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探讨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324名大学生的儿童期虐待经历、自尊水平和应对方式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情感忽视在各种类型的虐待中发生频率最高；各种类型的儿童期虐待经历均与成年期的积极应对相关显著，而与消极应对没有明显关联，其中情感忽视能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应对；自尊在童年期情感忽视与积极应对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情感忽视不仅对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有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自尊水平间接作用于积极应对。
关键词儿童期虐待；应对方式；自尊；情感忽视
1 问题提出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个体为了应付内外环境要求以及相关的情绪困扰所采取的方法、手段或策略(梁宝勇, 郭倩玉, 郭良才, 杜桂芝, 刘畅, 1999)，也是个体为减轻压力或挑战情境的负面影响所采取的具体的认知或行为活动。它是影响个体环境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在面对人际冲突和矛盾、学习和升学压力、生活环境重大变化等一系列的负性生活事件或应激源时，人们很容易产生紧张不安、焦虑抑郁等威胁身心健康的消极情绪情感体验，应对方式在这些应激源与身心健康之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便是同样的应激源，不同的应对方式也会导致个体应激反应水平的差异, 进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Folkman等(1987)曾提出，不是压力本身而是人们如何应对压力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不少研究结果表明，解决问题和求助等是具有较好适应性、反映成熟人格特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使个体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各种矛盾和困难，最终成功解决问题并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幻想、自责、退避、合理化等过度消极等待的应对方式，常常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负相关(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原来这是普拉公司为推出“拍立得”相机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戏。迈阿密是著名旅游城市，吸引全世界的游客，海滨浴场更是人群集中，在这里采取巧妙的形式推出“拍立得”相机会引起全世界游人瞩目，他们回去后会为“拍立得”做免费广告。就这样，“拍立得”相机很快威名远播，成了市场的抢手货。
由于应对方式在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者十分关注应对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特质研究取向(trait-oriented model)把应对方式看作是人格的一部分，认为它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是可测量、可预测的(Bolger，1990；Rapson，1997)。情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则认为应对是一个多变的、动态的过程，随着个人和环境的需要及其认知评价的变化而不断变化(Folkman & Lazarus, 1986)。目前，不少研究者更多强调应对方式的选择是人格特质、个体差异和应激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韩雪荣，2008；邵华，陈奕荣，郝思哲，2019；Christiansen, Hansen, & Elklit, 2014)，重视人格特质对不同应激情境下个体应对方式的影响。这种交互作用论被认为是一种相对较为全面的应对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格理论和情境理论各自的不足。由应对方式的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压力情境中的应对既与个体自身的特点有关，同时也离不开情境的作用和影响。从个体自身的特点来看，已有研究发现神经质、内外向和开放性与应对方式有显著关联(Mccrae & Costa，2010)。同时，对那些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的儿童来说, 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情境因素对个体成长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理解、情感温暖与致力于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等更多成熟的应对方式有关，否认、拒绝、严厉、惩罚、过度保护等与幻想、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一些较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即父母养育方式越积极，孩子的应对方式也会相对更加积极；增加父母反应积极、情感温暖的养育行为，可以有效改善儿童的应对，这些结果在不少研究中都得到了较为一致的验证(付梅, 葛明贵, 2016; 张莉琴, 赵彦军, 吴蕊, 2014; Watson et al., 2014)。
儿童期虐待是最严重的、压力最大的影响儿童发展的经历之一，它给儿童造成的身体与精神方面的伤害有时甚至会贯穿儿童一生的发展。Flynn等(2014)曾提出，儿童期虐待会导致个体在诸多领域中积累起来的发展劣势变得更具危险性，所形成的劣势在整个发育成熟期一直持续稳定地存在着，并影响其他功能的后续发展，其中包括应对方式方面的缺陷。儿童期受虐待严重者会更多采用不成熟的、消极的应付方式，如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更少表现出积极的应付方式(傅鹃花, 陶新华, 2016)。还有研究表明，儿童期虐待经历会使青少年的自杀态度发生显著的变化，受虐学生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或自杀倾向(朱相华等，2006)，能正向预测大学阶段的网络成瘾行为(杨玲等，2016)。
