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安徽大别山独特的红色家风，是由革命者童年生活磨炼、优秀革命文化和大别山家风传统三方面融合而成，内容主要包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情操和重情义而又公私分明。大别山红色家风教育方法有率先垂范、防微杜渐和思想教育。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研究和宣传，能够扩大安徽红色文化影响，为领导干部提供家庭教育的典范，有助于抵制不良社会风气。
[关键词]大别山；红色家风；革命文化；家训；无产阶级道德情操
安徽的大别山地区是革命老区中的革命老区。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早，在1920年就建立了“中国革命小组”。这里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在这里开创的豫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鄂东北革命根据地合并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这里也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策源地，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根据地共组建了150支红军队伍，其中安徽的大别山地区就组建了15支。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扭转了解放战争的局势，使得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1]。革命在安徽大别山地区扎根早、扎根深，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的许多著名将领，主要包括洪学智、皮定均、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曾绍山、于侠、王远芬、邬兰亭、李国厚、汪少川、张贻祥、陈祥、胡继成、戚先初、董洪国、詹大南、刘述刚、李开文、汪荣华、陈一新、陈瑞先、林月琴、周光、张泰升、骆斌、夏德义、梅少卿、曾昭敏、陈崇礼、窦尚初等，他们不仅战功赫赫，还留下了许多优良的红色家风，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别山红色家风的文化源泉
(一)童年穷困生活的磨炼
安徽大别山区的革命者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深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由此自小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主动要求走革命道路。例如洪学智幼年住在租来的草房子里，家中只有两亩贫瘠的山坡地，3岁丧母，靠父亲裱糊字画、烧制木炭、编手工艺品等辛苦养大；皮定均出生于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出生半年后父亲去世，3岁时母亲改嫁，他就跟着瞎眼爷爷讨饭生活；张贤约家也是租富人的两间草屋住，佃三亩地耕种，交完地租后只能勉强糊口，遇到年景不好连地租也交不起，只能借驴打滚的高利贷；陈先瑞家有五间土房，租佃土地来种，遇到好年景还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遇到灾年就只能吃地瓜干、野菜度日，为给母亲治病，家里还欠下了一大笔债；林维先一家九口人，租种两亩地，他从小就跟父亲去河里淘铁沙，挑到几十里之外的铁匠铺去卖，仍然不得温饱，有时也要靠借贷度日。其他革命者的家庭状况也与他们几个相差不大，一般都是在忍饥挨饿中成长，过早地承担了劳动重担。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反动统治的腐败，促使他们急切地想反抗黑暗的现实。童年的艰苦生活，养成了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磨练出他们的坚强意志。
更重要的是，革命者们在这种贫苦生活中成长起来，也在内心中培养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例如母亲就曾嘱咐皮定均：“有讨饭的来时要给人家饭吃，不要给人家吃了一半的剩碗底饭吃。”[2]皮定均牢记母亲的叮嘱，每次外出见到背着重物的群众，都会让驾驶员把群众捎上一程，遇到群众拉车上坡，也会和随行人员下车帮忙推车，把家里的服务人员都当成家人，教育孩子尊重他们。林维先也时常对孩子们说：“你们也是农民的后代，你们一定不能有任何优越感，不要认为可以享受到任何特权。”[3]35这些革命者在工作和生活中，从不把自己当特殊人看待，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与普通群众亲密无间，从生活细节中杜绝特权思想，全心全意实践为人民服务宗旨。
(二)优秀革命文化的锤炼
与其他革命老区相比，大别山革命老区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具有连续性。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它都有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存在，革命历史长，革命传播广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历经磨难，大别山的革命群众也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创作出《八月桂花遍地开》等革命歌曲，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大别山区的革命者，都是从普通士兵干起，经历过张国焘的错误“肃反”、长征和解放战争等艰苦考验，洪学智、皮定均、陈先瑞等人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历尽磨难之后，他们依然痴心不改，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坚决跟党走，相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这些革命者经历革命熔炉的锤炼，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接受优秀革命文化的教育，逐渐成长为具有崇高信仰、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大别山地区的优秀家风传统。
