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
陆剑杰在《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2期撰文认为，毛泽东哲学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经不是显学，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毛泽东哲学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因为中国的学者们正热烈地追求和马克思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忽略把马克思跟中国实践联结起来的那段哲学道路，由此也就不能完整准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过程。《哲学动态》2017年9月发表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始时间定在改革开放以后，抹煞了毛泽东在上世纪20年代末即已启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程，并由此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基础的全部功绩。在“真理再评”的问题上，重新回顾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再论了毛泽东哲学的逻辑架构，指明了毛泽东哲学学术创造和完全学术化的进程，确认了它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价值重估”的问题上，叙述了毛泽东哲学价值的体现和接受实践考验的过程，回溯了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全面重估，论定了毛泽东哲学持久的价值发扬的两种方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的价值，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基础的久远传承意义。把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结合起来，显示出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方向：推进其“全息学术化”和“全面历史化”，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以此来保存和传承这一份光辉的哲学遗产。
3)提出了抗超高速“软硬结合、分层配置”的遮弹防护结构，实现了成坑能量耗散与地冲击衰减，为防护设计和加固改造提供了可靠手段。
“两个务必”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基础
李颖在《求是》2019年第6期撰文认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既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体现出毛泽东对即将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高度忧思，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敏锐洞察和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非常注重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中汲取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本色的历史智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把“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毛泽东一贯重视党成立以来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他发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无比欣喜和兴奋，也十分清醒和忧虑。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这样一个全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永不变色、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要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始终保持强烈的宗旨意识和博大的为民情怀，这恰恰是“两个务必”提出的初衷。
建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当代“出场”的基本方式
尚庆飞在《东岳论丛》2019年第3期撰文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下，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过程不仅要“照着说”还要“接着说”乃至“创新说”。这意味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只有不断建构出这一思想的当代“出场”形式才能彰显它在新时代的持续“在场性”。第一，廓清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深度把握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实质上仍然从属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质上是一脉相承又内在统一的，本质上都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谱系。第二，坚持“结合”的哲学方法论以实现毛泽东思想与当代具体实际紧密关联。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新矛盾新问题新特征相结合。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方位问题；另一方面也需以矛盾分析法则为理论指导，综合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第三，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以实现毛泽东思想不断走进当代。一方面是要从当代中国国情、“中国问题”出发，通过运用毛泽东思想精髓来分析现实矛盾，另一面是要通过对具体实践进程中的最新经验加以深刻总结，进而对毛泽东思想加以充实与丰富，赋予其以新的政治内涵与时代特色，从而推动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体系走进当代。
Grice（1967）提出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on Principle” ，即说话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规则，相互配合。合作原则包含的四个准则是：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其中质的准则要求不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不说自己没有足够证据的话。跨文化商务交际中的模糊限制语的运用遵循了该准则。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思想
刘静涵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撰文认为，“实事求是”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虽然“实事求是”一词直至东汉才被正式提出，但“实事求是”思想却早在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中蕴有雏形。“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称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继承了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并对其进行重新定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的这种新的理解，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哲学概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都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以及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必要性。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对其进行创新与发展，赋予了“实事求是”思想新的内涵解析，对“实事求是”思想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与理解。
毛泽东社会治理探索的三重辩证法