- 2[cψψ9/mb+ cψ∓φ(ψ9∓1)/ma]ψ- (cψψ- sψψ92)ψ9/mb- [cψ∓φψ- sψ∓φ(ψ9∓1)2](ψ9∓1)/ma=
由上表的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各种类型的儿童期虐待都与大学生自尊水平、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p值均<0.01)，与消极应对无显著关联。这表明有过儿童期虐待经历的个体在面对挫折、压力时会较少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并且他们的自尊水平也更低。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在秋学期学生入学后的第三个月内，选取盐城市某所大学大一至大四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前均告知被试测试的自愿性、匿名性等原则。发放370份问卷，回收后的有效问卷共324份，有效率为87.57%。其中男生145人，女生179人，年龄分布在20～23 岁之间，农村生源占57.41%，独生子女占58.12%，父、母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水平的分别为14.20%和22.84%。
2.2 研究工具
完成问卷发放、数据收集并剔除无效数据后，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整理、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是用以评定个体关于自我接纳程度和自身价值总体感受的量表。该量表简洁易懂、评分方便，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我国目前使用最多的自尊测量工具(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其中包含10个条目，采用四级评分，被测者直接报告问卷中的描述是否符合自身实际情况。评分越高，个人自尊水平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由解亚宁(1998)以Folkman和Lazarus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为基础，进行简化并改编而成。该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一共20个项目、四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越倾向使用这种应对方式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或挫折，问卷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目前该问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及科研实践。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依据差异检验、相关分析的数据结果，性别、父亲受教育水平、虐待与自尊和积极应对都存在十分显著的关联，在儿童期各种虐待类型与积极应对的关系中可能存在着自尊水平的中介作用。因此，按照温忠麟、叶宝娟推荐的依次检验法(2014)，以积极应对平均分为因变量，第一层进入性别、父亲受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第二层进入不同类型的虐待水平，第三层进入自尊水平，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取值在1.05～4.01之间，小于10.0，表明数据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结果详见表3。
2.3 数据处理
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SF)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Bernstein 等人于1998年编制完成的回顾性调查问卷，主要用于测评个体儿童期在家庭中的受虐经历，是目前世界公认的能有效测量儿童期虐待的良好工具之一。国内学者将其翻译成中文问卷后应用于大学生群体(傅文青等, 2005)，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0，分半信度系数为0.55。该量表共含有28个条目(其中有3个条目作为效度评价)，分为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个临床分量表，均采用五级评分。由于躯体忽视分量表信度及结构效度较差(傅文青等, 2005)，仅选择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情感忽视四个分量表作为分析指标。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按照基本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所有的虐待类型、应付方式和自尊水平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部分变量在不同的父亲受教育水平间也表现出明显不同，但儿童经历的虐待情况、采用的应付方式和自尊水平，在是否独生子女、不同生源地、不同的母亲受教育水平间，未见显著差异。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
对收集的被试样本按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进行虐待情况、自尊水平和应对方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相应的差异检验。表1的结果显示：在各种类型的儿童期虐待中，情感忽视的平均分最高，且波动范围最大，其次是情感虐待、性虐待与躯体虐待。同时，大学生自尊水平在15～40之间，平均值为28.23，并且他们积极应对的运用频率相对高于消极应对。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M±SD，N=324)
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自尊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总体水平1.69±0.771.39±0.631.42±0.781.89±0.8828.23±4.461.87±0.491.30±0.49 性别男(n=145)1.84±0.821.52±0.701.61±0.872.09±0.9227.57±4.151.79±0.501.40±0.48女(n=179)1.50±0.661.24±0.501.20±0.561.64±0.7629.04±4.721.96±0.471.19±0.48t值 3.30 3.42 4.12 3.95-2.54 -2.70 3.43
