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顾虑对PPP项目利益相关者承诺升级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主体
刘继才，刘珈琪，周亦宁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面子顾虑作为面子研究的一个维度，不仅是决策者人格特征的体现，还是影响决策者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利益相关主体复杂的PPP项目中，不同决策者的行为特点对项目的承诺升级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从PPP项目中政府和社会资本两大利益相关主体出发，结合面子顾虑的三个维度：自我面子顾虑、他人面子顾虑、相互面子顾虑，探讨不同维度的面子顾虑对PPP项目中不同利益相关者承诺升级的影响程度。通过情景问卷的方法收集数据，并用SPSS等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方差、线性回归等分析后发现：具有自我面子顾虑人格特征倾向的政府决策方更加倾向于承诺升级；具有他人面子顾虑人格特征倾向的社会资本方更容易发生承诺升级；在具有相互面子顾虑的决策者中，社会资本比政府方更容易发生承诺升级；当决策者政府方较倾向于他人面子顾虑时，可以降低承诺升级的水平。研究结果对中国背景下PPP项目决策方的承诺升级行为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面子顾虑；利益相关者；PPP项目；承诺升级
0 引言
弗里曼[1]在1984年出版的专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认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公司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任何一个公司的行为活动均需要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融资模式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重要的融资模式，涉及的参与方较多，利益相关主体结构复杂且在各主体间存在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基于PPP项目的这些特点，在项目治理结构的研究中，需要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风险分担、行为决策等作出分析。尤其是对行为决策的研究，已成为PPP研究的热点，如：承诺升级。承诺升级是指决策者在面对某一项目前期资源投入产生消极后果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投入资源的行为。陈衍[2]等在其研究中将影响承诺升级的因素分为：项目因素、组织因素、情景因素、个体因素，这些因素作用于PPP项目决策者从而产生承诺升级的倾向。这种倾向有可能弥补项目前期的损失，也有可能加大项目的损失甚至导致项目失败。因此对决策者而言，其人格特征、风险偏好、心理因素等都将严重的影响其决策行为。
由于PPP融资模式与传统融资模式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具有投资者与监督者的多重角色[3]。在传统的公共基础建设项目中，政府一般作为单纯的项目发起者和监管者，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社会承建商完成项目设计、建设等工作，政府方并不参与项目融资决策和建设决策。而在PPP项目中政府方作为核心利益主体，与社会资本共同合作参与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各项活动，并实现双方的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因此在PPP项目中政府方与社会资本的交集更多、更广、更频繁，且政府在项目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甚至是一票否决权。同时，PPP项目可以根据项目需求设立项目公司（SPV），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件《PPP 项目合同指南（试行）》中规定“政府在项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可见政府又可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参与项目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即PPP项目中政府具有行使投融资决策等行为的权力。因此相比于传统融资项目，政府参与主体的决策行为对PPP项目的影响更大，甚至会影响项目的成败。在目前大力推动PPP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诸多项目中出现了政府及其它利益主体承诺升级的现象，如：杭州湾跨海大桥。在PPP项目公司中，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较紧密，并存在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不仅是个体身份地位与理想形象的表现，还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因此，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面子顾虑（Face Concern）的特点，PPP项目中承诺升级的现象将更为突出，会导致“面子工程”的出现[4]，如：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以上分析表明了研究PPP项目中面子顾虑影响政府和社会资本承诺升级行为的作用机理是必要的。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通过对承诺升级和面子等相关文献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研究以PPP项目中两大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和社会资本为分析对象，并通过情景角色模拟的实验方法收集数据，运用SPSS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研究不同维度面子顾虑对不同决策者承诺升级的影响。依据研究结果，本文为政府决策方和社会资本决策方提供降低承诺升级的建议，为后续PPP项目多利益主体承诺升级机理与控制研究提供建议。
1 承诺升级相关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决策者的行为因素对项目决策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PPP项目治理机制研究的热点。学术界以组织行为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决策行为的研究较集中于决策者的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EOC）行为，该构念最初由Staw[5]在1976年首次提出，其指决策者在面对某一项目前期资源投入的消极后果，而继续坚持向项目中投入资源的决策行为。查找先前研究发现影响决策者承诺升级行为的因素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例如，Schaumberg[6]通过三组实验设计研究，认为积极的自我道德追求会加速决策者的承诺升级；Ku[7]研究决策者是否因体验后悔而影响承诺升级时，发现决策者体验到的后悔情绪越深则承诺升级的倾向就越低；Heath[8]发现决策者的心理预算可以降低其承诺升级的倾向；Hsieh[9]等认为市场竞争结构是承诺升级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孙丽君[10]等学者以中国管理者为被试对象，通过研究得出决策者自尊、控制力、挫折容忍度等人格因素对承诺升级存在显著影响；Sleesman[11]使用元分析的方法综合概述承诺升级影响因素的文献，分析不同的理论观点的作用，并检查各种理论的相对功效。Drummond[12]对促进承诺升级和降低承诺升级的因素分别进行对比分析，其认为在企业和组织管理中，承诺升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代价高昂的错误。承诺升级源于社会心理学，目前将其应用于解释决策行为的研究还较集中在IT信息系统项目中，应用于PPP建设项目中还较少。Chulkov[13]等利用先前研究的文献，运用元分析的方法讨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决策者对管理信息系统项目承诺升级的影响。Khan[14]等对IT项目中的承诺进行回顾分析，认为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的不理性导致了失败的承诺升级。Park和Berente[15]从信息管理系统的制度化和嵌入理性对承诺升级行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合理因素效率、技术和创新与承诺升级的显著性会降低。随后Roetzel[16]探讨了信息符合与创造力水平对IT项目中承诺升级的影响，认为具有创造性的决策者则表现出承诺倾向的上升。PPP项目（公司）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合同体系、利益主体结构及决策选择，因此在PPP项目决策过程中同样存在承诺升级现象，且该现象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热点主题。