简福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2期撰文认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矛盾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形成正确思维、统一党内思想、凝聚革命与建设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实和培育人们积极乐观的革命态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但都要从教育对象出发，要正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要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论》以其独特的理论视野和语言风格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了光辉典范并启示着我们，只有坚持“三观”教育与心理疏导相统一、服务大局与服务个人相统一、正面引导与错误批判相统一，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才能增强教育对象的获得感。《矛盾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文献。《矛盾论》既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和基本内容，也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方法，其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依然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
吴波在《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撰文认为，政党文化主要由政党在发展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学说、组织理念、价值体系等观念性文化，和以政党的制度规范为主体所形成的行为模式、行为作风等实体性文化构成。它发挥着引领政党政治发展、整合政党价值取向、塑造政党行为模式、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注重以先进的政治文化来凝聚民心、引领中国的发展方向。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意识形态、政治品格和行为模式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诞生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经典文献，以其洗练精粹、清晰明快的文风而广为流传，其内在蕴含的话语风格、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深深影响了广大党员群众。三篇经典文献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话语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引领功能；构建弘扬正能量的价值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整合功能；构建党员干部的行为模式，发挥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体系，发挥政党文化的凝聚功能。当前，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三篇经典文献勾勒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建设范式，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路径演进
张放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撰文认为，从新闻记者通过实地考察，将毛泽东的形象和思想传播给海外受众开始，毛泽东正式进入西方视野，为人所知晓。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真正开启于冷战时期，先后产生了两种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历史——区域研究，一种是全球史—比较研究。前者强调将毛泽东置于中国传统与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以突出毛泽东身上的“中国性”特征；后者希望将毛泽东置于全球历史进程中进行透视，以挖掘毛泽东的世界影响与超越中国区域的价值和意义。这两种研究路径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毛泽东研究。历史——区域路径的优势在于对不同类型史料的收集与解读，这恐怕是毛泽东学术研究的基础。全球史——比较路径的研究，其长处乃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透视研究对象，并更为平等地对待可能影响研究对象的诸因素。我们面对西方的研究，应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之对话，既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必妄自尊大。中国的毛泽东研究者更有可能结合两种路径，发挥我们的研究长处，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革命历史进程以及与毛泽东相关的基础史料文献的掌握和解读无疑更具优势，如若能一方面从区域——历史路径中吸收不同于中国学术传统的治史视角，另一方面从全球史——比较路径中汲取着眼世界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关怀，打破视野局限，那么必定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凉亭中看的是什么报
韩晓青在《学术研究》2019年第3期撰文认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著作中的名篇，学界对其有着较多的研究。但对于该文主题的研究尚且比较薄弱。一种观点认为其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主题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目前能够看到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有三个：一是中央档案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为题，收录了《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首页的影印件，其后文部分没有收录；二是1965年12月2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版本；三是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我们认为，《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应该采用“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表述。因为毛泽东“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贯性，并不能说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多快好省”；中共八大主题的改变，间接证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不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论十大关系》长期不能公开发表，也证明其并没有体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一贯的“多快好省思想”；界定《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应该依据公开发表的版本。《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和主张，不应该因中共以及毛泽东本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或者波折而被泯灭掉，反而值得人们倍加珍惜。
《论十大关系》主题考辨
周炳钦在《百年潮》2019年第3期撰文认为，著名摄影家徐肖冰先生有一幅知名的摄影作品：1949年4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凉亭中读报。但至今对于这幅照片的说明词却说法种种。因报纸上有“南京解放”的醒目标题，故一般都写为毛泽东在看南京解放的报道，有的则写为在看南京解放的捷报、号外等等，有的对此还有细节的描写，连摄影者本人也未注意到这是一份什么报纸。这幅照片中毛泽东看的是一份什么报纸？是某报纸的号外，或是专页的捷报？有相关研究者和当事人曾在不同研究成果和场合提出毛泽东阅读的是《人民日报》号外。但经过多次查阅相关报纸，发现4月25日《进步日报》第2版报道“南京解放”的版面，与毛泽东手中阅读的报纸比对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认定：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凉亭中所看的报纸为《进步日报》，而不是《人民日报》号外，或其他报纸的单页捷报、号外。经与照片对比，这一考证得到《毛泽东年谱》的主编、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的认可和赞同：1950年冬我给毛泽东主席管理图书报刊时，主席的报架上就有《进步日报》，主席爱看这份报纸。
