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节日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时序节令，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节奏息息相关，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发挥着发展经济、凝聚社群等社会功能。“泛节日化”是泛民俗的具体表现之一，基于民族文化资源论，传统节日受政府、商界等多主体操弄，使一系列旧节复兴，新节、类节频出，导致出现节日泛化的社会语境。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传统节日出现节日资源被滥用，节日主题蜕变为世俗狂欢，内涵渐趋标准化等乱象。传统节日保护，必须遵循节日文化逻辑，尊重文化自决，遵守适度创新原则。当前多方保护主体参与传统节日文化实践的对话、协商与博弈，使传统节日民间性、政治性、经济性与公共性等兼性并立，过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已不合时宜，借助公共民俗学的想象力，公共民俗学者应以传统节日文化主体的民间立场为主，兼顾各方主体相关权益为宗旨进行协商与协调，促进各方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使传统节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传承与整体保护。
关键词：泛节日化；节日保护；标准化；文化自决
传统节日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时序节令，千百年来周期性调节着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节奏，它也是一个民族最集中的文化综合体，隐藏着古老的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发挥着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千百年来吸纳、凝聚并团结着全体社会成员。传统节日天生自有明显的拉动消费的经济价值，以及以增强凝聚力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因此，当前随着各级地方政府和商业资本不断对节日实行各种形式的民俗主义，使传统节日全面复兴，新式节日层出不穷，外来节日广受追捧，也将每个人不可避免地牵涉进传统节日文化消费大潮中。在如此喧嚣繁华的“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传统节日保护的严峻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工业化、商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随着国家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传统节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使全社会得以共享，也得以进入国家法定节日体系当中，使全社会每一个人合法享受到了假日文化休闲，传统节日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保护。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式传统展示、商业化文艺展演与旅游市场化文化销售等诸多传播模式，一方面强力推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但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化与客体化进程。
通过GIS数据中心集成开发、网络通信以及信息化技术，以国土资源的各类专题数据为基础，以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提供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和各级互通、共建共享的综合数据管理利用服务体系，建设国土资源云存储管理系统。基于SOA架构的数据中心集成开发平台，实现专题业务模块的服务化、组件化、定制化管理；开发整合海量土地、矿产、地质灾害专题数据和数据应用，实现多年度、多专题、多比例尺、全区域的空间数据库分布式运行和综合管理；进一步利用国家、省、市、县四级的数据交换体系，实现系统内的信息共享和效能监督。其总体架构图如图1所示。
目前有关传统节日的研究及成果，主要有：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专著《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以一种基于象征主义的深层宇宙论，阐释和分析了中国古代节庆的深层内涵，即人与自然、万物同处一个秩序中，人必须与自然一样以恰当的节奏行事(日常与节庆的自然轮替)，人所塑造的习俗文化可以反过来影响自然进程[1]。顾军、苑利的《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应秉承的原则》一文，主要总结了传统节日保护要点以及主体保护、整体保护与活态保护等原则[2]。萧放的《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一文，从传统节日物质、社会与精神三大传统，呼吁应对民族传统节日进行调查并予以保护[3]。2007年中国民俗学会与北京民俗博物馆联合举办主题为“文化空间：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的第三届东岳论坛，会后公开出版题为《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4]的论文集，包含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中国传统节日保护现实问题等论题，以鲜活传统节日个案调查为特点，涉及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公共性，以及传统节日保护等学术问题。