通过对先前文献分析可知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和人格特征是影响其承诺升级的主要因素，且决策者的文化、经历或性别对决策者承诺升级行为具有一定的调节影响[17]。随着中国PPP的发展逐渐成熟，研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决策者的人格特征因素是健全PPP项目治理机制的关键环节之一。Keil[18]以新加坡、荷兰、芬兰的学者为研究被试，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沉没成本、风险偏好等影响因素对承诺升级的影响。Gomez和Sanehez[19]分别以美国和墨西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承诺升级中自我辩护理论和前景理论的文化差异。Salter[20]等通过对九个国家1208名管理人员和MBA学生进行调查分析，探讨了三个决定因素的跨文化敏感性，并通过一个多案例的实验，考察了民族文化的调节作用。Tse[21]等研究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承诺升级倾向，发现中国背景下的决策者更容易发生承诺升级，他们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中的面子观有关系。王轶楠[22]等基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将面子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对面子的定义和分类做出分析。王萍[23]等基于中国文化背景，探索了面子对家族企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上下级关系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因此面子作为人格特征的一个维度对决策者的行为选择会造成影响，尤其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面子观，这种影响会更加显著。针对本文研究特点——PPP项目中面子顾虑对政府或社会资本承诺升级行为的影响，与传统项目相比，在PPP项目中政府方可全程参与项目的各项决策，其话语权、投票权、建议权等将对其他行为者的决策造成较大的干扰。且由于全寿命周期下的PPP一体化决策过程存在环环相扣的连续承诺，因此，在研究PPP项目中政府承诺升级行为的特点是实现项目高效治理的重点之一。“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决策者的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对政府方。因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政府往往权力大、地位高、面子大[24]，且在项目公司管理过程中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故在项目投资和监管等决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政府对个人面子顾虑偏重或社会资本对他人（政府方）面子顾虑偏重的非理性因素。陈昊[25]等学者研究了面子观中的面子倾向对企业信息安全制度的调节作用。Ting-Toomey[26]认为每个人都存在面子顾虑，在斗争情景下对面子进行管理时，个人协商的面子取决于他们面子顾虑的程度。Oetzel[27]等以不同国家为被试对象，研究了在认知冲突情景下面子顾虑与行为决策的关系。从对先前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研究面子观对项目承诺升级行为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定义面子观中的面子顾虑为行为影响因素，以PPP项目中的政府和社会资本为分析对象，采用情景模拟问卷的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维度面子顾虑对不同决策者承诺升级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对PPP项目多利益主体承诺升级机理与控制的研究。
2 研究机理和假设
2.1 面子和面子顾虑
Goffman[28]将面子看作成一种自我社会价值，这种价值不仅需要自我期望，还需要外界的感知和认同。同样的刘继富[29]认为面子的实质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和地位关注。Ting-Toomey[30]等认为面子与尊重、荣誉、地位、声誉、信誉、能力、忠诚、信任、关系债务等因素有关。金耀基[31]认为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经济实力等对面子价值也有影响，因此面子的高低可以用行为人所处的“环境特征”来解释。在解释面子作用的研究中，Hwang[32]将面子分为道德面子和社会面子，其认为对公众形象的关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存在问题，且处于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的面子行为应得到理解。在随后研究中Hwang[33]基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对文化差异下的面子解释程度。而Zhang[34]等则将面子作为一个因子，探讨不同文化下情感之间的动态关系，其认为感知面子威胁将诱发初始的情绪，从而影响宽恕等情绪反应，从而影响和解。面子顾虑作为面子的一个维度被Rogan[35]等学者提出来，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面子与面子作用原理，它可以影响决策者的驱动情感、行为和认知维度。Ting-Toomey[36]在面子协商理论中考虑了面子顾虑的两个特征：自我面子顾虑和他人面子顾虑，在后续的研究中Ting-Toomey[26]又加入了面子顾虑的第三个特征：相互面子顾虑。因此面子顾虑作为面子观研究的一个维度，是一种人格特征和心理因素。Fletcher[37]在跨文化的面子协商的研究中也将面子顾虑划分为三个维度（自我、他人、相互）进行量表题项设置。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具有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政府方的面子对PPP项目的影响不能被忽视。基于该思想，本文以面子顾虑的三个特征作为研究变量，用问卷分析的方法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承诺升级行为进行研究。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面子顾虑作用于利益相关主体承诺升级的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面子顾虑作用于利益相关主体的机理简图
2.2 研究假设
Ting-Toomey[26,36]将自我面子顾虑定义为对自己的形象和其他相关形象的关注和考虑。将他人面子顾虑定义为主要关心另一方的形象。在后续研究中Ting-Toomey 和 Kurogi将相互面子顾虑定义成对参与的所有当事人基于面子关心和考虑，并为组织或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承担责任[30]。因此不同的态度对面子顾虑的作用是不等的，即在对象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认知下，面子顾虑的三个维度具有一定的差别[38]。
