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党始终坚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贯穿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建的红线，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拓展，取得成效。但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形式化、表面化等现象，这与党建过度依赖行政组织的强制命令方式有关。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需要探索党在行政体制之外领导社会、联系群众的新路径和新方式。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组织部自2012年开始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运营党群服务中心，在组织部领导和机构运作下，区党群中心与街道的党建服务中心建立了联动机制，指导和服务于基层党组织；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建立以党员志愿者为支撑的志愿体系，链接政府、社会等多方资源，将党群中心打造成为社会治理的区域性平台，辐射社区，服务居民，探索了一条党的社会化的领导途径。同时，也实践了社会工作机构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
[关 键 词] 社会治理 党建社会化 社会工作本土化 行动者
一、问题的提出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基层党建也是建立在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之上的。在革命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党拥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以群众利益为核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建立密切的情感联系，才能使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社会建设初期，党发挥了这一优良传统，与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有效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伟业，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在品格。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城市发展出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不仅是计划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基础，也是党贯彻政策方针，联系群众的组织体制。个人通过单位通道和国家公共组织体制建立起连接，公共制度通过单位通道和执行角色间接“回应”公众诉求，①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党的方针政策可以通过一个个单位得到有效地落实。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体制改革的推进，单位制开始瓦解，体制外组织、流动人口等带来了管理压力，导致了社区制的出现。但是旧有的“公共体制—单位—个体”社会治理结构的解体造成个人与公共组织之间的制度化连接中断，②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社区制难以承担旧的单位所具有的应责、代表、协调和勾连的角色，新兴组织的党建空白也使党难以建立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机制。因此，伴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基层党建也一直在着力推进，如早期的“两新组织党建”、“街居党建”，之后“区域化党建”、“网格化党建”、“支部建在楼上”，以及党员在单位与社区“双报到”“大联勤”等均是党面对不同时期社会形势进行的联系群众、领导社会的创新举措。不同城市也有很多创新的做法，如上海“康乐工程”、“五角场党建”，北京“部长进社区”活动、“红细胞在行动”党建工作，武汉百步亭社区的“红色引擎工程”等。这些方式强化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培育社会，服务居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众所周知，个别基层党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形式化、表面化的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层制领导方式有关，使一些基层党组织习惯于依托行政体制资源推行党的方针政策，如通过下达文件的方式，要求基层将“两新组织党建”“党员双报到”严格地作为任务落实。近年来，很多地方也进行了很多探索试图突破这种依赖单一行政资源的做法，如“楼宇党建”、“支部+”模式、“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说，基层党组织仍然习惯于依托行政资源和强制命令等形式，使基层党建面临着动员能力不足、组织边缘化等现象。加强基层党建，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需要探索党在行政体制之外领导社会、联系群众的新路径和新方式。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组织部从2012年开始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运营党群服务中心，在组织部领导和机构运作下，区党群中心与街道的党建服务中心建立了联动机制，指导和服务于基层党组织；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建立以党员志愿者为支撑的志愿体系，链接政府、社会等多方资源，将党群中心打造成为社会治理的区域性平台，辐射社区，服务居民，探索了一条党的社会化的领导途径。同时，也实践了社工机构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近来，针对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有效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学界对于党组织在社区或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关注越来越多，正在进行把这种现象学术化的努力。研究揭示中国共产党通过基层党建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策略主要有嵌入、吸纳和引领三种方式。
