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是筑家之学，要为人建造安身立命之所，中西哲学概莫能外。西方哲学通过追溯因果必然性，将人维系在超越现实世界的第一因上，从而使人摆脱了偶然性的侵扰，获得一种稳定的居家感。中国哲学则放弃了对于超越世界的追寻，而专注于现实世界，通过自我与世界万物的比类相推，从而建立起一张普遍的关联之网，将人贞定于其中。西方哲学的因果思维是一种向上纵向超越的思维，它追求自我对现世界的超越，这种思维容易导致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人神争位。中国哲学的比类思维不仅专注于现实世界，放弃了对于第一因的追求，而且面向他者，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关联性，注重自我对于他者责任的承担，因而中国哲学是世间性的，它追求的不是自我的超越，而是对自我的超越。
关键词：哲学;思维方式;因果;比类
哲学以理论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思维方式本身就构成了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不同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要想深入把握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就必须深入分析中西哲学思维方式。虽然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此也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但要么成了纯粹的逻辑研究，要么失之于宏观，不能使读者从哲学上精确把握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乃至中西哲学的差异。本文拟从因果与比类这两种具体的思维方式入手，来分析中西哲学思维及其所导致的中西哲学整体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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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筑家之学
哲学思维方式一定与哲学有关。哲学是安身立命之学，是筑家之学。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生存的东西”，“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1]590-591虽然海德格尔这一说法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但却精辟地概括了哲学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哲学要关心人，要关心人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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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发轫阶段的哲学家主要是自然哲学家，他们将目光聚焦于自然界，追究事物的本性，推求世间万物乃至整个宇宙如何产生出来。这种学问，虽然能够帮助人改善物质生活，生存繁衍，但是不能够帮助人作为“人”在世界中挺立起来，不能为人建立起精神家园。因此，这种学问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判。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应对人之为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认识你自己”，“他时常就一些关于人类的问题作一些辩论，考究什么事是虔敬的，什么事是不虔敬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精神健全的，什么是精神不健全的；什么是坚忍，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统治人民的政府，以及善于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具有什么品格；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他认为凡精通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有价值配受尊重的人，至于那些不懂这些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2]5。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哲学要关注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要反思人生，未经反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从而将人们的目光由自然世界扭向人类自身，人们不再寻找自然界中的家园，而是要建构起精神上的家园。后来，柏拉图所建立起来的理想国，同样也是精神上的，因为它是理念上的，是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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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比类思维反映了中国人对现实的重视，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西方人所追求的那种超越世界缺乏兴趣，中国人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世间性的。超越世界的缺乏导致中国哲学并不去追根溯源所谓的“第一因”，从而为人生寻找超越的意义之源、生命之根，而是以比类的方式编织起一张庞大的联系之网，从而将人贞定于现实世界之中。因为比类之“类”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种属概念，而是一种泛化的类似性，我们只要能在两个事物之间找到某种类似性，我们就可以将其加以类比，加以类推，所以，在这种泛化的比类思维方式的作用之下，一切都可以关联起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天下一家，万物一体”，所有事物都能够互相关联起来，形成紧密的关联，从而达到民胞物与的亲密关系，从而将世界变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之网，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纽结，通过互相拉扯的经线纬线，使得自己稳定下来，确定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我是谁”的问题，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的，正是通过妻子儿女、亲朋好友，才解决了我的社会身份问题。
从中西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虽然哲学所筑之“家”在不断地翻新重建之中，但家园梦从来没有被放弃过，为人类筑家构成了哲学的永恒梦想。
在中国历史上，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最广泛深远影响的，当数儒家，因此，如果我们说比类是中国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要对儒家的比类思维进行分析。比类作为重要的制卦方法在《周易》中已被广泛使用，而孔子又深爱《周易》，坊间有“晚而好《易》，韦编三绝”之美谈，因此，孔子对比类当了然于胸，使用起来也自是得心应手。譬如他以“绘事后素”来比类礼与仁之间的关系，以河流的奔腾不息来比类生命的健强等。亚圣孟子使用比类也是游刃有余，如他以杞柳制作杯棬、河水下流来比类人性之善，以眼耳鼻口之好美色美味来比类心好仁义，以牛山之木来比类善性的或存或毁等。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比类还不在于外在的形式，更在于内在的实质，儒家正是通过《周易》“近取诸身”这种比类方式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儒家从个人的“不忍之心”或者说“仁心善性”来类推世间万物莫不有“仁”，我们不仅要做到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2]16，而且还要爱物，从而做到仁者无不爱。这种比类的方式到了董仲舒更是达到了一个极端，“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喜怒哀乐，神气之类也”[13]354-355，以自然世界来比附人类的身体、人类社会等，从而提出国家社会治理之道。