（2）是否属于意外事件。当前意外事件较多运用于法律层面的探讨，实际上在党员干部的行为认定方面也存在进一步剖析和论证的空间。在自然灾害层面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需要结合意外事件的起因、造成的结果以及因果关系进行统一论证，当然这里的人为过失因素应当作为一个重点进行具体分析。
基于先前文献研究和分析，对研究模型做出如下假设：
H1：不同面子顾虑的特征对不同决策者承诺升级的影响的显著程度不一样。具有自我面子顾虑人格特征倾向的政府决策方更加倾向于承诺升级。
胡先缙[39]将面子分成“脸”和“面子”，脸即是尊严、形象、自尊。政府方的“脸”代表了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因此当政府方作为项目决策者时，尤其是在以公共基础设施为主的PPP项目中，其不愿意因项目的失败而影响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与尊严。当这类项目失败后，政府往往比合作的社会资本承担的责备声更大，即政府成为民众责备的主要对象，且政府会逐渐失去公众对其的信任，这会导致政府方的面子出现较大的损失。因此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会过多顾及自我面子而做出非理性决策，从而加重项目承诺升级。
H2：具有他人面子顾虑人格特征倾向的社会资本方更容易发生承诺升级。
ST昌鱼的资产出售则更加花样百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719万元，扣非净利润-1363万元，要实现盈利也就千万元的事儿。ST昌鱼三季报披露，2018年10月22日，公司收到鄂州市国资委关于机场建设征用花马湖上湖水面的函，以及关于征用上市公司洋澜湖水面的函。而近日公告显示，ST昌鱼已经与鄂州市国资委达成协议，由鄂州市国资委回购花马湖上湖使用权，转让价格670万元。这一笔收入，又将助力公司扭亏更进一步。
作为PPP项目中主要参与者之一的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权力和利益倾向性。他们投资项目一方面是为了从中获利，另一方面为了与政府方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求获取未来项目市场。因此在做项目决策时，其可能会忌于政府方的权力、地位等因素而过多考虑政府方的脸面。若企业为了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取更多优惠政策和未来市场的收益而忽略眼前损失，则社会资本的承诺升级会更加严重。
H3：在具有相互面子顾虑倾向的决策者中，社会资本比政府方更容易发生承诺升级。
本研究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面子顾虑测量量表和承诺升级意愿量表。量表均采用Likert七级量表，其中对面子顾虑的测量题项来自于Oetzel[27]等学者在研究不同面子结构功能中所用的同一面子顾虑测量题项，共三个部分：自我面子顾虑，7个题项；他人面子顾虑，11个题项；相互面子顾虑，4个题项。
糖尿病相关知识不足是影响治疗依从性的重要因素。糖尿病的年龄结构以老年患者为多，大部分患者对于糖尿病的相关发病以及治疗防治知识的缺乏，造成了糖尿病治疗依从性较差的情况发生[5-6]。特别文化程度较低和无配偶的中年、以及文化程度较低和无糖尿病家族史的老年糖尿病前期人群[7]，糖尿病相关知识缺陷较大，需要采取强化的健康教育进行提高，有效提高治疗依从性。该研究表明，通过疾病知识和用药常识教育，能提高患者对糖尿病的认识，还能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调整生活方式，进而改善血糖控制水平。
角色扮演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告知被试者在上述情景中作为决策者的身份是政府方。第二阶段告知被试者在上述情景中作为决策者的身份是社会资本方。
H4：当决策者政府方较倾向于他人面子顾虑时，其可以降低承诺升级的水平。
此种情景下，政府方会试图避免在决策过程中过多的考虑己方的面子与尊严等非理性因素，更多的从团体利益及项目的绩效出发进行理性的决策。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⑴打破传统档案管理方案的约束。在办公自动化的大背景下,文件本身具有很高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十分独立的特点。在传统档案管理工作中,是没有办法具体体现这些特点的。所以在新型医院档案管理工作下,需要各个部门进行具体分工,自动化档案管理一般进行工作是通过单位进行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会以文件为基础,对其开展归档工作[4]。而办公自动化讲究工作效率,所以电子化档案管理工作会分部门实施,在信息部门和科技部门双重作用下,才能实施归档工作,如果两个部门出现工作分离,也无法进行完整的单干创建工作。所以,管理工作要发展到设计阶段,确保办公自动化系统功能和前端控制阶段有一定联系。
表1 被试基本信息统计
特征变量类别频数百分比（%） 教育程度博士2516.8 硕士9765.1 学士2013.4 学士以下74.7 研究领域（多选）项目管理与投资分析75—— 公共工程组织与管理37 企业战略与组织行为35 金融工程理论与应用16 运作与服务管理26 其它39（15） PPP了解程度基本了解2818.8 很了解6946.3 精通3624.2 专家1610.7 项目经验2年及2年以下3724.8 2-5年9563.8 5-10年1610.7 10年以上10.7
注：表中（15）表明只研究“其它”领域的被试人数。
问卷依托专业调研网站定向发放问卷收集数据。问卷主要通过QQ或微信等方式定向邀请《PPP青年学者高峰论坛》群和《第五届PPP论文竞赛参赛者》群中的成员为被试对象。群中主要成员为PPP项目管理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包括：有从事政府相关工作经验的专家、有法律或项目管理等相关经验的博士或研究生以及在国企或私企有从事与项目管理相关工作的在职人员。实验问卷共发放182份，总共回收174份数据，经过筛选剔除掉无效数据：PPP了解程度选择“没听过”的答卷；恶意或随意填写答卷；被试信息题项之间明显矛盾的题项等，保留的有效数据为149份。对被试的“教育程度”、“研究领域”、“PPP了解程度”、“经验”进行方差检验后，这些因素对被试承诺升级程度均无显著影响。
3.2 测量工具
“‘乾隆通宝’背面的满文左边一律为‘宝’字，右边则表示是哪个地区的铸币局制造的，比如这枚，嗯，这个是‘云’，是云南造的。”老贾把举例子贯彻到底。
情景：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在项目前期已经投入500万元。在项目进行到50%时，由于各种原因项目此时损失300万。决策者可以选择终止投入资源而放弃该项目，且接受损失的责任。若决策者继续向项目中投入资源，则可能挽回之前的部分或全部亏损，也有可能项目因无止住颓势而无法弥补亏损且损失会变的更大。在此处假设项目止住颓势的概率较低。
承诺升级意愿量表采用角色扮演的情景模拟方法。问卷情景设置主要参照Salter[40]的情景问卷和孙丽君[9]的信贷问卷。由于项目承诺升级的影响因素包括项目内部的各种因素，因此在情景设置中需要对设计的主要的项目特征因素进行控制。项目沉没成本对决策的心理预算等有影响[41]；项目损失的信息即负反馈的清晰化或无偏化，可以降低承诺升级意愿[42]；项目完成程度对承诺升级有显著影响[43]。故将这些因素明确后，本研究设置的情景为：
相互面子顾虑是公平合作精神的体现。它强调不同决策者之间应互相沟通，为对方考虑，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决策探讨。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政府方的面子高于私人企业的思想已经在民众的心里根深蒂固。虽然，社会资本会暗示自己应理性决策，秉持公平的原则，但其还是会更多考虑政府方的面子。
5年来，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实习生、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企业争相在学生实习期内提前签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100%。