续表
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自尊积极应对消极应对 独生子女是(n=188)1.65±0.731.36±0.611.41±0.781.89±0.8528.05±4.731.87±0.511.32±0.49否(n=136)1.72±0.801.44±0.641.42±0.781.85±0.9228.49±4.091.86±0.451.27±0.48t值-0.65-0.96-0.130.29-0.750.150.73 生源地城镇(n=138)1.65±0.781.36±0.611.41±0.731.95±0.9928.40±4.921.88±0.501.30±0.50农村(n=186)1.71±0.741.41±0.641.42±0.811.82±0.7828.11±4.101.84±0.481.29±0.48t值-0.54-0.58-0.081.100.480.620.16小学及以下(n=56)2.00±0.951.69±0.791.72±0.962.15±0.8527.12±4.611.70±0.471.31±0.38父亲受教育水平初、高中(n=201)1.63±0.691.37±0.601.38±0.741.82±0.8528.40±4.261.87±0.491.26±0.50大专及以上(n=67)1.65±0.791.28±0.541.35±0.711.87±0.9728.45±4.951.94±0.471.40±0.49F值 3.19(1>2,3)4.64(1>2,3)2.871.831.162.511.46小学及以下(n=74)1.70±0.781.43±0.651.39±0.801.89±0.8427.24±4.391.75±0.421.32±.048母亲受教育水平初、高中(n=209)1.69±0.761.39±0.631.42±0.771.84±0.8728.56±4.511.88±0.501.28±0.50大专及以上(n=41)1.62±0.751.35±0.561.43±0.762.00±0.9928.20±4.191.97±0.531.35±0.41F值0.130.150.040.401.682.000.27
注：代表p<0.05，p<0.01，p<0.001，下同。
由于本研究同时采用三个量表对同一被试进行测查，容易产生共同方法变异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故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通过对所有数据进行因素分析，发现共有1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最大因子解释了24.70% 的方差，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未发现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自尊水平、应对方式的关系分析
其三，从审计结果角度看，CPA审计寻租降低了审计质量。我国资本市场中，CPA往往会采用低价揽客的方法进行竞争寻租，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改善，可能会演变为恶性降价竞争。当审计收入不断下降，降至低于审计活动正常进行需要付出的成本时，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获取收益，可能就会倾向于不执行一些本应执行的有效审计程序，这必然会导致审计质量下降，最终造成审计失败。
表2 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的偏相关分析(N=324)
儿童期虐待12345671.情感虐待1 2.躯体虐待0.781 3.性虐待0.740.801 4.情感忽视0.530.500.531 5.积极应对-0.30-0.33-0.35-0.331 6.消极应对0.110.050.050.030.131 7.自尊-0.34-0.29-0.33-0.290.44-0.091
尽管一些研究探讨了儿童期虐待与个体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但大多局限于整体的虐待经历对应对方式的直接影响(傅鹃花, 陶新华, 2016；冀云，2011)，或是关注某一种虐待类型单独对应对方式的作用(侯艳飞，赵静波，杨雪岭，2011；Harris et al., 2016)，鲜有研究者同时分析并比较不同虐待类型的差异性作用(孙双涛，牛威，闫同军，欧阳辉，沈嘉懿，赵汉清，2013)，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者从人格特点、特别是自尊的角度探讨儿童期虐待影响应对方式的内部作用机制。自尊是个体对其自身的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也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儿童期经历的各种虐待会对他们的自尊造成严重的伤害，降低儿童的自我成就感以及自我效能感(汪芹, 申自力, 贾梦楠, 蔡太生, 2012)。另一方面，自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高自尊组倾向于使用问题解决、求助等应对方式，低自尊组则会更多使用压抑、逃避、退缩等方式(岑延远, 郑雪, 2005；高志奎, 2011)。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面临大学校园里人际关系、学业、自我发展和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内外应激源时，尽管年龄与知识经验使他们可以相对更为灵活、成熟地应对，但儿童期虐待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发展劣势，可能会成为影响心理健康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有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期虐待影响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内部作用机制，重点考察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同类型的虐待经历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具体关系，自尊水平在这些关系之间是否发挥着中介作用。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7年2月-2018年2月收治84例胃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42例。实验组:男性患者22例,女性患者20例;年龄24~62岁,平均年龄(38.9±3.7)岁;体重42~66kg,平均(54.2±4.9)kg;对照组:男性患者18例,女性患者24例;年龄23~58岁,平均年龄(39.2±4.1)岁;体重43~67kg,平均(55.6±3.4)kg。VSA分级均为一级、二级。对比两组患者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之后，对儿童期各种类型的虐待水平与大学生的自尊、应对方式进行相关分析。