(2)创客具有分享精神。分享是成功的基石，只有愿意将自身想法或成果分享给他人的个体，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创客。
首先，中国共产党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是组织嵌入和党员嵌入。③刘伟：《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组织嵌入是指在社区各类组织、机构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嵌入是指通过动员、组织、推荐或任命党员进入基层治理一线，担任领导干部或积极分子。陈家喜等认为，执政党除了要善于将体制外民众政治参与的诉求纳入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之外，更要善于将现行体制内的组织资源嵌入到社会中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具体实践形态包括组织覆盖与资源整合、“公职党员”浮出社区、老年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党建活动、党组织成为利益调解人等。④陈家喜、黄卫平：《把组织嵌入社会：对深圳市南山区社区党建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彭勃等指出，建国以来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深深嵌入和内化到各类基层单位中，使政党组织与政权组织、经济组织和军事组织充分融合在一起。①彭勃、邵春霞：《组织嵌入与功能调试：执政党基层组织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韩福国等也认为，作为一个结构性存在的“中国城市治理中的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必须超越简单的“党建研究”或者单纯的“城市治理”来看待，基层党建要实现“引领”，需要将开放式党建“嵌入”到具体社会治理中，形成一个“党社双向开放”结构。②韩福国、蔡樱华：《“组织化嵌入”超越“结构化割裂”——现代城市基层开放式治理的结构性要素》，《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在党员嵌入方面，执政党对干部特别是对党员干部的影响和控制是党员嵌入的重点。③罗峰：《政党在国家构建中的人事嵌入：从革命到执政的纵向考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近年来各地选派党员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到基层参加扶贫、推动基层公共事务治理，也是党员嵌入基层的表现。④谢小芹：《“接点治理”：贫困研究中的一个新视野——基于广西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基层实践》，《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3期；王亚华、舒全峰：《第一书记与农村领导力供给》，《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郭小聪、吴高辉：《第一书记驻村扶贫的互动策略与影响因素——基于互动治理视角的考察》，《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4期。党员干部联系点等嵌入到基层治理中的工作方法回到学者关注的视野当中。⑤吴新叶、赵挺：《建设性空间：党员干部联系点的运转及其不确定性的克服——以基层治理为视角》，《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其次，党组织会通过体制吸纳等方式将社区中的精英或组织吸纳进入既有体制，使其能为体制所用，从而整合社区资源。肖存良等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横向的统战网络，在全国各地面向各阶级阶层建立横向的统一体系，把多元化的社会整合起来，把横向的多元社会体系吸纳到政党周围来，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局面。⑥肖存良、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还有一些学者发展了康晓光“行政吸纳”⑦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7年第2期。的概念来研究社区组织，提出了“治理式吸纳”、“体制性吸纳”、“行政吸纳服务”等相关概念框架从多个面向探讨中国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杨宝强调“治理式吸纳”对行政吸纳社会的已有策略是一种拓展，不再是控制与发展的二元状态，而是政府主导下的合作与吸纳并存。⑧杨宝：《治理式吸纳：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社关系互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4期。尹广文指出“体制性吸纳”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吸纳和整合，使其能够从一开始嵌入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水乳交融、相互倚重之格局，并最终达至“共创共享”之局面。⑨尹广文：《从“行政化控制”到“政治化吸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唐文玉指出“行政吸纳服务”的核心内涵在于政府通过培育和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使民间组织为政府所用，充当政府公共服务的帮手，从而达到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政府的公共治理绩效与合法性的目的，而民间组织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必需资源，有利于实现组织的发展目标。