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集中刊发了“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专题的三篇论文：黄涛的《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5]、苑利等的《传统节日遗产保护的价值和原则》[6]、王霄冰的《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王霄冰提出可在遵循文化记忆逻辑性前提下对传统节日进行改良与创新的观点[7]。陶思炎的《略谈中国传统节日的困境与机遇》一文，将传统节日困境与机遇并举，指出要大力发展节日文化与节日经济[8]。潘文焰、仲富兰的《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生产性保护路径研究》一文，从载体、主体、客体、介体四个维度建构传统节日的生产性保护体系，包含尊重性、整体性与创新性等保护原则[9]。邢莉的《我国传统节日是我们再创造的源泉》一文，从知识、人文与审美源泉的高度论述了我国传统节日的核心创造价值[10]。以上代表性学术成果体现出学者们对传统节日传承与保护现状的一种忧思，集中关注传统节日价值认知论与传统节日保护论，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共同推进了传统节日的遗产化与法定化进程，从而使以春节、清明、端午与中秋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节日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在现代性社会语境下重获一种价值认定与法定保护。事实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在进入国家法定节日体系后，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西、全球-地方、传统-现代、民间-官方等多重二元对立关系变得日益多元复杂。在“泛节日化”的社会语境冲击下，在实际操弄过程中传统节日保护亦出现一些不利于自身良性发展的现象。当前“泛节日化”社会语境具体如何表现，传统节日保护出现怎样的乱象，传统节日保护应遵循哪些新原则，是本文主要的逻辑思考缘起。
一、“泛节日化”语境
(一)“泛节日化”的概念界定
“城市中的泛民俗现象， 是指那些并非都市人所共同遵守的、长期形成的民俗文化, 而是由于某种需要而刻意制作出来的具有一定民俗意味的文化现象。例如, 为了商业上的需要, 有人就根据民俗的某些特质制造了市场节、冰箱节、电脑节、食品节、旅游节、土豆节、美容节等等, 所有这些节日都不是传统的节日, 在一般情况下, 没有固定的时间, 没有固定的场所, 没有固定的规矩, 其中最根本的是没有文化的根, 没有一种习惯成自然、水到渠成的感觉, 因此也就缺少更广泛意义上的群众参加, 这样慢慢地就远离了举办者的初衷”[11]。“民俗离开传统，游离其固有的发展轨迹，而成为一种具有民俗特点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这样的民俗只有一个囫囵的外壳，其实质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也不能将它称为原来意义上的民俗，只能将此称之为泛民俗……泛民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但它是一种脱胎于旧民俗而进行人为改造的新民俗，这种泛民俗现象，理应是中国民俗学所研究的课题”[12]。相应地，从学理上溯源，“泛节日化”是“泛民俗”的一种具体表现，它主要指出于某种政治、商业的目的，要么对一些传统节祭、固定集会与集贸行为等新旧资源进行某种节日化建构，将传统节日的外延与内涵放大，将它们打造成某种新节日，要么仿冒民俗人为凭空制造一些带有消费时尚的类节日，虽具有节日的某些特点，但从形式到内涵却是新旧杂糅或是全新的，不论以上哪种形式，最后都导致一种“唯节日论”的节日泛化社会状态。“泛节日化”的社会语境，从物质属性的角度分析，主要源于现代社会商品化、商业化的驱动，从精神层面分析，主要源于随着现代工业化、城市化急速推进导致传统逐渐被消解，使人们对乡愁等文化产生心理需求，以及现代陌生人社会带来日常人们之间疏离感的一种排解需求。“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传统节日(的内涵与形式) 正被各种现代民俗节庆及洋节(‘泛节庆’)所侵蚀，日渐式微，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9]27。“侵蚀”“式微”“巨大危机”有点危言耸听，但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冲淡传统节日文化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传统节日的结构性主导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10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福建省中小学生（少儿）戏剧展演终评阶段现场竞演，在厦门市青少年宫红领巾剧场举行。为期三天的评选，共有400位选手参与，分作4台专场现场竞演。福建省九地市的近50所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竞相选送了融汇传统戏曲意蕴、富有浓郁地域特色、展现新时代青春气息的戏剧节目。展演最终评出“福建省戏剧水仙花奖·中小学生戏剧奖”节目奖和表演奖等相应奖项。
