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总体性的改善，但是精神生活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却显得越发严峻。理解和把握精神生活的时代状况，反思和省察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问题，思考和澄明精神生活的理路和方向，已经成为现当代哲学的重要思想主题。
7.分析研究。面对各种各样的培训需求，要对众多的培训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并加以区分，找出哪些需求是真实的，哪些需求是必须的；还要对参加培训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撰写培训需求预测分析报告，提出分析意见，最终达到培训需求预测分析工作目的。
在众多的精神生活状况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赋予精神生活怎样的独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精神生活问题的独特视域，对于我们反思与超越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困境，又具有怎样的思想价值？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精神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精神生活作为问题绝不是突兀地发生于现时代的。应该说，自有人类产生的那一天起，人的精神生活便已经作为问题而存在了。人的精神与自然的分裂，使人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物性的自然需要，而且催生出新的精神需求。作为对自然肉体生活的超越，精神生活逐渐从最初与自然物质生活的粘连和原始统一性状态中分化并独立出来。当生活成为人的意识理解和反思的对象，也就产生了自觉的精神生活。人类如何安顿从自然独立出来的精神，使其从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制约下解放出来，并免于动荡不安，获得自己永恒的自由和从容栖息之处，成为内在于人类生活的根本性课题。
西方超验主义的思想传统把精神生活推向了超验的精神领域，它预设了肉体与灵魂的分裂以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并把精神生活从人的存在和生活中提取出来，赋予精神生活以独立和至上的地位。在这里，对精神生活的肯定是以对肉体生活的否定来实现的，对精神生活崇高性的强调是以对自然物质生活的蔑视和鄙弃为基础的。这一超验主义的生活理解，一方面使人的精神生活从与肉体生活的统一性中超拔出来，彰显了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与崇高性，另一方面又使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自然感性生活的现实基础，不可避免地陷入凌空蹈虚的抽象化境地。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化和个体化问题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物化的消解和个体化的超越也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将精神生活异化的根源锁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使得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所谓的“拥有感”。这种“拥有感”并不是精神生活的本然状态，反而意味着人性的绝对贫困，它使人变得愚蠢而片面。只有扬弃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解放。在此，马克思批判了精神生活异化的社会制度根源，要求在社会的解放中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解放。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无论是超验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理论观点，都无法达到对精神生活本质的彻底性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抽象的知性观点，它既没有像自然主义把人性还原为自然感性的物质方面，也没有像超验主义那样把人性的崇高性建基于抽象纯粹的精神界面，而是实现了对二者的辩证综合。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作为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决定了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的内在整体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样属于人的生活的必然环节，也是人性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二者同样具有属人的性质和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并在总体上受物质生活的制约，它不能完全脱离和割裂于物质生活。一个社会精神生活的根本性质和水平状况总是在总体上被物质生活所规定和制约，也总是建基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客观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应看到，精神生活也不能完全服膺和同一于物质生活。作为对物质生活的超越，精神生活既建基于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反过来要理解、反思、规范并引导物质生活。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是条件性的和支撑性的，精神生活相对于物质生活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遵循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超越性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本性。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的精神经由自我否定而实现自我超越，逐渐建立起更加丰富和具体的精神内容，建立起更加崇高的生活意义，从而使精神生活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丰富，从贫乏到充实，实现了自身境界的不断提升。以实践的观点来看，精神生活处于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具有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一定时代的精神生活总是要受到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呈现出阶段性的具体特征。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和文化趣味，无不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得以生长和发育，并接受其制约，从而表现和折射出属于这一时代的特殊的精神状况。精神生活还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会在世代的更替中保持其延续性，并被保留在后人的记忆、话语和行动之中，经过后人的筛选、过滤而沉淀留存下来，成为“活着的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着或显或隐的影响，甚至转化并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人类精神在发展中经历着从抽象性走向具体性、从片面性走向全面性、从单纯性走向丰富性、从不成熟性走向成熟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精神不断充实自己从而实现文明化的过程。
精神生活物化与个体化处境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在我们看来，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实质上并未完全超出马克思所言的人的生存的异化处境。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劳动对象、劳动活动、类本质、他人相异化的情况仍是现代人的生存境况。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也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向其他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并在很大程度上侵蚀和控制着个体精神生活的时代精神状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根源于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扩张及其所导致的物化的社会状况。因此，重塑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严峻而又紧迫的时代任务。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洞见在于，它深刻而敏锐地意识到精神生活的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问题和一般性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人的精神生活问题必然牵涉到欲望、需要、利益和财富等现实问题，也必然牵涉到自然、社会、道德、政治等问题。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把精神生活的自由问题从先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下降和回归为人的现实存在问题，从而使得对精神生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走出了内在意识的主观层面，转变为现实的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解精神生活问题上所实现的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转变。