二、因果：西方的必然性之根
牟复礼说，“西方对因果性的偏好”[5]23；汪德迈则说，与中国亲属关系形象的关联模式不同，“在西方思想中，则是因果律范畴”[6]78。可见，重视因果确实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要思维模式。哲学的目标就是要为人类筑家，西方的因果性思维同样服务于这一目标。
让世界停下来，殊非易事。世界是自然的，自然的世界乃是自由的世界，因为自然乃是自然而然、自己而然，“凡一切‘自然’皆‘天然—天放’，皆‘自由’”[8]96。自然世界对于人来说，乃是一个混沌未分的世界，自然不可“解”，人对它茫然无知，自然被偶然性所充塞，一切皆为偶然、皆为未知。因此，在自然世界当中，人就像被海浪冲击的木头，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无处落脚，无处生根，“‘人’因‘现象—世界’之‘大’而感到‘无以为家’，‘大’使得‘人’‘漂浮’起来”。[8]100然而问题在于，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不像动物一样，被外部世界牵着鼻子走，而是要让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让混沌一片、看似杂乱无章的世界变得井然有序起来，要赋予这个世界以秩序，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人为世界立法”。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发展变化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那么，这个看似变化不定的世界实际上就充满着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于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7]5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所惊异的是自然万物无法被纳入一个统一的认知框架中，世界当中的一切动荡起伏，波谲云诡，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世界变动不居，一切皆为偶然，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将何以为家？对此，人们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试图让变动不居的世界停下来，为自己寻找一块坚实稳定的地基，从而让自己获得一种居家之感。
中国哲学的关联之网是通过比类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比”具有比配、比拟、比照之意，《论语·述而》中说，“述而不作，窃比于我老彭”，《战国策·齐策四》中说，“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皆是此意。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对象之间进行比配、比拟、比照，是因为他们之间具有类似性，所以“比”又有类的含义，《玉部·比篇》中就说，“比，类也”。正是因为不同的事物可以归属同一类，具有类似性，所以，我们能够比类相推。《礼记·学记》中说，“古之学者，比物醜类”，就是讲古代学者以同类事物相互打比方，进行类推，道出了中国哲学思维的秘密。《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而其所采取的主要思维方式就是比类，“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9]291。《周易》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比类就成了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墨子提出“以类取，以类予”[10]415，荀子提出了“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11]423，对于比类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广泛加以使用。虽然道家着重讲天道，但是，要求人们“道法自然”，因此，这就免不了在天人之间进行比类相推。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不仅哲学，而且文学、艺术、医学等都广泛地使用了比类方法，比类已经广泛地渗透于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之中。
西方哲学讲必然性之序，就是要解决混沌的问题。虽然中西哲学都有关于混沌的论述，但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野。在西方的《神谱》当中，混沌是最早出现的神灵，然后分化出大地之神、幽暗之神、爱神以及其他诸神。神谱编织了一条由混沌分化出世间万物的清晰谱系，一切都能在混沌中找到最初的根源。《圣经》当中说，起初大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为了使世界变得清晰起来，创造了光和世间万物。因而，西方的两希传统都认为混沌可解，混沌可以合乎因果必然性之序。在中国，庄子也曾讲到混沌，不过他反对混沌可解，否则就会导致混沌之死的悲惨结局。庄子的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拒绝将世间万物抽象化，捍卫世界的实体化。中国哲学不承认现实世界为虚为幻，认其为真为诚，中国人并不希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追求与其和谐相处。因此，中国哲学不追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是置身于现实世界当中，寻求与他者之间的普遍关联，从而通过编织关联之网来稳定自身。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4]334，就明确地强调了世界万物之间的内在勾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种关联之网，确定了自己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位置并存身立足。
西方哲学通过因果必然性，通过追求第一因，人实现了向上提升、向上超越，使得人能够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来俯视、观察、征服、改造这个现实世界，从而建造起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人类家园。
三、比类：中国的关联之网
正是因为西方哲学将人挂搭在“第一因”或“一”上，所以，西方哲学始终在寻找这个“一”，这也就导致西方哲学迷恋本体论，一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成了本体论的发展史。“一”不是世间性的。现实世界当中的一切是多，多意味着变化，意味着无常，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虚幻不实。因此，作为“第一因”的“一”必须超越一切发展变化而成为“不生不灭”的永恒“大一”，只有这样它才能生灭万物而不为万物所生灭。为了实现这一点，西方哲学始终在追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因此，西方哲学不是将人类的生命奠基于现实世界之中，而要挂搭在超越现实世界的形上本体之中。大一、本体实际上是高度神化的，能制世间万物而又不被世间万物所制。柏拉图讲理念来源于神、亚里士多德说至善就是神，这都是对于本体神化的一种肯定。因果必然性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辩证转化的。因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层级序列，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就像由一个源头而分化出无数支流，而所有的支流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源头。这唯一的源头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之根，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再迷失在偶然性的汪洋大海中。