当前“泛节日化”社会语境的内涵，主要有传统节日复兴、新式节日打造与外来节日冲击三种表现。第一，传统节日复兴。随着国家自上而下遗产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传统节日得以进入国家与地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政治赋权的方式获得传承与保护的地位。同时，还有很多未能进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的地方传统节日，一直在民间社会自为传承与自然发展。在国家层面上，以民俗学为核心的文化学界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使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进入国家法定假日体系，使人们能够真正享受到传统节日带来的福利及其文化福祉。传统节日在今天的全面复兴，从现实条件看主要基于国家经济基础越来越夯实，文化政策越来越开明，文化观念越来越开放，从学理上观察则主要是“传统的发明”与文化再生产交互作用的结果。第二，新式节日打造。啤酒节、马铃薯节、芒果节、购物节、美容节、光棍节等各种各样新式节日不断地被地方和商家打造出来，这种新式节日的出现一是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一是当代商业化语境下文化经济化的结果。在全球范围内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地方主义的抬头与兴盛，地方对全球化同时采取接纳与应对，主要表现为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地方性建构，以突出政治与商业地方感为目的的一系列节日民俗为主要表征。第三，外来节日冲击。在当前的节日体系结构中，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感恩节等相关西方外来节日冲淡了我国传统节日主题，冲击传统节日的传承与保护。“许多青少年严重缺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素养，没有了过传统节日的热情和兴趣，却一味追逐西方文化、热衷于过‘洋节’，这样下去，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就有断代失传的危险”[5]61。同样危言耸听，但广大青年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他们一方面轻视民族传统节日历史与内涵，一方面虽热衷西方外来节日但实际对其历史与内涵却知之甚少。外来节日来势汹汹，以一种非理智的猎奇心理导引全民狂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不对等交流的结果，深层次暴露的是一种民族文化自信不足的表现，更是异化时代民族身份认同迷惘与迷失的结果。当然，背后一向精于经济文化策划与经营的各种商业资本，是最直接的始作俑者与终极推手。
本次物探测区岩矿电性参数通过标本测定获取，标本主要采集于钻孔岩心、露头及坑道，共采集标本307块。利用加拿大产GDD-SCIP型电性参数仪测试，采用恒压模式，测试时记录标本长度，标本截面积等数据，将其输入仪器，测量视电阻率、视极化率参数。测试结果见表1。
(二)“消费传统”的现代诉求
2）树干涂白、根颈培土。每年11月中下旬，对已上架树体涂白（涂白剂配方：水10份＋生石灰2份＋食盐0.5份＋石硫合剂1份＋动植物油少许），主要涂抹主干和枝蔓处。然后在植株根颈部培土20～30 cm高，踩实，保护植株根颈部。
传统节日资源滥用，往往出于一种短期谋利的狭隘眼光，首先体现在公然违背传统节日的节期规律，如将年度性过节周期随意压缩和篡改，结果出现诸如“天天泼水节”“月月火把节”的过节假象。因为泼水节、火把节节期内对前来消费的游客容量毕竟有限，因此，为了追求所谓的规模效益，就只好将节期无限拉长，天天过节，而一般游客出于满足猎奇心理的民俗体验需求，并不必然质疑“天天泼水节”“月月火把节”的文化真实性。虽然比起对外售卖的传统节日文化展演，当地人同时另有一套对内传承的传统节日生活，但长此以往，加上新媒体等大众传播的跨时空、超地方发酵式宣传，传统节日的形象与构建将产生一种多重面相叠加后的幻象，对传统节日文化的整体性与真实性产生相关负面影响。更危险的是，当地人由于长期职业化向外展示传统节日民俗，他们在近乎狂热的文化旅游消费语境下对职业民俗表演者身份的敬业投入与过分浸入，其文化价值观将悄然发生转变与变异。其次，传统节日的滥用还体现在不遵循传统节日伦理。传统文化有可供展示与不可供展示的区分，传统节日资源有可开发与不可开发的边界。可对外展示、可开发的传统文化，一般多为世俗层面的民俗而不涉及民族的神圣信仰层面，而不可对外展示、不可开发的传统文化，多为涉及民族自我深层神圣信仰层面的部分，但是如今传统节祭的神圣性不断被展示与消费，世俗性越演越烈，最后消解并可能导致作为传统节日内核的精神性所指消失。典型的例子如某些地方在彝族火把节舞台上让彝族毕摩、苏尼等神职人员，表演只有在神圣祭祀仪式中才采用的舌舔铁犁、苏尼请神等惊险神秘动作，来满足人们特别是外来游客文化猎奇的庸俗心理。而民间信仰神职人员受行政安排或商业采买，仍未具备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不仅冒犯作为神媒的毕摩、苏尼的神职身份，而且可能亵渎民间信仰的神祇从而影响社会团结。
二、传统节日的乱象
(一)传统节日资源的滥用
传统节日以年度的周期性为频率来庆祝，其内在主题往往以敬天法祖、祈丰求吉为核心，外在主题则以休闲娱乐、全民欢庆为特征，神圣与世俗合一，自然贯穿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因为传统节日天生具有一种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与吸引力，能在节期特殊时节凝聚超大规模数量的社会成员，因此传统节日自古有着商贸交流、社会交往等一系列相关伴生功能。在自然经济时代，交通、通信技术不发达，民族或地方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自我发展态势，社会互动与文化交流相对缓慢，传统节日在一种封闭平和的状态下获得自然传承，传统节日那些与神圣性紧密关联的主题亘古不变，它们成为一种深层民族文化心理，静水流深，在代际之间获得自然传递。这种民族或地方内部传统节日的自我操弄，完全出自一种根基论前提下民族或地方的自我认同，传统节日也从未被视作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以期物质获利，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这仅仅意味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包裹着权利与义务的文化传统被传承至今。