表3 自尊、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积极应对的回归分析
模型1β1t1模型2β2t2ΔR2ΔF第一层0.056.42性别父亲受教育水平第二层0.1510.73情感虐待0.010.050.070.73躯体虐待-0.10-0.86-0.12-1.07性虐待-0.16-1.46-0.11-1.08情感忽视-0.21-2.72-0.16-2.22第三层0.1033.11自尊0.355.75
表3可见，在第二层分析各种虐待类型对积极应对的影响中，只有情感忽视发挥了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第三层中，自尊对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当自尊进入第三层后, 整个方程的解释力从第二层的20.2%提高到30.3%(ΔF=33.11)，增加了10%；情感忽视的β值下降, 显著性水平也降低。这说明自尊水平在儿童期情感忽视和积极应对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同时使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温忠麟, 叶宝娟, 2014)对数据做了补充分析，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的确没有包含0(LLCI=-1.26，ULCL=-0.46), 表明自尊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效应量为-0.83。
4 讨论
在本研究中，情感忽视在四种虐待类型中平均分最高，其次是情感虐待、性虐待与躯体虐待。作为一种特殊的虐待类型, 情感忽视是照料者在养育儿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故意性的不作为，它往往与无知无暇有关，多为放弃或忽略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造成的不作为。情感忽视较高的发生频率已经在不少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傅鹃花, 陶新华, 2016; 牛怡, 薛云珍, 李文涛, 曹艳梅, 2014)，它既与情感忽视本身的特点有关，同时也受到父母养育知识和养育观念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情感忽视不像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那样，很难看到明显的身体损伤或者直接而严重的心理危害，其作用较为缓慢、非显性化，父母常常难以觉察到忽视孩子的情绪需求所产生的后果。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父母更多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和行为表现的社会适宜性，很容易因此忽视孩子随成长而增多的情感需求，同时父母的育儿知识也会显著影响虐待和忽视行为的出现(Mcmillin et al., 2015)，缺乏必要的儿童发展知识可能会使他们意识不到情感忽视的危害性后果，难以唤起他们的警觉和重视。
众所周知，父母的养育方式和亲子关系质量在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温暖、安全的亲子关系和适宜的养育环境中，儿童会更加信任照料者，更多地与照料者分享自己在生活、学习和交往中的各种思想和感受，更好地接受父母的社会化教育，也会更加积极地进行自主探索和各种尝试活动，以提升自己应对压力和困难的能力。但虐待经历很可能会干扰和妨碍受害儿童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对他们的心理状况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本研究发现，情感忽视对积极应对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这表明经历了童年期情感忽视的大学生，在面临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应激源时较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之前的研究表明，有过童年期情感忽视经历的抑郁症患者会更少地采用认知重评等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王雪, 张蕾, 汪凯, 蔡翥，2017)，这种经历还会导致儿童、青少年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有自我意识偏低、自我贬低或自暴自弃的倾向(肖长根, 唐秋萍, 邓云龙, 潘辰, 袁秀洪，2007)，女性怀孕时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Talmon, Horovitz, Shabat, Haramati, & Ginzburg, 2019)。由此可见，如果父母对儿童情感需求采取冷淡、漠不关心的态度，没有给予儿童足够的爱，拖延或拒绝给儿童提供心理上的关心、爱护或安慰，就会无形中给儿童传递一种强烈而隐匿的信息：自己的感受不重要，进而降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使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无法自由表达和交流情感，在面临困难、挫折和问题时既难以寻求家庭内的有效支持，也无法借助于父母指导习得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继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内化和外化问题(Johansson, 2015; Springer, Sheridan, & Kuo, 2007)。之所以只有情感忽视发挥了预测效应，很可能是因为样本取自于普通大学生，且多为独生子女，他们所经历的儿童期各种类型的虐待水平相对较低，经常发生虐待行为的极端个案数目少、比例低(情绪虐待1.69%、身体虐待0、性虐待0.42%、情感忽视2.93%)，其中情感忽视由于发生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显著影响。但本研究未能发现各种虐待类型与消极应对之间的显著关联，这与之前的一些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周永红，2016；Hilyard & Wolfe，2002)。这些研究指出，受到情感忽视的儿童在遇到困难和压力时不但会表现出更少的积极应对方式，同时还会更多倾向于选择逃避现实或幻想等消极应对方式。研究结果的分歧，可能与研究样本的整体虐待水平较低、不能充分预测不良的发展后果有关，还有待于今后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步骤计算：函数f(x)为周期函数，且在审题过程中，就要引导学学会审题，引导学主动思考和发现问题.发现和利用题干中的相关条件，运用函数的周期性这一概念，得到f(x)是周期为4的函数.周期性是解答此题的关键，学生就可以利用直接法算出.通过这种生动有趣的形式激发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兴趣，提升数学学习能力.
