动员回族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桎梏相互交织，迫切要求打造一支队伍，能够在回族上层和底层之间活动，把各阶层都团结到统一战线上来。由此孕育出培养回族干部的策略选择。
在知识经济兴盛的今天，人们对于知识服务的需要与日俱增，知识服务作为一种创新的服务理念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有关知识服务的尝试与探讨应运而生。知识服务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是知识经济浪潮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产生共同的一种对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的新服务方式。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知识服务，但对知识服务的研究仍处于初始探索阶段，对知识服务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确切统一的认识；对知识服务的定义主要集中在用户问题的解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广义的知识服务与狭义的知识服务等几方面。
个别吸收与重点转化是在回族干部急缺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手段，其规模小，培养方式简单，还不成系统，主要采用思想观念转化的方式吸纳有能力的人才。这种方式在动员群众、扩充红军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适应了快速组建回族干部队伍的客观需要，成为最初的干部培养方式，并随着革命形势的演变发展成为正规化的干部培养方式。
为了使回族响应抗战，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详细的回族政策和工作要点。“首先要在回民中解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西北的紧急、回民解放的道路和苏维埃政府对于回民的政策，提高回民的抗日情绪与民族觉醒，在苏区内回民少、汉人多的地方，我们要吸收他们来共同参加苏维埃工作。”[4]“在回民集中的区域可组织他们的自治政府，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事情，但目前工作重心是开展回民抗日运动，使之成为保卫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4]这是1936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中的阐述。由此可以看出，回族工作的目的是动员回族同胞参加抗日、保卫西北革命根据地，具体方法是通过自治运动调动回族同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的实践与演变
尊重回族宗教信仰的做法破除了回族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防范与抵触。红军刚进入甘宁回族地区时，当地回族同胞对红军存有疑虑，更是无法接受红军宣传的“北上抗日”“反蒋”等宣传。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把尊重回族宗教习惯放在了回族工作的首要位置。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专门就回族工作给红一、十五军团做出指示，制定了在回族同胞区域红军必须遵守的“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两族团结。[1]380为落实尊重回族宗教信仰的政策，红军将处理回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制成册子，发放给红军指战员和党内干部。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回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广大回族群众的支持[注]豫旺县洪岗子村洪寿林是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的教主，在当地很有声望。他在红军到达时给予热情欢迎，提供食宿，并送给红军60块银元和许多羊只，红军总政治部赠给洪教主一幅红绸大锦幛，幛面上题有“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程宗守、唐天际敬赠”，以感谢他爱护回民、支援红军的行为。参见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宁夏文史资料》(第18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3页。。这些尊重回族信仰的做法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延续，党内、八路军、边区政府机关以及学校都制定了相应规定，如开设回族清真灶、主麻日放假等。伊斯兰教对于回族来说，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与回族的文化习俗、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尊重回族宗教信仰的举措，从主观上拉近了与回族的距离，在破除回族防备心理的同时，为进一步推行团结抗日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一)以班为单位进行回族干部正规化培训
随着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及队伍的壮大，对回族干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开始创办正规化的培训班，干部培养逐步由零散走向规模。一定程度上，这个趋势是由回族的革命任务和回族干部的职能所决定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回族的革命任务和运动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建立起回族的抗日武装力量，还要参加各级政府和权利机关的民主管理。1940年《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要求，“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5]25，“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以充实国防力量”。[5]26因此，回族干部的职能也随之扩展，提升干部培养规模和质量必须诉诸于更加有效的培训方式，“实施抗战教育，发扬回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培训抗战救国的回族人才”[5]26，即推行更加正规化的教育模式。具体地说，“全国重要学校，应扩招回族青年入学，设立回民班次并有适合于回人生活习惯的设施”。[5]26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对宗教界人士的培训，“设立阿訇训练班，提高阿訇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5]26这就意味着，以班为单位的小规模集中培训成为回族干部培养的基本形式。