传统节日不仅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内涵，而且是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载体，在上述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消费时代，消费传统节日文化成为消费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节日消费，可以简单划分为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两方面，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民以食为天”，传统节日的物质消费，首先表现在传统节日饮食消费上。春节的“年货”、正月十五的元宵、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对中国人而言，无论贵贱，少了哪一样都不能算是真正过节。彝谚说“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彝族年是嘴巴的节日”，没有年猪饭的彝族年不是真正的彝族年。当然，过节除了吃，还讲究穿。节日里男女老少都要换上节日盛装，节日盛装不仅是家庭财富的象征，更是节日社交的一种潜在惯例。传统节日的精神消费，首先是对传统节日祭祀的一种仪式消费。这种节日仪式消费主要在于营造一个神圣时空，使天地人神之间能够进行年度性交流，最后达至一种天人合一、神人以和的理想境界。其次，伴随着传统节日物质消费的满足而获得一种精神愉悦。再次，是对歌舞文艺活动等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精彩绝伦的民族民间文艺展演，是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重要民俗符号，对过节的人们具有一种独特的号召力，不论是在本地体性实践传承还是赴外体验消费，目的在于通过亲身传承、体验鲜活的节日文艺民俗生活而放松身心、陶冶情操。对于社区内部成员而言，节日文艺展演主要基于与生俱来职责形式的主体传承，而对于前来消费节日文艺展演的他者而言，则主要基于文化猎奇心理的体验式参与，有时通过购买传统节日歌舞文艺表演或服务的方式来实现。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系列物质和精神创造历经千百年的凝结与承传，是其不断调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多重关系的文化精粹。随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化、商业化与城镇化的全面推进，以农耕生计方式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体系遭遇了一系列冲击，这其中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对传统的破除、重建与保护。今天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商业化无孔不入，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与精细化，消费主义异军突起，人们一方面乐于消费便捷的现代新技术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消费传统”的渴求愈加强烈，人们在“向前看”的同时往往带着一颗怀旧的心，而后者似乎比前者更难以满足。当前城市化狂飙突进，在难以凝聚的城市社区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映衬下，过去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传统渐行渐远，消逝的传统与滥觞的乡愁在现代性社会语境下，同时指向了传统回归与乡愁释放的双重心理诉求，这种心理诉求导致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旨在构筑精神后花园的“消费传统”的心理与行为。近年来的“国学热”“乡村旅游”“农家乐”“手工艺振兴”“乡村振兴”等，都是这种心理折射在社会实践上的时代性表征。
(二)传统节日主题的蜕变
传统节日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核心内涵，是民族或地方极富特色的一种文化资源，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形塑地方形象并进行地方认同的文化资本，由于传统节日天生自带拉动消费的经济属性与凝聚地方的社会功能，传统节日资源往往容易被各方无节制使用乃至滥用。传统节日资源滥用，主要指各级政府、商业资本与民族团体对传统节日观念、物质与精神等各相关要素的无限使用与过度利用，无视传统节日自身生养、传承的文化生态，其额度超过传统节日本身所能承载的正常标准量，导致传统节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扭曲与变形，直接损害传统节日的形象与品质，导致传统节日的传承受到挤压甚至变味直至变质，从而危及传统节日的原生性与生命力。传统节日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民俗文化体系，它有着自我传承发展的时间周期、文化含量及其标准承载量，同时有着一套地方社会全民自觉遵循的传统伦理，因此，对传统节日的任何开发和利用，都应在遵循传统节日内在规律与伦理的前提下展开，都应在传统节日自身承载标准之内实施，否则将直接导致传统节日的异化，这种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导致传统节日不可持续。