大别山的革命者重情重义，夫妻感情深厚。解放初期，有些干部自以为飞黄腾达了，就有了换老婆的龌龊想法，而大别山的革命者们并不受这种坏风气影响，与曾患难的妻子愈加恩爱和睦。张贤约的夫人杨益华也是一位革命者，两人志同道合，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勉励进步；李国厚的老伴病重，他不离不弃，自己服侍照顾老伴，老伴也理解他，从无怨言；李开文革命多年，已经是厅级干部，由于思念分别多年的妻儿，拒绝优厚的职务，回老家去寻找妻儿，此时的妻子已经两度改嫁，两度丧夫，但李开文不计前嫌，多次去央求妻子破镜重圆，最终感动妻子，其事迹也感动了许多人。
二、大别山红色家风独特内涵
徐立清、林维先、于侠、周光等都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在子女遇到困难而迷茫困惑的时候，他们会站在革命历史、党的宗旨和家境变迁等角度帮助子女疏通思想，提高觉悟认识，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1963年华北的洪水刚退，陈瑞先的儿子陈建国坐火车去呼和浩特等待分配工作，路途遥远，要三十六个小时才能到，有几位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济南打电话给山东省委，要求派车接他们坐飞机去北京，陈瑞先听儿子说了之后很生气，开导儿子说：“你可千万不能学她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同群众同甘共苦。我们没有一丝一毫搞特殊化的理由。”[3]135林维先的女儿林鲁杰下乡当知青，曾因劳动辛苦而哭诉，林维先告诉她庄稼活里也有许多学问可以学习，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林鲁杰在父亲的开导下，树立了信心和勇气，很快融入了农村生活，被评为优秀知青代表，并坚持学习，后来做了医生。
老巴摆着手道：“绝对不能。阿里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姆妈。见到姆妈，他就安心。你要告诉了他，万一他明白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姆妈了，他这辈子哪里还能快活？说狠点，不小心诱发出更狠的病，我们都会吃不消。昨天晚上你也见识了，他发作起来，我们都治不住。还是得让他有个念想。慢慢来。”
(一)继续保持艰苦朴素作风
历史上不乏有农民起义的例子，陈胜、李自成、太平天国等都使得统治阶级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们一有成就就忘乎所以，骄奢淫逸，脱离群众，因而又迅速败亡了。大别山区的革命者大多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环境熏陶和朴素的道德教育，继承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典型之一就是艰苦朴素的美德。洪学智的一床毛巾被传承了三代人，一床鸭绒被伴随十多年，一床皮褥子成了传家宝，一只柳条箱用了十七年，两双皮鞋穿了三十载；徐立清平时衣服不讲究，不抽烟不喝酒；曾绍山总是穿一身布装，偶尔穿军装也是工作需要，家里的袜子都是剪去袜底，然后缝上垫子，他当了军区政委之后，家里的物品，除了被褥之外，其他都是公家的东西，枕头里面都是旧衣服，在三年困难时期，身为高级干部的他也是天天吃水煮青菜。邬兰亭还在家中挂上艰苦朴素的宣传画教育子女，孩子的衣服都是几个人接着穿，直到补丁多到不能再穿为止。他不允许孩子挑食和浪费，米粒和馒头掉在桌上或地上，都要捡起来吃掉。于侠的儿子李新说：“父亲吃饭时，会把桌子擦干净。不管是谁，不论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还是菜，都要捡起来吃掉，否则不允许再吃饭。他一生都穿军装，在家里，父亲听到有水滴声就会去关上水龙头，也不会让没人的屋里亮着灯。”“我们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我们家最恨的就是贪污和浪费。”[3]58
除了生活节俭之外，革命者们还坚持平民作风，与群众亲密无间。解放之后，皮定均回老家，坚持要自己用扁担挑着儿子回去，不带警卫员随行，他把身边的服务人员当做家人，一起过年吃团圆饭，教育孩子尊重服务人员，以长辈之礼对待他们。抗战时期，王远芬与普通战士挖不到野菜充饥，就带人去山村买玉米核碾碎了吃，结果肚子发胀，解不了大便，当他得知发生饿死人的事件时，又带头节省口粮救济灾民。这些革命者们都是从普通群众中成长起来，知道群众最反感的就是官僚主义，所以，他们无论身居何位置，都自觉与群众同甘共苦，抵制官僚习气，牢记革命宗旨，做群众的服务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起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升。在经济取得重大成就之后，党和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幸福。2006年4月，胡锦涛同志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这代表了中国领导层对国民幸福的关注与重视(林洪、孙求华，2013)。对此，中国学术界也掀起了“幸福研究”的热浪[见王海成(2013)综述]。
(二)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情操