回族干部的正规化培训始于党内，可以追溯到中央党校开办的少数民族班。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入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为加强回族工作，调入马占奎、马永祥、马建英、李占荣等20多位回族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形成了一个包括藏、蒙、彝、回族50人左右的少数民族班，由廖志高担任班主任。这些回族学员基本都是贫苦出身，许多人还是文盲。入学后回族学员经常做“礼拜”，党校都予以尊重，并且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少数民族班的课程，主要是学文化，学汉话、语文，学自然、地理、历史知识和时事政策等”。[9]32-33党校迁入延安后，少数民族班又增加了新学员，课程除以学习文化为主，还开设了军事课，每人发有步枪和子弹，实行军事化管理。1939年党校少数民族班已大多数是回族和少数东乡族，基本上成为专门的回族干部训练班。“他们多是从我军同马鸿宾部作战时的俘虏兵中选来的，也有少部分是从其他地方来的”，[9]42如从上海来的沈遐熙。“党校非常重视这个少数民族班，副校长谢觉哉常亲自找这个班的学员谈话”。[9]42学校开设回族清真灶，节日发放油饼，每月还发放生活零用钱。在教学内容上，政治课和文化课各占50%，文化课以识字为主，政治课讲政治常识和时事政策[注]该回族干部训练班是中央党校在陕甘宁边区办的第一个回族班，学员有马青年、沈遐熙(沈正)、王志强、马尔撒、王谦、苏汝智、马有德、默德彪、马锋等51人，由马青年任班长。针对该班学员大多数都没上过学的情况，教学工作主要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这给后来很多回族干部接受正规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参见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由此可见，党校承办回族干部培训的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十分重视回族干部培训，培训班次、课程设置、学员生活都已步入正轨，奠定了回族干部正规化教育的基础。
(二)“后期陕公”与延安民族学院时期的回族干部教育
在抗战形势和党内革命形势发展的背景下，回族干部培养方式由“正规培训”转向“专门教育”。一方面，1939年春夏后，日军大举增兵华北，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国内外大批人才奔赴陕甘宁边区支援革命，其中不乏回族青年和知识分子，如沈遐熙、金浪白、马文良，这极大地增加了边区对干部教育的需求。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民族学院等学校。另一方面，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一系列严重右倾错误。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0]526“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0]533为清除这些错误观点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加强对延安干部学校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专门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全党掀起了学习动员的热潮。受教育计划、学习制度等新措施的影响，回族干部培养方式实现了从短期性培训向正规化教学转变。
复校后的“后期陕公”[注]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在延安创立，1939年7月与延安鲁艺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址迁至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为满足延安抗战干部培养的需要，复办陕北公学，因此又称“后期陕公”。，更加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将回族干部的培养带入正规教育的行列。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边区面临围攻的威胁。边区政府号召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团结抗战，加紧对边区各民族群众的动员和宣传。“为了开展西北少数民族工作，陕北公学在七月间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招收少数民族学员，学习课程有政治课、艺术课和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学习一年”。[11]与前期陕北公学服务前线的功能相比，后期陕公更兼顾到输送边区所需人才，组织学员参加边区民主建政、冬学扫盲、社会调查等工作。同年12月，中央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注]1939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开始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主管，刘春负责。根据抗战形势及蒙、回民族与陕甘宁边区直接相连的情况，研究室设置了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和蒙古族问题研究组。回族干部牙含章、沈遐熙、秦毅等参加回族问题研究。参见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和陕公文艺工作团联合组成回民巡视团。“由金浪白、马文良等率领，分别去关中、陇东、三边等地考察。这些对了解抗战实际，搜集资料，招收少数民族学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都是很重要的”。[12]为了适应学员规模扩大的需要，1941年6月，陕公在少数民族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民族部。“民族部学员后来发展到185人，涵盖了蒙古、回、藏、彝、苗、满等少数民族”。[13]30-31经过边区多年的教育培养，民族部的回族学员综合素质已然有所提高。一些班里还成立了党支部，表现优秀的回族干部被吸纳入党。这个阶段的回族干部培养已具有民族教育的性质，集研究与教学于一体，是独立民族教育机构——民族学院的雏形。
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棓丙酯氯化钠注射液中8种金属元素的含量 …………………… 钟振华等（12）：1612
在边区复杂的斗争环境和革命动员形势下，延安民族学院正式成立，回族干部培养得到加强。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上日军对边区根据地的围攻，革命形势日益严峻。为警惕时局变化，“必须加紧巩固边区的内部，努力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着一切的条件足以应付任何突然事变”。[14]关于边区干部的教育问题，李维汉认为“抗战初期所采取的三几个月的短期训练班的方式，一般地已经过去了。依我看来，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这种短期训练班逐渐进到正规学校的过渡之中”。[15]根据边区遭到围困和干部动员教育的迫切形势，中国共产党再次审视了回族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1941年刘春在《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提到，“在延安开办一所民族学院，专门培养蒙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团结更多的蒙族、回族和其他民族的青年抗日救国”。[16]该建议经由西北工委报告中共中央获得批准。
延安民族学院使边区回族干部培养成为专门化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高等学府的开端。1941年9月，民族学院在延安大砭沟成立。学院在陕公民族部的基础上，主要吸纳了中央党校民族班及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师生。成立之初，学院有各民族学员200余人，其中回族学员占了20%。[13]115据曾任学院教育处处长宗群回忆，他们大部分来自陇东的回族骑兵团，也有部分来自甘、宁、青各省。“学院的教学组织是以班为进行教学的单位。每班设主任教员一人，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17]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多，班次被分为研究生班、普通班、文化班各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是各民族混合班，也有根据文化水平差异按照民族特点划分的民族班，例如回民班和蒙民班。回族学员既学习本民族文化，又学习语言、自然科学常识、历史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学员还会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民族理论与政策等政治理论。学员之间的关系融洽，每逢周五主麻日或古尔邦节、开斋节等伊斯兰教节日，学院会给回族学员放假，他们还经常把油香等传统民族食品分享给其他人。这种团结的精神在战争年代，给革命教育、战争动员带来了动力。许多回族干部被派往前线参与作战，还产生了杨静仁、马思义等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