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其服务于教育教学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优质网络课程资源的广泛传播和共享。在实践中，图书馆根据高校专业特点和课程安排，面向高校师生和已毕业的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个性化网络资源服务，构建图书借还、资料查询、网络资源重组、学习指导等全方位服务，参照各大院校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三)传统节日内涵标准化
对于日渐标准化的传统节日，有学者犀利地指出：“当中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技术世界时，尤其是在21世纪以来申报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中，端午节出现了更倚重于以屈原为依托的粽子、龙舟等关键符号，并日渐标准化、趋同化、简约化的倾向。”[13]事实上，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与表达，存在三对相关的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本土话语与外来话语、民众话语与学术话语。民间话语表现为一种模糊、散乱、随意的生活化口语，官方话语表现为一种准确、规范与标准的文献化呈现。本土话语表现为一种在地化与语境化的主位表达，外来话语表现为一种去语境化与公共性的客位描述。民众话语表现为一种庞杂、非体系的主体叙事，学术话语表现为一种普适、专业的科学解说。因此，传统节日标准化表达主要流布于外来话语中，这种话语是一种去语境化的客位描述，它经由裹挟着行政、商业、时尚宣传的大众传媒不断发酵并强行植入人们的公共文化认知。而这种标准化的公共文化叙事源于公众日常话语表达经济原则使然外，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行政对传统节日那种准确、规范与标准的话语表述也有一定的关系。官方规范、标准的传统节日话语体系携带着行政权威，自上而下对其他话语体系具有一种行政同化的影响。相比之下，学术界对民俗节日等传统文化进行知识生产后形成的专业科学话语体系，则由于相应的学术、知识普及的滞后一直停留在学术象牙塔这个小众的范围，与广大文化传承人群体与普通民众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传统节日经历史长河不断冲洗，最终积淀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化内涵与民俗表征。同时，自然地理、时代背景与族群关系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变迁，往往对传统节日产生一种内外相交的变迁驱动力，导致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一种地方化、时代化与族群化变迁而出现多元与差异的格局，外在的民俗表征也越来越繁复多彩。作为人类认知、命名与表达的重要媒介，自然语言天生具有经济原则，它使人们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对其民俗文化进行一种简化、简约的日常化处理。因此，传统节日在民众日常生活化话语中，又呈现出一种直接、简化的模式化表达。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现代社会标准化技术生产的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亦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特别是在当代指向文化传统复归与民族精神重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传统节日及其文化呈现一种标准化的演变趋势。传统节日标准化，是对传统节日进行物化审视后对其文化整体性的一种漠视，是一种打着现代规范和效率的名号对传统节日施行的符号化抽离，由于是源自地方之外的非主体标准，传统节日往往可能被标准化得面目全非，不利于传统节日的整体性、多元性与真实性保护。
三、传统节日的保护
(一)遵循文化逻辑
传统节日保护，应遵循文化逻辑。传统节日自古承载民族的历史、宗教、礼俗与文艺等重要信息，它以固定的周期频度进行传统文化的独特呈现，并一贯发挥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地方社会凝聚的重要功能。传统节日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体系，有其自身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文化逻辑。保护传统节日，必须遵循传统节日的文化逻辑。传统节日内源传承式保护，主要是作为节日文化主体的民众的生活化传承，这种内源传承式保护在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遭遇了一系列的现代性冲击。好在还有来自政府与社会等外来主体强有力的外推式保护。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责任主体，在传统节日进入非遗保护体系后，其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遗产化保护模式，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保护与开发两难境况，使行政逻辑往往易干扰传统节日自身内在发展的文化逻辑。社会保护主体，主要有杰出社会精英团体与各种商业资本，前者源于身怀民族文化情结的个人理想，后者始于对商业资本投入的逐利天性，都各有其利弊。一旦传统节日内在的文化逻辑不被遵循，传统节日便可能从形式到内容出现变形、变味与变异。