革命者们在革命的熔炉里历练，经受优秀革命文化的教育，养成了优秀品格，又把这些带到家庭教育中，使得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红色印记。生在革命家庭的子女们，几乎都听父母讲过无数遍革命经历，都是在革命传统教育中长大的，大别山区革命者的家庭也不例外。周光就经常对儿子周世红说：“孩子，一个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是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的。”[4]16因此，周世红从小就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从小就在心中埋下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种子。除此之外，革命者们还适应革命教育的要求，把革命文化融入到家庭教育中。
他们把爱蕴藏在严格要求中，鼓励孩子主动去磨炼，而不是等靠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别山的革命者们普遍认为，对孩子的适当磨炼是必须的，温室里长不成栋梁之才。张贻祥的儿子张经高中毕业后，张贻祥曾建议他去西北放羊两年，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增强与普通民众的感情。张经在北京化工学院毕业时，学校有一批国防科委13研究院的分配名额，他也完全符合留京条件，但是张贻祥却把儿子分配到了山西西北部的20训练基地第五试验部，那是整个基地所属单位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后来20训练基地其他领导的子女串联起来去基地免费学习汽车驾驶等技能，张贻祥却让儿子去锅炉队义务劳动，参加固定班次，为部队每天烧锅炉。胡继成为了培养子女成长，把他们送进军营，到最偏远、最艰苦的基层部队去。他的子女都扛过枪、打过炮，修过坑道，挖过战壕，驻过海岛，守护过铁路，扛过水泥，挑过大粪，摔伤过腿，扭伤过腰。洪学智对子女的要求是爱在心头，严字当头；皮定均教育子女做事要注重细节，不放过一点小毛病小错误；于侠对孩子的教育原则是：用军队的光荣传统来教育，用军队的纪律来约束，用军队的使命来培养；戚先初教育孩子，路要自己走，不能靠父母。在他们看来，溺爱孩子反而是害了孩子，自小严格要求，才是培养孩子良好品德和习惯的正确途径，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许多革命者都是以这个标准来指导子女做事为人。在他们看来，事情无论大小，都是做人原则的体现之处，从小处入手，才能抓得更深入更触及灵魂。坚持在小事上讲原则，防微杜渐。洪学智最初制定了“三条原则”，后来规定了“八条铁令”，严格约束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皮定均坚持把福州军区送来的橘子转送给沙漠的官兵，自己掏钱给身边人员买橘子吃；陈一新的司机擅自去学校接孩子，被陈一新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抓住生活细节进行教育。张贤约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不让孩子有沾光意识，训练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王远芬由安阳军分区调到河南省军区时，警卫员在搬家时误把军分区的一只脸盆带了过去，他看到后非常生气，要警卫员捎回去，警卫员辩解说是小事，他坚决地说：“小事也应分得清，不要占公家一点便宜嘛。”[7]后来警卫员汇报已经把脸盆归还，他才安心了。
他们教育孩子要自力更生，杜绝特权思想。中国古代强调家国同构，在政治上强调血缘关系，因而就出现了一些寄生的特权阶层，例如外戚、衙内、国宗等，民国时期政府中的裙带关系就非常泛滥。何廉回忆自己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时说：“我刚受任之初，真叫我不好过日子的行政院中盛行的裙带风。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但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6]大别山革命者们出身社会底层，抵制了封建特权思想的毒害，接受了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教育，严格要求子女杜绝特权思想。邬兰亭的孩子上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就学会了洗自己的衣服，打扫自己房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吃饭前端菜、盛饭、摆筷子，吃饭之后洗碗、擦桌子、扫地。陈瑞先经常对子女说：“要有出息，全得靠自己，自己不努力，什么也不会有！你不要指望有熟人帮助你，有上级关照你，有好运气，那都是靠不住的。”[3]135戚先初将军的老战友、老部下遍布各个兵种，但是他告诫子女，不能靠父母，路要自己走。大儿子参军时，妻子想让戚先初给大儿子打招呼当空军，但是他没同意，让大儿子在学校报名参军才是正常途径。小儿子戚陆军在北京卫戍区某连队当文书，当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政委杨俊生都是戚先初的老战友，戚陆军服役期间从未在部队谈论过自己的父亲，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仅仅知道他出身军人家庭。特权思想是封建遗毒，至今尚存，而大别山的革命者们身居高位，不改本色，是阶级觉悟的典型体现。
大别山的革命者，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家风内容，还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方法，正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效结合，才使得红色家风得以完美传承下来。
(三)重情重义而又公私分明，