⑩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期。陈天翔等则注意到了国家对社会组织赋权的偏好、条件，进而发展出了“甄别性吸纳”的概念。⑪陈天翔、应优优：《甄别性吸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常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最后，一些学者则在反思嵌入和吸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建引领社区的理论观点。孙柏瑛等批评嵌入和吸纳理论忽略了“价值引领”在党建治理社区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党历来十分重视以价值为核心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在基层党建中，党组织会通过塑造合法性、树立核心价值和培育公共文化来实现价值引领。⑫孙柏瑛、邓顺平：《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刘伟也批判传统的“嵌入吸纳制”研究忽视了党对基层社会领导方式的创新，并提出了“服务引领制”观点作为替代性理论，即执政党采取精英—大众整合、服务吸引和存量管理的方式，以满足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在服务中引领基层社会发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⑬刘伟：《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陈亮进一步细化社区自治、共治的差异，展开分类引领，针对社区公共问题的不同类型，分类引领表现为价值引领、共识凝聚、资源整合、复合引领等多种具体逻辑。①陈亮：《分类引领与功能优化：新时期下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逻辑与路径》，《天府新论》2018年第1期。
6.人才建设功能：强化社工培训与孵化志愿者团队
图1 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行动者”分析框架
三、鹿城区党建模式的“结构—功能—行动者”
（一）兼容开放的组织结构
党建模式下的组织结构受到党建制度创新形塑，并与外界社会环境不断地互动。2013年，鹿城区委组织部创造性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了鹿城区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和乐”），主持鹿城区党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党群中心”）的运营工作。这是温州市乃至全国第一个将党群中心整体委托给专业社会组织，旨在运用专业化、社会化和项目化的运作机制，吸收社会领域的价值理念、沟通方式和组织技巧等，搭建党建资源共享互补共用平台，促进了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功能的发挥。“和乐”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通过与组织部签约承接了党群中心的具体运行，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②潘秀慧：《探索基层党建新路径对话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华东理工大学郭圣莉教授》，《温州人》2015年第11期。
党建模式形成了兼容开放的组织结构，结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不同的功能并相互依存。各结构内的不同行动主体的行动建构了组织建设、社会支持、服务、文化继承与社会融合以及人才建设六大功能，形成了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功能统一体。具体功能体系如图3所示。
图2 鹿城区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体系结构图
（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功能体系：六大功能系统性运转
鹿城区基层党建工作面向社会开放，突破固化的单位组织结构，实行兼容开放的组织架构，具体的动态架构如下：组织部购买服务，和乐运营党群中心，但不限于场所的运营，而是通过组织部的领导与合作，使党群中心成为区域化党建的中心，打造党建社会化运作的枢纽性平台，引领社会治理整体运行。经过4年多的运营，党群中心成为了该区的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基地，党政社合作网络中心，资源聚焦平台（物质与人才），文化传承与市民融合基地。并打造出了“研发、孵化、培训、输出”的一站式“先锋智库”模式。组织部主导，党政社的网络为后台支持基础，党群中心为前台工作中心。打破层级结构，构建区、街镇、社区的三层次框架，建立党建引领下的服务于基层党建，服务于居民的支持体系。通过和乐来运营党群中心，党群中心的组织结构分为：三大学院，二大基地（党建基地，人才培养基地），一个枢纽型资源信息聚焦功能平台（政治生活馆，社会组织生活馆，沙龙，党代表室等）以及强大的志愿者团队。基层党组织与党群中心互动，得到党群中心的服务与支持，并且在党政社后台的指导下行动。它的组织架构已初具规模，由14个街镇、两新组织、226家社区村民支站、17家主题红色驿站等组成基层党建的阵地网络。鹿城区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另外，线上建立健全区街组工干部、村（社区）书记和支部党员三级微信群，实现了手机网上办公互联互通，使日常党建工作变得方便快捷。立足于便民服务，以党员志愿者队伍为标杆，通过为公益活动提供场地、技术指导，引领其他有益的社会组织孵化、成长，集聚社会各方资源，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区的党建+网络+社会服务体系。
图3 鹿城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功能体系