传统节日的内在文化逻辑，是有关其起源、内涵、价值、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的一整套节日运行原则与规则体系。严格来说，文化本真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仅制定一套相应的文化本真性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有一定难度，而且强制摒除长时段内文化自我扬弃更新的属性进行本真性评价也不符合其自我发展的客观事实。遵循传统节日的文化逻辑，必须坚守传统节日的相对本真性与文化伦理。“节日是人们选定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文化行为，节日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它的时间属性，它属于在自然时间的流程中，人们确认的文化时间”[10]92。传统节日的节期是根据物候时令固定的，有着天时地势与生产生活安排的理据性，千百年来按节期过节也是民众过节的规律性周期，不能随意提前或延后，更不允许任意延长或缩短节期。2016年笔者就在异地过了官办、民办两个彝族火把节。官办火把节出于组织便利与消费刺激，将传统农历6月24日的彝族火把节提前两天。“由于节期被人为提前，头天到大西神山迎火神钻木取火时，见现场取火异常，就有人戏谑地说，是不是政府还没来得及通知火神今年提前过节了”[14]？！地方政府如此全包办节，虽很敬业但不专业，耗费大量行政资源不说，民众亦不认可。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对异域文化猎奇的心理，无视传统节日文化伦理的做法时有发生。诸如随意将涉及传统节日神圣性的隐秘空间及其民俗文化进行公开展演，不恪守宗教禁忌、性别边界的无节制节日狂欢活动等，都是当下不遵循节日文化伦理的种种表现，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民族情感的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社会语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统文化不仅是用以审美和娱乐的对象，而且是可供开发的软资源。传统节日因其拉动消费的超能力，往往易成各级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展模式的重要载体，也被大小商业资本视作不可复制的独特文化资源而竞相打造，导致传统节日的主题发生蜕变，逐渐呈现传统节日休闲娱乐、商贸交流等外在主题与伴生功能，超过并遮蔽其原先敬天法祖、祈丰求吉、酬神谢灵等内在主题的趋势。加上科学主义、理性至上等普世价值观的长期浸濡，传统节日在祭祀、礼仪等核心主题内涵的神圣性被不断消解，而“吃喝玩乐”等世俗性目的和特征则越来越膨胀。当代传统节日世俗性的一方面，体现在节日蜕变为“全民狂欢”的狂欢节。古代节庆也有狂欢的性质，但其与当代传统节日的世俗狂欢不同，它是一种神圣狂欢。如八腊祭礼，具有“大饮”的风俗，参加者都肆意大吃大喝。“在更古老的时代，性爱仪礼也是其中的一个特征……传统的权威性，节庆的庄严性，仪式的重要性和参加者的数量，所有这些共同赋予神圣的狂欢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力量”[1]154、184。这种力量一是强调物我同一的秩序，二是旨在滋养神圣空间的生殖力。封建王朝时代社会内部虽有着森严的等级区隔，但对于上流社会来讲，传统节日期间必须“与民同乐”，消弭阶级差别，通过展现太平祥和之气而彰显一方政绩。随着现代城市化的狂飙突进，作为陌生人集合体的当代社会，人们身处繁华喧闹的快节奏生活中，一方面通过个体化而使个体性突出，另一方面内心深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倍感孤独。因此，不仅圣诞节、情人节等外来洋节在一定程度上均被中国化而过成狂欢节，民族传统节日如泼水节、火把节、花街节、“摸你黑”等也统统被标以“狂欢”的广告标签，人们在传统节日阈限期间，纷纷打破阶层间各种边界与阻隔，在陌生人社会临时制造一种全民狂欢的假象，宣泄娱乐，颠覆与反颠覆。如此，固然获得了可观的节日经济效益，但是容易消磨民族或地方的意志。
(二)尊重文化自决
传统节日保护，应尊重文化自决。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千百年来不断适应自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积累，是民族认同与地方认同的精神根坻，作为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天生拥有其传承发展的法定权利，享有民族传统文化附带物质与精神福祉等文化权益。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逐步深入推进，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正逐渐发生着一系列转变，人们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认知度逐渐提高，但同时各级政府带有强势的行政影响力，商家裹挟着强大的资本渗透力，在传统节日保护中明显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导致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未能真正树立起来，结果直接削弱了民间文化自组织原有的组织意识与能力。因此，在当前涉及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保护与开发等一系列公共文化实践中，文化主体因处于一种相对劣势的地位，从而被动让渡其相关文化权益，使事关其切身利益的相关公共文化实践，最终成为一种文化他决的结果。长此以往，这种文化他决取代文化自决的结果，导致传统节日的文化主体日益被客体化成为“缺席的在场者”而不自知，使传统节日民俗及其展演日益去主体化，使传统节日传承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度行政化与商业化倾向。