三是继续强化山洪灾害防治。进一步加大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力度，继续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的补充完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和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完成《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13—2015年）》确定的2014年建设任务，逐步建立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山洪灾害综合防御体系，从根本上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来理解人的意识活动和精神生活。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在本质上体现为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和回声。历史唯物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分析与批判立足于对现代性社会的总体考察之中。现代性社会处于马克思所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人摆脱了人与地域相依附的自然状态以及人与人相依附的等级秩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但是“对物的依赖”也隐含着“向物的沉沦”。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物化与个体化的困境之中。“物化”这一概念表明，现代人在对物的依赖和追求中迷失在世俗化的物质世界之中，难以返回自身并关照自我精神的内在需求。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已被商品化的“物”所占据，对物的追求、占有和享受成为生活的首要目的。于是，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道德与信仰的神圣光辉日趋黯淡，它们原有的神性光芒被转而投向了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物的世界。现代世界是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世俗化世界，它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所本有的崇高性和形上性被无情地抹去。“个体化”则意味着现代社会在通过对物的依赖获得并建立了个体的独立性之后，它所塑造的其实是孤立的单子式的个人。个人在失去了传统共同体的庇护之后，进入了陌生人的世界，不得不去独立地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现代人把主体自我同他者对立起来，把自由和解放的获得建立在外在的物质基础之上，把主体建构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抽离出来，或者把人与人的关系间接依靠物的中介来给予表达，这就形成了个人主体自由的假象。由此，个体由于过度依赖外物而使自我主体呈现出物化特性，而这个外物对个体的钳制却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人的物化导致每一个个体在他者眼里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并具有可替代性，个体存在的独特价值也就被消解了。现代社会的物化与个体化处境对精神生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内在超越性向度的消解、社会公共性向度的失落与全面自由性向度的衰颓。
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重构
3.1 经济效益分析 按照当前水稻种植的水平，生产投入7 575元/hm2，田租7 500元/hm2，水稻产量在8 250 kg/hm2左右，利润在6375元/hm2左右。通过虾稻鳜综合种养，由于虾、鳜养殖分摊了田租和人工成本，且减少了农药、肥料的使用，水稻种植成本仅7 375元/hm2，成本下降了51.1%；在产量仅6 250 kg/hm2的情况下，利润达到8 875元/hm2。
式(7)中：ui为各面单元的轴向速度;为截面轴向平均速度;Ai为各面单元的面积。为便于与试验结果相对比，对0.15 m
精神生活内在超越性向度的消解，反映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正遭受文化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双重侵蚀。文化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对于精神生活的最大冲击在于：意义问题被降格为利益问题，文化问题蜕变为消费问题，终极性存在让位于瞬时性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很难超出市场的“交换价值”来理解“意义”，难以在“效用性”之外把握“永恒性”。精神生活社会公共性向度的失落，一方面源于人们无法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无法将自我利益与普遍利益协调起来，另一方面源自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这也导致人们在意识中把“个人”与“社会”尖锐地对立起来，将社会视作“外在的、完全异己的存在物”，从而将自我与他人隔离开来，在加深当代人的孤独体验的同时，也使道德冷漠成为了饱受诟病却不断重演的社会现象。精神生活全面自由性向度的衰颓，与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密切相关。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已不但要提供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直接需要，还要提供差异性的符号价值满足人们深层的文化需要。因此“消费”本身也不再被视作单纯的经济行为，更是被当作一种价值选择的文化行为。消费社会通过“造星”等方式，将自己的特殊审美旨趣与价值观标准化、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准绳。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尺度的全面性、能力的全面性与对象关系的全面性都简化为消费的单一性。
自然主义作为对宗教世界观以及内在论唯心主义的反叛，它认为所谓超验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虚假的观念，灵魂与精神本质上也应当归属于物质范畴，只不过是自然物质的派生物而已。人作为自然的进化物，其存在的基础和根据可以从自然那里找到答案，人的存在及其生活也应当遵循自然的法则，按照自然的逻辑展开，一切的一切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自然给定的条件，也从自然那里得到它的营养和自身的本质。近代自然主义利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以机械进化论的观点去认识世界以及人的活动，从而把人的生活完全化约为毫无自身特性的自然物质的自发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看到了改造现代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从而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需要实际地改变和推翻精神生活走向异化和片面所依赖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创造自由的精神生活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必须通过最大限度地占有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具备实行变革的物质因素和社会条件，自觉地消除一切活动的自发性，从而使劳动向自由活动转化，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塑造全面发展的个人，使个人由“偶然的个人”转变为“有个性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发展只是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经济、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在未来的社会发展阶段将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性质，而是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全面占有内在地联系起来。超越物化逻辑，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联合，促进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彻底统一中赋予人的活动以精神自由的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生活的思想期待。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总体性异化，已使人的片面发展和精神病态达到空前的程度，物化和拜物教成为人的精神的主宰，人性的完满性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所取代，人类精神的内在超越性和全体自由性被连根拔起，沉陷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虚无之中。如何推动时代精神实现艰难的历史转变，把人类的精神生活从意义虚无的绝望之火中拯救出来，重新给人以人性完满的希望和信心，并使之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人文价值追求。
马克思甚至设想，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发展阶段，由于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不被框定在特殊的活动范围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和从事打猎、捕鱼、畜牧和批判等自主活动形式，这样就超越了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使自身在多重的维度上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这里，所谓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自由的精神性质，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外在对立被消除和扬弃，人本身的活动对于自己而言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的力量，而是成为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自我表现。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它表达了使自由的精神生活成为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崇高追求。
[15] Boleslaw A. Boczek,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Baltic Sea Environment Against Pollution: A study in Marine Regional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2, No. 4 (October 1978), pp. 782-814.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既造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以及虚无主义困境，但也反过来为实现人类的精神自由准备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的生活摆脱了自然物质必然性的奴役之时，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联合起来创造的感性物质活动的结果将使精神自由获得现实的感性内容，精神生活的自由性最终将被个人全部生活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所诠释，并在个人的具有高度文明的精神享受和感性体验中得到真实的表达。面对精神生活的空前异化状况，历史唯物主义非但没有像西方现代性话语一样堕入到保守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理论情绪中，反而越来越彰显出它在分析现代性问题时所特有的辩证法态度：既没有迷恋古代社会那种“稚气的崇高”，也没有对现实悲观绝望，而是始终葆有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性成熟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信念。
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精神生活的辩证理解及其对精神生活现代性状况的批判，为人类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与个体化困境，从而使自由的精神生活成为现实提供了新的超越性的思想方向和光明前景。
【袁雨宸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生，庞立生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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