重症哮喘在临床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嘴唇紫绀、大量出汗、呼吸急促、心率在130～150次/min、两肺广泛哮鸣音等。该病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非常高。甲基强的松龙作为一种中效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目前已被临床广泛使用，且并取较好的治疗效果。本文就甲基强的松龙治疗重症哮喘并发呼吸衰竭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现报告如下。
结语
在抗战的迫切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回族同胞参加统一战线。为弥补边区回族社会阶层中革命力量的缺乏，制定了培养回族干部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边区时期仅延安民族学院就培养了六十多位回族干部骨干。他们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洗礼，在边区组建回民救国协会、文化促进会等组织，通过充当中国共产党与回族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把回族社会的不同阶层、群体结合在一起，为革命动员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人在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曾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不仅要培养民族干部，还要将优秀的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实践证明，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基本经验。陕甘宁边区的回族干部政策生动地说明这一战略决策的历史必要性，也意味着新时代的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事业同样离不开对民族干部的重视和培养。
培养民族干部不仅需要思想上重视，还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采取合理的培养方式。边区回族干部培养方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政策调整与革命形势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无论是从培训班到民族学院，还是从小规模培训到专门化教育，政策发展的每个节点都伴随着斗争局势的升级。虽然最初的干部培养更看重时效性，但很快便转向更具延续性的专门化教育。这种变化在保证回族干部满足短期实际需求的同时，也为革命的中心任务转变之后的干部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政策实践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干部培养、民族教育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具开创性。民族班、民族学院等创新性探索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得到推广。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民族学院纷纷成立，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干部，也为民族地区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这些有益的探索和制度设定，在新时代应当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与此同时，也需要根据国家中心任务的更新和调整，不断推动民族干部教育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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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zationandRevolution：OriginandPracticeofHuiNationalityCadresPolicyinShaanxi-Gansu-NingxiaBorderRegion
ZHANG Jie
(School of Marx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There ar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asons of the origin of hui nationality cadres policy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After the strategic task shifted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the CPC made the decision to strive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take part in the united front.In terms of policy origin,cultivation of the hui nationality cadres is the strategy choice of solving the lack of the mobilization strength of hui nationality in the border region.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practice,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rder region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cadres training manner.Training institutions,the scale of cadres,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content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its adaptation to the chang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It not only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 of the local office of the CPC,but also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adres′ policy.
KeyWords: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hui nationality cadres; nationality policy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1-0053-07
收稿日期：2018-10-2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回族干部问题研究”(16XNH073)
作者简介：张 杰(1991—)，男，安徽六安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齐文娟]
标签：回族论文; 干部论文; 民族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回民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回族干部问题研究”(16XNH073)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