1.基层党组织建设功能：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根据政策要求和基层情况，党群中心服务于基层党组织建设，服务于基层党员，与基层党员建立联系。它服务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经历了以下发展历程：第一，特色组织生活会。初期党群中心从打造基层组织生活会切入，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以鹿城区“6+1”主题党日活动模式为框架，为满足不同基层党组织的不同需求，推行“私人订制”式主题党日活动，吸引全市各级基层党组织前往体验。党群中心专业团队根据基层党组织实际情况精心设计、策划组织生活内容、形式，定制特色组织生活服务，甄别性地向基层党组织输送方案和配套物资。第二，政治生活馆。政治生活馆为体制外党的基层组织营造开展党员生活的公共空间，并且党群中心为来参与活动的基层党组织提供师资力量支持。在这一开放的场合中，形成了党员开展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各基层党组织成员在此进行讨论、交流，使得这一场所承载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第三，党员谈心室、先锋录音室。鹿城区三万多名党员中有一万多名都是老党员，近距离阅读困难、普通话又听不清楚。为扫除党的知识扩散和话语传播的障碍，党群中心组织党员志愿者录制温州话版的音频学习材料，供基层党组织使用。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党员群众，健全党员队伍，中心成立了党员谈心室，关爱党员的心理健康与生活困境。第四，书记学院。书记学院由初期的组织生活会发展到面向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提供定点集中和专项主题培训。并在增强针对性和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第五，红领学院。学院致力于党建引领、实质作用发挥，依托区、街镇党群服务中心资源，构建总院和分院两级联动的学习成长、互动交流平台。围绕“党建强、发展强、人才强”的目标，从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实际出发，加强制度设计，规范操作流程，明确考评标准，着力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两新党务后备人才队伍。
粉彩花鸟画并不是为了画花鸟而刻意为之，这种做法常常是以人为主导，为了说明或者传达人的思想意识。古人常常借花鸟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强调借物抒情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花鸟题材在粉彩绘画中的人的意识的传达。
2.社区支持性功能：多元支助、敦睦他者
努力建立健全党员发展制度。对党员进行规范、全面的思想等方面的教育，需要国家建立与完善相关党员发展制度，对培养党员有方向性指导性的作用，此外，在制定完党员发展制度，可以根据以这个文件为根本党员发展制度的文件，根据职业的不同，制定更多更细的文件，如高校师范生党员的培养、高校非师范生党员的培养等。有了这些文件，高校对于党员的培养，更有方向性，更能培养合格党员以及优秀党员。
替奈普酶的分子结构在人天然tPA分子的基础上做了如下修改：将位于Kringle 1区的第103位苏氨酸和第117位天冬酰胺分别换成天冬酰胺和谷氨酰胺，将C端胰蛋白酶样蛋白水解区的第296～299位氨基酸换成4个丙氨酸。替奈普酶比阿替普酶具有更高纤维蛋白特异性，对PAI-1耐受性更强，血浆清除率更低［35-36］。
多元行动者的涌现是实现基层党建功能整合和转换的关键一环，换句话说，积极行动者的诞生，是使得基层社区治理得以系统性、整体性运转的核心要素，需要把行动者拉回到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场景中。组织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业工作人员、体制外基层党组织成员、志愿者等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多元行动主体。组织部为党群中心的运营提供政策、资源、项目支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运营党群中心，提供专业支持，并创建专业的人才孵化院校；党员志愿者引领的志愿者团队区别于一般的志愿者队伍，实现了志愿者之间的互助，孵化志愿者队伍，并且开展具有实质社会效益的志愿活动。
（1）对自身公共英语水平的认知。有1 085人（占大二及以上学生的89.7%）通过大学英语四级，643人（占四级通过者的59.2%）通过大学英语六级。208人（占总体的11.0%）3道基础英语测试题全对，135人（占四级通过者的12.4%）四级通过且3题全对，95人（占六级通过者的14.7%）六级通过且3题全对。以上数据反映我校学生四、六级通过率总体尚可，但实际运用时，3题全对者均不超过15.0%，说明四、六级通过仅能部分反映当时的英语水平，我校学生普遍公共英语水平不高。
党群中心支持街镇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进行社区活动，服务于社区居民。它的功能实现形式经历了由探索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第一，“初心号”党员志愿服务团支助。“初心号”组织“路虎”、“保时捷”等车主俱乐部，打通党员志愿服务的交通大动脉，定期集结各行各业的党员向鹿城西片志愿服务资源相对稀缺的街镇输送专业的服务，包括各类公益讲座、多种便民服务、邻里百家宴等。第二，创意项目、提供师资、培训人才，支持社区开展服务。由政府购买服务，社区通过竞选获得服务的机会。起初是创意手工坊，后来到非遗造物坊、非遗创艺坊。党群中心为基层社区引进名师，开出相关的公益课程。如“丝之韵”葫芦丝、国学班、小小剧院、声乐班、演讲等。中心开通微信公众号，社区在这一平台上竞选相应的服务项目，中心依据竞选的结果，来提供相应的师资服务，送课程进社区。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则是采取对社区派来的老师进行相关培训的方式提供支持。第三，对外来务工人群子女的社会支持。党群中心对其居住空间进行改造，整合社会资源，聚集专业设计师为外来农民工子女的住房进行设计，志愿者落实设计，募集物资，着手去改建、营造居住、学习空间。改造完成之后，党群志愿者将开启为期一年的陪伴服务，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通过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区支持，以减少城乡分割和地方本位带来的“二元社区”隔阂，外来务工人群与本地居民之间由相互对立、相互防范的负向互动转向相互包容、相互合作的正向互动，以实现“敦睦他者”，社区内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和睦相处，促进社区和谐。