目前关于承诺升级的研究结果大多数都是从实验问卷中得来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影响被试者的因素有很多，且影响目标变量的因素也有很多。因此采用情景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可以较好的控制实验因素与变量，提高问卷的效度。在本研究中面子顾虑是被试特征变量，通过问卷获取，只需要将问卷中的角色扮演做控制即可。故问卷在情景模拟部分的角色模拟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情景模拟为政府方角色扮演，在问卷情景部分告知被试者作为政府方作出决策；第二次则在问卷情景部分告知被试者作为社会资本方作出决策。通过问卷收集被试的基本信息汇总情况如表1所示。
关于角色差别的感知，本研究在问卷最后设置角色感知题项，进行角色扮演效果的检测。同样的题项针对不同角色情景进行两次询问，两次题项主体相同，差别在于“角色扮演情景”。如针对角色模拟1设置的三个题项为：“在上述情景角色扮演1中您感觉自己的地位较高”；“在上述情景角色扮演1中您更注重项目所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在上述情景角色扮演1中您有能力为项目提供较多优惠政策”。以上题项均采用7级Liket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应得分从1—7分，两组角色感知题项得分差别越大说明角色知觉度越高。
3.3 量表信度与效度
对收集的实验数据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问卷各部分题项的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信度系数Cronbach ɑ值来衡量量表的测量信度。用因子分析抽取主成分的方法对Oetzel等学者经过验证的三个面子顾虑的量表再次进行探索性的因子分析，并对本研究借鉴的量表的适用性和构建效度做出分析。将角色感知的题项数据合并后也进行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进行分析步骤：量表各部分的可靠性分析；对各题项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在判断各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后，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输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量表各部分的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见表2。
表2 量表各部分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测量项目题项KMO和Bartlett因子载荷α系数 自我面子顾虑ss10.8930.2830.799 s20.556 s30.627 s40.609 s50.735 s60.739 s70.619 他人面子顾虑oo10.6530.895 o20.327 o30.691 o40.413 o50.742 o60.817 o70.494 o80.539 o90.700 o100.591 o110.706 相互面子顾虑mm10.7280.855 m20.786 m30.780 m40.730 角色感知rr10.7030.8260.793 r20.835 r30.862
注：全文中G，P分别代表政府（government）与社会资本（private）承诺升级；s，o，m分别代表：自我面子顾虑，他人面子顾虑，相互面子顾虑。
从表2中显示的结果可以看出自我面子顾虑量表和角色感知量表的信度α系数均接近于0.8，分别为0.799和0.793，表明这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他人面子顾虑量表和相互面子顾虑量表的信度α系数分别为0.895和0.855，接近于0.9，表明这两量表均具有非常好的信度。综合表明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4.3.1 内容效度
本研究采用问卷情景模拟的实验方法，被试对象以PPP项目管理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为主。由被试基本信息统计表1可知：本科（学士）以上学历占比95.3%，硕士以上学历占比81.9%；被试在“其他”研究领域的人数为15人只占比10.1%，即反映了至少有89.9%的实验对象有研究管理领域等知识的经验；从对PPP的了解程度来看，近90%的被试对PPP项目有较好的认识；近80%的被试至少有2年的项目管理经验。以上各数据表明，问卷的实验对象均具有一定的知识与专业基础，因此本研究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且该问卷是可靠的。
4.3.2 结构效度
运行SPSS因子分析后的成分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题项组件 1234 o60.817 0.055 -0.014 0.052 o50.742 0.268 0.029 0.090 o110.706 0.292 0.196 -0.097 o90.700 0.292 0.132 -0.240 o30.691 0.292 0.060 0.111 o10.653 -0.021 0.196 0.255 o100.591 0.330 0.287 -0.192 o80.539 0.369 0.077 -0.426 o70.494 0.390 0.324 -0.396 m20.149 0.786 0.217 -0.079 m30.201 0.780 0.151 0.040 m40.242 0.730 0.016 -0.120 m10.220 0.728 0.199 0.102 o20.327 0.553 0.258 0.128 o40.413 0.545 0.071 0.185 s6-0.020 0.005 0.739 -0.013 s50.176 0.091 0.735 -0.101 s30.215 0.116 0.627 0.064 s70.116 0.264 0.619 0.289 s4-0.024 0.469 0.609 0.184 s20.149 0.481 0.556 0.182 s10.114 0.203 0.283 0.718
注：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a 旋转在 6 次迭代后已收敛。
从表2中可以得知面子顾虑各题项与角色感知各题项的KMO和Bartlett检验系数分别为0.893和0.703，表明各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结合表3，从因子载荷来看，除题项s1对自我面子顾虑、题项o2和o4对他人面子顾虑的载荷低于0.5以外，其它变量的载荷均大于0.5。说明了相互面子顾虑与角色感知两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下面对数据中出现较小的误差给予解释。
（1）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题项最终抽取4个公共因子，其中前三个公共因子与Oetzel所提出的面子顾虑的三个维度一致。而题项中s1单独作为一个公因子，其对自我面子顾虑的载荷量只有0.283小于0.4，对研究的原问卷与借鉴的原问卷题项进行分析后，得出可能产生该误差的原因。Oetzel将该题描述为“I was concerned with not bringing shame to myself”，本研究中对应的题项为“我关心事件不会给自己带来耻辱”。“shame”可翻译“羞愧”和“耻辱”等，在中国文化里前者更多强调自卑，后者则上升到道德层面，因此“耻辱”带给人的负面或消极的情绪较“羞愧”一词要重，故题项的语义差可能是造成问卷误差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shame”或“耻辱”一词的理解程度和与面子关联程度的知觉不一样[44]导致的误差；最后实验被试对象的缺乏，导致样本量不够充足，也有可能导致该误差的出现。
（2）表3中反应出o2与o4题项解释的相互面子顾虑较多，o4对他人面子顾虑的载荷为0.413大于0.4，若以0.4为标准则可认为正常[45]。变量o2对他人面子顾虑载荷只有0.327，而对相互面子顾虑的载荷为0.553。查找原问卷题项分别为：o2：保持谦逊以维护关系对我是重要的；o4：我关心的是要自己保持谦逊，以使对方感觉良好；m1：我很尊重的对待我们两方；m2：关系和谐对我来说很重要；m3：在我们的互动中保持关系对我来说很重要；m4：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决心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比o2、o4与m1、m2、m3、m4，题项之间的描述发现o2中“维护关系”与m2中“关系和谐”和m3中“保持关系”具有相同的含义，均为维护组织或团体的和谐。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对Oetzel等学者该量表题进行直译后可能会产生知觉误差，以导致o2题项不具有收敛性。