要改变传统节日保护实践文化他决起主导作用的现状，在于满足文化主体对于文化自决的合理诉求，将传统文化的主体权益归还文化主体。由于长期以来的种种原因与当代商业化的负面影响，民间社会目前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意识，应大力加强培养文化主体的文化自决意识与能力。因此，教研、文博与媒介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研究与宣传部门，须通力协作，将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与传承发展的主体性等内容广泛普及到社会教育中，提高人们对传统节日文化及其自我组织管理的认知度。由地方精英与文艺骨干组成的地方民间文化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传统节日所在地的文化主体行使文化自决权。地方政府要为文化自决赋权，及时改变目前节日保护中大包大揽的做法，“有所为有所不为”，遵循传统节日组织与文化实践“民间事民间办”的内在规律。事实上，民间与官方因所处地位不平等，尤其是处于低层的广大传承人群体长期以来习惯了来自上级部门的行政指令性安排，一直以来未能就文化保护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交流机制，因此，学界作为一股学理性专业力量，可站在文化中介的地位，在具体节日文化保护实践中积极统筹、协调各相关保护主体。
(三)遵守适度创新
传统节日保护，应遵守适度创新原则。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背景下，传统节日表现为一种纯内生、内向的文化形式存在，当代我们处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互动网络下开放的社会语境，传统节日除了原先固有的内价值，还有附加的外价值。“内价值是指民俗文化在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作用，也就是局内的民众所认可和在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外价值是指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产业人士等附加给这些文化的观念、评论，或者商品化包装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等价值”[15]。其实，传统节日的外价值还有为了彰显政绩等目的而施行的一系列行政化操弄及其产生的效果。在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实践中传统节日内外价值交织合一，相应地，传统节日存在内传承与外传播并行的双轨机制。只不过，外传播式节日主要瞄准潜在的游客，旨在通过引导传统节日文化消费，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这种新兴旅游文化语境下传统节日庆典的组织上，由于相关行政、资本的大规模投入而取代文化主体实际操控了节日展演的主调与走向，往往对传统节日内传承式的文化传承实践带来较大冲击，使传统节日在民间的规模与影响淡化与萎缩，迫使传统节日民间自组织逐渐丧失自我持续的能力，导致原生传统节日在表面繁华的外衣下陷入一种原子化与空心化的危险。
传统节日的创新，只能是有限创新，适度创新。当今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因循守旧、孤立发展早已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早已超越其固有的民族与地域边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供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公共民俗学视野下传统节日文化的一系列相关公共实践，可以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全面传播。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创新，不论由具有文化自决意识的文化主体，还是由外来各方助推式主体组织实施，首先都必须分清哪些部分适合开发，哪些部分必须得到原真性保护。内外保护主体如果对这种合理区分难以把握，那么需要能够充分发挥文化中介作用的来自公共民俗学界的相关专业指导。不论传统节日的保护性开发还是生产性保护，所有相关保护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意识，重在可持续传承而不应无限逐利。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创新，一定要在适度原则下进行可持续发展，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原生态、原真性前提下，合理创新。任何形式的创新，最后面向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而不是外来者”[16]。
四、结语
在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传统节日受到民间、官方、商业、学界、媒介等多主体不同程度的操弄，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立体的多面相，传统节日内外传承双轨并行，传统节日资源被滥用，节日主题蜕变为世俗狂欢，节日内涵渐趋标准化等乱象频出。“民间立场的节日生活和国家立场的节日表述，相对应而存在，彼此形成巨大的张力。它们又交织在一起，彼此形成协商的策略。在民间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存在广阔的可供探究的空间”[17]。相同地，当下在民间与商业资本之间也存在协商与对话，这不仅是他们之间的文化策略，也是传统节日发展的一种弹性机制。在民间、官方、资本与学界之间，更是形成一种多主体式协商与对话、冲突与合谋，传统节日几乎成了以上相关主体展开博弈的社会场域。在这些主体参与传统节日保护发展俨然已成社会现实的前提下，以往将它们“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当前面对“泛节日化”社会语境冲淡传统节日文化，传统节日保护进入某种模糊阈限，传统节日的民间性、政治性、经济性与公共性等兼性并立，使民俗学尤其是公共民俗学具有更加广阔的想象力，以传统节日文化主体的民间立场为主，兼顾各方主体相关权益为宗旨进行协商与协调，促进各方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将使传统节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传承与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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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afeguardingofTraditionalFestivalsinContemporaryInundated-festivalizationSocialContexts