服务性功能的实现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链接企业等资源辐辏到党群中心平台来服务居民。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家庭教育。鹿城区妇联主办、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打造的家庭教育品牌项目“家育互晓”。“我们都是小小急救员”，来自和乐的应急救护人员给50余位小学员们讲授急救知识。第二，青少年活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等机构携手鹿城党群走进藤桥镇香樟小学，为孩子们购置了少数民族服饰，举行少数民族趣味文体游园会和大型眼科义诊活动。第三，《绘本作文》公益课程。由鹿城区文广新局主办，鹿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和蒲鞋市街道青园社区共同承办《绘本作文》公益课程，从在鹿城区文化中心城市书房开课，累计服务180余个亲子家庭。
3.服务性功能：资源辐辏助力服务均等化
但是我没有得意多久，我妈就来了，我妈手里还拿着昨天扔我的那把锅铲，她叫嚷嚷着，陈胖子你胆子长肥了是吧，然后锅铲就飞了过来。
4.公益功能：凝心聚力建构情感联结
为了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和乐社工团队开发公益活动，做好事、行善举，给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和乐公益功能实现形式具体包括以下几类：第一，自闭症儿童关爱行动。推出自闭症儿童芳香照护暨家长喘息计划，提供芳香照护、心理减压、家长喘息等一系列服务。第二，暖冬行动。党群中心向全区发出倡议书，呼吁为环卫工人、协警、协管员、送餐员和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送去冬日温暖。全区各级党群服务中心共筹得各类防寒物资26000余份，受益户外劳动者达6000余人，此外，还有许多餐饮企业为户外工作人员提供休息场所和免费餐饮。第三，被羁押未成年人富心计划。2015年以来，党群中心“被羁押未成年人富心计划”持续深入温州看守所，不断为失足少年提供物质保障、情绪疏导、文化素质提升、就业技能传授等服务。第四，党群中心“一起为老人”项目。“一起为老人”项目发出公益召集令后，贫困老人成功与爱心人士结对，每月补助，请老人们吃暖心分岁酒，冬送温暖，夏有清凉，义诊义剪等一系列便民服务送上门。
5.文化与社会融合功能：强化文化自信与新居民的同质认同
除了在学校里面习得的技术性文化之外，党群中心注重加强学校外的文化功能培育，潜移默化中强化基层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信。针对发挥文化功能开展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两项：第一，青少年领读计划。鹿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鹿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共同推出共读研习坊—青少年领读计划，旨在培育一批青少年作为读书会领读人，培养学员独立组织开展读书会的能力、组织力、沟通表达力和公众演讲力。第二，“思享”读书会。蒲鞋市街道携手鹿城区党群中心、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18年蒲鞋市街道思享读书会启动仪式暨领导班子读书会首场活动”培养机关干部崇尚阅读、自觉阅读的良好习惯。另外，除了文化功能的培训外，党群注重强化城乡社会融合，弥合城乡之间的理念差距，并且服务于新居民，让新居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城市生活各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具体活动开展如下：第一，乡村振兴写生活动，由鹿城区文广新局、鹿城区党群服务中心、鹿城区山福镇主办的“乡村振兴—诗画双溪”写生画捐赠活动走进山福镇双溪村，来自温州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50余名学生用画笔讲述乡愁，并现场将精心创造的绘画作品全数捐赠给了该村作为文化礼堂建设的素材。第二，新居民融合。鹿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和温州宏源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党总支共同主办新居民子女四点钟公益课堂。每周三下午来自温州商学院金融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和南郊街道东龙社区的文化志愿者都会准时走进益民小学，为新居民子女带来“指尖下的传承”非遗社团课。新居民在这些活动中，感受到亲情、分享到快乐，提高了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有利于打破城乡分割与区域封闭，实现新居民对城市社区的“同质认同”，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嵌入、吸纳、引领三种实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策略的研究，从主体建构到机制运行再到价值引领层层递进，对于推进社区党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明显忽略了一点，除了嵌入、吸纳以及价值引领维度之外，如何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城市社会治理当中去，使得党能够灵活、有效地引领社会治理？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目前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温州市鹿城党群服务中心的长期跟踪，发现其探索出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实现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无缝衔接，具有推广意义。基于此，笔者建构“结构—功能—行动者”分析框架，解释温州党建模式的特色。结构为党建制度创新所形塑，并不断与外界的社会环境互动，形成一个兼容开放的组织结构。结构各部分之间发挥不同的功能并相互依存，满足多元主体的需要，构成一个社会系统功能体。把行动者拉回到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场景中，作为结构与功能衔接的桥梁，结构建构和规范行动者角色，多元行动者在党群中心这一结构平台上，汲取各方资源，积极行动发挥自身的功能，而功能的实现不断地回馈行动者，实现行动者的持续孵化。结构、功能、行动者三个维度建构的一个动力系统推动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整体性地往前推进。