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联合化学药对比单用化学药治疗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有效性的Meta分析 …… …… 陈铭泰等（15）：2126
综合对以上两类偏差进行分析的结果，在直接借用西方学者Oetzel等经过论证的量表的前提下，以中国学者为被试进行实验分析产生的误差，在正常的情形下且两类偏差均不是非常严重，我们认定整个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并接受后期数据分析的结果[45]。
本文建立一个反应港口网络属性的需求函数用以刻画港口的供需关系，然后提出投资人的投资准则，并基于两种投资人(港口企业和港口城市)的行为，分别建立投资均衡模型，再根据模型的数学特征研究在两种投资行为下的投资均衡问题。
3.4 角色知觉检验
将研究数据中两种情景下的角色扮演“政府方G”与“社会资本方P”分别用0、1变量表示，以“角色感知r”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方的角色感知与社会资本方的角色感知有显著的差别，两种情景角色知觉的均值分别为MG=5.089，MP=4.072，组间方差F=105.325 (p=0.00<0.01)，故在研究中被试对情景中角色的感知较好，进一步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4 数据处理与讨论
根据收集数据，对面子顾虑三个维度：自我面子顾虑s、他人面子顾虑o、相互面子顾虑m和政府方承诺升级（government）与社会资本方承诺升级（private）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相关性
平均值somGP sPearson 5.581.431**.485**.529**.319** 显著性0000 N149149149149149 oPearson 5.286.431**1.608**-0.159.566** 显著性000.0530 N149149149149149 mPearson 5.676.485**.608**10.028.365** 显著性000.7370 N149149149149149 GPearson 4.73.529**-0.1590.02810.011 显著性00.0530.7370.891 N149149149149149 PPearson 4.84.319**.566**.365**0.0111 显著性0000.891 N149149149149149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从表4中可看出，面子顾虑的三个维度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是相关的，三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进一步证实Oetzel等学者对面子顾虑的维度划分是较正确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对面子的需求较大。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的承诺升级程度分别为4.73和4.84接近5，说明被试或决策者在PPP项目决策中均有承诺升级的倾向。数据显示政府方（government）承诺升级与自我面子顾虑s的相关系数为ρGs=0.529（p<0.01），即政府方的承诺升级程度与自我面子顾虑呈显性正相关。虽然政府方承诺升级与他人面子顾虑相关系数ρGo=-0.159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方在为社会资本或项目考虑时会降低其在决策过程中的承诺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假设H4。社会资本方与面子顾虑的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在0.01的水平下均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的关系为ρPs=0.319<ρPm=0.365<ρPo=0.566，表明社会资本方在只考虑政府方的面子时会加重项目的承诺升级。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发现面子三个维度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交互项的显著性均大于0.05，故研究中只对自变量做主效应分析。由于ρGs=0.529>ρPs= 0.319，经过方差分析表明自我面子顾虑倾向对政府决策者承诺升级的影响更加显著(FGs=3.377，p=0.00<0.01)，(FPs=1.150，p=0.304>0.05)，即验证了假设H1。同时分别对比他人面子顾虑和相互面子顾虑与不同决策方的相关系数，得出具有他人面子顾虑或相互面子顾虑的社会资本方会更加倾向于承诺升级，即数据对假设H2、H3做出一定检验。为了更好检验研究假设和分析面子三个维度分别与决策者承诺升级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政府方（government）和社会资本（private）分别为因变量，以自我面子顾虑s、他人面子顾虑o、相互面子顾虑m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分别如表5和表6所示。
第二，起步阶段为集成大量全文资源，提供在线资源检索与全文获取服务，内容第一，形成资源优势与品牌效应。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各大服务商的主营业务。
峰9的准分子离子峰为m/z 515［M－H］-，与异绿原酸C一致，二级质谱显示主要碎片离子为353［M‐C9H6O3‐H］-、191［M‐C9H6O3‐C9H6O3‐H］-，且出峰时间优先于异绿原酸C，与文献报道［16］一致，故推断为异绿原酸A。
表5 系数a
模型非标准化系数标准系数t显著性共线性统计 B标准错误贝塔容许VIF 1（常量）0.3020.5910.5110.61 自我面子顾虑s0.7940.1050.5297.549011 2（常量）2.3030.5853.9350 自我面子顾虑s1.1010.1010.73310.9100.8141.229 他人面子顾虑o-0.7030.1-0.475-7.06600.8141.229
注：a 因变量：government
表6 系数a
模型非标准化系数标准系数t显著性共线性统计
B标准错误贝塔容许VIF 1（常量）0.9650.4692.0570.041 他人面子顾虑o0.7330.0880.5668.333011
注：a 因变量：private
表5，表6分别显示了政府和社会资本数据回归的模型系数。
调查中我们发现当把手卫生依从率进行科室间评比时,科主任和护士长为了使自己科室有较高的依从率,会主动强调和监督,并自主增加新的措施。这可能也是提高手卫生依从性的方法之一。有研究行为生态学理论模式认为行为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可逆的、可重复的过程。[6]所以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开展手卫生的相关工作,通过组合干预措施提高医护人员的手卫生依从性,从而保障医疗质量。
政府方的回归模型中表现96%的残差落在-2到2之间，故残差通过正态性检验；模型2中两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为-0.431小于0.5，说明前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是可取的；模型2的方差FG2=62.937（p=0.00<0.0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表5数据显示模型2中的所有变量和常数项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5，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较小，表明解释变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即综上得政府方承诺升级回归方程：