午夜，我停在路边，没有熄灯。不一会儿，女人应着昏暗的粉色霓虹从楼梯上走下来，深深的乳沟外裹着的是一件纯色的齐臀连衣裙，大红色的唇膏，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睛，还有深色的眼影，这一切，却遮不住眼角的岁月。肌肉略显松弛的手臂拉开了车门，塞满衣物与玩具的大饺子包被安稳地放在后座，她坐下，关上了车门，动作很轻。
对于西方哲学来说，这个章法、这个秩序就是因果之序。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乃是一个结果，结果必有其原因，如果我们把握了“因”，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握了“果”。因此，我们要想让世界停下来，让世界整洁有序起来，那么，我们就必须让世界合乎因果必然性，并掌握因果必然性。哲学家之为智者，就在于追问原因、“知其原因”，“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7]3。亚里士多德讲“四因说”，就是要把世界的运行发展归结到某些原因上去。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讲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既会讲一果多因，也会讲一因多果，我们也会讲因果之间的相互转化，但这都不能算作哲学。哲学与一般学问之间的差别在于：哲学要追寻终极的原因——“第一因”，现实世界当中的一切都必须要在“第一因”当中找到自身产生的终极根据，这就是所谓的“摄多归一”，也就是所谓的本体论。不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神，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抑或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都是“一”，一切事物都必须皈依于“一”，方能够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根基。
步骤3：计算各洪水场次的评价指标：纳什效率系数(NSE)、洪峰误差百分比以及洪峰出现的时差，如果符合精度要求则结束，如果不符合要求则根据原始值与预测值得到新的误差序列再一次建立ARIMA模型来对误差进行修正；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更加重视人的生命，中国哲学乃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说，中国哲学家“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3]6。牟宗三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共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现代的傅伟勋、成中英、杜维明等，都有类似表述。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西方哲学开始时候的思想家主要是自然哲学家，关注的是自然界，直到苏格拉底，才开始关注人的问题；而中国哲学开始时候的思想家大多是政治家，对政治投入了高度的热情，希望成为王师、民师。政治与人密切相关，他们必然会高度关注人以及人安身立命的问题。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儒墨两家着重讲人道，道家着重讲天道，但最终都要落脚到人上。儒家强调仁爱，重视道德修养，追求成人之道，本身就是要为人筑家，建造安身立命之所。墨家对儒家的天命论提出严厉的批评，高度重视人力的作用。虽然道家着重讲天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家不讲人道，而是认为人道是对天道的仿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63，我们掌握了天道，也就掌握了人道，人就在天道当中安身立命。
四、纵与横：中西哲学的不同路向
正如卡西尔所言，人始终构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14]3。中西哲学都围绕着人而展开，都希望为人筑家，从而帮助人稳定下来，摆脱偶然性的侵扰。不过中西哲学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西方哲学自从自然哲学阶段开始，就走上了追根溯源、刨根究底式的道路，试图摄多归一，将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归结为永恒不动、不生不灭的大一，不论是自然哲学阶段的本原、基质，还是古希腊及其之后时代的各种“大一”，都是如此。不过，当西方哲学不再追问本原基质而追问本体的时候，西方的哲学就开始真正走上了一条抽象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哲学就真正地走向了理论化、理念化、超越化，哲学开始超越现实世界而走向抽象的理念世界。这是条向上的路，人类要不断地超越现实，超越相对的因果关系而走向终极的第一因或者大一。因此，在西方哲学中，人被一条粗大的因果关系绳索悬挂在第一因上，人要努力地向上攀爬，摆脱现实世界的纠缠。这种哲学是彻上彻下式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上天入地之学。要么向上超越，要么向下堕落，要么成神，要么成鬼。当然，对人来说，都希望向上，因此，西方哲学所追求的不是对自我的超越，而是自我对现实世界的超越。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西方人的反应反映了西方哲学的向往，“在事件发生的一瞬间，直接的反应是大松一口气，人类总算‘朝着摆脱地球对人的束缚迈出了第一步’”，“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15]1。
西方哲学的纵向超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按照因果性思维，第一因必须要超越现实世界，第一因只是纯粹的原因，不是任何原因的结果，如果它属于现实世界，那么，它就要与其它事物互为因果。既然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不能成为第一因，那么，现实当中的一切都不是“自因”，缺乏自性，它们变动不居，虚幻不实。因此，西方哲学始终存在着否定现实世界的倾向，正是因为现实世界缺乏真实性，所以它沦为科学技术征服改造的对象。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宰感，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成了世界的主人，另一方面也导致人类的狂妄自大，将自己变成上帝，从而导致人神争位，而这也就是纵向超越引发的第二个问题。
电动机驱动永磁转子以恒定转速nx(单位为r/min)相对于定子绕组顺时针旋转，与定子绕组之间产生相对运动。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定子绕组中会产生感应电动势e，其瞬时值为：
中国人将眼光紧紧盯在现实世界，对于超越世界缺乏热情，这导致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太发达。孔子“不语怪、力、乱、神”[16]72，庄子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7]74，儒道两家都对超越世界进行了悬置。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并未盲目采纳佛教离家出世的思想，认为一切否认现实世界而希求佛法的做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强调真如世界就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从而把佛教与中国人的现实情怀结合起来[18]72。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即使讲超越世界，那也不过是现实世界的翻版，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可以比类相推。就像中国的民间信仰，人死之后，锅碗瓢盆、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能缺少，因此，人死不是离世，而是搬家。对于中国人来说，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存在根本的差别，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我们把握占有了前者就了解拥有了后者，我们更应该关注前者，虽然我们不害怕出生入死，但我们更应该重视生和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做到安土重迁，因此中国人乐生，将生活于现实世界看作乐，不像西方人将现实看作束缚，将生存看作苦。