《矛盾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李戈在《求索》2019年第2期撰文认为，毛泽东虽未明确使用过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但却在理论和实践中对社会治理展开了诸多有益探索，其社会治理思想及实践有着独特的展开逻辑。毛泽东语境中的社会概念蕴含着大小社会的辩证法。社会治理在政策层面的落脚点是狭义上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小社会领域的民生建设和关系的理顺，但出发点则是勾连着方方面面的大社会革命与改造。毛泽东从对总体性大社会矛盾结构的认识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并以此为依据对小社会领域进行系统调节与改造，从而反过来促进大社会迈向更优化状态的复杂工程。毛泽东一方面着力于构建平稳的社会秩序，为经济和政治建设营造有利环境，另一方面更为注重对社会结构系统和社会价值系统进行改造，服务于社会对自身不合理元素进行扬弃的历史进程，激发社会活力，迈向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在社会结构优化与社会价值更新之间，存在着互相补充、互为支撑的辩证关系，两者共同凸显着毛泽东语境中社会治理的革新性特征。将人民写在理论纲领和政策实践中，是中国社会治理必须坚持遵循的价值准则，也是最大优越性所在。而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则使得人民的主体性得以落在实处、步在正轨。毛泽东关于党与群众辩证法的探索，回答了社会治理在主体建构层面如何避免官僚化和民粹化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处理好大、小社会的辩证法，加强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性；摒弃社会治理的刚性思维，推动社会在结构性变迁和核心价值观念凝练的有机互动中走向进步；处理好党与群众的辩证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范式
通过各种途径，以多种形式加强高等学校财务人员的培训，让财务人员了解《政府会计制度》的各项创新和所产生的重大变化，让全体财务人员全面掌握《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会计准则》的各项规定。同时，要求全体财务人员参与本单位多维科目体系的构建和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平行记账”平台的搭建，要求财务人员结合《政府会计制度》尽快掌握权责发生制度下相关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方法。
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
王小康、陆卫明在《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撰文认为，毛泽东既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最早倡导者，又是领导干部中亲身搞社会调查的杰出典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所做社会调研无数。调查研究工作也直接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在土地革命中前期，他曾在赣南、闽西地区展开过高密度、全方位、系统化的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内容广泛，重心落在土地状况与土地政策问题、阶级状况与阶级政策问题、工商业状况与工商业政策问题、政权组织与建设等与土地革命成败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上。毛泽东农村调研方法系统科学，富于方法论意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调查方面主要有座谈会调查法、数量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基本调查步骤：在调查前期，做好准备工作；在调查中期，深入挖掘材料；在调查后期，做好材料归纳和总结工作。基本调查原则：亲身出马、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和联系群众。在新时代，重温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对于深刻认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党政干部应提升调研意识、培养调研作风，努力做好调研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工作应与党风建设、科学决策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毛泽东文本的当代阅读
罗建华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1期撰文认为，探索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与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内在关联性以探寻毛泽东文本及其思想的当代出场路径，必须根植于科学的阅读方法对毛泽东文本加以深度阅读和准确解读。首先，应当注意拓展阅读，即力求全面占有并精准解读广义的毛泽东文本。之所以必须从广义的毛泽东文本入手才能够继续深化毛泽东研究，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意见，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独白或情感宣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集体讨论和对话中，或在同党外人士、国外友人的交谈中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壮大以及最终获得全面执政地位息息相关，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哲学意蕴。其次，需要注重比较阅读，即辨析毛泽东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及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以透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掌握毛泽东的思想的转变历程需要比较阅读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本，透视毛泽东的思想演变的真实轨迹必须比较阅读毛泽东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再次，急需重视深度阅读，即借鉴吸收多维学术资源以刷新文本阅读方法，包括 “文本直读”与“症候阅读”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演变历史双重线索的融合中解读，以及注重政治立场与理论视角的多重比照并结合当今中国实践加以理解。必须在拓展阅读、比较阅读与深度阅读 “三维一体”的科学阅读范式中继续深化毛泽东文本的当代阅读，以切实推动毛泽东研究向前迈进。
数学科高考试卷包括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三种题型.三种题型考查的目标各有侧重，选择题和填空题主要集中在对知识的了解和理解层次的考查，主要是使试卷有较大的覆盖面.依据测验分类，应该属于速度测验.解答题侧重对数学能力的深入考查，更多地发挥选拔和区分功能，应该属于难度测验.三种题型试题的难度经过加权平均得到整卷的难度，哪种题型的试题对整卷难度的影响最大？在进行整卷难度调控时应该首先考虑调整哪种题型的试题？
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的继承
高茂森、仝志辉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撰文认为，人民中心论在治国理政各领域坚持人民中心价值，在坚持人民主体性、坚持人民历史创造者地位和坚持矛盾辩证法哲理思维方式等方面继承了毛泽东人民观。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中国革命，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使用人民一词时内在地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民主体性观点，遵循了认识治国之道实践性逻辑前提以及方法。此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党内政治文化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中。在宪法纪念日、人代会、党代会、政协会议、会议精神研讨会等讲话中，习近平多次提出要坚持、尊重、发挥人民主体性就是最好的证明。人民群众具有主体性，并且人民群众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人民观使得中国人民从半肯定民众主体性半信奉超自然力量的传统政治思想观念史中解放出来并帮助人民群众提升了觉悟，认识到了人民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主体性地位，感受到了自己的历史创造者角色。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的核心主张给予了积极肯定，继承了毛泽东的科学观点。毛泽东的人民观是对社会矛盾运动分析的结果，人民概念跟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确定，实质上是一种对国内国际社会现实变化分析基础上确定的团结对象。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继承了这种对国内国际社会进行现实关注，跟随社会形势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进行理论阐述与表达的逻辑理路。
(责任编辑：刘正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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