(1)社会资本方回归模型中表现96%的残差落在-2到2之间，故残差通过正态性检验；模型1的方差FP1=69.433（p=0.00<0.0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表6数据显示模型1中的所有变量和常数项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5，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1中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较小，表明解释变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即综上得社会资本方承诺升级回归方程：
(2)
式1表明了自我面子顾虑与政府方承诺升级呈正相关，即倾向于自我面子顾虑的政府决策者在做决策的过程中考虑己方的因素越多如：自尊、面子、舆论等，其出现的承诺升级越严重，这与前面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同，支持了假设H1；而当政府决策方多为他人或社会资本或组织团体考虑时，将会降低承诺升级发生的水平，支持了假设H4。式2表明他人面子顾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即社会资本在决策中若过多考虑政府方的面子或较在乎未来市场收益而忽视项目眼前利益，则其会加大承诺升级的程度，从而会造成项目更大损失。该结论也对假设H2做出了检验。
结合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数据，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决策过程中与自我面子顾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29和0.319均在0.01水平下具有显著意义，这表明了PPP项目中各主体对面子需求都较大。该结论符合儒家文化下中国人的面子观与自尊心。PPP项目是一个一体化的建设过程，合同复杂且期限长，在PPP项目决策过程中各主体会为自己的初始决策给予连续的辩解，以证明前期决策是正确的。他们由于面子和自尊的约束而不愿意向自己或他人承认先前的资源分配是不明智的，所以后期会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试图保留或挽回失去的面子。相比于社会资本方，政府地位特殊；政府方的“脸”代表了地方公众和国家的整体形象；且政府方往往会承担项目失败后更多的民众责备声；当公共项目失败或公众得不到应有的福利和满足感时，会造成政绩下降、社会满意度下降甚至是社会动荡，因此政府与自我面子的相关系数要大于社会资本与自我面子的相关系数，且在回归方程（1）中自我面子顾虑的回归系数为1.101，可知政府对面子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回归方程（1）和（2）中他人面子顾虑的系数分别为（-0.703，0.733）均不为0，说明他人面子顾虑对政府方和社会资本均具有影响，不同的是作用的方向和机制不同。在一般的社会组织中，合作双方均会给予对方尊重以达到公平友好的合作方式，故当决策双方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策略选择时，承诺升级的现象将会减少。而在本研究中结果显示当社会资本倾向于他人面子顾虑时会加重承诺升级行为，这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权力的压迫性和PPP项目公司中存在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也表明社会资本具有普遍的权力倾向的特点。在PPP项目中，政府方会同各社会资本签订PPP项目合同及其它相关合同。诸多合同将对各方的权力、责任、义务进行划分，但并不能明确对项目剩余控制权的界定，这导致了项目公司中政府滥用某些权力进行决策的非理性行为。对相互面子顾虑的考量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决策方式，在回归方程中均没有将其纳入到方程中（回归系数为0），数据表明相互面子顾虑对政府方或社会资本方的承诺升级的影响最小。当决策双方在自我面子顾虑与他人面子顾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时，处于该点下的决策选择既不会造成对方的损失也不会为自己带来面子或自尊上的困扰，此时的决策方式应属于较理性的策略选择。基于协同效应的影响，双方均会为实现双赢而客观的对项目实时状况做出合理的评价并及时向合作方提供可靠的数据以便做出理性决策。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面子理论对PPP项目中面子影响决策者承诺升级的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从决策者的人格特征出发，对决策者的面子顾虑做出了分析。参考Ting-Toomey等学者提出的面子顾虑的三个维度，以PPP项目中政府决策方和社会资本决策方为研究对象，并借鉴Oetzel等学者开发的面子顾虑量表，以中国学者为被试，通过情景角色模拟的实验方法对面子顾虑的三个维度与不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分析。通过处理定向收集的问卷数据，在正常误差允许的条件下得出较为显著的结论：具有自我面子顾虑人格特征倾向的政府决策方更加倾向于承诺升级；具有他人面子顾虑人格特征倾向的社会资本方更容易发生承诺升级；在具有相互面子顾虑的决策者中，社会资本比政府方更容易发生承诺升级；当决策者政府方较倾向于他人面子顾虑时，其可以降低承诺升级的水平，即前文四个假设均得到验证。
针对以上结论，分别为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提出降低承诺升级行为的实践建议：政府方应从项目整体利益考虑，站在中立的角度上，不以传统文化中的高地位、高权力、高面子为决策因素进行投资决策。从理性的角度对项目的损失、收益、绩效等做出合理的决策，以降低承诺升级的水平，保证项目高绩效、高质量、低损失的完成；对社会资本而言，不论其具有何种维度的面子顾虑，均应该实事求是，客观的依据实时数据对项目实时状况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努力与政府方合作，及时的向合作方提供可靠的数据以帮助整个组织进行理性决策。尤其是具有他人面子人格倾向的社会资本，其应在合法的基础上与政府平等合作，避免表现出权力和利益的倾向，不应该对政府权力产生畏惧或攀附的行为，更不能为了未来项目市场的利益而忽略眼前损失。这样社会资本可以较理性的做出决策，从而降低承诺升级的程度。
理论意义：第一，本研究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以国内学者为被试探讨传统文化的面子顾虑对PPP项目承诺升级的影响，研究健全了承诺升级的影响因素，为后续承诺升级因素的全面研究提供参考；第二，本文针对PPP项目的特点：政府全过程参与投融资等决策，认为面子顾虑对PPP项目决策者的影响程度比传统项目要更大。研究为中国PPP项目（公司）的行为管理提供一个较新的切入点。第三，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掘出了面子顾虑对政府和社会资本行为的作用机制，提高了对于PPP项目全过程参与者的行为重视。第四，中国发展的PPP模式正走向国际化，例如：“一带一路”的建设，在此过程中跨文化的研究是影响PPP项目成功的关键。本文研究的传统文化下的面子观为今后的跨文化的PPP项目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实践意义：首先，本文基于研究的结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降低承诺升级提供了理论建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践过程中承诺升级行为发生概率，从而节约了项目部分成本、降低了行为风险、促进了项目的成功。其次，PPP项目公司涉及多元文化的管理，各参与者均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项目公司应注重对组织文化的管理，从长期的合作角度建立思想统一的决策机制。最后，降低面子顾虑对行为的影响是提高项目组织协调合作和公平合作的关键。在项目管理决策中社会企业不用过多顾及政府方的面子顾虑，其可以提出更多的决策方案以供决策选择，不仅企业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为后续合作提供铺垫，同时政府方也能从策略中优中选优，充分利用PPP模式下社会企业的专业技能，保证项目更高绩效的实现，并做到共同进步。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由于对被试对象的要求较高，本研究的样本量略有不足；研究问卷采用西方学者开发的量表，对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者可能有不适性；经前人研究影响决策者的承诺升级的因素有很多，在问卷设置中不能穷尽或一一进行控制。