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社会工作者是许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基层社区都亟需的人才。特别是目前我们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除了以前的弱势群体作为社工的服务对象外，又增加了新的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因而党群中心加强对社会工作人才的培育。另外，志愿者致力于免费、无偿地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志愿工作作为一种具有组织性的助人及基于社会公益责任的参与行为，必须受到重视，党群中心因循“为项目找志愿者，为志愿者找项目”的工作原则，专门开设志愿者学院，孵化志愿者团队。具体人才建设如下：第一，社会工作专业培训，台州全市（17613位）以及温州鹿城（1200）开展社会工作者考务在线培训，总计服务489200人次。城市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培训班开班以来，该中心已培训鹿城区社会工作者5000余人次。第二，志愿者学院。为进一步提升志愿者的服务水平，促成志愿者粗放式服务向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有效转变，中心还开设了志愿者学院，定期开展志愿者礼仪、应急抢救、心理辅导等专业培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提高志愿服务质量。鹿城党群服务中心有一批注册的“红色”志愿者。注册志愿者需累计培训满4个学时且服务满5次或时长满20小时，并通过专业考核。设置奖励机制，设立积分排行榜，依据积分对注册志愿者进行星级评定，并作为回馈志愿服务的免费技能培训、公益课程、志愿礼品的兑换依据。除定期组织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外，实施志愿服务“派单”制，根据基层实际需求，开展特色定制。同时，建立了一套服务志愿者的回馈机制。
（三）行动者：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参与
虽然已有学者对价值共创体系评价工作展开了诸多研究，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已有研究以传统竞争环境为背景，以单个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为理论基础，不适于当前的超竞争复杂动态环境，难以精确地描述价值共创体系中企业的持续竞争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其次，基于传统理论的静态性价值共创体系评估方法无法真实评估企业价值创造体系的价值创造能力，基于系统视角对企业价值共创体系评价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动态演化和涌现的整体系统特征。
抗胃癌植物类中药药味以苦、甘、辛为主，丰度分别为0.612、0.518、0.271；主要涉及品种包括白花蛇舌草、丹参、缬草、柴胡等，详见表3。临床在选择组方入药时应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及个体特征充分考虑上述药味特点。
党群中心着眼常态发展，探索建立志愿者招募注册、时间记录、考试考核、激励保障等制度，形成一系列特色品牌，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建设不断加强。目前鹿城区共有352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其中核心的72支队伍、5453名登记党员志愿者已全部依托区党群中心这个平台，实现与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和统一调度。以骨干党员志愿者为核心培育区党群中心专属型服务队，帮助村（社区）、两新组织孵化属地型服务队，并借助党群公众号、微信群等集聚市区两级机关、医院、学校等单位的党员打造联动型服务队。
另外，党群中心推行党员发展管理积分制。对入党积极分子，设置服务指数与积分达标要求，即设学习指数、服务指数、激励指数等三项指数，除激励指数设限外，学习指数、服务指数不设上限，以激发其学习服务主动性与积极性。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在培养期内参加一定次数的公益活动，并将其参与的表现作为成为发展对象的重要参考。通过强化其为民服务意识，确保把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也为广大群众搭建入党的公平竞争平台。对党员实行志愿服务积分制管理，引导党员积极参与邻里互助、志愿服务，为群众办好事、解难题，让群众看得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群中心灵活采取派遣、定制、驻点、互助等多种模式，有效输出服务。“红色专列”是党群中心推出的新活动。即由党群中心事先发布村（社区）群众需求，志愿者根据专业特长报名并认领“车厢”，集结后于每周日“开”到村民中心，带动当地党员志愿者开展服务。另外，党群中心为提高志愿者输出服务的效率，重点策划“小而美”，既方便参与又能使他人受益的项目，避免党员对服务目标群众的模糊认知，或党员志愿者对形式化服务的反感，对“高大上”服务的无能为力。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分享“乐人乐己”的志愿情怀，实现了服务群众的价值与期待。
四、结论：党建社会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
如何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社会治理中去，温州市鹿城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经验走出了一条由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道路，体现为党建社会化、社会工作本土化。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基层党建经验，并且在理论上回答了如何摆脱基层党建的行政化、形式化困境。它探索出的实践经验包括以下三点：