在大别山区，很多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它们也曾是革命时期革命者秘密集会和开展工作的地方。这些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在家谱开篇载明家训，告诫子孙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些也融入了红色家风之中。例如六安鲍氏家训是慈孝仁信、敦睦谦和、尚智敬业、报国为民；六安陈氏家训是事亲必孝、待长必敬、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学文必功、习武必勤、治国必忠、治家必严、毋作非法而犯典刑。叶集台氏家训是敦孝悌、明礼义、知廉耻、健身体、崇工艺、求知识；叶集白氏家训是勤俭兆顺和、传家诗书道、忠正表千恭、治国基万忠；六安马头许氏家训是风清、仁里、和宗、睦族。在大别山区的这些家训中，普遍都强调了忠贞爱国、待人友好、勤俭礼义等，这些思想经过代代相传，已经在大别山区人民心中根深蒂固，成为大别山地区家风的重要部分。从大别山走出的革命者们，也深受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在家风中把这些优秀部分融入红色家风中，自觉践行传承下去。
说到“平安西江”行动创建前后的变化，没人会比吴建生感受更深。作为广东海事局通航处处长的他，长期负责航道（路）、禁航区、交通管制区、锚地和安全作业区等水域的通航工作，熟悉辖区每片水域的通航环境，以前的西江通航环境存在抛江水域、桥梁过矮、船舶状况差、船员素质不高、事故多发等问题，这些问题时常令他忧心忡忡。行动开展以后的一年多来，西江通航环境大大改善。
[6][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三、大别山红色家风教育的方式方法
他们教育孩子站在政治高度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别山的革命者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时刻把自己与人民联系到一起。于侠常说，日子好了，精神不能丢，时代变了，传统不能丢；邬兰亭要求子女不要怕脏不要怕累，为群众谋福利才是有价值的人生；詹大南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人民做事的，退休后为家乡捐款十万元建了金寨县杨桥希望小学，并坚决不要以自己名字命名；陈一新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他们是革命者，更是高尚的无产阶级战士，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大都市区域产业发展的模式是通过单核心区与多条产业通道相结合的布局方式来实现的，以大都市区核心区为核心，向外延伸形成了各具不同产业发展特色的五条产业廊道。大都市区的核心为大都市区核心增长极，其中昌宜产业廊道就是依托奉新工业园，形成了南昌西面产业发展廊道。
(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身教重于言传，这是早已经过验证的道理。这些革命者并不是专门的教育家，但他们每天的行为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对子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树立了亲切鲜活地榜样。例如洪学智、皮定均、徐立清等人的勤俭节约，都深深影响了儿女，使得这种美德继续传承下去。还有革命者的好学之风，也深深影响了子女。大别山的革命者，都是出生在贫民家庭，文化程度非常低，但是他们懂得知识的可贵，在工作的间隙争分夺秒地刻苦学习。曾绍山文化程度不高，战争年代抓紧空闲时间学习，解放后更是经常利用整晚时间学习报告，争取背下来，女儿们深受父亲的好学态度感染，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刘述刚十七岁时还是文盲，他利用打仗间隙学习军事和文化知识，后来升任师长时，就能流利地口授电文、配置火力、谋划对策、发表演讲了，他的子女们也被他的经历感动，后来都成为了各领域的人才。
本研究通过Excel 2003进行试验数据汇总处理，采用DPS 7.05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p＜0.05）及origin 8.0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作图分析。
大别山的革命者也有造福桑梓的意识。例如陈祥带领老家群众去学习板栗种植技术，学习西洋参技术，帮助建立西洋参试验田，协调专家为金寨发展竹子产业，为金寨建设天堂寨风景区操劳，支持在金寨建设铁路等，他的家也成了金寨干部群众到北京办事的接待点。詹大南为家乡捐款十万元，建了金寨县杨桥希望小学。但他们又都是绝对公私分明，不拿公家权力送人情，做到公私分明。徐立清为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订了三不准：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还制定了五过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陈祥对自己子女也是“约法三章”，他的外甥当兵复员，想让舅舅帮忙找工作，陈祥坚决拒绝了；林维先唯一的姐姐在旧社会受尽辛苦，解放后一直跟随他，当全军动员干部家属还乡，林维先带头响应，把姐姐送回老家。林维先夫人陈岩的弟弟在杭州治病，想把工作从安徽调到杭州，方便就医，被林维先和陈岩双双拒绝。大别山的革命者们是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他们的情意是对人民的情意，报恩也是报人民的恩，绝不是谋私利、讲私情。
(二)小事入手，防微杜渐
他们教育孩子树立强烈的纪律意识。解放初期，城市里的粮食和油供应不足，有人悄悄从农村买豆油，周光严令家人不准去买，明确地说：“当领导干部的不能带头破坏国家的政策。”[4]17张泰升要求子女服从国家安排，并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汪荣华和刘伯承元帅的女儿读中学时，学校规定住校生每个星期天早晨离校，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乌云密布，暴雨将至，同学们都回家了，女儿也回来了，刘伯承元帅说：“就剩你一个也不应该走，你知道吗？这是违反校规的事。平时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将来也不会是一个严守纪律的革命者。”[5]女儿冒着大雨返回学校。共产党一向注重纪律意识教育，著名的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为传唱，深入人心，革命者们在革命斗争和教育中充分认识到了纪律的重要性，又把这种认识教给孩子们，这也是红色家风的独特之处。