在后续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完善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例如，开发出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面子顾虑量表。其次可以从中西方文化差异出发，探索跨文化对决策者的承诺升级影响，并对承诺升级的各因素进行分类汇总以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和分析，以进一步健全PPP项目多利益主体承诺升级机理与控制，降低PPP项目承诺升级风险。
参考文献
[1] R·爱德华·弗里曼著; 王彦华,梁豪. 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 陈衍,杨超楠,王欣. 承诺升级现象及影响因素探讨[J]. 科技信息, 2012(7):366-366.
[3] Xiao-Su YE, Xu CM. Review and research on PPP pattern in China[M]//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tate.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4:559-571.
[4] 项保华. 面子工程与承诺升级[J]. 管理学家：实践版, 2012(10):110-111.
[5] Staw BM. Knee-Deep in the Big Muddy: A study of escalating commitment to a chosen course of ac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6[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Performance, 2010, 16(1):27-44.
[6] Schaumberg RL, Wiltermuth SS. Desire for a positive moral self-regard exacerbate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initiatives with prosocial aim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4, 123(2):110-123.
[7] Ku G. Learning to de-escalate: The effects of regret i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8, 105(2):221-232.
[8] Heath C. Escalation and de-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response to sunk costs: The role of budgeting in mental account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 ion Processes, 1995, 62(1): 38-54.
[9] Hsieh KY, Tsai W, Chen M. If they can do it, why not us? Competitors as reference points for justifying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58(1):38-58.
[10] 孙丽君,徐建蓉. 决策者人格特征对承诺升级的影响研究[J]. 商业研究, 2006(23):47-51.
[11] Sleesman DJ, Conlon DE, Mcnamara G, et al. Cleaning up the big muddy: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determinants of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3):541 -562.
[12] Drummond H.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 when to stay the cours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4, 28(4):430-446.
[13] Chulkov DV, Desai M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MIS projects: A meta-analysi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Systems, 2009, 13(2):29-38.
[14] Khan S, Khouja M, Kumar R. Explaining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ves- tments[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 ion Systerm(ICIS), 2014.
[15] Park KJ, Berente N. Institutionalization, embedded rationality, and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IT projects[J].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12:4924- 4933.
[16] Roetzel P. The impact of creativity and information load 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C]//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5.
[17] Braxton CC, Robinson CN, Awad S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the surgical ICU[J].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7, 45(4):e433.
[18] Keil M, Tan BCY, Wei KK, et al. A cross-cultural study 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behavior in software projects[J]. Mis Quarterly, 2000, 24(2): 299-325.
[19] Gomez C, Sanehez JI. Cultural boundaries of self -justification and prospect theories i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A US-Mexico comparison. The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3, 24(13):2646 - 2656.
[20] Salter SB, Sharp DJ, Chen 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e 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2013, 29(1):161-169.
[21] Tse DK, Lee K, Vertinsky I, et al. Does culture matter?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executives' choice, decisiveness, and risk adjustment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8, 52(4):81-95.