（1）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链接社会、市场可行组织资源。党的政策指引与组织领导框定了基层社区治理的使命、方向与目标。组织部根据党的政策，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对不同时期任务，进行组织领导，并向下面的条块提出具体要求（和乐、街镇等），党群中心完成各个阶段中心任务，达成领导的目的。具体的事务交给和乐运营，和乐以敏锐、灵活的形式完成任务，但是组织部并非就完全做起甩手掌柜，而是进行过程领导，以确保实现方式目标符合党的政策方针。并通过多渠道进行监督并调整。
（2）社会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应用。社会工作者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实现党的资源活化。党建社会化，通过社会工作组织来承担党群中心的运营。之前，对于鹿城的党群服务中心模式一直处于模糊的认知状态，研究党建的认为是在做社会工作，而研究社会工作的认为是在做党建。经研究，笔者发现其实是在做党建社会工作，即党建社会化方式运营，而社会工作实现了中国的本土化建构，依靠党的领导，活化党的资源，服务于社区居民。
（3）多元行动者的协同参与推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共治。在组织部项目、资源支持下，和乐平台承担资源链接作用，搭建整个框架，行动者在党群平台里面，汲取资源，实现资源的活化。通过积分制使得单位党员加入现有组织，同时原来单位资源未切割，以积分上墙的形式调动其积极性。另外，项目制以实效为本，切实开展具有社会效益的项目活动，为项目找志愿者，为志愿者找项目，使得志愿服务具有价值，发挥正向功能。在更广视域内党群中心具有资源集聚功能，志愿者学院通过培训，孵化志愿者队伍。志愿者之间还可以相互服务，例如盲人志愿者团队、残障志愿者结婚拍结婚照等，志愿者自助与互助构成一个网络系统。区域内党员志愿者组织得到培育、孵化、扶持和服务，成为支撑、保障社区党建的重要载体。
实践经验的总结为其理论上回答基层党建行政化、形式化困境奠定了基础。温州市鹿城区的党建模式，既保障了党的执政党地位，又摆脱了单一依靠行政资源的工作方式，找回了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首先，从结构维来看，构建兼容开放的组织结构，组织部主导，党政社的网络为后台支持基础，区级党群中心为前台工作中心。组织部建党群中心的平台，支持辖区街道，基层党组织，企业党组织，活化基层党组织的资源。另外，和乐成为在党的领导下的一支社会组织，既保证党的领导，又有专业性，社会性，使得党政部门购买和乐服务，企业等资源进入，建构一个网络。这就摒弃了之前党建传统的行政化领导方式，以社会化方式整合资源，以专业化方法引领共治的党建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其次，从功能维来看，组织结构的开放兼容特性使得各个部分之间发挥不同的功能并相互依存，组织建设、社会支持、服务、文化继承与社会融合以及人才建设六大功能得以系统运转。最后，从行动维来看，把行动者拉回到了结构与功能分析的场景之中，多元行动者协同参与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共治，并且实现了志愿者的持续孵化。尤为具有创新意义的是社会工作理念的本土化建构，区分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者研究，单纯强调其专业性，在中国话语情境下，社会工作最大的特色，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恰是找回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题中应有之义，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话语情境下的本土化建构。
Socializ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Wenzhou Practice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Social Governance
ZHANG Liang，GUO Shengli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how to achieve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establish close tie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equires new ways for the party to lead the society and connect with the people outside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ince 2012，Wenzhou Lucheng District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has introduced a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to operate the party group service center through the“purchase service”method.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operation of organization，the district party group center and the party building service center of the street have established a linkage mechanism.They discovered a party’s social leadership approach.At the same time，it has also practiced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socialization of party building；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actor
[作者简介]张良（1989-），男，山东肥城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基层社区治理；郭圣莉（1964-），女，山东招远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基层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5-0009-10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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