中国人关注现实，因此，中国人不将根基寄托于外在的超越世界，而是将其放在现实世界之中。现实世界是天地之间的世界，因此，中国人不像西方人，追求上天入地，成神成鬼，而是立足于天地之间，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中国的哲学可以看作顶天立地之学。顶天立地本身就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肯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肯定现实世界也就是肯定自然世界。在西方，自然世界是一个荒野，需要人类加以征服改造，需要人类为其立法。在中国古代，自然世界是一个好的世界，自然不仅是实然，也是应然，是人们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既然自然是好的，那么自然本身就有序，自然是“自因”——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然不需要所谓的“第一因”。因此，自然不是抽象的形式，而是鲜活的生命有机体，自然生生不息。自然世界作为生命有机体，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当中，每一个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独特功能和作用，都具有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人类应该对它们充满敬畏之心，应该守护自然的本性，而不能随意地征服改造自然。既然人也是这个自然世界当中的一员，那么，人在自然这个整体当中也有属于自己的特殊位置，所以每个人也同样承担着自己特定的功能和作用。不过，人虽然是自然万物当中的一员，但人并非其中普通的一员，人摆脱了动物依靠本能而生活的模式，能够“与天地参”，“参赞天地之化育”。“参赞”包含了“远取诸物”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以自然万物来比类人类自身。自然万物都承担着特定的功能与作用，那么人类同样要承担特定的功能和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运行发展，也即自己要承担起对世界运行发展的责任，要“仁以为己任”。“近取诸身”，也就是要从自身出发来比类世间万物。人一生下来，就有孝悌恻隐之心，就知道爱亲敬长，我们要推扩这种仁爱之心，从而建立起一个仁爱的世界，做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在这种交互往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将人牢牢地贞定在现实世界之中，从而为人建立起稳固的现实根基。正因如此，中国人不需要眼睛向上看，追求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而是要紧紧盯住这个现实世界，关注在我周边的人和物，从而突破自我，走向他者，维护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因此，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不是自我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对于自我的超越，是一种横向的超越，从而使得中西哲学呈现出纵横不同的发展路向，而这种不同的路向也导致中西哲学最终呈现出不同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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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ityandAnalogy: Different Thinking Styles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WU Xian-w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Abstract：Philosophy is the science of building a home,a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in peace.Western philosophy traces the causal necessity and maintains the human beings in the first cause of transcending the real world,thus freeing people from accidental intrusion and obtaining a stable sense of home.Chinese philosophy has abandoned the pursuit of transcending the world,and focused on the real world.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self and the world,it has established a universal network of associations.The causal think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is an upward and vertical transcendent thinking,pursu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self to the present world,which tends to the denial of the real world and the disappointment of human's fight with God.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s analogism based on the real world,giving up the pursuit of the first cause,but facing the other,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Therefore,Chinese philosophy is secular,which does not pursuit to transcend the real world but to transcend the self.
Keywords：philosophy;thinking style;causality;analogy
中图分类号：B80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9)01-0031-06
收稿日期：2018-1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他者伦理研究”(14BZX1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先伍(1971- )，男，安徽枞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引文格式：吴先伍.因果与比类——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1)：31-36.
(责任编辑 蒋成德)
标签：哲学论文; 世界论文; 现实论文; 中国论文; 自然论文; 宗教论文; 世界哲学论文;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他者伦理研究”(14BZX123)阶段性成果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