[22] 王轶楠,杨中芳. 中西方面子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 2005, 28(2):398-401.
[23] 王萍,张茜. 面子对家族企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以上下级关系为中介[J]. 人类工效学, 2016, 22(4):18-22.
[24] 陈炳,高猛. “面子”文化与管理之道——中国式管理的文化生态学视角[J]. 管理学报, 2010, 7(6):797-803.
[25] 陈昊,李文立,陈立荣. 组织控制与信息安全制度遵守:面子倾向的调节效应[J]. 管理科学, 2016, 29(3):1-12.
[26] Ting-Toomey S. “The matrix of face: an updated face- negotiation theory”, in Gudykunst, W.B. (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Thousand Oaks, CA, pp. 2005:71-92.
[27] Oetzel J, Garcia AJ, Ting‐Toomey S.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ce concerns and facework behaviors in perceived conflict situ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8, 19(4):382-403.
[28] Goffman E.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J].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 Biological Processes, 2003, 18(3):213.
[29] 刘继富. “面子”定义探新[J].社会心理科学, 2008(5):30- 35.
[30] Ting-Toomey S, Kurogi A. Facework competence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an updated face- negotiation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8, 22(2):187–225.
[31] 金耀基. “面”、“耻 ”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M]/ / 翟学伟.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48－64．
[32] Hwang KK. Moral face and social face: contingent self- esteem in confucian socie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6, 41(4):276–281.
[33] Hwang KK. Face and morality in confucian Society [M]//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Springer New York, 2012:265-295.
[34] Zhang Q, Tingtoomey S, Oetzel JG, et al. The emotional side of forgiveness: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anger and compassion and face threat in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5, 8(4):311-329.
[35] Randall G. Rogan, Mitchell R. Hammer.Crisis negoti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facework in naturalistic conflict discourse[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4, 22(3): 216-231.
[36] Ting-Toomey S. Intercultural conflict styles: A face- negotiation theory[J].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1988.
[37] Fletcher CV, Nakazawa M, Chen YW, et al. Establishing cross-cultural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scales associated with face-negotiation theory: A critical issue i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4, 7(2): 148-169.
[38] Kim MS, Lee H, Kim ID, et al. A test of a cultural model of conflict styles[J].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 2004, volume 14(2):197-222(26).
[39] 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J].决策与信息, 2005(10):34-35.
[40] Salter SB, Sharp DJ. Agency effects and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do small national culture differences mat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2001, 36(1):33-45.
[41] Ting H. The effects of goal distance and value i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J]. Current Psychology, 2011, 30(1):93- 104.
[42] Schultze T, Pfeiffer F, Schulzhardt S. Bi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escalation paradigm: information search and information evaluation as potential mediators of escalating commit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97(1):16-32.
[43] Keil M, Truex DP, Mixon R. The effects of sunk cost and project completion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ject escal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02, 42(4):372-381.
[44] 牛凯,张青. 耻辱与道德下限的关系及其差异化处理[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21-22.
[45] 罗胜强. 管理学问卷调查研究方法[M].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206-207.
Impact of face concerns on stakeholder’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PPP project: Base o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LIU Ji-cai, LIU Jia-qi, ZHOU Yi-n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of the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roject, different behavioral factors affect various decision makers to a different degre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stakeholder’ characteristic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of decision makers' behavio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c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face concerns on stakeholder’s commitment, and the results will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PPP project.
As a dimension of face-study, face concernnot only reflects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decision-makers but also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affect the behavior choices of decision makers. Meanwhile, in the PPP project, the government can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financ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tc. Therefore, the research will analyze the mechanism that face affects the government’s and private’s commit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PP project. Accordingly, fromthree dimensions of face concern (self-face concern, other-face concern, mutual-face concern) of main stakeholders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s)in PPP proje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that face concern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affects stakeholder’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PPP project. Based on the scale developed by Oetzel etc., the paper conducted a scenario simulation experiment with subjects having a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experiment collected 149 valid samples and analyzed using SPSS 22.0. The samples mainly includethe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variance, linear regression.Final results illustrated that government decision-makers with self-face concern tend to be mor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Private sectors with other face concerns will be more easily to escalate commitment. In the scenario of mutual-face concern, private’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s more likely to form in comparison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level of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will be reduced when the government is more inclined to other-face concerns.
从16S rDNA构建的系统发育树可见(图1)，HS_01和HS_02与S．salivarius ATCC 7073分在同一个簇中。而S．salivarius在这些链球菌中，与嗜热链球菌的亲缘关系最接近。BLAST序列比对结果显示，HS_01与 S．salivarius ATCC 7073(Genbank:AY188352)序列的同源性为100%，HS_02与S．salivarius ATCC 7073同源性为99%，最终可鉴定以上两个临床株均为S．salivariu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the escalation of the commit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to ensure high performance, high quality, and low los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other-face concerns, which mean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based on the irrational factors such as high ground, high power, and high face. The private sector should avoid the tendency and imbalance of the face concern, especially avoid other-face concerns.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the private sector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law, and should not operate based on power and interest.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decision-makers for their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PPP project in China.
结果发现，实验组糖尿病患者检验后的临床总准确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Key words：Face concern; Stakeholder; PPP project;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中文编辑：杜 健；英文编辑：Charlie C. Chen
收稿日期：2017-03-22
修回日期：2017-08-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71571149）
作者简介：刘继才（1976—），男，湖北汉川人；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项目融资（PPP）。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62(2019)04-0167-009
DOI：10.13587/j.cnki.jieem.2019.04.020
标签：面子论文; 顾虑论文; 项目论文; 政府论文; 决策者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管理组织学论文; 《管理工程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71571149)论文;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