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纪检监察制度的创立，经过了一个从国外到国内、从国内他党到本党、从本党地方到中央的历史过程。这种探索与实践又集中体现在杨匏安的身上。他在共产党内是最早的地方检察干部，国共合作时期与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会打过交道熟悉内情。也正因为这些经历与探索的积淀，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制度；杨匏安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五十几个党员之一，是中共首届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但是关于杨的研究不够充分，至于他与中共早期纪检监察制度的关系更无专文提及。本文就此进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大家。
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借鉴
中共早期纪检监察制度的孕育与正式建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的党的组织纪律性有直接的关联。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与纪律建设。在参与制定《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时，他们就为该同盟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马克思在1859年5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依然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187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2]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并加以发展。1920年4月，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3]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由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4]。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倡议，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19年筹建共产国际时，列宁也为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规定了严格的纪律。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中，引用了列宁上述相关论断。[5]
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人。1919年11月至12月，他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题为《马克斯主义》的长文，文章一开头就说：“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6]1921年春夏间，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在华南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与著作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1930年，他还专门编译了一本三十多万字的《西洋史要》予以介绍与评论。
1927年春夏之交，杨匏安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党的五大，被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二、中共初创时对纪检监察制度的探索
1924年1月，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召开一大，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对俄共只有60万党员就革命成功，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十分羡慕与钦佩，他聘请顾问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8]。而鲍罗廷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参照了俄共（布）的组织模式，改总理制为委员制，除建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外，还设立了一个由老资格国民党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审查党的纪律和组织建设等事宜。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的这一制度建设对中共具有一定的影响，这可以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杨匏安的履历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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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再次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中心城市大学的崛起，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声，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些新办院校在办学体制上突破了中央、省两级政府办学的模式，开启了中心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的先河；在机制上引入了董事会制度、教师管理制度、招生就业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并且形成了办学经费多元的资金筹措模式。中心城市大学运动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进程中有意义的探索，为1998年扩招以后第二阶段新大学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中共在领导罢工运动的实践过程中，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纪律监察提出了新的要求，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纠察、法制、审计等多个办事机构防范贪腐，[17]仅仅整顿纪律的决议就有80项。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揭发了一批贪赃枉法的不良分子。根据罢工委员会组织法，渎职、违法的会审处主任谭华泽、招待部主任梁子光等人受到了严肃处理。
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率先设监察委员，由杨匏安出任，[14]这是中共建立纪检监察制度的初步尝试。1925年初，中共广东区委又成立了以林伟民为书记的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杨匏安、杨殷、梁桂华。[15]该监察委员会在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初，监察委员杨匏安就被广东区委派往香港发动工人罢工。[16]
1924年11月1日，由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签发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指出“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明确通告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13]这说明，党的一大以后，党中央“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的工作计划并没有真正落实，而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纪检监察已经呼之欲出，提上了党的建设的议事日程。
杨匏安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广东政府财政部代表，任务是接洽罢工工人回广州后的食宿问题。在遭到港英当局逮捕并获释后，他被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聘任为顾问和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杨匏安是否直接参与省港罢工的防范贪腐尚待考证，但至少对此亲见亲闻，印象深刻。
三、国共合作期间汲取国民党监察工作经验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组织均任要职的杨匏安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有过直接的交集，对该委员会的实际运作及功能有较清晰的认识。这对他日后担任中共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与王荷波主席一道开创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监察工作是有较大借鉴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导师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7]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也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8]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表示，中央今后要“厉行中央集权制”，“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9]
中共三大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之后，杨匏安曾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19]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后，杨匏安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同年11月，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杨还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在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杨匏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九常委之一。[20]同年10月中旬，他参加了国民党执监委员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
杨匏安不仅在中央层面对国民党监察委员会比较熟悉，在地方层面也是如此。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后，杨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对国民党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实际运作十分清楚。同年12月底，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广东省党部成立之后，党务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如党内纪律松弛，派别多，纠纷不已，监察委员起不了督促、整饬党纪的作用等。[21]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首次明确对“纪律”单独设一章，共九条（第十七至二十五条），约占整个党章的三分之一篇幅。其中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党员犯有六项错误之一时必须开除。[10]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延续了二大党章中“纪律”一章，共九条（第十八条至第二十六条）。[11]更重要的是同年11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首次按照党章对一批党员违纪问题集中进行了严肃处理。对于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立场、严重违反党纪的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给予开除党籍；对于公开登报脱离党组织的党员张绍康、陈天均，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12]
中共早期纪检监察制度的孕育与间接借鉴俄共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个“时间窗口”——《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教学.在这个“窗口”节点上，我们要帮助学生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内任意一点与一个有序实数对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进一步构建“数”与“形”结合的纽带，再次感受数形结合思想.简单地说，我们要让学生的思维达到这样一个层面：看到平面上的点，要能意识到其对应着一个有序实数对；看到一个有序实数对，要能反应出其可以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对应一个点.一对数，一个点，形影不离，和谐共存.
和杨匏安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其他同志在江苏省、上海特别市、汉口特别市的国民党党部中还担任过监察委员。1925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国民党江苏省“省党部执监委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22]。在1926年1月成立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中，共产党员恽代英、沈雁冰、林钧、李硕勋、梅电龙、陈比难等分别当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23]共产党员许白昊担任过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监察委员，后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农业用水主要是灌溉，从2005～2017年间，绥中县灌溉面积年平均增长率为2.5%，目前水田灌溉面积1万hm2，旱田3万hm2，蔬菜0.57万hm2。预测在2020～2030年间，绥中县灌溉面积年平均增长率为1.5%，到2030年，水田灌溉面积达1.16万hm2，旱田3.48万hm2，蔬菜0.66万hm2。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立，是中共纪检监察制度孕育发展成熟的标志。就其渊源来讲，与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二大、中共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不容忽视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共纪检监察制度的孕育仅限于上海一地，至少广东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无论从对国民党监察制度的借鉴、还是我党自身执行组织纪律的最初实践，均可在这片南国热土上找到根基。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立，绝不是对俄共（布）相关机构的照搬照抄，而是经过了一个从国外到国内、从国内他党到本党、从本党地方到中央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党同志、各地组织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具体而言，这种探索与实践又集中体现在杨匏安的身上。他在共产党内是最早的地方检察干部，又在国民党内居于高位，与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会打过交道熟悉内情。以他的革命资历与功绩来看，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应是顺理成章的不二人选。1929年起杨匏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春被捕后，严词拒绝蒋介石的亲自劝降，同年8月，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他牺牲后被周恩来称之为“革命领袖”[24]也是当之无愧的。
因机床本身的误差，刀具的误差，刀具与机床的位置误差，加工过程受力变形和受热变形等因素造成的加工误差，影响该项误差因素很多，又不方便于计算，所以设计师根据经验为它留出公差的1/3。
基于抗震性能的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要点分析主要包括：结构抗震设计计算、抗撞墙和防震缝的设计、各种建筑结构的破坏机制的设计等，下面我们着重从这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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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2-0008-04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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