HUANG Long-guang
(TheEditorialDept.ofJournalof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2,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festivals are an important seasons in a plac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hythm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They carry a uniqu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and socially func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Inundated-festivalization is one of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inundated-folklorism. Viewed as cultural resources, traditional festivals are manipulated by the multi-subjects a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making a series of old festivals revive, new festivals and similar festivals emerge frequently, resulting in the social contexts of inundated-festivalization. In the social contexts of inundated-festivalization, traditional festivals are characterized by abuse of festival resources, transformation of festival theme into secular carnival, and gradual standardization of their connotati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would be achieved by following festival cultural logic, respecting cultur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e innovation. At present, multi-safeguarding subjects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negotiation and gam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practice, so that the folk,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ublic natur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coexist. Therefore, the past thinking mode of “dualistic opposition” is dated. With the imagination of public folklore, public folklorists should take the folk standpoint of the main bod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lev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s the purpose of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promote equal exchange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mong all parties,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 can be truly inherited and protected as a whole.
Keywords: inundated-festivalization; festivals safeguarding; standardization; cultural self-determination
收稿日期：2019-03-20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神话研究”(17XMZ063)。
作者简介：黄龙光(1974-)，男，彝族，云南峨山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4-0140-08
[责任编辑：毛家贵]
标签：传统节日论文; 文化论文; 节日论文; 社会论文; 民俗论文;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神话研究”(17XMZ063)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