(三)晓以大义，循循善诱，善做思想工作
贫苦生活、革命文化和大别山地区家风三者的结合，塑造出了大别山区革命者独特的红色家风，这是大别山区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该地区先后从战略上提出了打造绿色煤都、创建生态县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打造宜居和谐城市的发展规划。
四、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现实意义
大别山红色家风，是大别山独特的革命文化，对于它的研究和宣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红色基因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廉政文化建设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丰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内涵，扩大安徽红色文化影响
文化支撑历史，历史才更加丰满，信仰才更坚定。安徽大别山地区，不仅有辉煌的革命历史、优秀的革命文艺、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着独特的红色家风，它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别山的文化软实力。对于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研究，能够丰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内涵，提高安徽红色文化的品质，从而与大别山革命历史相得益彰，扩大安徽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影响。
(二)成为鲜活的教育素材，为当代领导干部树立榜样
大别山的革命者们，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保持着高度的党性修养，忠诚坚贞、牺牲奉献，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当代领导干部同样面临着许多诱惑和腐蚀，如何保持清正廉洁，自觉抵制住诱惑，可以从这些革命者身上寻找答案。
(三)提供典型的家风建设案例，其教育方式方法可供借鉴
当前很多官员腐败正是从家风不正引发的。大别山的革命者们不仅是作战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手，他们培养出的子女，普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国家的人才，这些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值得当代领导干部借鉴学习。
(四)成为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源流，对于抵抗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沉渣泛起，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腐朽观念甚嚣尘上，许多青少年受其毒害，崇尚明星般的奢华生活，幻想不劳而获，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扭曲。宣传红色家风，发扬优秀革命传统，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高尚的人生理想，也能起到抵制腐朽堕落的社会风气的作用。
综上所述，大别山红色家风是大别山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别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形成与大别山的地域文化分不开。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建设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它的独特内涵，推动安徽的文化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6.
[2] 台运行，徐航. 皮定均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6.
[3] 《六安好家风》编委会.六安好家风[M].2017.
[4] 阎荣安.老红军周光:红色家风育后人[J].党史纵览，2017(3).
[5] 陈石平，张茂峰，康景海.刘伯承元帅的故事[M].天津：新蕾出版社，1986:240.
[6] 何廉.何廉回忆录[M].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97.
[7] 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六安将军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140.
[收稿日期]2018-11-26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独特内涵及其传承研究”(2018CX059)
[作者简介]王国杰(1981-)，男，河北献县人，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D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9)01-0005-04
(责任编辑 钱立青)
标签：大别山论文; 革命者论文; 家风论文; 红色论文; 子女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家庭论文; 婚姻道德论文;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独特内涵及其传承研究”(2018CX059)论文; 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