自尊水平在儿童期情感忽视和积极应对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的现象说明，情感忽视不仅对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有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自尊水平间接作用于积极应对。在儿童期有过情感忽视体验的孩子更容易受到这种负性经历的影响，自尊水平相对更低(何影, 张亚林, 李丽, 黄任之, 周雪婷, 张迎黎，2010；李然, 梁利花, 贾睿, 周艳, 孙春婷, 2017)，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挑战时会缺乏信心，难以体验到问题解决、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的有效性，成年期后倾向于更少使用积极应对(岑延远, 郑雪, 2005；高志奎, 2011)。因此在对有过童年期情感忽视经历的个体进行心理干预和矫治时，需要充分重视自尊的作用，通过提升自尊水平促使大学生更多运用积极应对方法，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
我知道我正在生气/委屈/自卑……谢谢你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我的感觉。不要批判、否定，就只是简简单单地描述。当你觉察到，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的负面情绪时，就会发现，你的情绪已经平稳了许多，可以开始冷静地思考了。因为觉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到目前为止有关儿童忽视的心理学研究仍相对较少，这与当前各国相关机构报告的儿童忽视案例数远超其他虐待形式以及儿童忽视会造成严重危害及后果的现实情况不相吻合(陆芳，2016)。为了切实维护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相关部门除了制定更完善的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各项法规政策，还应当致力于提高整个社会对虐待儿童行为的认识，为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更有利的社会氛围，同时帮助父母更新养育知识和养育观念，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无论是身体上的虐待还是精神上的忽视都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并学会妥善应对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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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ssociationbetweenChildAbuseandCollegeStudents’CopingStyles:TheMediatingRoleofSelf-esteem
LU Fang
(JiangsuKeyConstructiveLaboratoryforBigDataofPsychologyandCognitiveScience,YanchengTeachersCollege,Yancheng22400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later coping styles, 324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elf-Esteem Scale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motion neglect was the most frequent among all types of abuse during childhood.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abuse and negative coping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ach type of child abus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s in adulthood, and emotional neglect could even negatively predict positive coping styles. Furthermore, self-esteem was found to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This indicated that emotional neglect not only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s through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Keywords: child abuse; coping style; self-esteem; emotional neglect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JYD004)。
通讯作者: 陆芳, E-mail: tanxiang93@163.com
分类号B848.8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0.007
标签：儿童期论文; 方式论文; 情感论文; 水平论文; 大学生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10期论文;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JYD004)论文; 江苏省心理与认知科学大数据重点建设实验室; 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